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对当下纷繁乱世的思考框架 -- 烤糊的卷子

500年来，中国为什么逐步衰落？不是简单的因为生产不发展、市场不发达，更不是由于什么“体制干预”过多，而恰恰由于体制的“无为”、体制的“无力”和低效率。将中国的近代衰落简单、抽象地归之于“专制制度”，特别是所谓“国无宪法”、“民无权利”，这其实是晚清和民初就有的议论，它终究要流于一种耳食之谈，沦为与历史和现实实践脱离太远的空洞教条。

这是因为中国自宋以来，“官”与“吏”就是分离的，官以科举出身，所长者无非经史辞章，但对于财税经济司法，均一无所长，于是只能将后者委之于吏。宋、明、清之体制，官常有升迁、有调防，而吏却是永不升迁、无调防，这势必造成久居地方的“吏”，成为最大的地方势力和利益集团。这种官与吏分离的体制，所造成的直接结果，自然就是财税经济司法，实际上一向都操在吏的手中——也就是说，所谓近代意义上的“国家命脉”，500年来其实都是由吏来操持的。而久居地方、永无升迁的吏，一向又只能是从财税经济和司法中获得、抽取利益，于是，当着国家有任何改革，特别是面向国家财政的财政税收改革（如王安石、张居正的改革）之际，其所首先触及的就是“吏”这个集团的根本利益，而这些改革之所以总是归于失败，并不是由于其出发点不好，或者目标不明确，而是由于这些改革不借助于吏，则根本不能推行，而这种改革又往往总是与吏的根本利益是截然相悖的。于是，这种“体制性的自相矛盾”，造成吏总是有能力、有办法将改革转变为对于百姓的更严酷的榨取，使得国家政令扭曲，最终使得意在壮大国家力量的改革，反而走向引发社会矛盾、促使国家能力下降的反面上去，王安石、张居正改革失败的根本原因无他，大抵就在此“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之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