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民族问题实在是个难解的结 -- 赤心报国

潜水三四年了，看了河里无数的好帖，常常在赞叹的同时深感差距之大“河友们的起点是自己永远达不到的终点”。所以一直只看不说，只有默默的送花。

这次3.1事件，看了河友们的精彩观点以后，感慨万千，感觉有种说话的冲动，明知满纸荒唐言，权当沧海一粟给河里增加点笑料。

大体看来，大家对某族问题的意见分歧主要在于“剿”和“抚”，轻重问题，对象问题，缓急问题。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在交锋的辩论中，往往又把问题简单化处理。都似乎找到了对症之药。深究一下，却又各有利弊。

纵观世界历史上的民族问题，诸位说的方法似乎都曾经试验过，但是，除了强力铁血下的灭族（迦太基）或民族大迁移（比如匈奴，突厥类），或者完全的融合（鲜卑）比较彻底外其他的政策都曾经在一段时间，甚至很长一段时间内有效后，出现了新的问题。

一：是画地为牢还是泥牛入海？

有河友建议，将W族“赶回”老家，严密监管，分割隔离，徐图缓治，使之无法坐大，使内地无扰，又有河友认为当反其道而行之，将W人广迁内地，渐而融合。两者都有道理。先看美国，这两种方法美国都用过（无论主动还是被动），前者对印第安人，后者于黑人。印第安人被彻底剿灭后，被迫在刺刀“保护”下迁入保留地，印第安人从此背景离乡，不但失去了生活来源，甚至赖以生存的食物来源（北美野牛）都被切断。族群失去了繁衍生息的外部条件，因此，今日的印第安不足为患。而南北战争后的黑人，却借此脱离了种植园的依附命运，开始在整个北美大地上发展壮大，人口比例不断上深，随之而来的是力量的上升，虽然经历了百年“压迫”，但这也不过是历史坐标轴上的很小的区间。再比如欧洲各国的穆斯林聚集区，打个比方，出发点是想把一勺白糖融入一锅汤中，但是如果这勺糖是老冰糖呢？融合，谈何容易？如果时间火候不够，融合不彻底，反生其乱。《贫民窟的百万富翁》里开篇的教派屠杀就生动的阐释了这个现象。而其时，印巴已经完成了分家。所以，如果融合不顺利，只能出现更多的民族村，形成事实上的自治领，国中国。对于教育低下，生育率高，谋生手段缺乏的“少数”族群，面临更大的生活压力，会进一步加剧与多数民族的矛盾。

那么画地为牢是否就一定行之有效？如果看以色列治下的巴勒斯坦，似乎能够提供一个好的例子。以色列将巴勒斯坦人分割为约旦河西岸和加沙，两个地理上互不关联的区块，严重限制了巴勒斯坦人的行动自由以及武器和资源情报的有效流动。而且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无论是自杀式袭击，还是打冷枪之类的反抗都比从前少了很多。但巴勒斯坦本身人口有限，且外援不畅，战略回旋余地又太小。同样的手段对于一个1000万人口的民族是无法收到同样的效果的。况且，以色列有美国大腿，而中国这样的国家如果东施效颦，只能在国际社会里子面子全输光，这对于一个大国来说，是软实力的严重挥霍，万万不可行的下策。即便是推行也未必有好的收效。而新疆建立根据地的条件也不是巴勒斯坦这种弹丸之地可以相提并论的。一旦拖入旷日持久的游击战争，也是大耗国力，甚至为美国赢取战略时间获得喘息之机。

二．移民实边抑或民族自治？

无论是明朝的军屯，还是今日的兵团都是试图在当地形成持久的立足点，耕战结合，作为应对威胁的第一线力量，小患当地解决，大乱为援兵争取时间。但是，一两代还可以应付，后期由于承平日久，人地矛盾，生活艰苦等因素，往往让当初的设想大打折扣，战斗力也会递减。一到乱起，多半手足无措。况且，现行生育政策下，人口比例改变也成为问题。如果因循农业社会的模式，无法解决人地矛盾，即便汉族和W族同比例增长人口，那么最终也会因为土地和资源的争夺让矛盾日益积累。一旦有导火索，那么大规模争斗，乃至屠杀就无可避免。典型事例是同治陕甘回变。因为内有太平军和捻军控制江南财税地区，外则英法列强割地勒索，只能进一步压榨陕西，使本已紧张的回汉矛盾彻底失控，汉民遭到惨绝人寰的屠杀，而后官军的报复，又让回民四散奔逃，而左宗棠的网开一面赦免的马占鳌（后人马步芳，马鸿逵）后代在49年前还能在西部有很大势力。窃以为，唯有工业社会才能部分解决这一怪圈。但并不能把希望寄托在所谓的“引渤入疆”上，否则不过解决一两代问题。土地毕竟有限。民族自治在中央政权强大时，还可以保证相安无事，但这实际上是历史上的治理成本太高不得已的行为（战争可能更高）。H.G.Wells写的《世界历史》上有一个很高明的论断，如果没有铁路和电报，一个统一的美国（即便完全是盎格鲁撒克逊后裔）也是很难想象的。交通和通讯，是保证行政能力能及时到达的必要保证。无论是烽火台，还是秦直道，车同轨，乃至灵渠，京杭运河，都是祖先们在当时条件下应对策略。相较于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地区走马灯式的帝国们，实际上也是只能凭借武力压服其他民族而未能建立郡县制治理。但是，一旦主体民族陷入大乱（外敌，内战，天灾，瘟疫等），这些自治的地方无不乘火打劫。所以，汉让南匈奴内附，可以说埋下了五胡乱华的祸根，虽然当时看来，这并没有什么不妥。同理，罗马对蛮族无法实现直接管理，导致亡国灭种。

分化瓦解还是团结底层

历史上游牧民族一盘散沙时，往往是中原的幸事，以夷治夷也是惯用的招数，分化他们，让其陷入内斗一定时间是行之有效的。但是，正如拳台终有称霸登顶的，一旦某一派系在长期的争斗中站了上风，而有能力整合全体资源时，往往又会使形势急转直下一发不可收拾，铁木真，努尔哈赤都是先“安内”才征外的。分化瓦解，激起内斗也不是究竟的办法，正如朱棣对蒙古三大部族的“锄强扶弱”策略，拉一派，打一派没问题，但是弱和强都是相对的，此消彼长的，这就使得今天你拉的对象成了明天你打的敌人。久而久之，人家看明白了，一致对外麻烦就来了。团结底层，用阶级矛盾来冲淡民族矛盾，前30年来看非常的成功。两少一宽固然是恶政，但是大环境变了，原封不动的照搬开国初的政策方法也是一种刻舟求剑的思维。首先，收买底层的代价太高，想把这1000万人养起来首先财政负担不起，其次会更加养成依赖心理，你不给我就闹，给的少了还不干。而且会让汉族群众心理严重失衡。其次，斗地主分贫农也不一定能满足大多数人的胃口，不够分，能分的只有地，牲口，改善生活条件的，家电，手机，汽车等等也分不到。（纯臆测）。 况且民意往往也是能操弄的，如果地主能通过空头许诺，望梅止渴的方式来诓骗底层W人，期许沙特式的，不劳而获的福利，享受。未必不能赢取支持。比如二战前的日本，德国的共产党，就搞不过军国主义和纳粹的宣传。最后，正如河友指出的，胡萝卜靠谁来分，怎么分，这也是一个事关成败的大问题。（希望信息技术的进步可以帮助解决）。

语言同化VS宗教革命

语言同化在过去可能比较容易，台湾50年的殖民让一大部分人连国语都看不懂，不会说，不得不说也取得了一定的“民族认同”效果。蒋政权逃台后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大力推广国语教育，曾经和一个台湾人聊过，其上小学时由于说了闽南语，被老师挂牌子罚站，还要检讨说“我今天讲闽南语了”。可见语言之重要性。但是今日想完全强制听说读写普通话教学也未必有用。“逼着学”总不如“抢着学”。而且更容易引起反弹。宗教革命其实才是釜底抽薪的方法。历史上看基督教本身就是基于犹太教的一次革命，打破了犹太人对“上帝”的独占。而这本身进步的基督教，却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变成了僧侣们的洗脑工具和敛财门道。路德的新教恰恰是把基督教的代理制度改成了直销模式。让层层代理商们的利润空间直接消失（多亏了印刷术啊），同样的宗教革命也出现在中国，禅宗和净土也是将那些繁文缛节的仪轨和佛经的解释权从番僧胡僧那里夺取，直指人心。（当然禅宗把解释权-印证，交到了师父手上）。而沙特因为三大圣地占了俩，现在又有钱，加上互联网的普及，似乎有搞成“梵蒂冈”的野心。因此，宗教革命就是对付这种“教皇”模式的最有利武器。当然，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宗教革命往往还有世俗王权的参与博弈。熟知的度牒制度，收回寺产，还是亨利8世的罚没修道院，都有断绝腐败的僧侣阶层的经济来源考虑。所以即便是无法用无神论来改变信仰，起码也要保证经文的解释权不再受制于外国。

治标与治本

如前文所述，治本的方法非在下这样的顽石蠢木力之所逮。治标的方法能想到几个，供大家听听。先说分化瓦解，上面说了，军事上的W族内战不是一个好方法，但是经济上的就不一定了，首先推行汉语等级证书考试，考得好的推荐就业并发放助学贷款。再有就是推行劳务输出，让他们去国外中资项目去干活。尤其是伊斯兰国家，最好是中东油国，如果他们愿意留下就更好，让他们去那里就食。也给他们一个“泄放”通道，别成天只知道在中国打杀。第三，迅速建立新疆的铁路网络和基础建设（而不是清真寺），让老维们能享受发展的红利，否则成天惦记地下那些油，认为只是输血。而且基建能带动经济良性循环，也能雇佣当地人，供他们增收。还有，可以通过双料特工去叙利亚，利比亚，阿富汗等地，花重金让他们招募极端维族分子，然后扶持当地官军，让他们在预设战场聚而歼之。最后可以通过扶持伊朗，土耳其等地区大国使沙特为我所用，比如承认我方指定的神职人选。当然升级监控，增设报警平台，还可以每人发放手机一部，用官方微博，微信来反洗脑。等等。

不知不觉，仓促成篇，不知所云，贻笑大方。诸位看官原宥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