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虎妈再战 -- 晨枫

Amy Chua的中文名字叫蔡美儿。据说她是菲律宾华侨，但在美国出生。她是哈佛学经济的，然后法学博士毕业，现任耶鲁的法律教授。她有一些学术专著，但3年前她出版了一本《虎妈战歌》（Battle Hymn of a Tiger Mom），这下出名了。《华尔街时报》（简称WSJ）的摘录的标题更加吓人：Why Chinese moms are superior（为什么华人母亲更优秀）。这是华尔街时报网页上至今保持评论纪录最高的文章，评论达到8800多条。虎妈的教育原则是：My goal as a parent is to prepare you for the future, not for you to like me（我作为家长的目标是把你培养成人，而不是要你喜欢我）。对于虎妈的教育方法，不要说在美国人中间，在华人圈子里也充满争议。一般人为她太过分了。但她的大方向到底是对是错，华人家长似乎大多认为大方向对头，具体做法应该温和一点；美加家长则大多认为大方向错误，孩子教育的第一要素是爱心和快乐童年，以未来的“成功”作为教育目标那是歧路。虎妈的隐性种族、文化优越性论调当然也得到口诛笔伐，但虎妈坚持WSJ的标题是小编的把戏，不是她的原意。

对于成功，历来有很多争论。以学历、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作为成功标志，这固然势利，其实是得到不少人认同的。体育、艺术等如果不能和社会地位甚至经济地位相连，到底是否算成功，并无定论。但虎妈沉寂了三年后，披甲再战，这一次，她直捅马蜂窝，从8个种族的成功来证明成功教育的三要素，书名为Triple Package，还有很长的一个副题：How three unlikely traits explain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cultural groups in America。而且这一次，她和老公合著。她的犹太人老公Jed Rubenfeld也是耶鲁的法律教授。

他们的理论是，成功建立在三个要素上：

1、 优越感（superiority complex）

2、 忧患感（insecurity）

3、 欲望控制（impulse control）

换句话说，成功族群相信自己是优秀的，而且不是一般地优秀。但他们又对现状有很深的忧患，害怕不努力就会被社会淘汰。还有就是对欲望的自律，愿意卧薪尝胆以求一鸣惊人。为了避免种族主义的指控，他们选择了犹太人、摩门教、华人、印度人、伊朗人、古巴人、黎巴嫩人和尼日利亚人作为成功族群的例子。尽管他们强调这不代表全部，不难看出，他们基本上把“主流族群”（WASP和接近的德国人、爱尔兰人、意大利人、波兰人、俄罗斯人等）排除在外了。我没有看到书，现在还只是听到无线电里在讨论，所以不清楚他们的华人是狭义的，还是包括韩国人、日本人、东南亚人的更广义的东亚人，但相信他们所指的印度人包括巴基斯坦人、孟加拉人。他们也不泛泛地指这些地方的人，而只是在美国的这些地方的人。

很多这些地方来的移民都是从留学生开始，以后成为专业人士。为了避免这个因素的影响，他们用了很多第一代移民并没有什么教育的例子，比如开饭店、涮盘子的。另一方面，为了避免种族因素的影响，他们指出，常春藤大学里的黑人学生大多是留学生和移民子女。所以work ethic和教育理念才是关键。

《时代周刊》在《虎妈战歌》出版五个月后，也刊登了一篇看似不相干的文章：Why do we fear a rising China（为什么我们害怕崛起的中国）。要点是：中国作为一个集权国家，在民主、法制、人权和差不多所有方面都与美国反其道而行之，按说应该崩溃，但中国正在似乎不可阻挡地迅速崛起，而且似乎干什么都干对了，而美国似乎干什么都干错了，为什么？联想到虎妈，不难产生更多的想象和反思，当然，共识是没有的。

虎妈要是只是妖言惑众，那是引不起那么激烈的争论的，没有人会为无脑谗言多费脑汁。但虎妈在偏激言辞之中，实实在在地刺痛了西方作为一个整体，舆论的激烈反应与其说是理性地反驳，不如说是心理学上的否认机制。个人对虎妈（她确是虎年出生的，而不仅仅是因为严厉而自称虎妈）的教育原则是总体认同的，对她的成功三原则更加认同。

其实不管成功的准则是什么，不管是什么族群、什么文化，什么行业，要成功，都需要优越感、忧患感和自律。缺乏成功的自信肯定是不能成功的。对于成功的艰巨缺乏适当的敬畏，对于成功道路的曲折和挑战缺乏思想准备，也是不能成功的。缺乏自律，只要成果，不愿付出，这更是不可能成功的。同时具有这三种品质不一定保证成功，但这是成功的必要条件。

西方中产阶级家庭也重视教育，但他们的重视和海外中国家庭不是同一个概念。他们追求的是高于平均，达到最高25%。但海外中国家庭通常是追求最高5%，甚至1%。每年获得学校里的honor才是及格，不好意思出门见人的；honor with distinction是良好，敢跟人打招呼了；年级前三名才有点意思，最好是第一名，那才值得说说。不管是正当还是变态，这样的追求优秀并不一定是出于出人头地、光宗耀祖的想法，而是出于寄人篱下的忧患感和危机感：如果我们不比“别人”优秀很多，我们就没有了立足之地。比“别人”更努力20倍，这是我们对自己的期望。

从小强调优秀，追求（不管是主动还是被迫）优秀，长大后追求优秀就成为习惯，达到优秀成为期望。另一方面，长期优秀有利于鼓舞自信，但优秀是很窄的一个窗口，要保持优秀，必然要正视挑战和具有忧患感，要自律。鼓励适度、正面竞争是有好处的，这是很多人的体验。不追求优秀而自然优秀，这是传奇中的神人，在现实中，至少在自身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也是很多人的体验。被众人仰视的神人基本上没有自己也认为可以“不劳而获”的，那些神迹基本上是以讹传讹。

但另一方面，成功的族群恰恰容易在成功之后丧失忧患感和自律，而优越感畸形膨胀。历史上的成功成为包袱，而最终被别的族群赶上。现在的西方恰恰是这个问题。平心而论，西方精英中不乏抱有忧患感的人士，但有些人的忧患感只是研究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并不是作为一种现实中的威胁来研究的。更重要的是，主流社会并不认同这种忧患感，或者看到了，但还在否认阶段，还试图把忧患遥远化、孤立化和暂时化，还不肯承认忧患的现实性、普遍性和不可逆转性。在教育问题上，这是最集中的体现。

西方教育理念中特别强调平等，已经到了抹杀差别的地步。其结果之一就是不再追求杰出，而只鼓励无约束自我发展。惰怠是人的天性。在没有约束的情况下，追求爱好而躲避辛劳是人人都会做的事情，没有天生吃苦耐劳的人。在这一点上，Amy Chua的“we Chinese are superior at hard working”的说法是不对的。中国人的吃苦耐劳是根深蒂固的忧患感逼出来的，海外中国人更是被形形色色的玻璃天花板或者玻璃墙壁逼出来的。同样，犹太人的好学习、追求上进也是根深蒂固的忧患感逼出来的。当忧患消失的时候，中国人和犹太人一样会滑入惰怠的陷阱，一样会缺乏自律。天生爱好读书、弹琴，天生工作狂，这样的人是有的，他们的爱好与productive activity恰好重合了，而且这样的人是少数。Amy Chua也说到，移民子女经常学习更好，工作更勤奋，但三代人之后，差别就不显著了。这可以用主流社会的同化效应来解释，更可以用站住脚跟后忧患感消失来解释。

不管学术界、政界、商界精英如何呼吁，西方主流社会依然缺乏忧患感，还在继续否认。不知道其他人的体会如何，我身边交往甚密的加拿大人在表面上对中国家庭教育赞赏有加，但内心不以为然。他们甚至找出不知道出处的华裔子女自杀率远远高于同年龄白人族群的例子来证明自己正确。至少我直接、间接认识的人中间，包括LP工作的学区里，没有听到过华裔中学生自杀的事情，而白人中学生自杀去年一年在LP的高中里就是5个。尽管如此，在表面客气之下，可以感觉到，有不少人秘密地希望华裔子女在成长道路上摔跤，或者成为高分低能的花瓶，或者成为不谙人事的呆包，要是找不到男朋友、女朋友或者家庭破裂，更是悄悄地“瞧，我说了吧。”LP同事也是老师，夫妻都是老师，老公索性是教师工会的负责人。他们对两个女儿的教育就是自由主义教育的典型。他们认为自己的女儿很优秀，对她们的前途一点不用担心。但女儿高中没毕业就和男友搬出去住了，后来没钱了再搬回来。大学进不去，在本地社区学院里读自己喜欢的戏剧，但发现不是这快料，读不下去了。父母这一点倒是也自由主义，女儿读college自己借贷，家里不管。读了两年，欠了一屁股债，这才发现非但这东西以后找不到工作，好莱坞或者百老汇更是门也没有，更可恨的是自己没有天分，只好退学，到饭店当跑堂的。靠自己的劳动吃饭本没有什么可悲的，但她觉得自己应该“更好”一点，至少不用搬回家里看父母的脸色，想去读教育，但学习成绩根本不够，大学不要。现在还“荡”在那里。这是大女儿，小女儿的学习更糟糕。

我朋友也是工程师，夫妻俩都是，妻子当年也是高材生。女儿很聪明，但初中升高中时，朋友都按分区到B高中。父母觉得A高中的课程更好，勉强把女儿劝进A高中。但女儿终日哭哭啼啼，因为离开了朋友，而且A高中这里测验多，她觉得压力太大。父母坚持了一个星期，顶不住了，换到B高中。换高中本来是正常的，但要有“正当”理由。如果是华人家长，因为朋友不在一起而从重点高中换出来，这几乎是不可思议的。

这几年西方高中教育最重要的动向是取消考试，取消死记硬背。在学校和学生之间排名次早就不做了，但现在连高中打分都要取消，学生只有“满意”、“可以”、“需要改进”（satidfactory、adequate、needs improvement）等几个语焉不详的评语，减少攀比。数学课要取消乘法口诀表，还要大幅度减少习题，老师以讲解基本概念和思路为主，鼓励学生用自己的解题方法，开拓思路，避免死记硬背。这些想法都是有道理的，但也都有极大的问题，已经遭到很多家长的强烈反对。有意思的是，主持这些教育改革的委员会以“我们当年都吃过这些苦头，为什么还要让孩子们再吃一遍苦头呢？”作为理由。他们似乎对孩子成长后对家长更常见的一句话都视而不见：“幸好你们当年严厉管教，逼着我学xxx，我才有了今天。”中国孩子说这话的可能少些，但不是不想说，而是在中小学期间连这样的事情提都不敢提。

教育面向精英，还是面向大众，这一直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还有几个角度。一个是学生本身素质，另一个学生未来去向。如果是精英教育，生源优秀，出路是少数高大上的岗位，那这些教育改革是有道理的。如果生源一般，出路是一般工薪阶层，传统的“一刀切”教育不能保证出尖子，但能保证主要毕业生群体的基本质量，还是有很强生命力的。英美教育的传统是把每一个人都当作精英培养，在走入社会时自然选择。但现实是，这越来越成为不可承受的浪费。不仅浪费国家投资，也浪费下一代的生命。

有意思的是，高中到大学是一个180度转弯。大学不仅学习紧张，而且明确排名。不仅校内排名，校外也排名。从自由主义的高中环境到现实主义的大学，很多人这个弯转不过来，对生活的期望和对自己的信心彻底改变。应该说，高中课程是挺紧张的，但要时间都到哪里去了。可与的冰球、芭蕾这些不去说他，学校里的戏剧隔三岔五就要排练，今天是Jungle Book，明天是Les Miserables，把正课都挤掉了，忙着到处抄作业，怎么不忙？

不知道多少人听到过这句话：“高中（或者大学）时代是我生命最美好的一段。”作为怀旧，这无可非议。作为对老师的赞赏，这也是听了很受用的话。但要是这是事实，这就是极大的悲剧。学校只是帮助一个人培养成长的地方。这只是生命中短暂的一段起跑段，人生的辉煌在于事业，在于家庭，在于建树。高中三年最美好，以后60年怎么办呢？没有人会把“恋爱是我感情生活中最美好的一段”当作感情生活的楷模，说这话的只能是感情生活失败的人，后面几十年的婚姻生活都在熬日子。同样，要是“高中（或者大学）时代是我生命最美好的一段”，这不是教育的成功，这是教育的极大失败。可悲的是，很多高中老师和校长把“高中（或者大学）时代是我生命最美好的一段”作为对他们工作的肯定，LP学校里的戏剧课就是这样，在学生中特别受欢迎，人人幻想成为好莱坞或者百老汇明星，年年爆满，而学术性的选修课年年为选课率而挣扎，有的被迫关闭。对于这样的现象，校长是顺势引导，给学生“最美好的年华”，还是逆势推动，给学生打下人生基础，这是教育思想的差别。就我的理解，大部分校长在走前一条路。校长也是任期制，几年任期里，大家好过点，不是很好吗？以后师生聚会的时候还有更多人说好话呢。但这是害人的。

有意思的是，西方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并不相同。家长对学业也是自由主义想法，但对于课余的体育活动，那可是竞争性十足。不光争名次，而且十分强调no pain no gain。打冰球或者棒球、橄榄球、篮球不是上场打球就完了，平日要基本功训练，包括大量枯燥动作的重复训练，但从教练到家长，似乎没有人鼓励孩子跳过基础训练而自由发挥的，也没有任何人认为这是对孩子的不符人性的摧残。

当然，中国式传统教育不是完美无缺的。不仅对追求杰出有矫枉过正的问题，中国式传统教育对合作精神、领袖作用、公平、正义也缺乏强调，

西方现在这种信马游缰式的教育理念对于西方社会的长远影响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尤其是在美国、加拿大，这是移民社会。在这样信马游缰的教育体制下，有些马拔蹄飞奔，更多的马随遇而安。有意思的是，这些奔马常常来自移民族群，或者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歧视的族群，比如犹太人和摩门教，而主流族群反而成为懒马、劣马。在某种程度上，海外华人子女学业优秀成为期望，“Chinese are supposed to be good at math”。哪有这样的事？都是辛苦读出来的，中国人并不长两个脑袋。

另一方面，唯才是用是美国崛起为英国之后的世界霸主的重要原因，这也是美国梦的客观基础。在欧洲互相倾轧的德国人、英国人、爱尔兰人、意大利人、法国人、荷兰人等，在美国都成为美国人，唯才是用，打造了无数成功的美国梦。但是在上升通道变窄、阶层固化越益明显的现在，继续贯彻唯才是用原则就剥夺了主流族群的上升通道。另一方面，主流族群依然掌握了更多的资源。自我保护和长远发展的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时，自我保护优先，这是本能，也是欧洲历史上几次重大反犹运动的重要动机。把忧患转化为正能量，转化为激励，这是所有在下行中的强势族群的最大挑战，中华民族曾经走到过这一步，在几百年弯路后，强势不再，这才走了出来。中华民族不是天然优秀的。

虎妈捅了马蜂窝。马蜂可以猛蛰虎妈，也可以另外造一个更好的马蜂窝，不再怕捅。马蜂们会怎么反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