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代发贴】龙眼之毛泽东学苦手研究系列-引言 -- 侧翼

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说到：“这种土客籍的界限，在道理上讲不应引到被剥削的工农阶级内部来，尤其不应引到共产党内部来。然而在事实上，因为多年遗留下来的习惯，这种界限依然存在”。湘赣边界的土客籍矛盾之所以能直接反映到革命斗争的过程当中，成为井冈山根据地建设中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其原因主要是与当时中共组织成员的构成及工农革命军的组成有关。

大革命期间，宁冈县和永新县的大多数中共党员为土籍。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是土籍居民经济上比较富裕，其子弟比起客籍子弟更容易得到受教育的机会。部分土籍子弟，如龙超清、刘辉霄、谢希安等人在长沙、南昌、吉安等城市学习期间，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参加了共产党组织。他们返回故乡后便宣传革命，扩大中共组织，开展农民运动。但这种扩大方式，带有浓厚的家族色彩，使中共组织的一些活动带上了家族色彩。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杨克敏（又名杨开明，杨开慧堂弟）在提交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是这样描述这一现象的：“边区如强征人夫般地招收党员，往往一个村有一个党支部，支部开会的时候，简直就是在开家族会议，苏维埃的组织也是一样”。1928年2月，中共宁冈县委和县工农兵政府成立之初，以龙超清为书记的县委和以文根宗为主席的工农兵政府，主要负责人几乎都是土籍。

大约自1925年起，袁文才、王佐在绿林中逐步崛起，各自掌握了一支数十条枪的队伍，成为客籍的民众领袖和客籍利益的保护者。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后，积极团结改造袁文才、王佐。经过改编后的袁文才和王佐所部正式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袁文才任团长，王佐任副团长。但这个团的大部分力量是客籍。

也就是说在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过程中，土籍人掌握了一定的政治权力；而客籍人则掌握了一定的军事权利。“土籍的党，客籍的枪”的来历即此。虽然在毛泽东引兵井冈山之前，土籍的政治力量与客家的军事力量曾有过一段“蜜月”合作期。如1926年7月，袁文才在龙超清的安排下，在宁冈县起兵策应北伐军，赶走县长，成功地夺取了宁冈县政权。年末，袁文才由龙超清介绍加入了共产党。次年7月，袁文才与王佐率众攻进永新县城，救出了中共永新县委的王怀、刘珍、贺敏学等中共党员、农会干部及革命群众100多人，解放了整个永新县城。但是，随着革命政权的建立和各项工作的深入开展，不可避免地触动到了各方面的利益。在这些利益调整中，积淀已久的土客籍矛盾也逐渐显露出来。

首先是一些共产党员，包括龙超清、刘真、袁文才、王佐在内，说话办事，往往不是站在党的立场，不是从工作的角度出发，不是站在贫苦农民的立场，而是土籍人站在土籍一边，客籍人站在客籍一边，经常出现无谓的争执和纠纷。如宁冈县农民协会捉拿八个在逃的土豪，其中六个是土籍，两个是客籍。这本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但对此，土籍出身的党员和群众觉得土籍吃了亏，深感不满。再如，巽峰书院是土籍人最大的学校，但袁文才以该书院是土豪劣绅的大本营为由将其烧毁。

其次红色政权也打上了宗族权益之争的烙印。井冈山斗争时期，共产党先后组织成立了茶陵县工农兵政府、遂川县工农兵政府、宁冈县工农兵政府、永新县工农兵政府、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酃县工农兵政府、莲花县工农兵政府等红色政权。但由于土客籍矛盾的存在，这些红色政权也打上了宗族权益之争的烙印。1928年2月下旬，宁冈县成立工农兵政府，两籍的人都想当首任主席，后经毛泽东推举，由在新城战斗中活捉了反动县长的土籍农民文根宗担任。但三个月后，客籍革命派便提出要“轮流坐庄”。5月，县工农兵政府主席即由在酃县打土豪时抓住退职县长的客籍人甘金皇接任。一个月后，土籍占多数的党的委员会以甘金皇文化低、能力差为由将其撤职。对此，客籍人又有意见，最后在袁文才的强势要求下，客籍人谢桂标继任主席。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杨克敏在提交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写到：“宁冈县委，因为土客籍关系，天天内部在暗斗明争，县委的负责人多半是知识分子，所以扯来扯去，简直闹不清楚，本身既有问题，工作自然可想而见了”。

再次土地分配也成为土客籍矛盾的一个焦点。《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中谈到，因土客籍矛盾，宁冈的田已经分了三次，使农民厌其麻烦，而损失苏维埃的威信。第一次以乡为单位，但因为第四区农民不满意（该区居住在山地，为客籍农民的丛聚所），客籍领袖袁文才等出面反对；第二次以区为单位，但农民中（土籍最甚）又瞒田不报，无法查出，所以又没分好；第三次是“八月失败”后，又重新分了一次，但最终还是因为这一矛盾未能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