主题：【代发贴】龙眼之毛泽东学苦手研究系列-引言 -- 侧翼

这里是侧翼自己擅自添加的一段话，就当作迟来的序言吧：富田事件，距今远矣，当事人皆不在，后人探讨的史料很多出自于网络。而网络历史资料，难免有的真实详尽，有的又不实不详；反过来，如果不采用这些资料，后人又没有更多的材料可供探讨。因此，非常遗憾，很多历史过程实际上是无法被后人所知了。但大家知道的是，那是一个前无古人的开创性的革命历程，没有经验可以遵循，党内斗争非常复杂。后人怎样看待党内斗争，特别是革命前期的某些党内矛盾、党的领导，其实并不能用来判断是非对错，因为我们不能要求前人一点错误都不犯，而且我们也可能永远没有实际和详尽的资料可供于判断。我们关心的是革命的实际意义：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同时，我们也关注革命的过程：那是一个艰苦卓绝的过程，为民众谋福利的革命者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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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历史上最早被人诟病的一件事就是富田事变，关于富田事变的详细内容，因为这里篇幅有限，历史又浩如烟海，所以建议大家到网上先自己搜索了解一下，可以先看比较中性的简单介绍，比如维基百科，百度百科，然后再看右派网利用此事反对毛的三、四个版本的文章，再看左派网为毛辩诬反驳的两、三个版本的文章，最后再来看龙眼的分析文章，就比较系统了。但即便是比较中性而简洁的维基百科，在介绍富田事变时，也有不少似是而非，支离破碎，甚至混淆不堪的内容。维基百科是这么介绍富田事变的：

1930年下半年，中国共产党在内部发动反AB团的肃反运动，大量杀害党内工作人员。当年11月1日，由于国民革命军对中央苏区展开第一次围剿，苏区军事领导人毛泽东、朱德等率红一方面军赴前线作战，而将对江西苏维埃政府驻地富田的肃反工作于12月委托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主持。12月5日，在李韶九的指示下，大批红二十军领导被捕，12月8日，毛泽东、朱德等又派古柏前来协助肃反工作。在数天之内，红二十军和富田当地苏区特委、行动委员会即有120余人被捕，17人被处决。12月12日上午，红二十军第174团1营在团长刘敌率领下发动兵变，逮捕军长刘铁超，释放被捕的政治部主任谢汉昌。下午，红二十军攻占富田县城，释放所有被捕人员，将包括李韶九在内的中共当地政府人员全部逮捕，仅古柏和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逃走。12月13日，红二十军在谢汉昌、刘敌率领下渡过赣江，宣布脱离红一方面军，12月15日，原被捕的中共江西省委领导段良弼、李伯芳等人宣布自行成立省委，并指责肃反是毛泽东的密谋，致信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等人，要求他们立即逮捕毛泽东。红二十军还派段良弼前往上海，希望能获得当时中共实际最高领导人李立三的认可，但段在上海失踪。12月17日，彭德怀率红三军团前往平叛，12月20日，红二十军派人向彭德怀送去一封据称是毛泽东所写的密信，信中毛指示古柏对朱德、彭德怀等进行诬陷。12月21日，彭判断此信系伪造，率红三军团发表声明，支持毛泽东，不久朱德等也加入声明。后陈毅前往红二十军驻地永新进行调解，红二十军释放了李韶九等人。1931年1月15日，中共苏区中央局正式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项英、任弼时、朱德等组成，周恩来为书记，项英任代理书记，实际掌握权力。项英将富田事变定性为内部斗争，“责成曾炳春同志亲自到河西永新苏区去把二十军带过河东来，并随带中央局的指示，通知赣西南特委负责人和参加富田事变的领导人过江来苏区中央局开会”。将段良弼、李白芳、谢汉昌、刘敌等人开除党籍，其余人员免予追究。但是，时王明已夺取了中共领导权，由于红二十军的领导均表示支持失势的李立三，因而在3月28日，王明派出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三人前往中央苏区，宣布富田事变是“反革命暴动”。4月17日，主张同红二十军谈判的项英被解除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毛泽东代之，不久毛泽东又成为中共中央军委负责人，成为当时红军最高领导人。4月18日，红二十军兵变领导人在前来参加原定的谈判时被全部逮捕，不久即被全部处决。7月，红二十军被调至江西南部平头寨，被彭德怀和林彪率部包围缴械，包括军长肖大鹏、政委曾炳春在内的700余名副排长以上领导被全部处决，仅谢象晃和刘守英两人逃脱。红二十军番号被取消，残部并入红七军。在富田事变之后，各地的反AB团运动被推上了新的高度，共有7万多人先后被杀。由于镇压富田事变的直接负责人是毛泽东，因此该事变长期被定性为“反革命暴动”。直到1980年，在蕭克等原红军将领的呼吁下，中共领导人胡耀邦才指示要重新调查富田事变。目前，中国共产党承认当年的反AB团运动中绝大多数被处决者是无辜的受害者，所谓的AB团并不存在，王明应对此运动负主要责任，但是并未直接对富田事变加以平反。1956年9月10日，毛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谈及江西苏区肃AB团运动说：「肃反时我犯了错误，第一次肃反肃错了人。

维基的介绍，在第一句话中就有问题，首先的问题是：中共的哪些人，在什么时间，开始发现AB团的问题，并要求江西中共整肃的？在共识网里有个叫‘老衲’的网友罗列了一个详细的关于AB团肃反的时间表，明确指出：1928年8月28日，六届中共中央发出《中央致江西省委信》，指示江西党“应提出反豪绅——AB团——阶级政权的口号”。主要负责人是周恩来、李立三、项英等。

就是说对AB团肃反的口号，不是毛泽东的发明创造，以用来专门消灭党内毛的对立面。而是中共中央在1928年8月提出的。当时的毛刚把朱德他们的残兵败将从湖南接回来，正在保卫井冈山呢。所谓AB团的性质，在铁血网里有一篇cr361的文章《如何看待“反AB团”？》讲得比较靠谱：在“四一二”前，“AB团”是江西省国民党右派的“家”。 “四一二”后，江西省国民党右派有个更大的“家”——南京国民党中央了，就依靠南京势力，将“家”安在江西省国民党党部，名字换为党务指导委员会了。国共合作，反共不合法时叫“AB团”；国共分裂，反共合法了就直接用江西省国民党党务指导委员会这个名字了。后来所谓的“反AB团”，就是反江西省国民党右派的渗透。

这样的介绍就比较能说通为什么会前前后后审出那么多的AB团分子。AB团作为小团体的严密组织而言，能浸透到江西中共党政军的人数寥寥无几，但作为立场不坚定，思想不那么纯洁，同情富农、地主甚至国民党的，与江西国民党右派有关系的人，应该是有不少人的。而江西最先开始响应中共中央号召，对AB团进行调查整肃的也不是毛泽东，而恰恰是被很多毛黑称为毛的对立面的李文林。当然也包括毛信任的曾山和刘士奇。

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为了督促防范和镇压AB团，曾经在1929年的3月，8月，11月连续催促江西省委肃清AB团，但据说当时中共特科已经知道“国民党方面没有AB团这个特务组织”的情报，所以这里的AB团应该是指与AB团性质类似的，在江西的国民党右派分子及其与之有联系的中共内部人员。1930年4月，六届中共中央发出《中央给江西省委的指示信》，指示“须抓紧反机会主义、改组派、AB团的斗争”。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李立三、项英等。为此，六届中共中央派出巡视员刘作抚来江西，专门督促江西党抓紧反富农、肃反AB团工作。刘作抚鉴于赣西南在特委书记刘士奇等的领导下反富农、肃AB团不力，亲临赣西南特委下属的几个特委，督促掀起反富农、肃AB团的热潮，破获了不少AB团，并有七八百AB团自首。可见这时中共中央对AB团的理解已经早就不是那个最初的，由段锡朋创立的那个小组织了。

在1930年的5月到10月之间，在中共中央的多次严令督促下，赣西南特委就已经开始肃清AB团了，当时毛泽东根本就没参与，参与此事的领导人是刘士奇、曾山和李文林。在网上反毛的人攻击说刘士奇和曾山本就是毛派去赣西南特委掺沙子的，都是毛的部下，刘士奇还是毛的连襟，言外之意就是毛派他俩借刀杀人。但挺毛的网友指出李文林在当时肃反AB团时最卖力，还指责刘士奇、曾山等“只有政治口号，不用组织手段推动”。中央巡视员和李文林掌控的“西路行委” 在6月25日，颁发《反改组派AB团宣传大纲》。以“广州经验”为标本，号召“实行赤色清乡”“赤色恐怖”以“肃清红旗下的奸细”。命令各级组织：如发现群众中有动摇表现不好的份子，应捉拿交苏（维埃）政府究办，凡出来生疏的经过赤色区域必须严格检查，如有嫌疑应即拘捕交苏维埃政府，赤色区域内的民众流通应持所属苏维埃通行条子。“现在各级苏维埃应加紧肃清反革命的工作，捕杀豪绅地主反动富农份子以示警戒，但是杀人要有反动事实可证，严禁误杀”。最后刘士奇被李文林以肃反不力给赶跑了。另外，刘士奇与毛泽东是连襟不假，但毛泽东却未必会因此和他在个人方面必然亲近，因为据说刘士奇是从毛的小弟毛泽覃那里把贺子珍的妹妹追到手的，等于把毛的小弟一脚蹬掉当了毛的连襟，这样的连襟也不是什么光彩。

在富田事变前的几个月里还发生了几件与之相关的重大事件，一个是此前毛泽东和朱德的核心根据地-井冈山被国军占领，朱毛红军失去依托，在江西各地辗转运动。不久中原大战爆发，国军回撤，江西各地的红军和地方组织借机蓬勃发展，几次攻打吉安等地，直到10月攻克吉安，使赣西南广大红色区域连成一片,也使当地土籍为班底的武装力量得以迅猛发展，组成了红二十军、红六军（后为红三军）。

但同时，毛泽东早期在井冈山时期的骨干连续被杀。1930年2月20到24日（具体时间有争议），毛最得力的助手-宛希先被湘赣边区的土籍干部王怀等人先囚后杀。几乎在同时，1930年2月23日，井冈山客家人的领袖，也是毛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两个重要支柱-王佐和袁文才，以及手下骨干四十人被湘赣边区的土籍干部王怀、龙超清等人骗杀，井冈山反水，成为反共白区。

1930年１０月初，毛的第一爱将，红二十军的前军长伍中豪去调集赣西南各县独立团，结果在途经安福县城时，突遭反共靖卫团袭击，伍中豪被杀，加上此前损失的张子清、何挺颖，毛从秋收起义到井冈山的几个骨干爱将相继失去，毛从此只好利用其他各个山头的力量来干革命了。而伍中豪的被杀，据传是有人向反共靖卫团通风报信所致。

关于李韶九，在１９３０年８月以前，龙眼找不到毛泽东与之共事的任何记录，说明二人此前没有交往，因此就更谈不上李是毛的亲信（到８月以前）。两人唯一的共同点就是都是湖南人，但湖南人之中反对毛的很多，而毛的爱将们也有很多不是湖南人。８月以前李韶九和毛泽东唯一的人生交集是曾经护送革命同志赴醲陵、安源和上井冈山，但时间很短，有没有见到毛都很难说。李韶九在８月以前的突出业绩是在江西的另一块革命根据地－赣西南的东固革命根据地发展，因工作出色而担任红六军（7月改为红三军）第一纵队政委和红六军军委委员。在１９３０年8月，李调任红一方面军总部秘书长，不久，李韶九兼任红一方面军肃反委员会主任。按网上广为流传的说法，这时的李韶九＂深得毛泽东信任＂，以此指证毛泽东通过李韶九清洗李文林一派打下暗笔。但龙眼的疑问是，在１９３０年8月毛泽东对李韶九到底有多少了解？对李到底能有多少信任？

当时的江西苏区可谓山头林立，派系横生，冲突连续不断，毛被中共中央整肃AB团和其他反对派的命令一再催逼，自己的心腹爱将又多数都损失殆尽，毛自己又要忙于反围剿，而李韶九又十分了解，所以毛派他去赣西南调查AB团的问题是有一定原因的。当然，李韶九据说和李文林有矛盾，他们同在赣西南搞革命，而李文林是江西土籍，李韶九是湖南人，两边在争夺领导权时可能有冲突也是很自然的。在李韶九介入调查以前，查AB团的主导权是在李文林、曾山、刘士奇手里的，后来刘士奇被李文林一派赶跑，李文林在打AB团时就呼声更高了。所以，龙眼比较世俗的判断是，在李韶九介入前，李文林、曾山、刘士奇他们虽然都在喊打AB团，并付于行动，其实是各自在打各自眼里的AB团，那么火力交叉，伤害了对方一派是很有可能的。因此再派人去赣西南就肯定不能派一个李文林的铁哥们去。所以，毛派了一个对赣西南根据地十分了解，甚至是创始人之一（挺毛者说法），但又与李文林有不同意见的李韶九。但不能据此就说是湖南人一派要整江西人一派，因为在当地与李文林一派对立的是曾山和陈正人，而他们也是地道的江西人。但无疑，李文林一派更代表当地土籍的势力。正因为如此，李文林一派与外来干部的战略，特别是毛泽东的战略路线是不一致的，包括土改方面，李不太愿意触动当代富农和上中农的利益；反围剿方面，李怕家乡被打烂，所以不同毛意诱敌深入的策略，而是主张执行＇立三路线＇，到外面去打大城市。

这些矛盾最先不是毛发现的，因为毛和李不在一个领导层次上，毛要忙的军务很多。是由江西本地支持毛路线的曾山等人发现的，而毛也明确支持自己路线的人马，这里搬运缩编一段＜党史博览＞里关于曾山的记载：

自1930年起任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主席、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的曾山，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期，曾山在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上支持毛泽东。1930年初，赣西南苏区所属34个县的土地革命，竟由原来的正确方向朝着错误方面转变，最主要的是来自党内的不同意见。代表人物为特委常委、党团书记李文林与江西省委巡视员江汉波。他们出于对中央规定的分田政策的理解，不赞同“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归工农兵代表会议所有，分配给农民耕种使用”。在分田的方法上，他们主张以劳动力为标准分配，理由是，如果按人口平均分配，不仅可能导致农业减产，而且势必强化农民的私有财产观念，主张实行中央的“共同生产，共同分配的共耕制”，提出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 时任赣西南特委常委、苏维埃政府主席的曾山，对苏区土地分配的这种现状感到焦虑。为要找到问题的实质，他来到吉安延福区进行调查。 延福区有12个乡，曾在1929年9月和1930年初两次分田，后一次的做法推翻了前一回的规定，一反一复，很能说明问题。曾山了解到，前次分田是所有土地没收，重新分配，而这回只没收地主的田地，富农和自耕农以原耕为基础，根据数量抽多补少。结果，调出的都是冲田、冷浆田，形成了出的不肯出肥，进的不愿接瘦，许多农民有意见。第二，也是最棘手的。到底按什么标准分田？1929年9月按人口平分，贫雇农都很欢迎，就是家里劳力多的不满意。现在转过来按劳动力分配，多数人哇哇叫了。 曾山立即致信毛泽东，曾在信上写到了李文林、江汉波在政权建设、土地分配、攻打吉安等问题上与特委有着严重的分歧，这些分歧“导致了党内分裂，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各项中心工作都因此停顿，处在半生半死的状态中”。毛泽东阅后大为惊讶，说：“这样下去还行？我们一定解决这些问题。” １930年2月7日，红四军前委、红五军、红六军军委及赣西南特委在吉安县举行了陂头会议。曾山提出问题很尖锐，把江汉波的主要错误归结为取消土地革命和延宕攻打吉安两个方面。 江汉波反击，前委书记毛泽东支持曾山，号召打倒机会主义的政治领导，开除地主富农出党，如此才能执行党的伟大的政治任务！” 而与会的代表李文林、曾炳春明白自己的家庭出身，最怕的是卷入“富农路线”的政治漩涡。 毛泽东针对性很强地讲下去：“现时民权革命阶段中，没收一切土地，废除一切债务，是实现消灭封建势力的最有力措施，广大群众也有这样的迫切要求。我们有的同志却做了群众的尾巴，许多地方被富农及机会主义利用，作了阻碍农民斗争的工具。当着阶级对垒的时候，一个极为重要的任务就是如何争取广大的群众。我们不论在什么时候，都要喊出‘快分、平分’的两个口号！”

1930年10月4日，红一方面军攻克吉安，毛泽东宣告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成立，曾山担任主席。当时，还组成了以李文林为书记的中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 看来当时两派的安排是平衡的。然而，在应对敌人的战略方针上，总前委与江西省行委很不一致。毛泽东主张将敌人诱入根据地，利用地理和民众支持的条件，在游击战中击敌；而以李文林为书记的省行委，强调要执行中央进攻路线，力主把红军拉出去打，夺取南昌、九江，再攻武汉。鉴于省行委的地方威信，这种战略上的分庭抗争，使毛泽东伤透了脑筋。 这个问题上曾山也支持毛。而李主张按中央的立三路线坚决地向中心城市进攻’。毛拧不过中央，就曲与委蛇，慢慢进军，试探性地进击南昌。

就是说最早的江西省委内部的矛盾是在曾山等毛路线的人和李文林等地方派之间进行的，虽然曾山也是地道的江西人，但执行的是毛的战略路线。于是曾山与李文林在中央催逼下各肃各的AB团，火力交叉，敌我难分。然后曾山拉毛来压李文林，而李文林则用李立三和立三路线来压毛泽东。1930年5月，李文林作为赣西南苏区的代表，赴上海参加全国苏代会，此会由李立三主持。李文林接受了李立三左倾冒险思想和城市中心论的主张。8月上旬，中共赣西南特委在吉安县的富田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简称二全会议），李文林在会上对毛泽东的主张提出批评，指责毛主张波浪式发展根据地是“保守割据观念”和“农民意识”，说他发展地方武装的政策是“武装不集中”，而将重点放在建立和巩固农村根据地是“取消城市工作”。不但如此，这次会议还将受毛泽东支持的刘士奇作为重点打击对象，指责刘有“农民意识”、“保守割据观念”，有人甚至辱骂刘士奇是毛泽东的“走狗”。最后撤销了刘士奇赣西南特委书记之职，并且开除其党籍，交中共中央批准。

就是说到１９３０年８月时，李文林一派在对毛一派的内部斗争中是占很大上风的，在调查镇压AB团运动中也是占主导的。而李韶九的介入更象是毛的一次反击（龙眼十分世俗的观点），其目的是要把整肃AB团的矛头从自己一派转向对手一派，这就涉及到了李文林、曾炳春和王怀（就是杀袁文才和王佐的主谋之一）等人。于是，调查肃反AB团者自己却成了调查对象，这下捅了一个大马蜂窝。至于说到肉刑的使用，有挺毛者说没那么严重，没那么多人受害，更没有对女人施刑。也有人说李韶九当时和从前的李文林一方，在调查AB团时都使用了肉刑，但因为李文林一派是最终受害人，所以李韶九的肉刑不管是实行到一个人身上，还是一百个人身上都是要被谴责的。

但李韶九对刘敌是很客气的，刘敌一说要服从毛泽东，服从李韶九，就被释放了。看来这是一个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毛泽东从１９２８年到１９３０年的军政地位一直上下反复，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一会儿连党员都不是了，所以搞得他和周围高级别同事的关系也是时常变化，他又确实有家长制的作风，所以强调军队中的下级来服从自己也是能理解的。以此事实客观地说，当时毛一派调查AB团与确立毛对红军和地方的领导权有一定关系。但李文林一派调查肃反AB团又何尝不是如此呢？真正的历史就是春秋正史和世俗权斗纠缠在一起的。

后来刘敌设计逃脱后就动员当地派系的人，立刻给李韶九来了个反包围，又包围江西省行委，收缴枪械，释放了被关押的近百名所谓AB团犯人，于是富田事变爆发。事变人员提出“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即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的口号，通缉曾山、陈正人、古柏、李韶九等人。13日，事变领导人率红二十军从富田前往河西的永阳镇，脱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领导。15日，事变领导人召开自行成立的江西省行委第一次扩大会议，作出了“知情估量与军事行动”、“彻底肃清AB团（注意这个口号）”、“处置毛泽东、曾山、陈正人、李韶九、刘铁超等人问题”、“派人去中央汇报”、“派人去总前委”等决议。会后，派代表前往上海与向中共中央告御状。

以李文林和当时李立三中央的密切关系来看，这个御状是有九乘的胜算的。而如果这个御状能够告成，那么被打倒的就将是毛泽东了，而被当作AB团彻底肃清的也将是毛路线的人了。鉴于毛泽东对李立三路线贯彻的不彻底，甚至是阳奉阴违，鉴于李文林和当时李立三中央的密切关系，可以说毛泽东和他那一票人的命运前途在当时是危在旦夕的，如暴风雨来临前的小舟。但是，却正是因为这封信，正因为这些人把自己与李立三路线紧紧捆绑在一起的策略，导致了他们后来的灭顶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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