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扒一扒赣西南地方党和富田事变 （一） -- 河蟹

说起赣西南的共产党人，还得从五四运动开始扒起。

北京发生五四运动的消息三天后才传到南昌，一地干柴的南昌立刻就着了，当天省立农业专科学校的学生发起召开南昌中等学校以上学生代表大会，会上成立了南昌学生联合会并决定五月九日总罢课上街游行，到了五月九日，当地的十几个中等以上学校师生及市民六千多人走上街头声援北京学生，几年后的三一八在段祺瑞执政府门前喋血的刘和珍君巾帼不让须眉，手拿大卷传单，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

游行请愿当然收到了军阀政府的压制，南昌乃至江西也跟中国其他地方一样把怒火发泄到日货上，在“抵制日货”的行动中，南昌甲等工业学校学生方志敏和省立第一中学学生邵氏平开始在斗争中崭露头角，也因此很快在他们的身边围绕了一批来自江西各地的进步青年，这其中就有来自赣南兴国的袁玉冰。袁玉冰后来考上了北大哲学系，经李大钊介绍加入我党，被认为是赣南地区的第一位共产党员，日后袁玉冰成为职业革命家跟赵醒侬，方志敏并列为“江西三杰”。1923年江西三杰发起成立了“江西民权运动大同盟”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反帝反封建思想，大约是在三月份，江西省立法政专门学校一名来自江西吉水的学生李文林也加入了这两个组织，还有另一个名字李白芳日后也会出现富田事变的主角名单上。恰同学年少，这群意气风发的年轻人里还有比他们小几岁的龙超清，这个江西省议会议长的公子也是南昌革命青年中的活跃人物。

我党后来在还处于军阀统治下的南昌开办了一所黎明中学搞宣传和干部培养，看看教职员名单就知道这所学校红到什么程度，校务主任是后来万安暴动的领导人曾天宇，训导主任兼公民课教员涂振农， 国文教员方志敏，赵醒侬、邵氏平、黄道也在里面教过书。

到了大革命时期, 一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接受党的命令到农村传播革命思想, 组织农会和农民运动, 宁冈的龙超清、 刘辉宵, 永新的欧阳洛、刘真、王怀, 贺敏学, 东固的赖经邦, 刘经化等人都是在这个时期回到故乡展开工作,这些同志为我党在赣西南地区建立了基层组织, 掌握了农会并储备了空前的力量, 大革命失败又有一大批共产党人来到赣西南地区组织农军进行武装斗争, 八一南昌起义后, 我党在赣南搞了一系列以农军为主力的武装暴动, 比较著名的有曾天宇,张世熙，陈正人搞的万安暴动, 暴动失败后, 一部分力量上了井冈山, 另一部分则转移到东固地区继续坚持斗争, 赣西南的武装割拒和革命根据地也是在这些同志的努力下发展壮大起来.

实事求是的说, 赣西南地区党的领导人中出身地主富农的比例相当高, 但这是历史造成的, 因为当时只有这些出身家庭富裕的青年才有机会到南昌, 吉安这些江西的大城市里求学, 能够较早的接触和接受革命思想从而赢在了起跑线上, 但同样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这些出身富贵的共产党人和工农子弟一样经受了生死考验, 土地革命斗争的残酷不会因为你高富帅便减弱半分,主席在《寻乌调查》中曾提到寻乌县三个出身地主家庭的大学生共产党员, 其中两人在寻乌三二五暴动中当场牺牲, 一人后来成为红军五十团参谋长，在战斗中被俘被敌人活活割死, 这也是阶级战争你死我活的一个缩影.

从27年底到29年初是赣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时期，可以说是群雄并起，敌人的封锁和地理条件使得各个小块根据地处于相对封闭隔离的状态, 因而这些根据地和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来的红军不可避免的带上浓厚的个人和地方色彩, 主席和老总在井冈山搞的是公开割据，李文林等人则通过秘密割据搞出了东井冈东固带出了江西红军第二，四团，而在北路延福区(吉安、新余、分宜、峡江、安福几县之间的边区)情况又和东固不同，延福地区参加革命的多半是青年学生，其中不少青年知识分子党员，家里有钱有很多土地，最初发展革命武装主要是采用买枪的办法武装自己，开始没有什么战斗力以后在吉安特委和省委派出的军事干部帮助下很快也发展起来，成为日后黄公略红六军第二纵队的重要部分。 到了29年下半年, 革命形势一日千里，革命高潮的到来要求原来分散的红军和根据地集中起后, 在这个大背景下原来并不突出的一些矛盾, 例如组织从属的变化, 主力红军和地方, 本地干部和空降干部之间的矛盾开始在根据地凸显出来.

赣西南地方党组织, 从组织暴动开始相继有1927年10月建立的中共赣西特委、赣南特委和1928年5月建立的中共湘赣边界特委, 整个1929年, 这三个特委均隶属于秘密驻在白区南昌、九江的中共江西省委。1929年11月,驻在吉安城的党团特委机关遭到破坏, 赣西特委转到吉安县陂头, 经省委巡视员江汉波批准刘士奇代理特委书记。刘书记上任伊始，就围绕着是否分配土地和如何分配土地这个焦点在赣西特委内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是否应该分配土地 给农民本不应该成为问题, 土地革命嘛不分田怎么成呢, 但赣西南地方领导人中出身地主富农的一些干部 却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犹豫迟疑, 革命草创阶段利用过家族关系闹革命，有的革命革得家破人亡，一转脸还要分人家的地难免有卸磨杀驴之嫌，一个时期内当地居然出现了一个颇有喜感的名词"同志地主", 一个支部内也常有同志间相互催租的现象发生, 虽然这种行为很快被发现纠正, 但还是说明一部分干部虽然通过了对敌斗争的考验, 但当革命涉及到自身和家族利益时, 的确有不当的行为. 当然不分田或缓分田也有一部分客观原因的影响, 红色根据地从创立的第一天起就存在于敌人的包围之中敌人进攻频繁, 农民因为害怕自己种地敌人割谷而不愿分田.

而赣西特委内争论最激烈的则是在如何分田这个问题上, 刘士奇坚持应该按人口平分, 而李文林等人则要求依据六大精神按劳动力分配,江巡视员则走的更远, 认为“土地革命不是目的，社会革命才是目的”完全忽视了土地革命的意义，同时在是否集中分散在各个小块根据地的红军组建红六军，是否进攻吉安，是否将赣西南几个特委合并建立政权这样的组织问题上都同样争论不修，领导人之间的争论影响到了这个地区的工作处于“半生半死”的状态，刘士奇开始向根据地外寻求支持，很快他的湖南老乡，中央巡视员潘心源站在了他的一边。

1930 年1 月18 日至21 日, 由赣西特委发起中央巡视员潘心源主持, 中共湘赣边特委、赣西特 委、红五军军委在遂川县雩田召开联席会议, 讨论边界党和军队的有关议题，会议产生了五条决议，

（一）将湘赣边特委和赣西特委合并

（二）坚决的集中赣西南红军游击队编为第六军, 准备积极夺取吉安,

（三）打破一切地方观念, 坚决地与机会主义斗争,

（四）坚决的执行进攻富农的策略,

（五）坚决的将袁、王解决。

然而江汉波巡视员借口自己没有参加会议或要等待中央批准等种种理由拒绝或拖延会议决定的执行，特委的工作依然处于停顿状态。正在此时红四军由闽如赣进入赣西南，主席等人到达永丰的藤田，二月初刘士奇和黄公略直奔藤田，赣西南大变革的大幕在三零年的二月徐徐拉开了。

主席在听取了刘士奇和黄公略的汇报后，认为有必要召开一次会议统一赣西特委领导人的思想，同时也为了传达中央关于反对军阀战争和要求红军进攻主要城市的精神，部署争取革命在江西首胜的计划，决定以红四军前委名义致函赣西、赣南两特委和红五军、红六军军委，于2月10日在中共赣西特委驻地东固区陂头村召开联席会议。后因情况变化，会议提前至2月7日至9日召开，史称“二七会议”或“二七陂头会议”，是土地革命时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次会议。二七会议的决定细节和积极意义互联网上到处都有，研究文章也连篇累牍，在这里俺就不重复了，还是扒一扒日后那些导致了历史车轮滑向富田方向的问题。

首先二七会议决定成立四五六军共同前委，指定毛泽东、曾山、刘士奇、朱德、潘心源五人为常委，黄公略、彭德怀为候补常委， 毛泽东为书记。共同前委统一领导红四、红五、红六军和赣西、赣南、闽西、东江、湘赣边等地区的中共共同前敌委员会，统一指挥湘鄂赣闽粤的工作，是事实上我党从福建到湖南各个组织的最高领导，共同前委的产生也彻底打破了原有的由地方党组织到省委再到中央的传统组织格局，毫无疑问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转变适应了革命形势变化的新要求，但是并非通过中央任命而是以军队和地方开会造成事实，各个地方党组织及其领导人无疑都需要有一个接受和适应的过程，如果上下各级领导精神一致这种转变也许会相当的顺畅，然而一旦当中央和共同前委或以后的一方面军总前委在路线发生偏差时，服从中央领导还是服从共同前委领导，对强调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各级党组织和个人并不是一个容易的选择。

其次，联席会议在讨论赣西南党组织路线时断定“赣西南党内有一严重的危机，即地主富农充塞党的各级地方指导机关，党的政策完全是机会主义的政策，若不彻底肃清，不但不能执行党的伟大的政治任务，而且革命根本要遭失败。” 这种把个人家庭出身当作本人阶级成分的观点并不符合赣西南党组织的实际情况，也为日后肃反，大打AB团埋下了伏笔。二七会议上当场开除了江西省巡视员江汉波的党籍，并以“四大党官”的罪名枪毙了原赣西革命武装领导人郭士俊、罗万、刘秀启、郭象贤，这种把工作见解、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方面的分歧上升为机会主义路线进行残酷斗争的做法，也给日后的党内斗争开了个坏头。被枪毙的罗万曾担任赣西游击第一大队指导员，郭士俊为该部秘书长，这支部队是后来红三团的骨干力量之一。

赣西南原有的三个特委机构二七会议后合并成赣西南特委，随即又召开了赣西南第一次代表会议选出以刘士奇为书记的赣西南特委，李文林，王怀，丛允中，刘士奇，肖道德五人为常委。大会后的通告列字第一号里第一次提到了AB团，而这个通告的第十六条，“批准西路行委枪决袁文才王佐。袁文才王佐反对分田，反对建立苏维埃，并勾结茶陵靖卫团扰害永新赤色政府，大会正式批准西路行委枪决袁王两个叛徒，并注意宣传工作争取袁王群众”，给一个多月前边界党和五军诛杀袁王的行动补了票。

新格局新气象，二七会议后无论是军队还是地方都焕然一新，按照二七会议决定前委集中四五六军准备夺取江西政权，第一步攻打吉安，赣江以东四军暂停分兵发动群众全力夺取吉水，后因敌情变化放弃进攻转而诱敌深入意图歼灭冒进的唐云山独立十五旅，2月24日，四军及六军二纵队发起水南战斗歼敌四个营共计1500人缴获无数，活动在赣江西侧的五军也不甘示弱，在解决袁王后不久的3月7日全军强攻安福县城，经一天激战全歼守敌，报了大半年前五军纵队长贺国中，参谋长刘之志战死安福之仇，随后势如破竹连取分宜，袁州。

3月18日，共同前委在赣州城郊的楼梯岭召开会议，讨论当前形势和今后的行动计划，因为吉安吉水一带敌人已集中了三个旅红军不宜北进，根据敌情前委放弃二七会议打吉安的计划，决定四军向敌人兵力空虚的赣南，闽西地区进军，分兵发动群众扩大红巩固苏区。四军这一战略方向上的改变，让沉浸在革命高潮到来争取全国革命胜利情绪中，并对四军给予厚望的中央大失所望，4月9日，中央一封措辞严厉的信发给了四军。

四军前委：最近阅报，得向〔悉〕四军早向江西游击，似与赣西南红军以及第五军取得联系，大有发动群众夺取江西之势，这与目前全国政治形势党的任务是向〔相〕符合的，中央正拟给你们一详细指导信，以坚定你们这一发 展的前途。可是迄今这两日来，报载你们渐向大庚信丰进展，这一行动的转变，究是因为敌人威逼所致，或者意在与东江红军联络？中央是无从知悉的，惟是这样发展，与全国革命形势和党的总任务是相背驰的，无论你们如何执行进攻策略与向外发展甚至争取广东一省的先胜利，而你们在推动全国革命高潮意义上，也是异常减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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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粤闽赣三省边境的红色割据”，或者是“争取江西一省的政权”这是你们历来的观念，在目前这是极端错误的了！前者是割据政策，是保守观念，是没有以全国胜利为 前提，在目前革命形势之下，自然是极端与党的总任务相冲突的，而且割据保守更是失败主义的表现，这在你们是已必然明白的了。至于“争取江西一省的政权”， 不是没有可能，而是要争取湘鄂赣数省胜利前途下来实现的，在这一个前途与整个革命形势配合之下争取江西一省的政权，是武汉胜利的保障，是全国革命开始胜利 的保障。

。。。。。。

信的最后提出“中央决定毛泽东同志来参加苏维埃代表大会，务须执行中央这一个决定。”

根源在哪里，中央还是一目了然的。

几十年后当俺们拜读《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时，从满篇的“猛烈”“剧烈”“坚决”“高潮”“巨潮”中依旧能够感受到立三同志当年浑身滚烫的热血。然而1930年的确是不同寻常的一年，国际上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加深了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战争阴云开始笼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志预言的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似乎就要成为现实。中国国内统治阶级内部各派的矛盾冲突也进一步加剧，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后，军事重心北移，给了集中在南方诸省的红色武装以大发展的机会。

在中央规划的军事工作计划大纲里，规划出了各路红军的扩大的指标，四军要从现有的一万人，发展到五月底的一万四千人，年底扩大到三万五千人；五军从四千到七千再到两万，三军（黄公略六军），八军的指标与五军基本相同。共同前委下各军的军事任务分别为“三军，猛烈的扩大集中力量向赣江下游发展，夺取吉安南昌九江”；“四军转变路线，猛烈的扩大，急进的向外发展，扩大全国的政治影响，使成为全国红军的模范，现应领导第三军，协同动作向着赣江下游夺取吉安，南昌，九江。”；“五军，冲破保守观念，尽量的扩大，加强政治指导，现应由湘赣边界向着湖北长武铁路方面发展，与八军取得密切联系。“

在中央眼里本应成为全国红军模范的四军已经偏离了正确的路线，给四军前委发出第一封信之后不久，五军政委滕代远抵达上海参加全国红军代表大会，向中央汇报了二七会议的成果，中央于4月24四日再次致信四军前委并转三四五军总前委，在承认共同前委既成事实的同时，再次要求毛泽东来中央开会，信中还认为总前委是党的集中指导机构，“还需有一个军事集中的指导机关”，建议由朱德担任总指挥指挥共同前委下的三个军，最后明确要求黄公略六军应按中央官方编号改为三军，中央原定的三军军长蔡申熙回中央另外分配工作。在以往的论坛上有一些彭派人士在说到后来一三军团永和会师后成立一方面军，大将军不争名利甘当副手如何高风亮节等等，可能是遗漏了这一节，老总在军中的地位是得到中央御批无人可以撼动，大将军这人毛病不少，但服从中央命令还是坚决的。

中央两番催促然而主席还是我行我素，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四军后来派到上海参加全国苏维埃区域会议和红军代表会议的是代理军委书记熊寿祺，可怜熊同志六月份开完会返回四军途中遭遇不测在漳州被捕后被驱逐，从此脱离了革命队伍。不敢想象如果主席奉命去上海开会会有怎样的遭际？好在天佑主席，天佑中华。

主席本人对中央指示置若罔闻不去上海开会，四军也继续留在闽西分田分地正忙终于激怒了中央，6月15日，一封措辞更为严厉的中央来信发给四军前委，开篇就是当头一棒，“。。。可是这一个路线，直到现在你们还没有完全懂得，还是在固执你们过去的路线。”信中声色俱厉的批评了四军的机会主义错误，信的结尾处更加强硬，“你们应当深刻的了解自己的错误，按照中央的指示转变你们今后的路线。你们一定要坚决地猛烈的扩大红军，要决心歼灭军阀力量。但在这里我们还申明一句，我们现在所提出向中心城市与交通区域进攻的战略，与你们过去有的同志主张打大城市的理论完全不同的。中央新的路线到达四军后，前委须坚决按照这个新的路线转变，四军的路线转变对于全国有极大的意义，希望四军能坚决的执行，如果前委有谁不同意的，应即来中央解决。”

除了发信批评，前黎明中学训导主任，现在的中央特派员涂振农持尚方宝剑抵达闽西汀州召开汀州会议，决定将红四军，红三军和红十二军编成红军第一路军，几天后又改为红一军团，接受中央规定的任务先“打下吉安，作为进攻南昌九江的根据地，再由赣西与八军会攻九江，危胁武汉南京“层层重压之下22日朱毛签署命令全军从闽西出发向江西广昌集中，开始进军湘赣。

红一军团的进军过程在此略过，七月底主席和老总在南昌虚晃一枪后大军开入湖南，于文家市干掉戴斗垣旅后跟退出长沙的三军团会师永和，会师后两个军团前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红一方面军，朱毛为司令政委彭滕副之，主席担任一方面军前委书记。

在红一军团转战湘赣的同时，参加全国苏维埃会议和红军代表会议的江西省代表李文林，段良弼和曾山走在返回赣西南的路上，上海之行不仅让李段两人全盘接受了立三路线，也让他们了解到了立三路线中央对共同前委的种种不满，一军团进军湘赣已经开始回到“正确”的路线上，但整个赣西南地方执行的政策依旧是“农民意识”，是“保守割据观念”， 与中央“土地国有，建立集体农场”的精神格格不入，为了扭转这一落后中央精神的局面，风尘仆仆的李文林一行一回到江西就召开了二全会议。

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赣水那边能够红一角，除了六军黄公略，赣西南特委书记刘士奇也攻不可没，以往的学界在谈到赣西南这段历史 时有过一种三分法，即二七会议前是赣西南地区是各种机会主义充斥；二七会议到江西二全会议是转变机会主义，坚决执行主席的土地革命路线；二全会议到年底则是地主富农反攻倒算，是立三主义统治了整个江西的党。这个划分法是否准确暂且不讨论，但从二七会议到二全会议之间，赣西南地区无论是根据地建设还是扩大红军都得到了迅速发展这一点是无法否认的。

然而人无完人，刘士奇书记的工作能力无人质疑但刘书记的工作作风也是相当的强悍，早在二七会议前刘士奇与江汉波争论乍起时刘本人缺乏民主作风已经颇引人非议。刘士 奇认为赣西南地方党领导人幼稚，地主富农成分多，二七会议后更是习惯大权独揽一人“独舞”。中央巡视员刘作抚在7月给中央的综合报告中直接点了刘士奇的名字，认为“刘士奇同志没有说服的精神，时常有不满意的地方即乱骂，在乱骂的言词中还有“枪毙”的话语” 加上二七会议上枪毙四大党官的影响，导致党内存在“赤色恐怖”。也是在这个报告中刘作抚建议在江西省委恢复前赣西南地方可以直接与中央联系，还建议中央调走刘士奇，因为“他农民意识太浓厚。”颇耐人寻味。

8月5日赣西南特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二全会议)召开，六天的会议上刘士奇成为众矢之的，被撤销赣西南特委书记职务，并和二七会议上的江汉波一样被开除党籍，二全会议给刘士奇的罪名有，消极反抗中央省上的正确政治路线，曲解党的民主集中制，用政治手腕反对引进工农干部，违反特委常委会议决议案等等，刘书记的下半身似乎也出了问题，“因爱情关系恢复与早经自首的女子结婚” 这个女子似乎不应是指贺小妹，但俺实在八不出她是谁来，望党史达人指教，满足一下俺们八一八们的好奇心。二全会议改组了赣西南特委领导人，选举曾山、王怀、郭承禄、肖道德、李文林为特委常委，让人颇感意外的是路线观点与刘士奇接近的曾山在二全会议上并未受到冲击，而且升任新的特委书记。

被撤职的刘书记回上海后向中央提交了长篇报告，这个报告是日后专业人士或民科们扒这段历史的重要资料，好在中央并未承认二全会议将刘开除出党的决定，得以留在党内继续革命的刘士奇后来被派往鄂豫皖苏区工作，在鄂豫皖作风强悍的他遇到了更加强悍的徐老虎于是彻底悲剧了，四方面军主力离开根据地后的1933年 刘士奇被当作反革命处决，45年七大后平反。

二全会议后不久，因中共江西省委机关5月份在九江遭到大破坏后一直未能及时恢复，中央决定由赣西南党，团特委合并成立江西省行委，常委由李文林、曾山、陈正人、王怀和段良弼五人组成，李文林为书记。至此赣西南乃至江西根据地的各项工作滑入立三路线的轨道，新成立的由中央直接领导的江西省行委也打破了二七会议后根据地共同前委的领导格局，以李文林为代表的赣西南地方党走上了与主席领导的总前委对抗的道路。

历史上李文林与主席没有太多的交集，从他任职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导团和参加南昌起义的经历来看或许和老总有些渊源。29年初，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后四战皆 北，虽然到了大柏地后绝地反击打退刘士毅旅，部队还是几近弹尽粮绝极度疲劳，是李文林翻山越岭亲自引领四军从龙冈到达东固南龙中心区宿营，红二、四团赠送给四军两千大洋5担 子弹解了四军燃眉之急。在东固的几天里李文林式的秘密割据和江西红军二、四团中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给主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双方关系十分融洽。四军临出发前还留下了一批伤 员在东固修养，并把毛泽覃，谢唯俊和陈东日等干部也留下来帮助根据地工作。也是在东固毛小弟人海之中遇见了你，和贺小妹产生了一段爱情，只是年轻帅气敌不过老成持重，时为赣西特委秘书长的 刘士奇给贺老伯在特委安排了一个文书的位置，走老丈人路线横刀夺爱娶走贺小妹，好在日后有情人终成眷属。

29年6月红四军七大前后，正跟老总、刘安恭等人斗争的主席曾写信给林彪，信中大大赞扬了李文林所部是“绝对的党领导”， 即使是在李文林和刘士奇争论白热化时，主席在另一封给林彪的信里依然把李文林式的根据地和朱毛式，贺龙式和方志敏式相提并论。二全会议驱逐刘士奇改变土地革命的路线使主席和李文林之间产生了不可弥合的裂痕。主席在后来《总前委的一封答辩信》中，用了整整一个章节来怒斥二全会议，嬉笑怒骂二全会议是AB团取消派的操纵。李文林以及赣西南一批象他这样一个有过光荣的革命历史，曾经相当稳健的将革命理论和地方实际相结合的领导群体，在新的革命斗争形势下滑入了错误路线的深渊，实在令人扼腕。

除了比较富庶的江浙和广东是反动派的大本营，但当时整个中国北方，也包括山东，都是比较富庶的，此外还有东北，为什么都没有能够产生革命根据地？五四运动毕竟是在北方发起的，刘和珍们同样也不畏死。而且事实证明北方的军阀比起国民党法西斯更弱、更不具备现代化气息。然而抗战开始后，中共在这些地方的发展都是一日千里。

至于东北发展不起来，可能是因为关东军人数密度过大？毕竟后来四野也是大发展啊。另外，西北的陕甘根据地也太小了点。西北军都力量那么大（但士兵普遍穷困和朴素），没道理革命力量却发展不起来。

另外，四川军阀的无能是出了名的，而中共那么多重量级领导人出自四川，为什么四川也没有能够产生革命根据地？还要等到鄂豫皖红军撤退到那里才有发展。

这一系列的问题虽与主题关系不大，但却是认真读你文章的前三段介绍大环境时产生的疑问。先谢过。

北方基本没有经过大革命的洗礼，特别是没有过大面积的农民运动，农民缺乏革命觉悟，在没有种子的情况下要建立根据地需要做更多工作，这对于力量弱小且缺少农运经验的tg北方地下党来说困难极大，即使发动过一些暴动，在转入农村后也很快失败了。你说的四川更简单了，首先四川受到大革命的冲击并不很大，主要是集中在几个城市，其次四川军阀虽然彼此矛盾重重，但在反共问题上是统一的，顺泸起义失败后四川已经白色恐怖一片，红色极难立足，七一五前夕当时突围出来的刘帅在中央开会商讨是否要转移到四川时特别强调了这一点，而且四川同其它根据地之间距离遥远，缺乏友军策应和人才支援，即使能建立根据地仍然面临众寡悬殊的现实，刘帅的顺泸起义就是这样失败的，参加过大革命的王维舟几起几落才建立了很小的根据地。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青色水兄说的对, 很多地方搞不起来根据地是因为农民运动没开展, 农民没有组织起来, 个人再勇敢在国家机器前也只是一团血肉, 组织起来后就不一样了.

象江西, 湖南这两个省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就开展的很深入, 当然这江西湖南也有有利条件, 当时两个省的国民党省党部除了外面挂的牌子, 里面都是共产党, 象龙超清这样的下乡去, 一个口袋里是党组织命令, 另一个口袋里就是国民党特派员的委任状, 日后老蒋叛变革命, 这些农会都是我党的基本盘. 广东海陆丰农运也搞得好, 但敌人力量太强大了.

富田事变的主要领导人谢汉昌是主席农讲所时的学生, 刘敌也参加过秋收起义两个人都上过井冈山, 悲剧啊, 还不如打吉安的时候牺牲了.

刘士奇到鄂豫皖后当过东路游击司令，红二十七军军长，徐老虎一度是他手下的七十九师师长。

徐老虎出身贫苦，出于朴素的阶级感情看不惯刘军长一些做派，"桌上摆着好菜，徐海东一进门，瞅着这情景，一团火就从心里向外冒。外边摆着伤兵、逃难的人……他们又哭又闹，这位司令却独个在这里吃饭，真是不管百姓死活呀。"

后来转战皖西时又起了争执，主要是几个问题，东路游击时是否丢弃伤员和群众；是否过长江到湖北阳新；是否返回苏区。到了32年11月开鄂豫皖省扩大会议时，徐老虎把这些事都报告了省委，

“省委的同志们一致认为，我在东路游击行动中，所持的态度是完全正确的，会上表扬了我。大家一致认为，我反对军部领导人的过江计划，是挽救了红27军的重要关键。省委会上严厉地批评了军部领导人的右倾逃跑主义的思想。”

然后省委震怒，然后刘士奇同志就没有然后了。

当然也一直有人认为这三条罪状莫须有。

徐回忆东路游击时两人争论是否要遗弃随军的伤员和群众这一段多少能说明些问题, 刘丢下医院工作的四百多女同志不管, 在那个时候意味着什么不言而愈, 后来又要留下伤员, 徐老虎参加革命负伤九次, 将心比心他能认同吗?

一方面军总前委在前方也同样倍受立三路线的煎熬。一方面军成立伊始总前委内部就是否二打长沙展开了辩论, 日后众将领的回忆中各执一词更是让决策过程疑云迷布, 三军团的”理论家”, 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是为数不多被曝光坚持立三路线攻打中心城市的将领, “你们一军团不敢打，就站在一边看吧，我们三军团单独打”是袁主任掷地有声的豪言壮语, 而近年来的一些影视作品中, 三军团参谋长邓萍也在荧屏上频频成为满脑子进攻路线挑战主席和总前委的急先锋, 这种形象设计似乎缺乏史实支持, 也许是编导大人欺负邓参谋长牺牲的早没有后人维护光辉形象吧. 那么主席在这场辩论中持何立场呢也是多年来大伙儿们爱八的话题, 从二打长沙前给赣西南特务的两封信里看, 主席对一三两个军团再克长沙是颇有信心的, “。。。我军为达到消灭敌人援助五军，开展湘鄂赣之交的大局计，乃决定去浏阳击敌，直取长沙，由株萍路回师袭击赣敌。。。”；“（何健）共有兵力有十四团左右，被我军消灭了四分之一，尚有四分之三在进攻中，这是何健部队的主力，把这些东西消灭了，湖南政权就到手了。红军也大大扩大了，夺取武汉就有了保证，不过须付出相当的代价就是。” 事实上当时一些军事评论家们也相当看好红一方面军, 一度在报纸上放言, “长沙之陷落已不是问题”,所担心的不过是问题守城的“何健与罗霖军之全灭”,和两人能否再次逃出生天, 不知道这些评论家们是否也在老常的战略忽悠局拿一份薪水?

长沙守将何健此时再也没有一个多月前痛斥大将军以及红三军团为”跳梁小丑”的英雄气概, 除了脑袋稍一热在猴子石企图反击被满地板砖拍个半死外, 全军一直龟缩死守. 而缺乏重装备的红军也拿这种龟甲阵没什么办法，二次总攻均未奏效效仿古人摆出了火牛阵也无功而返。在半个月的攻城战斗中三军的纵队政委刘作述和八军团长谢振亚先后阵亡, 是二打长沙中牺牲的红军最高将领，刘作述是著名的永新三刘之一,和刘真, 王怀等人一同在吉安师范读书26年入的党, 后来又一同回永新闹革命, 担任过永新游击队队长, 如果不是牺牲在长沙的话, 几个月后也难说不被王怀等人牵连进去。二打长沙其间三军团还发生了件大事,八军四师师长卢匿才以”按兵不动作战不力”的罪名被处决, 后来位列上将军的王平当时还在机关枪连当文书, 看见师长绑着被大刀砍死在水稻田里, 他和他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二打长沙不克铁的事实证明了执行中央立三路线集中红军去攻打中心城市是不合时宜的，从撤围长沙开始一方面军总前委召开了一系列会议，会上主席和老总顶着“不打长沙南昌就是断送革命高潮”的大帽子，以极大的耐心来教育干部逐渐摆脱立三路线的影响，并在行动上一步步纠正和反对立三路线。如果说一开始的株洲会议和袁州会议主要是在一方面军内部和中央长江局代表间争论的话，到了红军回撤江西准备攻打吉安时，赣西南特委和总前委间开始了直接的对立和冲突。

9月26日, 李文林主持召开赣西南特委常委会议, 主席和一方面军参谋长朱云卿代表总前委参加会议，在会上, 主席反复申述先打吉安的必要性和建立江西政权的主张,认为要争取武汉胜利, 必须建立江西政权, 要能即刻建立政权, 必须先打下吉安，而李文林等人反驳主席的意见, 指责这是“带游击式的伴着发展“的错误见解, 忽视了争取武汉胜利和全国政权的紧迫性, 以及打下南昌九江的伟大的政治意义, 要求一、三军团将先夺取南昌、九江作为返赣后的第一步作战计划, 吉安以后再打, 并向中央写出了报告。事后总前委并未接受特委的意见, 坚持先打吉安并于10月4日拿下吉安。

打下吉安后的10月7日，一方面军和赣西南党组织召开万人庆祝大会，宣布成立江西省工农兵临时苏维埃政府，由曾山担任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方志敏、肖韶、陈正人、毛泽东、朱德、陈毅、李文林、邵式平、刘九峰、彭德怀、袁德生、曾炳春、王怀、刘铁超、罗炳辉、滕代远、朱昌偕、黄公略、杨岳彬、段起凤、古柏、刘光万、金万邦等五十三人为省苏维埃政府委员，这份名单中有近半的人此时走上了革命生涯的顶峰，随后的几周或几个月内等待他们的是革命的恐怖。

打下吉安后, 攻打南昌的呼声再度高涨, 虽然此时上海的中央已经召开六届三中全会，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也已经在中央机关中得到纠正，但由于时空隔离，三中全会的决议和精神还无法传达到一方面军，立三路线的影响在红军，特别是三军团中还相当严重，加上总前委之前也有过打下吉安后再打南昌的承诺，十月十三日，方面军主力北进到袁水流域，进军口号依然是进攻南昌九江，十七日抵达峡江后敌情发生变化国民党军六个师十万余人正在集结准备对根据地进行第一次围剿，这个变化也证明了李立三认为军阀混战会不断扩大下去，以致“造成统治阶级无法稳定而且日趋崩溃的基础。“是不切实际的。经过峡江、太平峡两次会议后，红军后退至新余罗坊。为了决定红军未来的方向，一方面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在罗坊召开了联席会议，史称“罗坊会议”。

“罗坊会议”上李文林等人和主席再次发生激烈争执，双方观点除了原来的分歧外，在如何粉碎即将到来的敌人围剿上也各执一词，主席主张红军全军东渡赣江，诱敌深入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打破围剿，而李文林等地方领导干部和部分军队领导人担心放敌人进根据地会丢失大片根据地，危害根据地人民，主张把战场放在峡江一代，甚至主张主动出击在白区同敌人决战。双方的争执一度相当的火爆，结果如同前几次会议一样，经过主席老总大将军等人的反复工作最终通过了诱敌深入的决定, 但总前委对江西省行委部分领导数次挑战前委权威的做法并不是无动于衷，断言“改造全部党的组织和团的组织重新建立，不使一个富农反革命分子（AB团）留在党内团内，因为现在赣西南的党内和团内充满富农反革命的原故。”言辞中的火药味渐浓。

联席会议已经做出了决定，大敌当前本应放下分歧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然而立三路线的影响不是几次会议能够完全消除的，罗坊会议后局面还是有过反复，一方面军中有部分指战员对总前委拒绝执行中央攻打大城市的命令不理解，对撤出吉安更是极为不满，而苏区的群众眼里看到敌人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红军主力不等敌人靠近便纷纷后退，不再象过去那样就地分散打游击，牵制消灭敌人，更怀疑红军中是否有人叛变了，再加上一些地方党领导人的推波助澜，一度思想相当混乱。时为五军军委秘书的李志民回忆称三军团干部战士多为湖南湖北籍，本来过赣江就有情绪，进入苏区中心后连带路的向导都找不到，跟原来湘鄂赣根据地里群众热情拥护有天壤之别，部队里牢骚满腹，政治思想工作很难做。敌人大兵压境这种情况是总前委不能容忍的，十一月初当红军主力退到宁都的黄陂，小布时，总前委宣布进行整军工作并在红一方面军部队中开展打AB团运动。也是在此前后，以打吉安缴获的敌人文件中发现“有一张收条便是由东固，兴国苏区的一个地主用真名签字的。这一地区的共产党领袖之一李文林，就是这个地主的儿子”为由将江西省行委书记李文林拘捕。

打AB团前，主席和后来被肃反人对于红军和根据发展战略的争论，就像是中世纪那些科学先驱与宗教裁判所的争论，区别只是主席是政治家，他不会坐待他人用火刑来消灭自己，而是会用火刑消灭对方。

俺个人的感觉是主席在探索中国革命实践中的一段曲折，其责任是无法推卸的。

赣西南苏区打AB团运动最早是在30年的3、4月间开始的，在“过去是AB团大本营”的钱山地区发现了“改组派AB团动的很，有组织并有一部分群众”。到了4月份因为四军分兵东返赣南闽西和五军回平浏活动，赣西南地区反共的地主武装民团，守望队和红黄学会乘机反攻，形势一度紧张造成苏区的农民大批反水，党内也有悲观论调出现，赣西南特委书记刘士奇为鼓舞士气，除了开展红五月运动号召群众攻打吉安城，还决定公审AB团领袖，并将它们枭首示众。

6月25日，赣西南特委西路分委发出了《反改组派AB团宣传大纲》，大纲里已经提出了用“实行赤色清乡”，“实行赤色恐怖”来肃清改组派AB团，8月赣西南“二全会议”后刘士奇被驱逐，他在任期间的各项政策也多有改变，唯独反改组派AB团的政策毫无触动，甚至更加严厉。9月24日，新的赣西南特委发出《紧急通告第二十号》，动员党员群众彻底肃清AB团，通告中以万安县最近破获的特委发行科朱家诰AB团案为例，指出“AB团非常阴险狡猾奸诈强硬，非用最残酷拷打，决不肯招供出来，必须要用软硬兼施的办法。。。”，并决定处决AB团的原则如下，“A、富农小资产阶级以上和流氓地痞的AB团杀无赦。B、共农分子加入AB团有历史地位，二能力较活动的杀无赦。C、被威迫新加入的工农分子而无能为力者须订定自首条例，准其依照自首并加入以教育。”在这不断升高的温度下，打改组派AB团运动在赣西南根据地里如火如荼的开展，在10月中旬，地方党负责人承认从3月份开始共杀了一千余名AB团分子。

总的来说这一波的反改组派AB团运动基本上局限在赣西南地方上并未涉及到红军中，运动涉及到的一两千人中也几乎没有高级干部，做为整个根据区党的最高领导共同前委和后来的总前委一直没有干预。而总前委在11月逮捕李文林和开展整军运动后，打AB团运动开始在红一方面军中展开了，整军运动的第二天，三军团破获以甘隶臣为首的AB团组织，甘隶臣是兴国人地主家庭出身，“羡慕都市生活，积极响应会师武汉。。。我们退出吉安时甘隶臣煽动官兵脱离前委领导，单独进攻南昌，已经走到峡江。”

黄陂肃反在打响这第一枪后便愈演愈烈了，其恐怖程度从日后多名亲历过黄陂肃反的将领回忆中可以略知一二， 李志民回忆过一段5军中审讯AB团的场景“因为AB团出在江西的富田、东韶一带，而红5军中多数是湖南平江、济阳一带的人，所以抓AB团的重点对象大多找我们东渡赣江以后在江西参军的新战士，而这些新战士根本不知道什么叫AB团，他们听说要抓AB团，也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当刑讯逼供时都用江西土话大哭大叫“唉嗯敌哟（我不知）”，“唉嗯晓鸭笔团哟”（我不晓得AB团），接着又逼他交代同党。新战士入伍不久，认识的都是同乡，于是抓到一个AB团就供出一大片同乡，同学，象滚雪球似的越供越多。”，“经过刑讯逼供的人大多屈打成招，一承认是”AB团“，不几天就枪毙了。”

当时还是新兵蛋子的邱会作被吓“病”了，王平所在的机关枪连“我们机关枪连有二十八个江西籍新兵被抓了起来，审讯以后杀了二十多个。”，“我当时听黄克诚政委讲，我们第三团在红三军团是最保守的，但也打掉了百把人。”，3军7师27团团长李聚奎和副团长同时被指为AB团，副团长陈水光在压力下几乎自尽，25团团长被处决，政委叶汤平因打AB团不力也被当作AB团受审。12军36师108团政委谭国清因为和刘敌是同乡，一起参加秋收起义一起上的井冈山而被逮捕处决，108团团长肖美虎也因出身旧军队又是吉安人被杀掉。

《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中承认， “此次红军中破获AB团四千四百以上，AB团已在红军中设置了AB团的总指挥，总司令，军事团长。。。” 一方面军所属各军因领导人执行力度的问题抓获和处决的AB团数量各有不同，4军当时有七千人，近一千四百人被牵扯进AB团，5军和8军因大将军放言来自平浏和湖北大冶阳新的官兵绝无AB团而把肃反枪口对准了江西新兵和一打长沙时从何健监狱里释放出来的同志，5军不到一万人，处决的AB团约有二、三百；相比而言和李文林以及赣西南地方党领导人有着深厚渊源的3军是肃反的重灾区，在年轻的军政委蔡会文主持下打AB团不遗余力，取得的“成果”也超过其他各军。

做为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的主席是否真的相信红军中，特别是他亲手缔造的，古田会议后就把支部建在连上的一军团有如此之多的AB团改组派，这是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但从任命李韶九负责肃反和十二月初总前委给省行委的两封信中，多少能看出些定向肃反的味道。

• 邱会培是10月遇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