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统治西藏的蒙古人——和硕特汗国的兴亡 -- 京华烟云AMIP

从清朝以及西藏方面的史料来看，固始汗生前并没有留下遗嘱，或者说起码没有留下明确的政治遗嘱。况且按照游牧人的传统，继承权多是有力者得之，除非可汗生前就指定好继承人，并且趁自己还活着刻意为其配置势力，扶上马再送一程才行，但显然，固始汗并没有这么做。

固始汗的大儿子巴图尔台吉，当年曾是父亲攻掠青藏高原的重要助手，不过后来和硕特汗廷迁往拉萨，巴图台和弟弟们都留在了青海，直到得知父亲驾崩的噩耗。由于长子巴图尔并没有明确的汗位继承权，固始汗的十个儿子，除了早已过继给固始汗大哥拜巴嘎斯汗、留在新疆的四子达赖乌巴外，为争夺老爹留下的遗产立刻打得不可开交。

固始汗去世后将近四年，和硕特汗国都没有产生新的汗王，汗国对外宣称是由势力最强大的两位台吉——固始汗的长子巴图尔和第六子多尔济——联合主持西藏的政务，但实际上，这两人很可能根本无法共事，整日里争来斗去，而他俩的兄弟们则各自站队，彼此间党同伐异。

不仅如此，争斗还很快扩大化了。不久以后，清帝国甘肃巡抚收到叶尔羌汗国的投诉，说青海和硕特蒙古人打算袭击叶尔羌派往帝国朝贡的使团，为首的劫匪正是固始汗的一个孙子。叶尔羌汗国是当年蒙古帝国中察合台汗国的延续，欧洲人因其统治中心在今天新疆南部的喀什，故称它为喀什噶尔汗国，而中亚穆斯林因其汗王具有成吉思汗家族血统，故称它为蒙兀儿斯坦国。当时，叶尔羌汗王阿不杜拉刚刚认了清帝做老大，结果第一次遣使朝贡，就遇到了和硕特人打劫。

收到投诉，甘肃巡抚立即命令清军出动，沿途保护叶尔羌使团，同时严密戒备和硕特人的动向，见无机可乘，固始汗的孙子不得不悻悻而退。随后，帝国政府向青海和硕特蒙古下达了一道措辞严厉的诏书，说你们这些家伙不守规矩，多次进入内地抢掠，甚至还敢对抗官军，据边防官员统计竟然先后有二十多次，可谓屡教不改。现在，帝国专门让特派员去青海给和硕特各部划分边界，今后你们只能在自己部落的领地内活动，一旦越界将严惩不贷。

在此期间，清廷也接到了五世达赖喇嘛的报告，说固始汗死后他的儿子们内讧争斗，已经导致和硕特汗国出现了严重危机。帝国政府意识到，平息汗国内部矛盾已经刻不容缓，否则这个重要的藩属将不可避免地土崩瓦解。而很显然，此时最适合调停固始汗这些儿子之间争端的人选，有且只有一个，他就是始终处于超然地位的五世达赖喇嘛，和硕特蒙古人的精神领袖。

在清廷的支持下，五世达赖终于出手。他的第一招就极其狠辣，要求固始汗的儿子们将庞大的青海领地，划分为左右两翼分别管理，理由是避免他们为划分牧地发生纠纷。根据藏文史料记载，对于这个提议，长子巴图尔很可能表示服从，但六子多尔济却不同意，而是提出要按自己的想法划分，于是五世达赖喇嘛亲自出马，从蒙古将他召至自己驻锡的拉萨哲蚌寺“郑重劝说”。具体如何劝说不得而知，估计是连哄带威胁，最终多尔济勉强服从了五世达赖喇嘛的决定。

从此以后，青海和硕特蒙古就分为了左右两翼。和硕特左翼辖区自西宁边外东科尔寺起，沿波罗充可克河北岸（即湟水上游）、青海湖北部、布哈河、布隆吉尔河至额济纳河为界，也就是今天青海省海北州、柴达木盆地西北部、河西祁连山草原及额济纳河流域这一大片地方；和硕特右翼的地盘则东自栋科尔寺，西至噶斯池，南自松潘边外漳腊营，北至波罗充可克河南岸，也就是包括今青海省海南、黄南、玉树、果洛等州及柴达木盆地东南部这一大片地方。就这样，仅通过三寸不烂之舌，黄教神王就将原本一个整体的和硕特蒙古分成了互不隶属的两边，便于自己各个击破。

政治斗争的精髓就在于拉一派打一派，如果没有派别，那就要人为地制造派别。经过此事，五世达赖已经看出来大王子巴图尔比六王子多尔济更好控制，西藏神王终于旗帜鲜明地表态，他支持巴图尔继承和硕特汗位，急于稳定汗国政局的清帝国自然不会反对。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正月初五，在五世达赖喇嘛的主持下，黄教僧俗于圣城拉萨举行了巴图尔的即位典礼，达赖喇嘛赠予巴图尔“丹增多吉杰布”的正式尊号，意为“护教金刚法王”。

和硕特新汗王巴图尔的蒙古汗号为“达延鄂齐尔汗”，从此在清朝史料中他通常被称为“达延鄂齐尔汗”，或简称“达延汗”。“达延”通常认为是“大元”的谐音，蒙古贵族中取这个尊号的很多，比如北元中兴之主巴图蒙克，汗号就是“达延车臣汗”。“鄂齐尔”，则是蒙语“金刚”的意思，与藏语中的“多吉”对应。“达延鄂齐尔汗”，合起来就是“大元金刚汗”。

对达赖喇嘛的这一决定，蒙古王公中显然反对者众多，他们不能公开驳神王的面子，但却以实际表现做了无声的抗议。达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达延汗的继位大典过于冷清，他在自传中写道：“好像只是集中了一堆乐器、旗帜，丝毫没有热烈气氛。所有的蒙古王公都显得有气无力，无精打采。”而在随后举行的为新汗王祈福的大法会上，达延汗的弟弟们都没出席，在场的多是西藏人，外来贵宾只有寥寥数人且都是远道而来，包括来自北京的朝廷特使，来自新疆的卫拉特蒙古杜尔伯特部使者，以及来自俄国伏尔加河流域的卫拉特蒙古土尔扈特部使者。

为了平息蒙古贵族们的不满情绪，达赖喇嘛不得不下令将各地方和各寺院献给达延汗的礼品，分赏给汗王的弟弟和侄子们。正所谓打一巴掌揉三揉，做为不能登上汗王宝座的补偿，当年的十一月，五世达赖喇嘛又赠予六王子多尔济“达赖洪台吉”的名号，还送给他衣冠、弓箭囊、宝剑等许多行头，以在固始汗儿子之间取得平衡。“洪台吉”又写做“珲台吉”，据说来源于汉语的“皇太子”，通常是做为副汗的称号，也就是说达赖喇嘛除了立巴图尔为汗外，同时还给他树立了一个对手。

在此多说一句，后来雍正初年，固始汗的孙子、和硕特蒙古首领罗布藏丹津在青海造反，所用的头衔正是这个“达赖洪台吉”——这意味着反叛者已恢复蒙古旧称，不再以清廷臣子自居，史载他们“俱令呼旧日名号，一概不许称呼王、贝勒、贝子、公封号。”

经过这么一翻折腾，达延汗在兄弟们中的威望，自然一落千丈，面对着虎视眈眈的弟弟达赖洪台吉，他不得不越来越多地依赖达赖喇嘛。不过在达延汗统治时期，达赖喇嘛的地位虽然已经今非昔比，但他还只能以宗教顾问的身份来影响汗国的决策，因为达延汗本人并不像他的父亲那样常驻西藏，据记载他每年也就来拉萨一个月主持一些必要的仪式，其余时间都住在水草丰美的青海，西藏的行政大权，其实掌握在当年固始汗任命的第司索南绕丹手中。

这个索南绕丹很有意思，本来的身份是达赖的“强佐”即大管家，他历事四世、五世两代达赖，掌握着教内财政大权，根基极其深厚，当然对黄教集团的决策有很大影响力，在五世达赖成年前，索南绕丹可以说是仅次于罗桑曲结（四世班禅）的黄教二号人物。当年蒙古军席卷康区以后，达赖喇嘛怕引狼入室尾大不掉，不想让固始汗继续前进，为此他甚至打算同老对头藏巴汗及嘎玛巴法王谈判停战。但索南绕丹却不顾主子的反对，执意请和硕特蒙古人进军西藏本土，这才有了后来蒙古人如狂飙般席卷全藏，彻底摧毁藏巴汗政权的一幕。从有关史料分析，所谓达赖喇嘛让和硕特蒙古进攻藏巴汗的法旨，很有可能是索南绕丹搞的矫诏。

夺取西藏政权后，固始汗投桃报李，以达赖喇嘛的名义正式任命索南绕丹为和硕特汗国的首任第司。“第司”又有“第巴”、“第斯”等多种译法，这是一个古老的西藏头衔，大致意思是“首领”，但具体范围可大可小，小到村子里的头人，中到各处地方官员，大到统治全藏的法王，都可以称为第司，这里的语义相当于汗国的宰相或执政官。后人认为，固始汗任命索南绕丹为第司，也就是掌握了主要的人事任命权，因为索南热丹在政治态度上可以说一直是依靠固始汗的，在格鲁派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他同蒙古和硕特人在政治上的联系，要比五世达赖喇嘛密切得多。

在和硕特汗国这个蒙藏联合政权中，各方有着比较明确的分工，固始汗抓全面工作并分管军事，第司索南绕丹主管政务也就是汗国的日常治理，而宗教事务则由名义上的最高领袖达赖喇嘛负责。虽然五世达赖除了管理黄教僧人和寺院外，在固始汗的支持下又取得了对其他教派寺院的管理权，使得手中的宗教权力成为自己后来扩大势力的基础，但正所谓“政由葛氏，祭则寡人”，最重要的军政大权都不沾边，年富力强的西藏神王肯定过得相当憋屈。

固始汗死后，和硕特汗国群龙无首，西藏便成了第司索南绕丹与神王五世达赖的政教二人转，前者虽然在名义上是后者的下属，但却牢牢把握着西藏的行政权力，达赖喇嘛仍旧只能对政坛施加间接影响，只要索南绕丹还在，出头之日便遥遥无期。

但好运气来了谁也挡不住，公元1658年3月，达延汗继任和硕特部汗王刚两个月，西藏强势人物索南饶丹就因病去世。索南饶丹的病与出征不丹有关，那还是在固始汗刚死后的公元1656年，当时黄教把持的西藏与主巴噶举派（白教的一支）统治的不丹互相看不顺眼，彼此视为异端，为了暂时平息汗位继承引发的内部争端，固始汗的儿子们决定联合对不丹发动圣战，第司索南绕丹也率军参战，并组织西藏地方为蒙藏联军提供后勤支援。

西藏军队开始进展顺利，于1656年7月攻入不丹东部门域的本塘。但是，不丹的气候与西藏完全不同，相对要湿热许多，联军的许多官兵没多久便患了病，索南饶丹病得尤其厉害，不得不返回拉萨休养。他一走，联军的后勤供应很快出了问题，陷入不利境地，被迫与不丹军开始了拉锯战。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病死，蒙藏联军渐渐难以忍受，于是藏传佛教萨迦派（俗称花教）法王出面调解，交战双方达成了停战，西藏军队灰溜溜地撤离不丹。后人认为，与不丹的战争是进兵藏区以来，和硕特蒙古军第一次遭到重大损失并且未能取得胜利的战争，他们战无不胜的神话就此破灭，汗廷的威望在藏人心中也开始下降。

索南绕丹死后，五世达赖感到把行政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的时机已经到来。他首先利用达延汗刚刚继位威望不足，没法立即任命新第司的机会，说服汗王同意暂时不要公布索南饶丹之死，隐瞒期限为一年。有这一年时间，五世达赖似乎就可以上下其手翻云覆雨了。和硕特新汗王虽然在战场上是一把好手，在政治上却毫无主见，加之严重缺乏行政管理经验，只能被黄教集团牵着鼻子走，使得五世达赖得以顺利实现人事任免制度方面的改变。

但即使到了这个时候，达赖喇嘛仍没有足够的力量掌控全局，黄教集团内部为了任命谁做第司，爆发了激烈的争执。五世达赖看中的人选，是出身于大贵族仲麦巴家族的赤列嘉措，此人与达赖关系密切，两人是一起长大的发小。要说两人关系好到了什么程度，这里举个例子，赤列嘉措的儿子就是后来的西藏摄政王桑结嘉措，而民间一直传说，桑结其实是五世达赖的私生子。

赤列嘉措的对手，是已故第司索南饶丹的亲戚囊索诺尔布，他是和硕特汗廷的老资格官僚，当年曾参加过攻打藏巴汗的战争，也曾陪同五世达赖喇嘛到北京朝觐顺治皇帝。不仅如此，此人在地方上也是势力雄厚，不仅多名亲信在后藏也就是日喀则地区担任着宗本（西藏的‘宗’相当于县，‘宗本’就是县长）等实权职务，还获得了不少地方实力派的力挺。尤其重要的是，达延汗似乎也偏向此人。

换句话说，赤列嘉措是宗教势力的代言人，而囊索诺尔布则代表着世俗贵族的利益，他们分别得到了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和世俗领主达延汗的支持，双方或者说双方背后的势力，就此僵持不下。

到了1669年5月，很可能是在达延汗的默许下，第司候选人之一的囊索诺尔布带领一批武装随从，全身披挂杀气腾腾地来到拉萨求见神王。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面临着被逼宫的窘境，达赖喇嘛迫不得已只能表态，同意囊索诺尔布担任第司，并派人向他解释以前一直未同意任命他为第司的原因。与此同时，达赖要他解除武装，不得穿戎装来晋见自己，但囊索诺尔布拒绝接受。

五世达赖自然疑心重重，他立刻安排人监视囊索诺尔布的行动，还派人观察其支持者在日喀则的动向，足见宗教神王对世俗第司的不信任和防备，一时间拉萨的气氛变得异常紧张。囊索诺尔布自然感到了达赖对自己的强烈敌视，他也被搞得心里发毛，认为拉萨不是久留之地，对能不能在这里顺利地继任第司职务失去了信心，于是便偷偷跑回自己的老巢日喀则，召集支持者准备武力向拉萨摊牌，西藏内战一触即发。

这可不是刚刚继位的达延汗想要的结果，和硕特汗王自然不会同意。经过反复权衡，五世达赖认为清廷对自己的态度并不会改变，也就是说帝国不会因此事件做出武力干预西藏的决定。他于是决定釜底抽薪，直接去找囊索诺尔布的后台达延汗，反复说明自己和囊索诺尔布产生矛盾的原因，以及囊索诺尔布的分裂行动对西藏的危害，终于获得了达延汗的支持。见大老板改了主意，新第司的支持者纷纷见风使舵做鸟兽散，众叛亲离的囊索诺尔布只好逃离日喀则，从此不知所终。

至此，达赖喇嘛大获全胜。顺治十七年（公元1660年）藏历七月十三日，达赖喇嘛在甘丹颇章宫的三楼，为自己的发小赤列嘉措举行了隆重的第司就职仪式。达延汗和他的兄弟们也过来捧场，并向赤列嘉措祝贺，但令他们没想到的是，就在这个仪式上，达赖喇嘛突然宣布，把原来赠给达延汗的“丹增多吉杰布”的汗号，改为“丹增达延杰布”，也就是“护教金刚法王”变成了“护教大元法王”。

对于这一改动，肚里墨水不足的达延汗颇感莫名其妙，可也没有表示反对，人们就此事猜测纷纷。但实际上，改成什么名字根本无关紧要，关键是改名这个行为本身——通过自行任命第司以及改变和硕特汗号，达赖喇嘛向西藏所有人表明，自己的权势已经凌驾于和硕特汗王之上，西藏政坛从此换了老大。

赤列嘉措就职的甘丹颇章宫，位于拉萨三大寺之一的哲蚌寺内，这座宫殿修建于公元1530年根敦嘉措任寺主时期，此后一直是黄教最高首领哲蚌活佛的寝宫。哲蚌活佛是达赖喇嘛的前身，正是由根敦嘉措所创建，他被认定为黄教祖师宗喀巴小弟子根敦珠巴的转世灵童，而从根敦嘉措的下一世索南嘉措开始，才改称三世达赖喇嘛，并追认根敦珠巴和根敦嘉措为第一、第二世达赖。鉴于甘丹颇章的特殊地位，因而以达赖喇嘛为首脑的西藏黄教政权，包括前期的和硕特蒙古政府以及后来的噶厦政府等等，就被统称为“甘丹颇章政权”。这一地方政权前后延续了三百年之久，一直到解放后西藏民主改革时才废除。

五世达赖在位期间，他以自己强大的气场牢牢掌控着甘丹颇章政权的走势，固始汗以后的和硕特蒙古汗王们只能成为陪衬，但随着这位西藏神王的日渐衰老，就如同当年达赖喇嘛取代固始汗一样，汗廷似乎又看到了咸鱼翻身的希望。

待续，请继续期待下篇《四、桑结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