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鞑靼战纪——明亡清兴的第三方视角》 -- 京华烟云AMIP

有这么个段子：

戏开场，但见老生身长七尺五寸，两耳垂肩双手过膝，端的是天子气象，再仔细端详，怎么头顶地中海，须分两片飞，竟然还西服革履？切！这不是尊敬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嘛？只听他唱道：

“叫一声约瑟夫孤的好兄弟，有件事朕同你细说端的：

打冬宫咱还要从长计议，切不可闹意气误了战机。

冬宫内到处有许多裸体，全都是大理石雕刻成的。”

对面铜锤花脸昂首挺胸，髯似钢针，一张方正大脸，满面忠肝义胆，集天地造化于一身，不是尊敬的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又是哪个？只听他回道：

“三日前本将军已传话下去，打冬宫不准毁坏文物古迹。

开枪不能朝着壁上的裸体，那都是尼古拉留给咱们无产阶级的！”

以上据说出自川剧革命现代戏《列宁在十月》，在网络上流传甚广，还曾被孙海英在电影《美丽的大脚》中精彩演绎了一翻。但究其根源，却是一部名为《落花时节》的中篇小说，该文曾发表在1987年的《十月》杂志上并获奖，作者是身兼作家和川剧演员的何洁（与那个超女同名，其前夫也很有名——诗人流沙河）。在这篇半自传体小说中，作者写道：

“那些年除了演样板戏，也演过一些新编的现代戏。印象最深刻的是《列宁在十月》。

“此戏据说无剧本，全凭着旧戏曲的八大韵去“踩水”（即兴创作）。大剧团不敢演，怕犯错误，只有些班子小、胆子大的县川剧团才敢演它。演列宁的崔正红习惯了在台上走正步，举手投足依然是旧戏中的大臣风范。花脸刘盛财演斯大林，在台上老是用手死劲捻松香粘的八字胡。我同其它演员串角，端端正正站在二位革命导师旁聆听教诲。”

这种一本正经地不着调，当年在满洲人崛起的过程中也发生过。后来的研究者发现，根据朝鲜官方史书《李朝实录》留下的记载，以明朝忠顺臣仆面目出现的努尔哈赤曾给明朝的藩属李朝去过一封很有意思的信，里面有：“我屡次学好，保守天朝九百五十于里边疆”之语。

这里的“于”大概是个白字，而“学好”则更加有趣——即使到今天，中国东北的长辈责骂不务正业的晚辈时，最常使用的一个词汇仍然是“不学好”。人们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大概是，努尔哈赤本人虽然能说汉语，但却识不来几个汉字，帮助这位酋长写汉文文书的，是一位来自江浙一带的破落汉人，从他起草的公文来看，言语不仅多是大白话，而且还常常错别字连篇，放在今天大概连小学也毕不了业。

后来，当努尔哈赤终于一统女真各部，不仅人口地盘大大膨胀，公文水平显然也提升了档次，传教士写道：

“他用鞑靼文写一封信给中国皇帝，虽然用的是蛮书，内容却不粗野。信是由一个西藏和尚——他们称之为喇嘛——递交，在信中他向中国皇帝宣称，因他受到伤害，所以向附近几省的长官报仇。但是，如他的申诉能得到接纳，并给予满意答复，那么他会交出他攻占的城池，撤出他的军队。”

这里的“鞑靼文”，指的应该是女真文，也就是后来的满文。说到这种文字，就不得不提到努尔哈赤早期的一位重要谋士——额尔徳尼，不要误会，他名字前面没有班禅两个字，并非那位著名大活佛。

“额尔徳尼”在满语中是“珍宝”的意思，此人是海西女真哈达部人，生年不详，大概在万历二十六年即公元1598年投靠努尔哈赤，当时正是哈达部灭亡的前夕，额尔徳尼很可能是另攀高枝去了。

额尔徳尼精通满蒙汉三种语言，这样的专业人才实在太稀缺了，加之又是女真人，因而很快就获得了努尔哈赤的重用，成为后者的主要秘书，“记典例司文书”。

额尔徳尼被女真人尊称为“巴克什”，蒙语意为“老师”也就是文化人的意思。“巴克什”从前读做“拔希”，元朝初期，曾有一位著名的藏传佛教领袖，名字就叫做嘎玛拔希，几百年后读音发生了改变，原本轻读或不读的爆破音“k”越来越突出，Pakshi就成了“巴克什”。

这个词的另一种汉译名称大概更为人所知，那就是清朝史料里经常见到的“笔贴式”——天聪五年即公元1631年，清太宗皇太极下令：“文臣称巴克什者，俱停止，称为笔帖式。”

归顺一年之后的公元1599年，努尔哈赤叫来额尔徳尼，前者交给后者一项重要任务——让他和另外几位巴克什好好琢磨一下，怎么才能为女真人创造一种属于自己的文字。

其实在十二世纪初期，刚刚成立的金帝国曾经为女真人创建过自己的文字，而且还创造了两遍——公元1119年，金太祖完颜阿骨时期以契丹大字和汉字为基础创造的女真大字，以及公元1138年，金熙宗完颜亶时期参照契丹字创制的女真小字，但随着女真人逐渐汉化，这两种文字到后来已经鲜有人使用。

到了努尔哈赤之时，女真文已几近消亡，人们之间的文字交流，要么用汉文要么用蒙文，更多情况下是用蒙文来写下女真语——它俩同属阿尔泰语系，比基于汉语的汉文更便于记录发音。不仅如此，就像努尔哈赤曾经指出的那样，满蒙两个民族“言虽殊，而服发亦相类”，生活习惯都非常近似，相当多的词汇是可以通用的。

前面说过，努尔哈赤的直系祖先猛哥帖木儿就起了一个蒙古名字，不仅如此，这个家族也一直以取蒙古名为时尚，比如努尔哈赤的儿子阿巴海（意为“兄长般尊贵”）、德格类（意为‘紧身上衣’）、侄子济尔哈朗（意为‘幸福’）和阿敏（意为‘生命’），统统如此。就连努尔哈赤自己，也曾对朝鲜使者自吹道：“我是蒙古遗种。”

不过对于大多数女真人来说，他们既不识汉字，也不识蒙古字，写了也白写。随着努尔哈赤政权的日渐庞大，有越来越多是事务需要处理，光靠口口相传显然既不现实，也经常耽误事儿，但通晓蒙文的人实在太少，识字的汉人俘虏倒是为数众多，可女真人对他们并不信任，往往只任用那些已经女真化的汉人。这些汉人包括战俘、逃兵以及逃难者，他们使用满族姓名，遵从部落习俗，在生活方式、语言、习俗和体格等方面，都更接近于女真人，而与其同胞相去甚远。

由于失去了汉族特征，包括汉人姓名，人们很难在早期满族人中识别出这些境外居民。比如说，除了额尔徳尼之外，努尔哈赤还有一位重要的秘书名叫达海，此人能说流利的汉语和满语，负责为努尔哈赤处理同明朝、朝鲜的所有往来文书。尽管清朝史书记载他是满洲正蓝旗人，但西方学者研究后认为，有证据表明，达海其实是汉人移民的后裔，不过融入女真起码已经三代以上，早已经被同化。

清朝史料记载，与额尔徳尼一起创建女真文的，还有一个叫噶盖的女真人，至于精通汉语和朝语的达海，很可能因为他不熟悉蒙语，因而这次被排除在外。与额尔徳尼的“巴克什”不同，噶盖的头衔叫“扎尔固齐”，这是一个古老的蒙古官名，意为“断事官”。至于这个官职的级别，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时，汗国高级官员就那么几个，包括四个贝勒，五个大臣，十个札尔固齐，还有八个固山额真，札尔固齐的地位甚至还在固山额真也就是八旗旗主（后改称都统）之上。

按照《清史稿》的说法，满文是在努尔哈赤的亲切关怀与认真指导下才搞出来的，期间伟大领袖还亲自参与了讨论，并做出重要指示：

“太祖起兵之十六年，岁己亥二月辛亥朔，召巴克什额尔德尼、扎尔固齐噶盖使制国书。额尔德尼、噶盖辞以夙习蒙古文字，未易更制。”这俩家伙大概想偷懒，表示咱们直接用蒙古文就得了，没必要自创武功。

“上曰：‘汉人诵汉文，未习汉字者皆知之；蒙古人诵蒙古文，未习蒙古字者皆知之。我国语必译为蒙古语，始成文可诵；则未习蒙古语者，不能知也。奈何以我国语制字为难，而以习他国语为易耶？’”

一听这没出息的话，努尔哈赤可不乐意了，想学蒙古字，就必须先学蒙古语，难道说按照我们自己的语言来创造文字，比从头开始学习别人的语言还难吗？你们到底什么立场？

“额尔德尼、噶盖请更制之法，上曰：‘是不难。但以蒙古字协我国语音，联属为句，因文以见义可矣。’于是制国书，行于国中。满洲有文字自此始。”

巴克什和扎尔固齐吓坏了，赶紧表示，您说咋着就咋着吧，您一句顶一万句！努尔哈赤于是满意地发出最高指示，你们这俩笨蛋读书读死啦，哪有那么复杂，用他们蒙古字母来拼写咱们女真语，能做到一读就明白啥意思，不就得了嘛！为了启迪这俩不开窍的家伙，汗王还特意举了些例子，比如“写阿字，下合一玛字，此非阿玛乎”——我们知道，“阿玛”在女真语中是“父亲”的意思。

两人回去赶紧按照最高指示加班加点，就这样，一种新的女真文字诞生了。这种文字被称为“老满文”，以区别于后来在其基础上改进的“新满文”，它是一种字母文字，由上至下竖着书写，每列字按从左至右的顺序排列，字母则主要仿造蒙文创建。满文的诞生具有重要意义，它从此称为后金以及清朝的官方法定文字，而在中国所有少数民族中，无论是数量，还是种类，满文古籍文献都属于最多的一种，保存了大量元史资料，无论是历史价值还是文化价值，都具有无法估量的意义。

不过，这两位满洲“仓颉”的结局都很不好。就在参与创建女真文字的同年即公元1599年，噶盖参加了灭亡额尔徳尼的故土——哈达部的战争，俘虏了哈达贝勒孟格布禄。一年后，这位不甘心亡国的贝勒想谋杀努尔哈赤，结果消息败露，孟格布禄被杀，噶盖也因为知情不报的罪名，被努尔哈赤一同处死。鉴于噶盖参与时间太短，期间还要分出时间领兵打仗，因此人们猜测，老满文很可能是额尔徳尼一个人独自创造出来的。

后金天命八年也就是公元1623年，圣眷正隆的额尔德尼突然获罪，罪名是他和老婆囤积并隐藏珍宝，尤其是私下接受朝鲜使者的礼金。此举当然属于贪污受贿，不过处理起来通常因人而异，大到杀头抄家，小到毫不追究，额尔徳尼很倒霉遇到了大的，被盛怒的努尔哈赤下令处死。后人推测，这位巴克什很可能卷入了努尔哈赤儿子们争夺储位的阴谋之中，引起老汗王的强烈反感，于是找个借口干掉。

因为老满文存在许多不足，比如字母数量少没法拼写一些复杂的词汇，一字多音尤其是清浊辅音不分，语法不规范，字体不统一等等，让努尔哈赤的继承者皇太极很不满意，认为“书中寻常语言，视其文义，易于通晓。至于人名、地名，必至错误”，也就是说许多情况下，老满文只能根据上下文猜测写的是什么，一旦涉及到具体的人名地名就容易出错。

后来，按照皇太极的命令，达海又在公元1632年对老满文进行了改进，主要是添了圈点以区别发音，增加一些特定字母来拼写外来词，规范了连读等发音规则，统一字体和书写形式等等。这种改进后的满文称为“新满文”，一直沿用至今，乾隆以前清廷的重要公文比如奏章等，大多用新满文书写或满汉双文书写，单独使用汉文的极少。

关于努尔哈赤的这些早期谋士们，汉文史料记载甚略，其事迹大多存于满文史料里，比如著名的《满文老档》。顾名思义，这部书是以满文（先用老满文并夹杂少量蒙文书写，后改用新满文）编撰，它成书于皇太极时期，记录了自努尔哈赤起兵建国之前的公元1607年，直到清太宗崇德元年即公元1636年，一共27年的历史。不过，由于该书在乾隆年间已破旧不堪，乾隆下令重新修订过一遍，因而许多人怀疑一些史料可能遭到了篡改，姑且存疑。

回过头来，咱们再说说努尔哈赤写给明朝皇帝的那封信，该文很可能就是著名的《告天七大恨》。万历四十四年也就是公元1616年，在统一了除叶赫之外的所有女真各部之后，努尔哈赤正式在赫图阿拉建国，称“覆育列国英名汗”，国号则采用了祖先曾用过的“大金”，由于他的年号为“天命”，后人往往俗称他为“天命汗”，他的政权则被叫做“后金”。

不知为什么，明帝国似乎对此毫无反应，更没有派出一兵一卒讨伐。两年后的公元1618年，按中国传统算法已经到了花甲之年的努尔哈赤，终于不再掩饰自己的勃勃雄心，他于农历四月十三日，在赫图阿拉隆重推出著名的《告天七大恨》，正式向大明帝国宣战。这“七大恨”的具体内容，在各种史料中颇有差异，通常的说法包括：

一、自己的父祖无辜被明军所杀；

二、明朝偏袒叶赫、哈达，欺压自己；

三、自己杀死了越界叛逃者，明朝却要求赔偿；

四、明朝出兵保护叶赫，妨碍了女真的统一大业；

五、仗着明朝撑腰，叶赫背信弃义，多次许配“叶赫老女”；

六、自己已经开垦好几块土地，却被明军强迫放弃；

七、明朝访问建州的官员作威作福。

对这些理由，后人评价道，这是一篇将重大原则立场和鸡毛蒜皮小事杂糅在一起的、很可爱的政治文告，很像我国民间那些招呼乡亲们拿起锄头去打冤家、吃大户的传单揭帖。这份文告语言质朴而富有煽动性，对于唤起那些满腹委屈的底层群众同仇敌忾，其作用想必不小，却也表明了努尔哈赤和他那些凶猛的战士们在政治上的识见程度。

那么明朝方面的反应呢？传教士写道：

“中国的万历帝收到这封信，他虽然聪慧过人，富有经验，但年迈体衰，未能像以往那样进行处理，而是轻率地对待。因为他认为这件事不值得他本人当时在朝内解决，便交给大臣和大将去处置。这些人一向傲慢自大，以为向藩王作答有失体面。一个蛮夷之王竟敢向皇帝申诉他受的伤害，这使他们十分不满。”

也就是说，明廷压根就没搭理努尔哈赤这个茬儿。传教士继续写道：

“鞑靼王看到自己的正当请求得不到答复，变怨恨为愤怒，发誓要用二十万中国人命来祭祖。鞑靼人的风俗是，当任何一个有身份的人去世时，要把许多准备在阴间侍候他的奴婢、女人、马匹，连同弓矢，都投入殉葬的火里。但在他们征服中国后，他们已抛弃这种野蛮风俗，因为受到中国人的谴责和改正。”

但事实上，传教士所谓“万历皇帝轻率地对待这件事”，以及“鞑靼王看到自己的正当请求得不到答复”的说法，肯定是站不住脚的——明朝根本就来不及做出反应，因为发表“七大恨”的第二天，努尔哈赤就率领凶猛的女真大军，直扑向大明帝国的辽东重镇抚顺。

就像中国历史上多次发生过的那样，又一场改朝换代的战争开始了。

待续，请继续期待下篇《六、主子，奴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