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西方历史与学术的由来——关于西方历史的真假问题 -- 疯狂的蚂蚁

三、当代中国人的史观　

通过观察中国人的历史感，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历史感正是一种非常坚实的信仰情怀，是一种做人做事的信念。对中国人来说，历史不仅属于过去，它也活在当下，活在我们心里，并成为我们的营养，成为我们教养自己和后人的财富。

我们可以说，这种历史感是一种坚定的入世宗教。我们的文明之所以早熟，之所以没有经过别人那种中世纪的黑暗时代，就是因为因果论的历史感，它比经院哲学和修道院论证上帝存在更有社会关怀，更有个人关怀。它更世俗，西方人需要通过现代化来完成除魅的任务，中国人是通过因果论式的历史感来完成的。

如果我们也俗一把，说一些别人有的我们古已有之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自由主义的精神中国早有了，中国人的自由意识是通过历史感的意识来表现的。19世纪的俄国赫尔岑是一个了不起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境界可以说今天的知识分子也少有达到:自然并无计划，历史亦无剧本；原则上，并无任何单一锁钥、任何公式能解决个人或社会问题；普遍的解决并非解决，普遍目的亦绝非真实目的，每一时代各自有其质地，各自有其问题；捷径与概括不能代替经验……但他的这种思想在中国人因果论式的历史感里有着非常好的答案，也有非常好的解决之道。中国人相信生命存在，既非从价值理性工具理性，也非从上帝的选民等角度来相信，中国人从来不说，我种下了龙种获得了跳蚤，中国人习惯说的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We Chinese have a saying:“If a man plants melons,he will reap melons; if he sows beans,he will reap beans.”And this is true of everyman`s life: good be gets good,and evil leads to evil.

这种历史感在传统文明里，借助于儒生、士大夫阶层和史书写作而得到了加强。但到了近代，这种历史感开始出现问题了，林则徐晚年感慨，青史凭谁定是非？中国人一旦对历史产生怀疑，它能否沉淀出真实，能否对人物和事件达到公认的道德定论，传统的道德秩序就根本动摇了。

我们可以说，现代转型上百年就是为了解决这种历史危机的。只是上百年的历史进程都没解决得很好。这主要表现在中国人的史观出现了问题，历史正义反而被意识形态教条和政党学说取代了。

按照一些朋友的说法，我们作为后发民族的现代化历史，其特点是观念先行，协同进化的历史。但观念，必然比不上现实更生动更不确定，甚至也比不上传统文明模式那种大成包容的一面。所以新儒家们认为中国文明的现代化是坎陷的历史，中国文明是一种智慧，一种佛家所说的般若，一种直觉，但在现代转型的历史里，智不得不把自己坎陷为识，一种死的知识。这种知识甚至是妄自尊大式的，它不接受其他文明的智慧，它宣称自己是宇宙的法则，是历史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型的东西。在这样一种现代观念面前，不仅传统文明、而且人本身都显得不足道了。一切都服务于这种历史主义，历史具有决定性的力量，对历史的解释不再是由人心人性来完成，而是由观念、阶层、政党、国家来完成。历史文本的说法出现了，人只是历史文本借以书写的工具。实际上，这种历史危机自宋明以后就开始了，以至于王阳明不再诉诸历史审判而直接诉诸人的良知良能，他的努力当然不足以挽救传统文明的危机。传统文明确实需要其他文明的撞击才能新生。

但这样出现的史观就跟传统史观不同，它是一种历史决定论式的史观。这种史观首先是由党派和阶层来表达，它们的拳头粗，力量大一些，这种意识形态史观支配中国人一百多年。这些史观对历史和现实的解释当然有很多漏洞和不足，所以，个人史观仍在党派史观的极权笼罩下发挥了自己微薄的作用。这些史观我们可以数得出来的不多，比如民国的时候有李宗吾的厚黑史观、梁启超的大历史观、陈独秀鲁迅胡适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史观、雷海宗等人的史观。

最近二十年来，在个人史观方面有所阐述的仍是非常少的。我们数得出来的，柏杨的“酱缸”文化说，大家是很熟悉的，他认为中国人的文化和历史是一个大酱缸，不能流通，不重视活的生命。

金观涛的超稳定结构说，他认为中国社会之所以未发展出现代资本主义，封建专制的历史那么长，就是因为中国社会有一种超稳定结构。孙隆基的深层结构说，则是偏重于文化层面来揭示中国人的丑陋。

还有一种苏晓康的大陆文明说，即说中国文化属于大陆型文化，今天要开放就得引进海洋文化，就得习惯海洋文化。

这些说法大同小异，都是要指出中国人、中国历史或中国文化的不足，以求得更大进步的努力。他们都属于历史主义史观的范畴。

属于这一范畴的还有唐德刚和黄仁宇。唐德刚在宏观上提出了中国国体“转型论”之说，这一“转型论”在90年代差不多成了海内外社会科学领域最流行的一种理论。“转型论”将我国自西周以来的社会历史划分出两个转型期，第一个转型期发生在秦以前的战略阶段，由公元前4世纪中叶“商鞅变法”开始，一直到汉武帝与昭帝之间(公元前86年前后)，才大致安定下来。前后“转”了二三百年之久。“转型”的标志可以概括为12个字:“废封建，立郡县；废井田，开阡陌。”转型之后的中国，照唐德刚的说法儿，是千年不变。第二个转型期发生在“鸦片战争”时期(1839-1840)，秦汉模式在西方文明的挑战下逐渐维持不下去了，我们的传统制度被迫作有史以来“第二次政治社会制度大转型”。在这一转型期，中国历史几乎十年就要变一变。这第二次转型期被唐德刚喻之为“历史三峡”或历史的“瓶颈期”:“中国的近代史就如过三峡，非两百年不为其功，现在已快出峡，约再有三四十年，中国的近代化发展就能走出坦途。”黄仁宇也是大历史观，他的史观认为每一阶段的历史都有它在大历史中的任务。比如他说蒋介石时代，中国人完成了上层社会的整合；毛泽东时代，中国人完成了下层社会的整合。

还有一些史观，比如大家熟悉的吴思先生的潜规则，大家不熟悉的任不寐的灾民史观，还有我本人的类人孩史观。

这些个人史观都有一定的意义，但是，它们跟传统中国史观相比，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忽视了历史中的个人，就是从人心人性的位置上后退了，退到历史决定论、历史主义的怀抱。这些史观虽然表达得极富个性，却从孔子、司马迁那类个人写作的历史传统里退后了一大步。那种建基于人心人性之上的历史审判功能，经由孔子、司马迁等人示范的惩恶扬善的意义，就被一种转型的历史目的代替，为这一历史目的服务的各色人物都有了可以理解、同情之处。这些史观虽然突破了党派的意识形态史学，但他的史观跟意识形态历史没有太大的差别。

这种现代史观跟传统因果论式的史观有很多差别，它不再敬畏了，它出于理智地神话了历史。现代历史本来是一个祛魅的过程，但我们的史观反而给历史添加了神秘的色彩。这种现象带来了很多后果，最严重的后果就是使得中国人的历史感出现了危机。中国人失去了自我审判能力、失去了现实和历史的审判能力。凯恩斯说，从长远看，人都是要死的。当代中国人在这样的知识面前绕不过去，而失去了自我。中国人因果论式的历史感，只是有个体自觉，只具有个案意义。中国人开始在因果论式的历史感之外，寻找另外的拯救之道，比如离开自己的同胞，到另外的地方谋生，但他们仍有不安；比如因信称义，因名称义，他们信仰宗教，去做礼拜，热爱自由主义，去读经典，但他们仍有不安；这都是离开自己的心和自己的历史去寻找一种替代方案。

而别人的文明在现代转型里不仅通过除魅化的世俗过程，消除了文化传统、宗教信仰那种神圣崇高的一面，而且通过新闻出版、学校教育、政治制度等多种形式明确了是非善恶意识，明确了人生正义和社会正义。他们的历史感跟传统中国人的历史感一样，跟当下紧密地结合起来了。他们比传统中国人的历史感更进一步，他们的审判监督功能是及时实现的。在他们社会里，有一种约定俗成的“政治正确”机制，这种机制监督一切官员、商人、学者，使他们不要犯下基本的做人的错误，一旦犯错了，社会也会逼使他们认错，如果不认错，社会有力量使他们出局。

可以说，发达社会的制度功效正是中国人理想的历史审判能力。遗憾的是，今天中国人的历史感还没有强到超越古人，达到跟发达社会同步的程度。我们今天的现代转型在这方面的工作做得还不够，比如我们虽然也有审判监督意愿，但我们的社会机制没有建立起来，社会意识走在社会机制的前面，这些经济学家、学者们之所以还能够做秀、表演，是因为我们的社会还未形成一种良性机制来审判他们、来认识自己。

因此，怎样读历史，其实是怎样读我们自己的内心，读我们与世界的关系。只要我们还有心，我们的历史感就不会丧失。我们仍会用自己先辈们常用的方法立身处世、安身立命。从今天社会转型的过程来看，我们中国人的历史感正在恢复，正在从个案向普适性转变。我们可以举很多例子，比如，民间对陈寅恪、顾准、林昭、王小波、黄万里、李慎之的纪念活动，都表明一种历史价值评判机制的启动；比如网络所代表的民意，不管人们说那些民意多么民粹，盲目，但它仍是了不起的，它反映了网民要求自己选择自己做主的主体意识。还有这些年历史图书的热销，读经运动，传统节日、民族服装的讨论，都象征中国人历史感的恢复。我相信，假以时日，一种以因果论的历史感为基础的文明重建工作也会卓有成效。这样，我们活在当下，也是活在历史里，活在未来的世界里。

跟传统历史感的个人领悟不一样的是，今天的中国人要想在现代化历史里获得坚实的历史感，一定要参与社会公共活动，要使自己充分社会化。这种公共参与要通过知识产品、人物事件、社会运动来实现。比如，行己有耻一条，你不能说你活了一大把年纪才知道什么是光荣耻辱，你也不能把这些光荣耻辱灌输给别人，因为我们中国人的标准是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当然，你也不能说你打小就知道耻辱所以不屑于别人讨论什么是耻辱，一切都取决于互动之中。传统文明的美好的一面是需要在今天以制度化和其他方式来保守下来的。我记得在民族危机的时候，章太炎讲学的核心就是讲行己有耻。还有，我们不能因为自己跟西方人的知识系统不一样，就妄想重构我们的现代化，就觉得我们不需要西方人的政治、道德标准；我们可以借用他们的知识工具，来加深对自己的历史的了解，像我前面说的，江南几百年的家族变迁，就完全可以写出很好的历史作品来。这种公共参与就是要把儒生们说的“智的直觉”转换成社会秩序建设上来，把人的充分个体化跟充分社会化结合起来了。伦理的、因果论式的历史感就会在我们的社会里扎下根来，我们生活其中就会免于恐惧和匮乏，我们也有着必要的虔敬和自由，而这样的现代公民才是一种人格自我完善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