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Diarmaid Macculloch：基督教简史 -- 万年看客

在英国势力扩张背后是一股更强于英国帝国自身的力量：巩固这场扩张的新教运动是国际性的。这些新教运动故事的显著之处在于它们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的相互联系，而且长期看来所有这些故事起源都是新教德国。*40* 1714年，英王乔治一世从路德宗北欧来到了英格兰，当时这一地区已经意识到自己挺过了三十年战争，但仍然放不下心来。这片曾经被路易十四的军队大肆蹂躏的土地自从十七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又进一步遭受了几十年的灾难：连年恶劣气候导致了饥荒，饥荒又诱发了瘟疫；1700年起历时二十多年的大北方战争打消了瑞典树立波罗的海地区大国地位的期望，也巩固了彼得大帝治下俄罗斯的帝国强权。一场场灾难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与德国的路德宗神职人员肩头压上了一副沉重的教牧重担，迫使他们在自身传统之外寻找其他的新教属灵资源。虽然他们不情愿承认，他们的确希望为宗教改革摧毁的修道生活与灵修生活寻找替代品。在新教欧洲，所有的修道院、修女院以及行乞修士组织都消失了，唯独在德国有几处例外，这里的修道机构由于能够为德国贵族提供方便而意外地幸存了下来。所有的敬拜生活都下放到了各个教区。即使这样，教区结构和兄弟会也得不到彻底保全，要么在很大程度上遭到消解，要么专注于商业领域，借以回避教皇崇拜的嫌疑。*41* 随着宗教会所的消失，许多基督教事工和活动也随之消逝，从慈善活动到巡游布道再到冥想等等不一而足。归正宗尽其所能地填补了自己造成的缺口，但并没有取得完全成功。现在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的新教迎来了一场被人称作敬虔主义（Pietism）的革新，意在补偿宗教改革造成的损失。

敬虔主义者们喜欢强调他们的所作所为的新奇性，他们对于阻碍他们的保守派（“正统派”）路德宗民政当局以及神职人员肯定很不耐烦。但他们的活动其实并不包含多少新鲜事物或者在路德宗生活当中找不到先例的举止。他们最初企图扩充现有教区系统的用途，将教区生活从一大堆苟延残喘的前宗教改革时期崇拜习惯当中拉出来，将其导向更加由衷的基督教信仰表达，使其在面对天主教反宗教改革的时候能够更有底气。许多人都为了新教内部的分歧而感到遗憾，这些分歧完全可以相当可信地被人视为十七世纪灾难的起因之一。对于这种分裂感到羞愧的路德宗教徒开始更加关注他们的荷兰与德国归正宗邻居。这两位邻居的强烈个人虔诚活动为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等虔诚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英格兰清教徒的布道和著作，这些清教徒要么对国教会感到不满，要么遭受了国教会的驱逐。在德国许多地区，特别是大城市，路德宗居民也面临着大量涌入的法国胡格诺派难民，他们的困境正是在故乡坚定奉行宗教改革的直接结果。

从一开始，敬虔主义就与教育密切相关。为新教教会服务的众多大学都坐落在北欧，这一点使得有思想的德国学者和学生们——教区神职人员的骨干——感到十分憋气。秉承路德宗与归正宗身份认同的新教主义迅速地将自己的早期能量爆发导向了新的形式，使其能够通过教学传达给现有大学神学院中未来将会成为牧师的学生们。这些大学往往采用马丁.路德本人十分蔑视的中世纪经院主义学术方法来编排课程，敬虔主义者们对于这套方法同样十分蔑视。他们尽力重现了宗教改革一开始的兴奋感和紧迫性以及个人与社会大众之间的冲突感。在十六世纪二十年代与六十年代，这种感觉极大地激发了新教的流行热情。然而这些人都是遵纪守法的安善良民：他们发现自己要应付迅速变革当中的新教欧洲社会所造成的压力，并且还要设法引导和约束自己一手煽动起来的热情。如此艰难的权衡之举造成了历时弥久的紧张局势。

有两位路德宗牧师对于敬虔主义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一人名叫菲利普.雅各.斯彭内尔，另一位是比他年轻的同代人奥古斯特.赫曼.弗兰克。在路易十四夺取他的家乡阿尔萨斯之前选择了离开，并先后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以及霍亨索伦首都柏林担任牧师。这些人口中心的快速增长以及这一点对教区神职人员造成的压力令他大为不安。他的解决办法是寻求教区内最有活力且最严肃的平信徒的帮助，将这些人当做事工活动当中的合作伙伴。他们的职责是在正式仪式时间以外召集其他信徒参加他所谓的敬虔团契（collegia pietatis），进行圣经阅读、祈祷以及吟唱赞美诗等活动。在他的影响下，1694年霍亨索伦选帝侯勃兰登堡的弗里德里希.哈雷在自己领地上的哈雷市创办了一所新大学，这座大学成为了在路德宗当中传播新精神的主要来源。斯彭内尔以及敬虔主义运动其他领导人的天才之处在于细致的组织工作以及与同情他们的统治者和贵族之间的策略性结盟。虽然斯彭内尔遭到反对并最终心灰意冷，弗兰克却可圈可点地地巩固了自己的成就。敬虔主义有着多样化的新教根源与跨越路德宗-归正宗鸿沟的开放心胸，因此总能从从霍亨索伦家族的君主那里得到同情，因为家族在勃兰登堡的主要代表都是归正宗王侯。

从1695年开始，弗兰克在哈雷创建了一套非同一般的教育体系，包括孤儿院，医疗诊所，接纳贫困儿童与年轻贵族的学校，以及一座教师培训学院，配备有印刷厂，图书馆，甚至还有一座博物馆，以便向学生展示上帝的造物奇迹。弗兰克的资金来源本身也是一项十分有益的事业：他经营了欧洲最早的标准化药品商业生产线，还为自己的产品搭配了多语种广告宣传册。*42* 所有这一切最终都被安置进了庄严气派的建筑物当中，这些建筑相当完好地挺过了二十世纪德国所经历的各种灾害，至今依然在发挥着原有的作用。根据弗兰克的原则，每个人不管在生活中有着怎样的地位，都应当从小接受教育从而能够阅读圣经并且至少掌握一项专业技能。这条没有确切先例的原则将基督教职业与个人自信心以及实践成就联系了起来，如今已经成为了现代福音派的特征。

哈雷为新教世界设立了私人开创机构的模式，就像耶稣会士在一个多世纪以前为天主教世界所做的那样。发起自哈雷市的工作扩展到了整个北欧并且深入了俄罗斯。与此同时弗兰克还将自己的学生送进政府部门或者教士队伍，印制了无数敬拜手册，并且与分散各地的众多志同道合之人保持着书信联系——笔友总数大约五千人。*43* 在1690年至1691年间他写了一本自传。虽然这本自传也在一定程度上效仿了奥古斯丁和路德描述个人皈依经历的写作模式，但是却将自己的皈依描写成了人生最初三十年的缓慢进步过程，而非一瞬间的幡然领悟：一场持久的属灵斗争，其中不乏戏剧性的高潮段落。这本自传的影响力极大。此后会有无数福音派信徒试图以同样的方式来塑造自己的生活，其中许多人都把自己的努力记录在了书稿当中。*44* 这一切忙碌活动有一个迫切的目的：为世界末日做准备，犹太人的集体皈依就是世界末日的前导。就像他之前的斯彭内尔一样，弗兰克也很清楚近几十年来关于弥赛亚再临的兴奋猜测使得犹太教群体躁动不已，也知道好几位竞争这个角色的犹太候选人。这也是弗兰克将目光转向东欧的原因之一，因为东欧有着规模庞大的犹太社区。尽管他为了犹太人皈依大业而激发了许多其他人的热情，并且催生了哈雷市里的第一个专门负责面向犹太人传教的新教机构，但是这方面的努力却是敬虔主义涌动当中的一项切实失败（除了再度爽约的世界末日之外）。*45*

全新的赞美诗大爆发响彻了上文提到的各种机构，各个小型教众团体以及教堂，敬虔主义牧师们正在这里想方设法地克服传统路德宗人士的反对。敬虔主义运动对于路德宗传统的挑战以及对于归正宗的冒险性示好造成了严重的紧张情绪，而赞美诗则是舒缓紧张情绪的良方：在这个战火摧残、脆弱不堪的社会当中，赞美诗为焦虑的信众们带来了欢乐。一项在路德以及路德宗传统继承人那里有着卓越先例的传统如今得到了温暖人心的重振。1675年，一位名叫约翰.雅各.舒茨的年轻律师创作了一部德语赞美诗。这部作品不仅在德国广为人知，而且——多亏了维多利亚时代德语赞美诗爱好者弗朗西斯.考克斯的翻译——在英语世界也大为有名。舒茨是弗兰克在法兰克福发动敬虔团契运动时的坚定同事，但他对于心之宗教的求索致使他进一步计划前往威廉.佩恩治下的宾夕法尼亚殖民地。这份求索使得他对于世界末日极其兴奋，甚至以敬虔主义者的标准衡量也很不寻常。舒茨赞美诗的开头是对于上帝威能的召唤，这是经典的路德宗做派，但同时又洋溢着作者本人的强烈情感。由于敬虔主义在相当程度上是十八世纪德国的苦乐之声，因此很有必要将舒茨的德语文本与考克斯小姐的英语译本摆在一起。“神”（Gott）与“善”（Gut）在原文当中如同经文真言一般起伏呼应，尽管在英语当中一律翻译成了“神”：

Sei Lob und Ehr' dem hochsten Gut,

Sing praise to God who reigns above,

赞美归于掌权之神，

Dem Vater aller Gute,

the God of all creation,

万物皆由神创造。

Dem Gott, der alle Wunder tut,

the God of power, the God of love,

权柄之神，慈爱之神，

Dem Gott, der mein Gemute

the God of our salvation;

我等救赎要依靠。

Mit seinem reichen Trost erfullt,

with healing balm my soul he fills,

愈伤膏油注满灵魂，

Dem Gott, der allen Jammer stillt.

and every faithless murmur stills:

千万信众齐声祷告，

Gebt unserm Gott die Ehre!

to God all praise and glory.

赞美上帝多荣耀。

随着赞美诗的进行，诗歌情绪也高开低走，变成了哀叹苦难的口吻。但是舒茨随即又将诗歌开篇的同一位上帝抬举了出来。对于城市街头的芸芸众生来说，他的上帝不仅和蔼可亲，而且甚至还有几分母性气质，一对一地抚慰着他们每一个人。

Der Herr ist noch und nimmer nicht

The Lord is never far away,

上主从来不遥远，

Von seinem Volk geschieden,

but through all grief distressing,

世间悲苦当中，

Er bleibet ihre Zuversicht,

an ever present help and stay,

相助相伴不离弃，

Ihr Segen, Heil und Frieden.

our peace and joy and blessing.

我等喜乐蒙恩。

Mit Mutterhanden leitet er

As with a mother's tender hand,

轻柔双手如同慈母，

Die Seinen stetig hin und her.

God gently leads the chosen band:

仁爱上帝引领选民，

Gebt unserm Gott die Ehre!

To God all praise and glory.

一切荣光归于神。

在诗篇结尾再次重复了一遍：“Gebt unserm Gott die Ehre!”——“荣光归于神！”

热爱此类赞美诗的敬虔主义者对于资金充裕的路德宗礼拜仪式往往很不以为然，在他们看来，这些仪式过于奢华炫目，音乐也过于花哨繁复了。他们对于崇拜活动的非正式性以及情感外向表达的喜好致使路德宗弥撒逐渐放弃了拉丁语的使用，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路德宗崇拜活动也抛弃了许多传统仪式。因此，路德宗最伟大的音乐家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在整个职业生涯当中与敬虔主义之间的复杂纠葛也是可以想见的。身为基督徒的巴赫热切地认同敬虔主义主题，而且他还拥有一座藏品丰富的私人图书馆，其中不乏敬虔主义书籍。这两点无疑都对他产生了极大影响。巴赫有着百折不挠的脾性，因此理所当然地善于表达属灵层面的斗争。然而他最终还是不得不离开了他在米尔豪森市指挥教堂音乐的工作岗位，因为敬虔主义牧师强加在他身上的限制令他很不舒服（不过与此同时他也确实正打算前往某位公爵的宫廷接手一份待遇更优厚的工作）。*46* 后来，在他生命的最后二十五年里，巴赫将自己安顿在了资财丰厚的莱比锡圣托马斯教区教堂。他根本不打算取代保守路线的拉丁语礼拜仪式，只想对其加以改进。他的清唱剧——对于当天布道与礼拜仪式主题的管弦乐与德语合唱评论，许多宗教改革时期的伟大德语赞美诗也被整合在了其中——是路德教为西方文化传统做出的最伟大创造性贡献之一。不过恐怕许多与他同时代的敬虔主义者对于这份贡献都另有看法。

巴赫从来不是一位好养活的雇员，更不是一个好相处的人物。圣托马斯教堂的教众们对于劈头盖脸的巴赫音乐作品也并不完全领情——巴赫在这里创作了篇幅惊人的乐曲，其中包括整整五套可供全年循环演奏的清唱剧。当他的《圣马太受难曲》首次公演的时候，许多有影响力的教众成员都越听越觉得莫名其妙，因为这部作品远远超出了他们所熟悉的圣咏曲（chorale）的范畴。有一位老年寡妇哭喊道：“上帝呀，这都成了歌剧了！”*47* 从某种意义上说，她是正确的：巴赫将合唱方面的创造力灌注到了清唱剧当中，并且奇妙地成为了当时唯一一位从来没有写过歌剧的主要作曲家。在此后的岁月里，巴赫越来越将自己的才华集中应用于键盘乐器以及其他乐器的独奏作品，这方面的创作与他的教堂工作职责并没有多少关系，这一点可能表明他对于圣托马斯教堂里的纷争越来越没耐心了。他的后期不朽著作《拉丁B小调弥撒》最终摆脱了路德宗礼拜仪式的要求与规定，尽管1733年为萨克森选帝侯创作的全篇第一部分依然循规蹈矩。虽然选帝侯身处宗教改革的中心地带，但他却甘冒众多臣民之大不韪皈依了天主教。本着选帝侯树立的基调，《拉丁B小调弥撒》超越了以往两个世纪的战斗，通过音乐将分裂已久的西方拉丁语教会再度统一了起来。此前任何一位新教徒都没有创作过类似作品。*48*

尽管路德宗在很大程度上能够遏制敬虔主义运动，但是敬虔主义还是孕育了一条特色鲜明的支脉，虽然规模从来都不很大，但却对全球新教运动产生了迅速而显著的效果。这个分支就是摩拉维亚教会，这个教会是宗教改革之前波希米亚王国异见运动波希米亚兄弟会的最后残余。从1722年起，少数来自波希米亚摩拉维亚的难民——哈布斯堡王朝此时正毫不留情地在中欧地区重新推行天主教，自然也少不了受害者——就在哈布斯堡势力范围的北部边境得到了一位路德宗贵族的庇护。这位尼可拉斯.路德维希.冯.新生铎夫可不是随便哪位敬虔主义者，他不仅曾经在哈雷师从弗兰克，而且还是斯彭内尔的教子，真可谓根红苗正。新生铎夫在萨克森州最南端的丘陵地区有一块产业，随着前来投奔他的人越来越多，他趁势将这里修建成了自己的样板村镇。他把这个村镇命名为黑尔恩胡特，以手工与农牧为主业。这座村镇将来会发展成一张社区网络，最终扩展到遥远的俄国、大不列颠以及大西洋彼岸。

新生铎夫是一个富有魅力且充满激情的人。他很自豪地意识到，自己家族的路德宗遗产可以追溯到宗教改革时期。在他看来，能够使得如今的路德宗教会脱胎换骨的唯一方法就是离开。他安排波希米亚兄弟会的主教为自己祝圣，将自己封为了黑尔恩胡特主教。实际上，聚集在黑尔恩胡特的人群当中没有多少人真正来自摩拉维亚，这一点为新生铎夫带来了不少方便。这意味着他可以用摩拉维亚历史为原材料打造一个聚拢人心的神话，为自己的新社区创建一套全新身份认同，尽管在现实当中这群人其实彼此差异极大，往往分别来自彼此竞争的教会。当然大多数人还是敬虔主义者，他们发现自己身边的宗教环境越来越困难，于是作出了背井离乡从头再来的重大抉择。并不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在草创阶段的几十年里他们的情绪一直十分高涨。

新生铎夫从来没有放弃面向所有其他教会的大公宽厚立场，他在这方面的标志性举措就是继承了西方教会主教传承对于摩拉维亚的管理。英国议会在1749年承认了摩拉维亚的主教传承，这种大公姿态在当时可谓无与伦比。新生铎夫伯爵的权威气质和敬虔主义对于组织与秩序的强烈偏好致使新形成的教众集体必须像最严格的修道教团那样高度结构化，而且一切都要以崇拜活动为中心。与此同时这一点也塑造了男人，妇女和儿童的全套家庭生活。新生铎夫社区的崇拜活动就像修士一样频繁——平日每天七次，周末还要更长——而且他们的崇拜活动充满了歌声，就连布道都有可能是唱出来的。他们创作了一大批全新的赞美诗，全体教众每天都会共同充当唱诗班一起开口歌唱，而且全然不像其他清教徒那样害怕乐器伴奏。伯爵对于长号尤其情有独钟，并且推荐在葬礼上吹奏长号，认为这样可以活跃气氛。*49* 摩拉维亚教会很看重欢快的情绪。这是新生铎夫与弗兰克之间的主要争执焦点。在新生铎夫看来，法兰克对于基督徒生活当中艰苦奋斗侧面的关注与强调似乎有些用力过猛了。*50*

新生铎夫强调情感而非理性才是接触基督的最佳手段，这一立场抛开了此前所有的基督教教义要求，唯一的例外就是他自己的路德宗继承，也就是1530年的奥格斯堡信条。他向这份遗产当中添加了鲜明且强烈的集体敬虔作风，并且借此极端强调了自己选择的一系列传统主题。他拾起了许多中世纪灵修作家都相当熟悉的神秘婚姻说辞，使之成为了摩拉维亚崇拜的主要主题之一。这套用语当中的情色意味有时会与与遭受严密监管的日常两性关系不甚稳定地结合在一起。就像很久以前的叙利亚基督徒那样，他将圣灵比作母亲，就像很久以前的叙利亚基督徒一样。路德强调基督为了人类而承受苦难，而新生铎夫对于这份强调极尽痴迷。进而对于基督的鲜血与伤口情有独钟——“如此湿润，如此血腥”，他在《伤之总祷文》（Litany of Wounds）这样写道。今天的读者恐怕未必接受得了这么重的口味。

伯爵本人一直在为摩拉维亚社区加油打气，以至于某些社区的情绪沸腾得有些过头。这个时期后来被人委婉地称为“筛选时期”。1749年，新生铎夫感到自己不得不收一收缰绳了。他禁止自己治下的百姓庆祝基督的“肋侧孔洞”（Seitenholchen）。这个令人望而却步的名字是他和教众们为基督在十字架上遭受的长矛捅伤专门想出来的指代称谓。对于新生铎夫来说，这个伤口“是我们的灵魂之母，正如大地是肉体之母那样。” 伯爵创造的虔诚意象导致了令他本人尴尬不已的后果，并且进一步致使脾气向来不好的他大发雷霆。为了夺回控制权，他将自己惯用的神秘主义语言（在外人听起来很有些莫名其妙）与肝火旺盛的威胁混合在一起，放出狠话要放任整座摩拉维亚教会的大厦倾倒下来。当时身在伦敦的他为自己的教众写了一封文辞尖锐的长篇公开信，落款是“你们的兄弟路德维希”。他在信中进一步威胁道：

如果你们不跟我走，我不仅会放下我在（摩拉维亚）社区的所有职责，独自踏上通向耶稣之心的旅程，还要提前向你们保证，救主的办事处也将要停业。我知道我的身后是什么，而且我实在不能自禁。*51*

不过危机到底还是对付过去了。随着摩拉维亚人前往新的环境进行传教工作，他们的嗜血语言与当地民众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共鸣，特别是北美土著。摩拉维亚传教活动业因此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场热情洋溢但同时又结构紧密的运动有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急于前往海外面向非基督徒进行传教。原本就是流亡者的人们加入摩拉维亚大家庭之后立刻热情高涨地投入了新一轮流放，意在将自己对于新生活的兴奋之情传播开来。这是第一个如此一以贯之地投身于海外传教的新教教会，而且与此同时新教强权正在建立很能够协助传教工作的海外殖民帝国。路德宗敬虔主义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优秀的先例。在1706年，当新生铎夫只有六岁的时候，弗兰克就曾经鼓励一位从前在哈雷的学生巴塞罗缪.契根巴格（Bartholomaeus Ziegenbalg）前往印度并在印度教徒当中开展传教。

契根巴格是第一个前往次大陆的新教传教士。他利用了丹麦在印度塔奎巴建立的简陋但意义重大的立足点当做自己的传教基地。这是唯一一个可以直接成为敬虔主义者桥头堡的欧洲驻亚洲前哨。他采取了往往被人忽略的策略：就像此前的耶稣会士诺比利一样，他也对印度教传统表现出了深切的敬意，并试图避免按照木然的西方术语来呈现基督教。他更注重与穆斯林和印度教徒深入讨论自己的信仰，而不是急于求成地敦促他们皈依。契根巴格的工作引起了圣公会的兴趣：颇有帮助的是，英格兰安妮女王的丈夫乔治亲王是丹麦人，而且亲王的私人牧师还是弗兰克的朋友。于是圣公会旗下的基督教知识促进会（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摆出了当时就十分罕见、此后也时断时续的大公合作姿态。他们向契根巴格赠送了一台印刷机，使得开拓性的泰米尔语圣经的出版成为了可能。可惜的是，印度的政治动荡以及他本人的脆弱体质导致契根巴格英年早逝，他的渐进式策略也人亡政息了。

新生铎夫本人与丹麦宫廷的联系也很密切。从十八世纪三十年代开始，他接过了契根巴格未竟的事业并且取得了长足的成果。然而新生铎夫的举措有一个几乎与所有此前西方传教活动全都有所不同的特点：他送走的第一批摩拉维亚传教士全都是平信徒，往往都是出身低微且未经教育的普通民众，在传教途中要依靠自己的手艺来谋生。伯爵本人亲自加入了追随者们遍及全球的非凡旅程——这趟旅程直通北美和加勒比地区，穿越欧洲从法国直到英国再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这些冒险差点使他破产，最终必须依靠他人接手，但是不管怎么说还是继续了下去。摩拉维亚传教士在英属西印度群岛和美洲的奴隶当中进行的传教工作得到了奴隶主的接受，因为他们发现摩拉维亚传教士教导皈依奴隶们服从命令且干活更卖力。摩拉维亚教会不打算在制度上支持英国国内日益增长的废除奴隶贸易及制度的呼吁，而是寻求改善奴隶待遇。他们虽然在表面上远离政治活动，但是依然通过精明的平衡举措为英国的废奴主义者留足了面子。从更广泛的方面来说，摩拉维亚教会向其他新教教会展示了传教活动可以取得成功，他们的举措也值得模仿。由于世界范围内的传教活动，摩拉维亚教会在欧洲大陆以外获得了人数优势。*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