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扒一扒赣西南地方党和富田事变 （一） -- 河蟹

说起赣西南的共产党人，还得从五四运动开始扒起。

北京发生五四运动的消息三天后才传到南昌，一地干柴的南昌立刻就着了，当天省立农业专科学校的学生发起召开南昌中等学校以上学生代表大会，会上成立了南昌学生联合会并决定五月九日总罢课上街游行，到了五月九日，当地的十几个中等以上学校师生及市民六千多人走上街头声援北京学生，几年后的三一八在段祺瑞执政府门前喋血的刘和珍君巾帼不让须眉，手拿大卷传单，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

游行请愿当然收到了军阀政府的压制，南昌乃至江西也跟中国其他地方一样把怒火发泄到日货上，在“抵制日货”的行动中，南昌甲等工业学校学生方志敏和省立第一中学学生邵氏平开始在斗争中崭露头角，也因此很快在他们的身边围绕了一批来自江西各地的进步青年，这其中就有来自赣南兴国的袁玉冰。袁玉冰后来考上了北大哲学系，经李大钊介绍加入我党，被认为是赣南地区的第一位共产党员，日后袁玉冰成为职业革命家跟赵醒侬，方志敏并列为“江西三杰”。1923年江西三杰发起成立了“江西民权运动大同盟”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反帝反封建思想，大约是在三月份，江西省立法政专门学校一名来自江西吉水的学生李文林也加入了这两个组织，还有另一个名字李白芳日后也会出现富田事变的主角名单上。恰同学年少，这群意气风发的年轻人里还有比他们小几岁的龙超清，这个江西省议会议长的公子也是南昌革命青年中的活跃人物。

我党后来在还处于军阀统治下的南昌开办了一所黎明中学搞宣传和干部培养，看看教职员名单就知道这所学校红到什么程度，校务主任是后来万安暴动的领导人曾天宇，训导主任兼公民课教员涂振农， 国文教员方志敏，赵醒侬、邵氏平、黄道也在里面教过书。

到了大革命时期, 一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接受党的命令到农村传播革命思想, 组织农会和农民运动, 宁冈的龙超清、 刘辉宵, 永新的欧阳洛、刘真、王怀, 贺敏学, 东固的赖经邦, 刘经化等人都是在这个时期回到故乡展开工作,这些同志为我党在赣西南地区建立了基层组织, 掌握了农会并储备了空前的力量, 大革命失败又有一大批共产党人来到赣西南地区组织农军进行武装斗争, 八一南昌起义后, 我党在赣南搞了一系列以农军为主力的武装暴动, 比较著名的有曾天宇,张世熙，陈正人搞的万安暴动, 暴动失败后, 一部分力量上了井冈山, 另一部分则转移到东固地区继续坚持斗争, 赣西南的武装割拒和革命根据地也是在这些同志的努力下发展壮大起来.

实事求是的说, 赣西南地区党的领导人中出身地主富农的比例相当高, 但这是历史造成的, 因为当时只有这些出身家庭富裕的青年才有机会到南昌, 吉安这些江西的大城市里求学, 能够较早的接触和接受革命思想从而赢在了起跑线上, 但同样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这些出身富贵的共产党人和工农子弟一样经受了生死考验, 土地革命斗争的残酷不会因为你高富帅便减弱半分,主席在《寻乌调查》中曾提到寻乌县三个出身地主家庭的大学生共产党员, 其中两人在寻乌三二五暴动中当场牺牲, 一人后来成为红军五十团参谋长，在战斗中被俘被敌人活活割死, 这也是阶级战争你死我活的一个缩影.

从27年底到29年初是赣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时期，可以说是群雄并起，敌人的封锁和地理条件使得各个小块根据地处于相对封闭隔离的状态, 因而这些根据地和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来的红军不可避免的带上浓厚的个人和地方色彩, 主席和老总在井冈山搞的是公开割据，李文林等人则通过秘密割据搞出了东井冈东固带出了江西红军第二，四团，而在北路延福区(吉安、新余、分宜、峡江、安福几县之间的边区)情况又和东固不同，延福地区参加革命的多半是青年学生，其中不少青年知识分子党员，家里有钱有很多土地，最初发展革命武装主要是采用买枪的办法武装自己，开始没有什么战斗力以后在吉安特委和省委派出的军事干部帮助下很快也发展起来，成为日后黄公略红六军第二纵队的重要部分。 到了29年下半年, 革命形势一日千里，革命高潮的到来要求原来分散的红军和根据地集中起后, 在这个大背景下原来并不突出的一些矛盾, 例如组织从属的变化, 主力红军和地方, 本地干部和空降干部之间的矛盾开始在根据地凸显出来.

赣西南地方党组织, 从组织暴动开始相继有1927年10月建立的中共赣西特委、赣南特委和1928年5月建立的中共湘赣边界特委, 整个1929年, 这三个特委均隶属于秘密驻在白区南昌、九江的中共江西省委。1929年11月,驻在吉安城的党团特委机关遭到破坏, 赣西特委转到吉安县陂头, 经省委巡视员江汉波批准刘士奇代理特委书记。刘书记上任伊始，就围绕着是否分配土地和如何分配土地这个焦点在赣西特委内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是否应该分配土地 给农民本不应该成为问题, 土地革命嘛不分田怎么成呢, 但赣西南地方领导人中出身地主富农的一些干部 却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犹豫迟疑, 革命草创阶段利用过家族关系闹革命，有的革命革得家破人亡，一转脸还要分人家的地难免有卸磨杀驴之嫌，一个时期内当地居然出现了一个颇有喜感的名词"同志地主", 一个支部内也常有同志间相互催租的现象发生, 虽然这种行为很快被发现纠正, 但还是说明一部分干部虽然通过了对敌斗争的考验, 但当革命涉及到自身和家族利益时, 的确有不当的行为. 当然不分田或缓分田也有一部分客观原因的影响, 红色根据地从创立的第一天起就存在于敌人的包围之中敌人进攻频繁, 农民因为害怕自己种地敌人割谷而不愿分田.

而赣西特委内争论最激烈的则是在如何分田这个问题上, 刘士奇坚持应该按人口平分, 而李文林等人则要求依据六大精神按劳动力分配,江巡视员则走的更远, 认为“土地革命不是目的，社会革命才是目的”完全忽视了土地革命的意义，同时在是否集中分散在各个小块根据地的红军组建红六军，是否进攻吉安，是否将赣西南几个特委合并建立政权这样的组织问题上都同样争论不修，领导人之间的争论影响到了这个地区的工作处于“半生半死”的状态，刘士奇开始向根据地外寻求支持，很快他的湖南老乡，中央巡视员潘心源站在了他的一边。

1930 年1 月18 日至21 日, 由赣西特委发起中央巡视员潘心源主持, 中共湘赣边特委、赣西特 委、红五军军委在遂川县雩田召开联席会议, 讨论边界党和军队的有关议题，会议产生了五条决议，

（一）将湘赣边特委和赣西特委合并

（二）坚决的集中赣西南红军游击队编为第六军, 准备积极夺取吉安,

（三）打破一切地方观念, 坚决地与机会主义斗争,

（四）坚决的执行进攻富农的策略,

（五）坚决的将袁、王解决。

然而江汉波巡视员借口自己没有参加会议或要等待中央批准等种种理由拒绝或拖延会议决定的执行，特委的工作依然处于停顿状态。正在此时红四军由闽如赣进入赣西南，主席等人到达永丰的藤田，二月初刘士奇和黄公略直奔藤田，赣西南大变革的大幕在三零年的二月徐徐拉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