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纪事】克格勃全史 -- 梁师都

虽然“五杰”中有四人，还有其他一些不太著名的间谍都是在剑桥当大学生时

候被间谍机构招募的，但在这一批人物中，第一位也是最有名的金?菲尔比投向克

格勃走得却是另一条道路。他于1912年的第一天在印度出生，他父亲森特一约翰?

菲尔比当时是英国拉甲政府中的官员，后来成了著名的阿拉伯学专家。与后来他儿

子所喜爱的一样，森特－约翰?菲尔比整日周旋于两个完全对立的世界之间。一方

面，他为伦敦《泰晤士报》撰稿，两次当选为议会候补议员、经常光顾伦敦的俱乐

部和健身场所。另一方面，他不知羞耻地装扮成阿拉伯人，变成一个伊斯兰教徒，

并娶了一个沙特阿拉伯女奴作为第二个妻子。与后来的金?菲尔比一样，他把英国

情报出卖给他更有好感的大国――当然，他做这些还都局限于很小的范围之内。为

了表达他对沙特儿子（与第二个妻子所生之子）的喜爱，他把有关中东的文件都交

给了他。金?菲尔比在威斯敏斯特上学――也是他父亲学习过的地方，――并以优

异成绩毕业。1929年10月，他又追随父亲的足迹考入了剑桥大学特里尼蒂分院学习。

“五杰”中除他之外，1930年考入这个分院的还有安东尼?布兰特和盖伊?伯吉斯。

考入学院后的第一步，是加人剑桥大学社会主义协会，但前两年他的活动仅限

于开会。这两年他学的是历史，但并不经心。“三分”（实在一般）的成绩也证明

了这一点。这分数是他三年历史课中第一学年的得分。1931年10月，他把经济选作

第二门主课，这项决定恰巧与以拉姆齐?麦克唐纳为首的民族政府在大选中的胜利

不谋而合。胜利是如此巨大，以至整个工党作为反对党在议会中只占有微不足道的

五十二个席位。“正是工党在1931年的失败――菲尔比承认，一一第一次真正地触

动我去思考对工党的抉择问题。”他更加积极地参加在剑桥社会主义协会的工作，

协会那时已由共产党员领导。在1932年一1933年、也就是在剑桥的最后一年，他甚

至成了该组织的出纳员。但只是在最后一学期前。确切地说是1933年夏天之前，菲

尔比才彻底抛弃，按他所讲的，“最后的怀疑”。可以说，影响他作出一生中最重

要转变的是两件事。第一件事发生在1933年3 月，恰逢国会纵火案发生后不久，他

去柏林度最后一个复活节假期。在德国，他亲眼看到希特勒大肆追捕共产党，亲眼

看到一个纳粹警察国家的建立。所以，当菲尔比回到剑桥时，他心中已充满了在反

法西斯斗争中发挥作用的决心。

在剑桥对他影响最深的是经济学教师莫里斯?多布，他们每次讨论菲尔比写的

经济问题的论文。都要花上个把小时。但这些讨论常常越扯越远、并且转成了政治

问题。在与学生的交谈中多布常常强调共产国际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的作用。受多布

思想影响的还有另外一个名叫柯南的学生，他后来曾写道：“我们生活在第三国际

时代，它至少在精神上是真正的世界组织，我们生活在共同事业高于民族或地区利

益的时代。”

1933年6月，菲尔比以经济学“甲B”的优异成绩毕业。他“坚信，我的生活应

当献给共产主义。”后来他说，在剑桥的最后一天还找了多布征询意见――他想知

道，怎样才能更好地把自己的生命献给共产主义事业。“他把我介绍给在巴黎的共

产主义小组，而且这还是个合法，公开的小组。”虽然菲尔比从未披露过小组的名

称；但可以确定，这就是明岑贝格领导的世界援助德国法西斯的受害者委员会。极

有可能，多布在把菲尔比引荐给明岑贝格时，想都未曾想到，就这样他就确定了菲

尔比成为苏联间谍的道路；想都未曾想到从参加共产国际反对法西斯主义秘密战争

开始，菲尔比就愈陷愈深。

菲尔比在巴黎与明岑贝格的机构取得了联系，并从那里“被派往在维也纳的地

下共产主义小组工作”’。他的秘密接头地点就是伊斯雷尔和吉塞拉?科尔曼的家。

他们是波兰的犹太人，一战开始后不久来到维也纳。伊斯雷尔是个谦逊的国家职员，

和妻子一样将大半生光阴献给了帮助贫困犹太人的事业。菲尔比经常拜访他们家，

当时，在名义上他来维也纳的目的是学习德语，并以自由记者身份工作。那时候科

尔曼的女儿科奇?弗里德曼已是共产国际的间谍，这是一个个子不高，热爱生活的

已婚女子。一次冬天，他们到雪地去散步，回来时就已成为一对情人了：“我知道

这看起来不大可能，――菲尔比向自己的女友，相见恨晚的情人坦白――但这样很

温馨，只要习惯就好了。”1934年2 月，科奇成了菲尔比的第一位妻子。在这之前，

他已被吸收进共产国际的地下组织。

正如菲尔比本人在一次采访中所说，当这些事件过去了五十年后，只是在他死

前几个月，他在维也纳的工作“才引起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注意”。对菲尔比作

出“最具潜力的苏联间谍”评价的是克格勃英雄特奥多尔?马雷，他的肖像与其他

二十几位克格勃英雄的肖像一起装点着第一局“荣誉室”的墙壁。在其肖像下的官

方赞辞中，他最显著的功绩就是招募和领导菲尔比及“五杰”。

当时，担任国外处处长的斯卢茨基将马雷的成功归功于他的个人魅力和天生的

分寸感。这是一个身材魁梧。相貌英俊的人，所以，中欧共产国际的地下工作者都

叫他“大马雷”。投诚者亚历山大?阿尔洛夫习惯于不顾情面地评论自己在内务人

民委员部的许多同事，他不无好感地回忆：马雷“有一张刚毅的面庞和一双坦诚的、

近乎天真的淡蓝色眼睛”。他有着迷人的外表和对共产国际理想的狂热执著，这使

许多间谍面对他产生了一种心虚的感觉，而这种感觉只会使他们更依赖于他；马雷

与那些“大恐怖”时期控制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截然不同，他是个匈牙利人，一战

前他任天主教神甫之职；战时他成了奥地利――匈牙利的随军牧师，在喀尔巴吁山

被俄国人俘获。后来他在与一位间谍的谈话中回忆说：

“我看到了惨不忍睹的景象。我看到肢体冻伤的年轻人在战壕里死去。我被从

一个俘虏营转到另一个俘虏营，和其他俘虏一样忍饥挨饿。虱子咬得我坐卧不安，

许多人死于伤寒。革命爆发之后我不再信奉上帝，而加入了布尔什维克者行列，彻

底告别了过去。我不再是匈牙利人，不再是神甫，不再是基督徒，甚至也不再是谁

的儿子。我只是个“失踪”的战士。我成了共产党员，直至今天。”

马雷脱离俘虏营之后，他那强烈的、保卫革命不受反革命侵犯的愿望很快就为

他打开了通往契卡之门。他那种没有“人剥削人”的“新耶路撒冷”信仰，也不再

是一种纯宗教式的观点，而成了伴随他终生的一种坚定信念。但内战和集体化的灾

难却深深触动了这种信仰。他回忆内战那段日子；

“我们的红色突击队与白匪军一样清洗乡村。所有留在当地的居民――老人、

妇女、儿童都因帮助敌人而遭到机关枪的扫射，我不能听到妇女的叫喊，简直受不

了。”

农村“大清洗”时，用马雷的话说，他只好隐匿起来，闭目塞听。他使自己相

信，反革命一旦被摧毁，内战的惨剧也会马上过去。但这些惨剧又在集体化过程中

再次重演。“我清楚我们在对农民做些什么，――马雷承认，一一许多人或被驱逐

出境，或被打死。但这次我没有避开。我相信，我会有机会赎罪的。马雷曾有机会

参与了一个案子的审理。一个人为了救治快要饿死的孩子，偷了半袋子土豆，结果

被判死刑。马雷说服了自己的上级建议改判这人徒刑。除此之外，他还见了这个人

的妻子一面，并告诉她。她丈夫的命保住了。“这件事，”――他说，一一将成为

我赎罪的理由。”

“后来派我外出执行任务两周。回来后，当我整理自己的‘公文档案’材料时，

发现我的公文卷夫不见了。跑到领导那儿，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们就开始一起

找卷夹。后来找到了，但卷夹上赫然写着：“已被枪决”。

第二天，马雷就跑到国外处请求到国外任职。他的第一项任务，－－显然这是

在1932年末一一是到德国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做“地下”工作。纳粹分子上台后几

个月，他又来到维也纳。他与上边曾提到的那位英国“地下”人员厄恩斯特?杰里

的看法不相一致。杰里总强调德国工人“五人组”秘密战的成就，而马雷则坚持应

在德国境外与纳粹主义做斗争。“唯一与纳粹斗争的方法――是在国外斗争。我们

在内部没能成功，因此要由外及内行动”。在与国际法西斯进行的秘密战中，马雷

凭借自己早期的布尔什维克理想，以共产国际最终必胜的信念感染着其他间谍。

当菲尔比以一名信使身份活动于奥地利地下共产党员之间时，他才第一次体会

到了共产国际在维也纳的“地下”人员工作的感觉。1934年2 月。奥地利左派与右

派的斗争，按菲尔比的话说，“已达到白热化地步”。右翼政府多利福斯的力量和

海姆维的更为激进的斗士们（其组织创始人斯塔里姆贝格公爵曾于1923年参加过希

特勒的未遂政变）分别捣毁了工会委员会、左翼报刊、社会主义者组织、援助贫困

组织等机构。维也纳的两个街区在隆隆炮声中化为废墟。九名社会党领袖在最高法

院外被绞死。菲尔比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充分表现出了他的勇敢与机智（他主要

从事把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员输送国外的活动），正因如此，马雷看出了他做一名

内务人民委员部间谍的潜力。《每日电讯报》记者埃里克?格杰曾描述过菲尔比拜

访马雷在维也纳住宅的情景，他引用后者的话说：

“我打开衣柜，想选件衣服，当菲尔比看到那儿有好几套衣服时喊到，‘上帝

呀，你有七套衣服，都给我吧。我有六个朋友都为了逃避绞刑躲在城市下水管道里’。

我们把衣眼塞进了皮箱。假如菲尔比可信的话，这些衣服都已用来帮助他的朋友们

偷越国境，逃往捷克斯洛伐克”

菲尔比后来告诉自己的孩子们，当他在维也纳时，“他被授命渗入英国情报机

构，时间没有严格限制”。是马雷交给菲尔比的这项任务，也是马雷在1934年把菲

尔比派回了伦敦。紧随其后，另一名效力于马雷的维也纳“地下”人员阿尔诺特?

杰依奇、作为督察人员也被派往伦敦。今天，杰依奇的画像紧挨着马雷的画像一起

被挂在第一总局荣誉室里。画像下的文字注释表明，对他在招募和管理剑桥间谍方

面所做的贡献给予了几乎与马雷同样高的评价。

阿尔诺特?杰依奇，当时三十来岁，是奥地利的犹太人。有着一副令人愉快的

外貌和诸多的才能，许多地方很像马雷和明岑贝格。他父亲是个犹太商人。而他在

维也纳传统的犹太人街区长大。1923年6 月、他独岁中学毕业。秋天他考人维也纳

大学哲学系。尽管是哲学系，可许多学生和杰依奇一样都在钻研自然科学。比起在

美国或是在英国的任何一所大学，这里毫不逊色，所以，杰依奇的专业水平提高得

很快。头四年他主要学习物理、化学。同时也听哲学和心理学的课程。第五年，他

主要用来撰写博士论文。1928年7 月19日，即杰依奇过完二十四岁生日两个月后，

他以优异的成绩被授予哲学博士学位。虽然有关他的学位论文众说纷纭，论文头次

口头答辩时，三位主考官中的一位甚至还投了一个“不通过”票，但杰依奇还是如

愿闯过了第一关。第二次口试的内容，包括更为广泛的学科，并决定杰依奇的最终

成绩；考试时，又有两位主考官无法达成一致。什利克教授给他打了“优秀”，而

赖尼杰教授只给了个“及格”。最后委员会主席决定，杰依奇以优异成绩通过考试。

莫里茨?什利克是“维也纳哲学家与自然科学家小组”的创始人，同时还是著

名的物理学家和哲学家。1936年，他死于他的一个学生之手，该生由于什利克教授

未使其伦理学论文通过而下了毒手。在此事之前的十年间，什利克对在1926年第二

学期选修伦理学课程的杰依奇显然起到了很大的影响。什利克把道德价值与喜悦的

感情等同起来，把人的自我实现与心醉神迷等同起来。但在现代社会为了达到心醉

神迷的状态，他认为，首先要经历苦难；喜悦与忧愁混同在一起，产生出“任何其

他印象都无法到达人内心深处的风暴”。什利克认为，随着文明的发展，人们一定

能够不经历痛苦而达到快乐。

在整个学习过程中，杰依奇在档案和履历表中，无论按宗教观点还是按出身，

都一成不变地将自己种族填写为犹太族。很难清楚地考察杰依奇从正统的犹太教到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信仰的演变过程。但应当指出，无论什利克的快乐代替忧愁的世

界模式对他多么具有吸引力，另一幅美景还是逐渐占据了他的思想空间，并最终战

胜了前者――这就是共产国际的理论，按此理论所创立的世界秩序中，人们都免受

剥削和被掠夺之苦。“二十年代末，杰依奇加人了维也纳心理学家犹太人威廉?赖

赫开创的“性俱乐部”运动，这项运动开设了专门门诊，为工人解答有关性的问题。

杰依奇领导了一家明斯特出版社，专门出版赖赫的著述和“性俱乐部”的其他书籍。

在此阶段、赖赫做出了不一般的尝试，使弗洛伊德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交叉。他认

为，政治压力和性压力同时袭来，最终导致法西斯主义。一段时间，他认为苏联能

够同时消灭这两种压力，并感到莫大欣慰。1930年、赖赫离开维也纳前往柏林，在

那里加入了德国共产党。但是三年之后希特勒上台，他被迫逃出德国，在奥地利逗

留一段时间后，在斯堪的那维亚定居，并开始了他的研究人类性行为计划－－这项

计划如此异乎寻常，它使赖赫赢得了一个理想性高潮的“预言家”之美誉。杰依奇

在维也纳参加“性俱乐部”并出版领赫书的内活动，引起了奥地科警方“打击出售

淫书部”的注意。后来该部于1934年春开始调查他的活动，“事实上，此时他已准

备去伦敦了。

在第一总局“荣誉室”杰依奇画像下的注释中，并未提到他与赖赫的来往。里

面只写有：“结束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工作后，他到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机关工

作”。杰依奇1929年与约瑟芬（婚前叫鲁贝尔）结婚。1933年，他偕夫人来到莫斯

科，系统接受了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特务训练，其妻也成了一名无线电报务员。

那时他化名为斯特凡?朗，但1934年，他还是用真名并使用奥地利护照去了英国一

一企图在学术界凭借自己的学术头衔建立联系。在伦敦期间，他以大学讲师和研究

者身份演讲。起初他并无固定住处，1935年其妻来后，他们找到了一套住宅安顿下

来。1936年5 月。约瑟芬?杰依奇生了一个女儿，名叫尼涅特?伊丽莎白。

金?菲尔比要比杰依奇晚一个月，即1934年5 月回到英国，开始他与妻子都住

在母亲家里。在递交了到政府部门任职的求职申请之后，他立即开始尝试向白厅的

渗透工作。但不顺利的是，他并未得到母校经济研究室主任丹尼斯?罗伯特逊和其

世交唐纳德?罗伯特逊（二人非亲属）的推荐。丹尼斯在与唐纳德就菲尔比的共产

主义热情商量之后，给菲尔比写信说，他们对其热情和聪明才智非常尊重，但不得

不考虑到，“他的政治信仰可能会影响他正常履行国家赋予的义务”。于是菲尔比

撤回了申请，改走以曲线运动方式打入英国上层权势集团的道路。他到一家自由杂

志社上班；，断绝了与剑桥的共产党员朋友的一切来往，极力让别人看出他的政治

信仰改变的迹象。当时，阿尔诺特?杰依奇十分同情他，支持他，并劝告他要学会

忍耐：

“他说，他对我信心十足；问题只是在于，怎样使我人尽其才，我不能毫无价

值地死在异国他乡的战场上，或是当一名《每日工人》报的战地记者。更严峻的战

斗等待着我，但我必须要忍耐。后来两年他并未给过我任何实际任务，只是偶而考

验一下我的信心。 我赴他之约总是空手而去， 而作为回报，总能收到一份平静的

“支持”。

杰依奇奉命来到伦敦，是为了建立与伯吉斯和菲尔比之间的联络。伯吉斯也是

受“五人组”秘密战的鼓舞，与菲尔比和杰里一样经人介绍被征募到情报机构中来

的。假如一位满口教条、缺乏想象力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检察员处于杰依奇的位置，

他一定会说疯狂的伯吉斯在更大程度上不是个人才而是块绊脚石。但杰依奇同意伯

吉斯的鄙视资产阶级性道德的态度。杰依奇也认为，政治镇压总伴随着性压抑，并

且他的这一看法与其参加“性俱乐部”运动完全是一致的。因此他的见解不能不引

起“五杰”全体成员，尤其是伯吉斯的极大关注。

无论后来人们对伯吉斯如何赞不绝口，他的童年却既是享有特权的，又是极普

通的。他父亲是一名海军军官，娶了一位十分富有的女人。在伊顿学院学习一年之

后，伯吉斯被送到达特默思的皇家海军学院。由于视力差，作为海军军官的他无法

在仕途上有所发展，于是，十六岁那年，他又回到了伊顿。在最后一学年中他不仅

在历史竞赛中获胜；同时还考取了剑桥大学历史专业，并获取奖学金。然而，虽然

他善于与人交际，却由于公开的同性恋而未被获准进人享有特权的伊顿协会。1930

年10月，伯吉斯来到剑桥大学以后，他完全抛弃了小心谨慎的束缚。当时同性恋关

系、既使是在成人双方协议下都是严格禁止的，而伯吉斯却在公开场合下自夸与年

轻工人同性恋者有“肮脏”的联系。

在剑桥大学，伯吉斯小有名气。他那情感鲜明的话语，英俊的外貌，与生俱来

的交际手腕和自信，使他成为同代大学生中的位校者。他无论是在享有特权的“皮

特俱乐部”，还是在声誉委实不高的“大学生讽刺协会”中，都被称为自己人。伯

吉斯的才智过人，这不仅表现在他具有一定分析问题的能力。更出众地表现在他那

概括总结和生动举例的天赋上。除此之外，虽然他整日忙于社会工作，还不时饮酒，

但他没费多大力气就以优异成绩通过了六月份（1932）历史课第一部分的考试。五

个月后，他被选人一个名叫“传道者”的知识分子秘密俱乐部，其成员有教师和大

学生，他们都以能在俱乐部中召集剑桥最有才能的大学生而自豪。

如龙维?里斯是“万灵教团” （天主教的一个社团） 年轻的荣誉成员，当他

1932年夏第一次在牛津大学见到伯吉斯时，后者“在同时代的大学生中，已成为一

名颇具声誉的出类拔革之士”。

“毫无疑问，他无愧于这种声誉。一当时他已荣获学院颁发的奖学金，大家都

认为等待他的是学者的锦绣前程。那天晚上，他谈了许多有关彩色写生艺术的问题，

我感觉他的思想既十分怪异又热情洋溢。他有着十分广博的知识面。当他讲话时，

其样子简直令人倾倒，得体的举手投足之中伴随着孩子般的活跃，他可真是个地道

的英国美男子。如果要说到有无荒唐之处，那就是他的言辞使人毫不怀疑他是个同

性恋共产党员……我感觉，他说的一切都有些玄深古怪，都透露出他的一些性格本

质。”

正如里斯在与之第一次会面时发现的，1932年前，伯吉斯就已是一个马克思主

义者了。最迟是1933年，在莫里斯?多布的鼓动下他加入了共产党的行列。“不列

颠帝国迟早要灭亡”，这是他为论文答辩准备的几个最喜爱的题目之一。在这个题

目中，他对上述结论的强烈预感大大超过了他的老师们。在剑桥印度民族主义者协

会中，伯吉斯通常议论的是，帝国内部的革命将不可避免地为英国开辟通向社会主

义的道路。怕吉斯之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还能容忍英国资本主义的继续，在于这个日

趋衰落的帝国的生活暂时还能满足了他那种对享乐的需求感。

伯吉斯对马克思的思想还是深信不疑的，因为他认为，先前的哲学家们只打算

完善世界，“而问题在于要改造世界”。大学最后一年，伯吉斯开始显露出他的积

极性。学校食堂员工一直反对学生放假时他们大部分人无事可做的劳工制度，于是

他就帮助他们组织罢工，并以成功告终。一边满足于资本主义制度的颓废享乐，一

边又将一生献给消灭这种制度的事业，这就是伯吉斯年轻时的性格特点：“既要吃

卒，又要将军”。

由于党务缠身，同时又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伯吉斯这次没能像第一次那样轻松

通过历史课第二部分考试。1933年夏天，他在毕业考试时病倒，由于有患病证明而

被授予普通学位，获得这种学位的人通常都是有能力取得高等学位，但因各种原因

无法通过考试的人。尽管如此，人们一如既往地认为，伯吉斯在学术上前途无量，

他也着手撰写题为“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博士论文。满心希望获得一个

在剑桥从事科研工作的奖学金持有者称号。

甚至在大学期间，伯吉斯就具有宠幸于人的本领。他不仅会讨老师、还会讨同

学们的喜爱。加龙维?里斯虽然不是同性恋者，并且在与他第一次见面时拒绝了伯

吉斯诱惑的企图，然而还是马上就成了他的密友。从这时起，伯吉斯在他们的关系

中开始处于居高临下的地位。伯吉斯的活动越来越积极，他企图打动更多一些同性

老师的心。公认的牛津古典主义者莫里斯?鲍尔、沃德海姆学院系主任，曾与伯吉

斯有过暧昧关系，而且疯狂地爱上了伯吉斯。里斯发现伯吉斯总是“有意识或无意

识地希望控制别人……虽然，有时他也把自己扮演成费加罗的角色，但为他人效劳

只是形式、最终操纵别人才是其真正的目的。鲍尔认为，凡受伯吉斯控制的人也都

有心情复杂的一面，他们经常感到绝望，经常因自己的非法性生活而有一种负罪感。

的确，伯吉斯对他们的控制，在一定程度上是以性作为基础的：

”在对待那些情人的态度上，伯吉斯粗鲁甚至残暴，但同时在他的性行为中也

有些高尚的东西……他与自己的大多数朋友都睡过觉，而这些人往往并不是都令人

讨厌。同他们做爱，伯吉斯使他们从各自所经历的失望和内心痛苦的压抑中解脱出

来……当这种关系不再继续时，伯吉斯都有本事让他们继续依赖他。他继续协助他

们解决许多头痛问题，其中包括不满意性生活的问题，这一点也证明了他所占的统

治地位。每当听完困扰他们的情感问题，伯吉斯总能找到解决的办法，甚至在必要

的情况下，还为他们找到了合适的新伙伴。对这些人来说，伯吉斯既是个听取忏悔

的神甫，又是个撮合私通的“媒人”。

安东尼，布兰特是受伯吉斯影响时间最长的人之一，伯吉斯的那些令加龙维?

里斯难忘的水彩画艺术观点就是从布兰特那里听来的。安东尼?布兰特是剑桥“五

杰”中年龄最大的一个。布兰特的父亲是圣工会教堂的神甫，他与上层社会有着密

切的联系。当他去世的时候，安东尼正在剑桥大学读三年级。乔治五世的夫人科罗

廖娃?玛丽亚在给神甫遗孀希尔达的信中写道：“这是多么巨大的损失啊！为什么

在世间多多行善的人要离我们而去，而同时却允许那些毫无用处的恶人继续生存？”

安东尼由于很少见到自己无罪的父亲，所以对母亲极其依赖、关于他的母亲，其兄

威尔费里德曾经说，她是一个“十分善良、具有清教徒简朴品行的妇女，甚至在鸡

毛蒜皮的小事上也从不撤谎”。当布兰特满四岁时，其父被任命为英国驻巴黎大使

馆神甫。他的家庭也在法国安定地生活了十年。这段时间使布兰特“对法国产生了

强烈的好感。并成为他看待生活中许多事物的决定因素。从小布兰特就受到崇拜艺

术作品氛围的熏陶”、在马尔博罗苦读十四年的学校里，据他的密友和同龄人、诗

人路易斯?马克尼斯讲述，他曾以虽然年幼却对艺术造诣颇深，并鄙视保守势力而

名声大振。布兰特曾对下一辈的小校友讲过如下的话：

“为了显示自己的超常果敢，我们竭尽了全力。我们曾高傲地挥舞着丝绸手帕

进人礼堂，任何人也不能阻止我们，因为没有一条规矩不允许这样做。每星期六我

们都去运动场，那里每天傍晚都有一些别的孩子在玩球。我们总会把他们搞得勃然

大怒，因为就在他们的地盘上，我们把皮球涂得花花绿绿格外刺眼，然后传来传去。”

在马尔博罗，布兰特就对资产阶级那一套政治观点鄙视不已。据马克尼斯说，

“他对每一个听他讲话的人说，他……认为政治话题根本不值得一谈。”

布兰特最感兴趣的艺术史， 作为一门课程， 在六十年代初才在剑桥开设。而

1926年，他考入剑桥时，没有一所大学教授艺术史。至于库尔托尔德学院（布兰特

后来曾任该院院长）则成立于1931年。布兰特考取了剑桥大学特里尼蒂分院，并得

到了数学奖学金――这对一个主要天赋都在美学和文学的人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成

功。然而数学毕竟不能使他如醉如痴。1927年6 月，即第一学年末，当他以“良好”

的成绩通过数学课程第一部分考试后，即决定转向钻研外语，因为这已同他喜爱的

欧洲大陆艺术和文化相距不远了。1928年，布兰特以“优秀”的成绩通过了外语课

程的第一部分考试，而且法语（自幼他就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和德语都得了高分。

1930年，布兰特又以“优秀”功成绩通过了外语课程的第二部分考试，并拿到了毕

业证。1928年5 月他被选入“传道者”协会，毫无争议，正是协会的同事、著名数

学家阿利斯特?沃斯顿（后来成为海军部的技术军官，同时也是克格勃的间谍）第

一次使布兰特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了兴趣，并促使他走上了深入钻研之道。布兰

特的共产主义观点开始逐渐地在积极的政治活动表现出来，许多同他打过交道的人

都很同意年轻历史教师斯蒂文?兰西门对大学生布兰特所做的评价：“看上去他总

是过于自满。但同他打交道却使人感到愉快。”

在诱使布兰特为苏联情报机构效力的过程中，伯吉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

时，即1930年10月，伯吉斯在剑桥大学特里尼蒂学院上大学，而布兰特也在那里搞

学术种研工作，正是布兰特在两年后介绍伯吉斯进了“传道者”协会。这段时期，

布兰特因对“写生和普桑（法国画家，古典主义代表人物一一译注）理论史”研究

卓有成效，而被选进特里尼蒂学院的科学委员会。人们经常看到新任的科学委员会

委员和新来的“传道者”形影不离。

二人亲密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是性关系在起作用。布兰特在生理上更狂热地

追逐年幼的伙伴中。而伯吉斯在择偶方面却比较审慎，也许就是他使布兰特摆脱了

心理上的某种束缚， 把他带进了无产者同性恋的圈子， 使他享受到了与那些人的

“肮脏”关系所带来的快感。一但还应该说，那时真正吸引鲍尔和布兰特的主要是

伯吉斯的才智、优雅的谈吐和宽阔的眼界。加龙维?里斯与伯吉斯第一次见面时，

他简直被镇住了。伯吉斯既能够把自己对艺术的执著同马克思主义历史的学说有机

地联系在一起，又能把这种学说与他到剑桥帮助组织的公共汽车司机罢工有机地结

为一体。1972年，也就是布兰特的公开叛变被揭露的前七年，他曾经公开反对那些

企图贬低伯吉斯在剑桥的日子里所表现出的出众才能。

“我认为需要提请注意饰是，他不仅是一个我所打过交道的、在智力上最发达

的人。而且还是一个勉力十足的活生生的人。”

与约翰?科恩福特或詹姆斯?克拉格曼（剑桥大学生中两位最著名的党务活动

积极分子）相比，他的兴趣范围要宽广得多。虽然他倔强而又固执，但这并不妨碍

他对一切都感兴趣，并且关于任何话题他都能谈出自己有趣而独到的见解。

为使布兰特确信，他的职责就是把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体现在为共产国

际做出的实际工作中，体现在最终为克格勃效力，体现在与法西斯主义的国际斗争

中，伯吉斯竭尽全力地对布兰特施加影响。他之所以这样做可以用他最喜爱的克洛

德?科克伯恩回忆录中的一句话来概括：“你的行为以某种方式与你的言语相一致

的时刻到了。‘这就是所谓的‘真情时刻’。”

这个时刻的真正到来是在1933年。那时，伯吉斯受杰里的“与反法西斯‘五人

组’团结起来”的理想所鼓舞，也着手建立了剑桥“五人组”。布兰特在其1933年

（这是他仕途的转折时刻）发表的文章中写道：

“1933年秋，剑桥突然之间就传遍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时间我是不会记错的，

那时我由于免修秋天的课程，正好在休假。待一月份（1934年）回来时，我发现几

乎我所有的年轻朋友都成了马克思主义者，并加入了共产党。剑桥一夜之间似乎换

了一副模样。”

布兰特那时还不能公开谈论剑桥的“巨变”是如何影响他的。伯吉斯那时宣称，

“真情时刻”业已到来，布兰特应将自己全部力量献给反法西斯的共产国标秘密斗

争。1933年秋天的学期末，伯吉斯在罗马与正在休假的布兰特见了面，当时布兰特

借宿在罗马一所英国学校图书馆馆员埃利斯?沃特毫斯那里。沃特毫斯房东并不清

楚布兰特与伯吉斯所从事事业的性质。可是他说，在伯吉斯到来之前，“他们的谈

话从未涉及政治。但这却是伯吉斯唯一想谈的东西。他在政治上是个行家里手。布

兰特也竭力不落后于他”。很可能，就是在法西斯统治下的意大利首都罗马，伯吉

斯把布兰特吸收进了旨在协助共产国际进行反法西斯秘密斗争的“五人组”。

除布兰特之外，伯吉斯“五人组”活动初期的最大收获，就是把特里尼蒂学院

的学生唐纳德?麦克林（十八年之后他被迫逃往莫斯科）争取到手。麦克林的父亲、

唐纳德?麦克林爵士是出生于英国的苏格兰人，是长老会的律师和自由党派的政治

家。1932年猝死前，他曾担任拉姆齐?麦克唐纳国民政府教育委员会主席之职。对

唐纳德爵士来说，生活中最重要的就是崇高的道德准则，基于此种原则，他把儿子

送到了格列舍马学校，校长埃克斯对每一个新生都要灌输“真诚、坦率、诚实、纯

洁、艰苦以及爱劳动”的思想。为了保持纯洁、防止孩子们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早期

性试验，每个男孩子的裤袋都被缝上。格列合马学校最有名的一个学生，后来成为

诗人的奥登，1934年写道：“我反法西斯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在我们的学校中曾经推

行这种法西斯制度。”

麦克林对这些制度的反应倒没那么强烈。没有有力的证据说明他恨（或是不太

喜欢）自己的父亲或那所他学习过的学校。他赞成学校搞橄揽球赛，因为在竞赛中

获胜就可获得进入剑桥特里尼蒂学院的权力，当然这不如在大学里获得学位那么声

名显赫。中学毕业时，他是一个以思想纯洁而获得好名声的学生。但与菲尔比和伯

吉斯不同的是，他早在中学就初次认真地接触到了共产主义思想、他的校友，后来

成为英国共产党政治委员会成员和党史学家的诺尔曼一约翰?克拉格曼说，他在格

列合马学校入党是为了气恼那些领导。在中学时代，麦克林就过着双重生活，他向

父亲隐瞒了他已不再信仰上帝的真情，并且，他的政治观点也越来越左。如果1931

年他没有入党的话（也就是他成为特里尼蒂学院学生前），那么可能就是在大学一

年级时他入了党。 介绍他与伯吉斯相识的， 是外语专家、他的朋友克鲁格斯。而

“猛兽”伯吉斯毫无例外地又成了两性同体的麦克林的第一个情人。把麦克林从性

问题中解脱出来之后，伯吉斯又企图在其他方面占有他。后来伯吉斯曾讥笑麦克林

说，“他那硕大的，虚胖的，白白的，象鲸鱼一样的身体”能够给他带来某种快感。

而事实上，麦克林高大魁梧、强壮有力，并与伯吉斯一样十分英俊，令同性、异性

都十分迷恋。

伯吉斯同时还为麦克林在政治问题上指点迷津。很可能就是在、1933年秋那个

学期中，即伯吉斯去罗马会见布兰特前不久，他成功地将麦克林吸引进了自己那个

即将投入反对国际法西斯秘密战中的秘密小组。1933年，麦克林对剑桥大学一家主

要的学生刊物进行了采访（这家刊物曾在一篇文章中好奇地暗示过麦克林在性和政

治中的双重生活方式）。采访一开始，麦克林就首先声明，他过的不是双重生活，

而是三重生活，然后他就不无幽默地依次描述起这三个角色来。他刚开始扮演一个

爱美的同性恋者：“我刚穿上绒布短裤，你又打来电话……下次约会你一定要来我

这儿，到时会有奇花的海洋。所有人的穿着打扮似在神话中一样……”；然后他又

扮演一个身体健壮的男子汉：“刚要吃煎牛排，就听见你在大叫。大家欢聚一堂，

还有非常美丽的服务小姐暗送秋波”；最后扮演的是一名深深迷恋于马克思主义的

大学生：“我现在很忙，我想弄清米德尔顿是否是个唯物论者或者仅仅是个辩证者

……关键在此。每个人都应工作。所以我在这里。”

和德国的“五人组”一样。伯吉斯的“五人组”并没有固定成员，而且在人数

上也没有明确的限制。可能阿利斯特?沃斯顿和詹姆斯?克拉格曼就是首届成员中

的人物。但克格勃并未将此二人与伯吉斯、菲尔比、布兰特、麦克林和那个1935年

被招募的“第五人”等量齐观。

1934年春，伯吉斯更换了研究课题，他将“十七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换为“印

度士兵的起义”。但伯吉斯在这件工作上已缺乏足够的创作冲动，原因是这种冲动

越来越被反法西斯的秘密战吞噬了。5 月份，即菲尔比返回伦敦来到剑桥后不久，

伯吉斯就搞到了有关菲尔比在维也纳与共产国际地下工作者联络中冒险经历的第一

手情报。当时，伯吉斯对菲尔比大加赞赏，用加龙维?里斯的话说，他的评价之高

甚至使人难以置信这些评价所依据的客观标准是什么。有可能也是在5 月、在一家

咖啡馆里，伯吉斯与杰依奇见了面，同菲尔比一样，他只知道对方叫“奥托”。伯

吉斯写信给菲尔比，汇报了自己在招募工作中的成绩。菲尔比马上回信并向他表示

祝贺。1934年夏，经杰依奇同意之后，伯吉斯为了护送牛津大学共产党员德里克?

布莱克（后来死于二战）去了趟德国和莫斯科。德国之行正巧碰上了富有戏剧性的

事件的发生。他们还未来得及同年轻的德共党员商量逃往莫斯科的对策，就听到了

枪炮声。这是在1934年6 月30日的“长刀之夜”，这一夜，希特勒与纳粹党中的对

手正在算总帐。

据伯吉斯的一名亲信随员说，伯吉斯在访问莫斯科期间，与共产国际国际联络

部主任皮亚特尼茨基，前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见过面。此行使他更加坚信他是在为

组织反法西斯秘密战的共产国际工作。但他刚一回国，杰依奇就使他相信，为了进

行秘密战，他应和菲尔比一样从事地下工作，要中断与共产党的一切有形联络。伯

吉斯二话没说就照办了。但就他的朋友们看，他却表现得有些怪诞、有些出格：他

把斯大林归人法西斯独裁者的行列，把法西斯主义看作“未来的预兆”。他甚至在

“传道者”的秘密会上也隐瞒自己的政治信念：

“无论讨论什么问题，他总有现成的引文、可笑的趣闻、不合时宜的比较或带

污辱性的随机应答。如果协会讨论什么政治问题，他就喜欢用其内容令人费解的隐

喻发言。假若直接让他说出自己的观点，他就瞪大那双神采飞扬的蓝眼睛、用他那

使人无法反击的满含笑意的目光看一眼提问的人，然后开始讲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

东西。”

杰依奇不仅为伯吉斯规定了几条作为内务人民委员部间谍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而且还要伯吉斯放弃其初期计划中仿照德国“五人组”的样子，建立共产国际支部

的打算。与剑桥每位新招募的学生进行单线联系工作方式的，首先是杰依奇，然后

是马雷。但伯吉斯很瞧不起这种死板的工作方式。他把间谍工作看作是与朋友们一

起干的社会工作。正如菲尔比后来所承认的，正是伯吉斯坚持要在我们所有人中保

持联系，也正是由于这种执拗，几乎导致了菲尔比在1951年的覆败。

按杰依奇的提示，麦克林与伯吉斯同时中断了与共产党的联系。1934年6 月，

麦克林以优异成绩通过毕业考试，那时，他的愿望是要么去苏联教英语，要么留在

剑桥着手哲学博士论文工作。他把博士论文题定为“吉恩?凯尔文活动的马克思主

义分析与资产阶级的兴起”。但他这年夏天并没有着手这项工作，而是对母亲说，

他想试试能否到外交部任职。麦克林夫人很高兴，但却想知道他的共产主义信念是

否会妨碍他的打算。”你可能以为我像风信标一样打转转、绕圈子，――他回答―

―实际上，我不久前就不再干那些事了”。第二年几乎整整一年，他都泡在离不列

颠博物馆不远的课外老师那里，准备1935年8 月的入外交部考试。成绩自然又是十

分优异。后来麦克林讲述了在最后一次谈话中他被问及在剑桥所表现出“共产主义

思想”时的情景：

“突然给我提这么个问题；是说谎呢还是放肆地兜圈子？我决定兜圈子。‘是

的、――我说，――我曾经有过这样的思想，并且我还不彻底放弃这种思想’。我

想我的诚实会令他们十分满意，因为他们对我直点头，然后是彼此笑了笑。最后考

试委员会主席说：“谢谢，就到这里，麦克林先生。”

1935年10月，麦克林第一次踏入了外交部的大门，成了皇室外交机构的新成员。

从那时起，他也就成为“五杰”中打人政权核心的第一位人物。

伯吉斯为获取国家机密，耗费了大量时间。1934年末，他的研究工作停止下来，

他决定离开特里尼蒂学院。离开剑桥后的第一份工作，是给他大学同学的母亲当财

政顾问。这位朋友就是“传道者”协会的战友、后来成为议员的维克多?罗特希尔

德。伯吉斯与杰依奇经常在咖啡馆会面，两人谈论最多的，就是如何在预计的较长

一段时期内打人政权内部，并尽可能渗入秘密情报机构这一问题。带着这一目的，

伯吉斯曾经试图在保守党情报局里谋到一个位子（这个机构当时是由前英国安全局

调查处处长、后来任首相张伯伦贴身顾问的约瑟夫?博尔领导），但这一企图事实

上未能如愿。

但是，到1935年末，伯吉斯慢慢成了保守党年轻议员、同性恋者、大尉杰克?

麦克纳马拉的私人助理。里斯认为此人“持极右观点，完全可称得上是法西斯分子”。

伯吉斯在谈自己的雇主时既热情又鄙视；他又在扮演费加罗的角色――名为奴才，

实为主子……“费加罗”和他的雇主为搜集情报去过几次纳粹德国。据伯吉斯说，

几次德国之行，很大程度上是和希特勒分子中的同性恋同情者搞了一些恶劣勾当。

伯吉斯同“大陆同性恋同盟”的关系处得很融洽。他们中的主要人物是爱德华?法

伊弗， 他是爱德华?达拉季耶（1936年1月一1940年5月任法国国防部长，1938年4

月一1940年3月任首相） 的办公厅主任。伯吉斯向朋友们讲述那段十分恶劣的往事

时说：“他，法伊弗，还有两个法国部长内阁成员……在巴黎一家男妓院过夜时，

他们把一个剥得精光的小男孩绑到桌子上，边用皮鞭抽打，边围着桌子又唱又跳，

手舞足蹈”。

与菲尔比、伯吉斯和麦克林不同的是，布兰特没必要把自已伪装成一个政治上

持极右观点的人。因为他过去从来就不是一个富有战斗精神的、积极的共产党员，

在他的历史中，也没什么需要隐瞒的东西。他在三十年代对文艺批评工作所持的充

满马克思主义的中世纪的思想观点，无论对于时局动荡的世界，还是对于斯大林理

论家的论战来说都太遥远了。但是一位有名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也还是不公正地

指责他，说他试图把艺术史非政治化，还说他对艺术史的态度是以“形式主义和非

道德角度为出发点的”。布兰特在三十年代所持观点的主旨，就是艺术无法与社会

分割：

“艺术作品由艺术家创造；艺术家就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他们的观点形成在

很大程度上要受他们所处的那个社会的影响。因此，对艺术作品的评价不能仅从历

史角度来看待，也许只有从人类、从社会的立场出发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1935年，布兰特去了一趟苏联，在此之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好感立即就表现

在一篇文艺批评的文章中，而且这种倾向后来变得越来越明显。他认为，“脑力劳

动者再也毋需惧怕承认世俗的诱惑，周为共产主义同立体派一样更加有趣”。他继

续号召成立艺术家协会，把博物馆从游乐宫变成古典艺术品展览室。也许，正是俄

国之行后，他开始了与阿尔诺特?杰依奇的经常性会面。杰依奇说服这位艺术界激

进的批评家， 要他装出对党内事务丝毫不感兴趣的样子。 迈克?斯特赖特、一位

1936年6月 加入“传道者”协会、剑桥特里尼蒂学院年轻的英国经济学者，在听完

他在协会会议上的发言之后得出结论。那是“一个不问政治的人”。后来，在1937

年初。当布兰特想把他招募为苏联间谍时，他才明白，是他错了。

由布兰特招募的最重要的间谍、人称“第五人”的是约翰?克恩克罗斯，他也

是特里尼蒂学烷的学生。作为整个克格勃史上国外最精干的间谍小组“五杰”的成

员之一，他同菲尔比、伯吉斯、布兰特、麦克林一道弛名于总部。但是，如果没有

罗杰尔?霍利斯的阴谋假说，如果没有其他在八十年代迷惑了许多出版物的假证据，

克思克罗斯早就会在戈尔季耶夫斯基出示确凿证据之前，作为“第五人”昭然于世。

他是五人中最后一个公开暴露的，比起其他四人他打进了更多的政权核心、情报机

构。他剑桥毕业不到十年，就先后在英国外交部、国库、政府部长私人办公室、政

府通讯密码学校、秘密侦察机构任职。据戈尔季耶夫斯基回忆，克格勃第一总局英

国处处长德米特里?斯韦坦科，用一种“带有极大的虔诚、赞叹和尊敬”的口吻来

评价克思克罗斯：“除菲尔比外，克恩克罗斯的功绩与‘五杰’中的任何一个相比

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比起“五杰”的其他四人，克恩克罗斯在学业上的成就更是引人注目。他1913

年出生于格拉斯哥市的一个贫寒之家，但却是书香门第。其兄阿列克（与克格勃无

联系）后来成了杰出的经济学家，他曾是政府经济部门的领导，管理过在牛津的彼

得学院，后来当上了格拉斯哥市立大学校长。与阿列克一样，克恩克罗斯也考入格

拉斯哥的汉密尔顿学院，并获取了奖学金。1930年满十七岁时，他正处于政治传统

与“大镇压”下社会不公的影响之下。在格拉斯哥市立大学，他两年内修完了法语、

德语、政治经济学和英语。然后又去欧洲进修语言知识。1933年――1934年，他是

在巴黎度过的。他用一年时间在那里获得了哲学副博士学位。之后他被招人剑桥的

特里尼蒂学院。可能从那时起他就与明岑贝格领导的世界援助德国法西斯的受害者

委员会建立起了来往。

当1934年10月克恩克罗斯来特里尼蒂学院继续深造法语、德语时，他就已是公

开的共产党员了。由于他在巴黎已获得学位，这样他就可免修外语研究生课程的第

一部分，然后他仅用两年时间又获得了人文科学学士学位。在剑桥克恩克罗斯的法

国文学辅导老师是安东尼?布兰特，他每周都给克恩克罗斯上单人课程（剑桥所说

的“答疑”）。布兰特那种令人鼓舞的举止从阶级斗争的严峻现实中抽象出来的马

克思主义理论知识，都深深打动着这个热情的苏格兰共产党员。后来、布兰特介绍

他与伯吉斯相识，并使他们之间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四十年过后，克恩克罗斯在隐

瞒了他为克格勃工作的大部分谈话后，在一次采访中说，他认为伯吉斯是一个“十

分有趣，富有魅力，不留情面的人”。1935年伯吉斯来剑桥时把克恩克罗斯招募为

共产国际间谍，使其效力于国际反法西斯秘密之战，并把他同时介绍给了阿诺将?

杰依奇。1936年克恩克罗斯中断了与共产党的一切有形联系，并申请到英国外交部

工作。1936年夏，他以外语最高分的成绩从剑桥毕业，校方曾建议他上研究生。但

他还是以高出第二名近百分的优异成绩通过了英国外交部的考试。这年秋天，克恩

克罗斯成为继约翰?金、唐纳德?麦克林之后的第三位在英国外交部供职的间谍。

起初“剑桥五人组”的工作有重复现象，大尉金从外交部把情报传给皮克、而

杰依奇同时又在沃尔维奇火药库组织间谍小组。这一切促使国外处于1936年初派马

雷到伦敦，以便把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地下活动统一控制起来。苏联驻伦敦大使馆内

务人民委员部的“合法”间谍头子阿伦?瓦茨拉沃维奇?舒斯特尔却未参与具体活

动，他只是为他们提供与莫斯科中心的联络渠道，同时给他们以有力的“非法”援

助。国外处处长斯卢茨基对马雷在物色间谍、鼓舞他们斗志，并赢得他们忠诚方面

的才能十分敬仰。虽然有时他也担心马雷会为自己的过去而进行自我折磨。有一次，

马雷在和一个间谍在饭馆喝得酪配大醉之后，就开始回忆起他不愿看到的骇人景象。

赫达?马辛写道：“只要这个理智的、高贵的人一喝酒，就马上陷人可怕的抑郁症

中，并开始自我侮过。当这一切可怕的东西过后，他又恢复了正人君子的模样。但

后背的冷汗却冒个不停。”马雷曾经狂热地爱恋过伊格纳季?赖斯手下的间谍格尔

达?法兰克福特。但正如赫达?马辛所说：“莫斯科知道他贪杯如命就强迫他娶了

个他不爱的俄罗斯姑娘，充当保姆和监视者。”

马雷和妻子用伪造的名为波尔和莉吉娜?哈尔特的奥地利护照，于1936年初来

到伦敦。他向大尉金自我介绍为“彼得尔森先生”，是一家（根本不存在的）荷兰

银行的职员。开始时，金是在回家路上把从外交部搞到的文件复印件带给皮克。然

后， 从皮克的工作单位由电气工程师、 英国共产党员梅伊和为共产国际当邮递员

（外号“朋友”）的布莱恩把复印件带走。布莱恩强烈反对国家的学校教育体制，

他为苏维埃工农国家的浪漫代表所鼓舞，他相信他在完成共产国际的任务。一天，

当他看到在金打开的包里有外交部的文件时，他简直惊呆了。从金那儿搞到的最重

要的材料是由马雷用马安的名字从使馆向莫斯科以电传形式发出的。其他文件通过

布莱思或其他邮差之手传递，最终，一切文件都由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的德国摄

影师沃尔夫?列维特在工作室中重新拍摄复制。

刚开始时，麦克林在外交部是搞国联和西方局（主要与荷兰、伊比利亚半岛国

家、瑞士和国联问题打交道）工作的。但他能接触的外交部文件比处在有利位置上

的金要少的多。尽管如此，他提供给内务人民委员都有关西班牙内战的情报却很重

要，正如他后来所写：“我们之所以众志成城，一切都是为了让法国和苏联政府把

西班牙政府从佛朗哥和纳粹分子的铁蹄下解放出来……”但马雷把麦克林看作一个

“长期”间谍。当麦克林在外交部开始其仕途生涯时，他命令麦克林把主要精力放

在混个一官半职上，而不是搜集情报。而麦克林在这方面也的确成就非凡。1938年

3月 ，他以使馆三秘身份被派往英国驻法大使馆工作，这应是他的第一项国外任职。

干部机关在推荐信上给了他很高的评价：“已故的唐纳德?麦克林先生之子麦克林，

作为自由党议员大概很为大家所熟知，在外交部的两年时间内，他工作成就卓著，

是西方局的骄傲。他性格开朗，聪颖过人，而且还英俊潇洒，我们认为他在巴黎无

论在与人交往还是在工作中都会成就非凡。”

在当时，有关麦克林的仕途还有另一种传闻，说当局有意让他任部长助理之职。

在麦克林到外交部一年后，即1936年秋，约翰?克恩克罗斯也来到这里，但他

却不善于在短时间内表现自己。后来两年中，他曾先后在美国、国联西方、中央局

工作，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位置。一段时间他曾与麦克林一同在西方局工作，据

他说，他有机会接触“大量有关西班牙内战进程的情报”。但他却不像麦克林那样

魁力十足并善于与人交往。虽然他也努力与白厅人搞好关系，但还是没有交上几个

朋友。涅维尔?张伯伦（1869－l940年任英国首相，1937――1940年任保守党领袖

一一译注）的私人助理、后来邱吉尔的私人秘书约翰?科尔维尔认为，他“很聪明，

但有时举止怪异，令人讨厌。”后来他回忆：“克恩克罗斯总请别人吃饭……但他

自己吃得很慢，我简直没见过有比他吃得更慢的。”克恩克罗斯总是把在白厅吃饭

时谈话的详细内容记录下来，然后报给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外交部干了一年之后，

马雷建议他设法调往财政部，因为那里还没有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1938年10月他

调往财政部，外交部的人在为他松了一口气之后又为他惋惜，因为他们知道正是他

的呆板妨碍他成为一个真正的外交家。

当伯吉斯看到由他招募的克恩克罗斯比他本人还迅速地打入白厅时，当然很不

愉快。1936年末，伯吉斯当上了“BBC ”的制片人。此时，他开始寻找过去和现在

与情报工作有联系的人，并请他们在电台讲话。其中，最重要的是大卫?福特门。

英国秘密情报机构政治侦察局副局长（后来的局长）。可以设想，如果他哪怕有一

秒钟意识到他1937年夏发表的关于阿尔巴尼亚形势演说的制片人是内务人民委员部

间谍时，他会有何反应。一年之后他仍未走出迷津，而且还因为着迷于伯吉斯对国

际局势的酷爱，帮他在英国秘密情报机构找了份工作。

伯吉斯就这样又工作了几年。这期间还常回剑桥与“传道者”协会的朋友们见

面，也常与布兰特一起商量为苏联谍报机构进一步物色合适人选的事情。1937年初，

布兰特打算招募迈克?斯特赖特人伙，这之后迈克认为，伯吉斯就是“隐藏在布兰

特身后的那个人”。外号叫“狮子”的伦纳德?杰里?朗是布兰特招募的主要间谍。

他上剑桥时已是个共产党员了。1935年10月他获得优异成绩，并完成了现代语论文。

“我出身于工人家庭”，朗回忆说，“对社会不公现象感受极为深刻”。布兰特一

直注意着他在法语学习上的进步，而且还在1937年5 月把他选入“传道者”协会中

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也几乎就在这时，布兰特把他招募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

与招募斯特赖特一样，布兰特在招募他之后，并没有马上给他下达指令，而是马上

转入下一个招募对象。据朗回忆，“布兰特从未打算恐吓我。因为我们都对共产主

义建设事业坚信不移”。二战期间，朗作为苏联的“第二梯队间谍”一直听从布兰

特本人指挥。

虽然金?菲尔比比“五杰”其他人出名要晚，但他最终成为他们中间最具有举

足轻重意义的间谍、从维也纳回来之后，他就整日忙于枯燥无味的“反思的反思”，

他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他在与法西斯的秘密战斗中起得作用多么微小，他在获得

杰依奇支持后成就也多么不起眼。他的第一桩功绩（虽然微不足道）算是在外交部

秘密备忘录中所记载的亲法西斯英德协会对他的“好评”。说他与戈培尔和德国宣

传教育部“来往甚密”。菲尔比曾临时性地在英德协会中忘我工作了一段时间，差

点在一家德国出资开办的贸易杂志社中搞到一份固定工作。虽然此项工作无甚成效，

但他与德国驻伦敦大使冯?里宾特洛甫见过几面，并且不止一次到过戈培尔在柏林

的宣传部。

1936年7 月，菲尔比在柏林得知西班牙内战开始的消息。也就在那时，他才作

为一个情报员以记者身份接到了第一项任务。在他的回忆录中曾写道：“我的直接

任务就是搜集法西斯军事行动的第一手情报。”与往常一样，仅从他的回忆录还不

能使我们全面了解真实情况，而戈尔季耶夫斯基所提供的材料才使我们能够猜出菲

尔比在西班牙的工作秘密。1940年初，从内务人民委员部叛逃的瓦尔特?克里维茨

基在英国受到了简?阿彻的审问。这个女人是菲尔比所见过的英国安全机构中第二

个能干的工作人员。 菲尔比在回忆录中写道， 阿彻从克里维茨基那里逼出了有关

“苏联情报机关派一名年轻英国记者到内战正酣的西班牙”的诱人情报。“这个年

轻的英国记者”就是菲尔比。而“诱人的情报”就是有关刺杀佛朗哥将军的计划。

1937年初，叶若夫给梅伊下令把他的英国间谍以记者身份派到西班牙，以便这些人

打人佛朗哥将军身边，帮助组织刺杀。菲尔比说服一家伦敦报社给他开了一张采访

军事事件的编外记者采访权证明。1937年2 月，他来到了西班牙，一到目的地，他

就不停地向《泰晤士报》发送有关佛朗哥军队地区战况的文章。

在还未来得及认真工作之际，菲尔比作为苏联间谍的仕途有一天差点儿就给断

送了。他认为，之所以逃过劫难全靠他的牙齿。到西班牙居住两个月后的一天夜里，

他被震耳的敲门声惊醒，闯进来一些国民近卫军战士。他在近卫军战士监视下穿衣

服时，突然想起裤子的后袋里还有一份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密码，它们被写在一块烟

盒纸上。去总部的路上，他没能把纸条处理掉，到那之后，他被两个人带进了一间

没有灯罩的强光灯照射的房间。审讯他的是个“个子不高的近卫军少校秃头，满面

愁容”，他命令菲尔比掏出口袋里的东西。最后的几秒钟是决定菲尔比命运的几秒

钟。“我先掏出一张纸条，把它揉成团后扔到了桌子上，纸团一下就弹到了桌子那

一头。正如我所料，三人同时扑向它，伏身在桌子上以便抓住纸团，我面前只剩下

三个屁股。我迅速从口袋中掏出纸片，揉皱之后就咽了下去。就这样，它不复存在

了。”

此事过去之后，菲尔比开始吉星高照。五月份，他成为《泰晤士报》正式工作

人员，成为该报在西班牙派驻的两名记者中的一名。这期间，当有机会回到伦敦时，

他就把自己在《泰晤士报》的工作以及完成梅伊交给的任务的情况作一汇报。为了

在西班牙加固自己的“防线”，菲尔比还找了个情妇，名叫弗朗西丝?利德塞一霍

格，外号称刘兔子”。在与英国男爵丈夫离婚前，她是个执著的钢琴演奏家。菲尔

比甚至在床上也伪装得十分巧妙。弗朗西丝小姐回忆说，他“即便和她很亲密时也

从不提什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之类的词语。”

岁末时，菲尔比成了当地的英雄，与他一起乘车的三名记者都被炸弹炸得奄奄

一息，而菲尔比只擦破点皮。他很谦逊地向《泰晤士报》读者报道：“你们的记者

被送到了急救站，在那儿很快地给头上的轻伤消了毒。而与此同时，富有自我牺牲

精神的西班牙军官还在抢救车上的其他乘客，虽然此时炮弹声仍不绝于耳。”3月2

日，佛朗哥将军亲手将象征着军人高尚品质的红色十字勋章挂在了菲尔比胸前。英

国议会唯―一名共产党议员维利?加拉赫尔在议会对此举还表示了抗议。菲尔比后

来回忆：“我在西班牙所受的伤无论对我的记者工作还是谍报工作都起到了不可估

量的作用。在此之前，佛朗哥的军官们总是严厉批评英国记者，他们认为英国人都

是共产党员，因为的确有太多的英国人战斗在国际纵队里。在我因伤受到佛朗哥亲

手授勋之后，我以‘受佛朗哥奖赏的英国人’而远近闻名。于是我面前的许多大门

都敞开了。”

据英国一位外交家说，“菲尔比几乎知道所有有关德国和意大利在佛朗哥军队

里的参战情况。”

菲尔比把从佛朗哥军营中搞到的情报转给法西交界处的一名内务人民委员部工

作人员。1937年夏，马雷派菲尔比去西班牙帮助刺杀佛朗哥的计划被取消了，这还

是在菲尔比赢得佛朗哥信任之前。

1937年7 月，马雷被召回莫斯科，政治清洗的狂热把怀疑的阴影投到了许多国

外处军官的身上。由于马雷过去笃信宗教，并且不愿执行恐怖活动，所以他更加招

致怀疑。叶若夫对他工作的高度评价和前一年斯大林对他的感谢，给了他一点儿能

顶住并去掉加在他头上罪名的希望。但某种奇怪的感觉强烈地促使他回家。他对伊

丽莎白?波列茨卡姬――伊格纳季?赖斯的妻子说：“他们要么在这儿，要么在国

内把我干掉。这样最好还是死在国内。”拒绝回国的亚历山大?奥尔洛夫回忆起马

雷曾对他说过：“作为一个曾作过神甫的人，我难道能相信什么呢？但我决定走，

至少这样谁也不能说‘也许这个神甫真当过间谍吗？’”在克格勃第一总局荣誉室

马雷的画像下赫然写着：“1937年末被枪决”。

马雷被处决以后，金?菲尔比几乎一年没与总部保持联系。马雷被召回时，菲

尔比协助刺杀佛朗哥将军计划的最后细节还未由莫斯科总部敲定，因此计划暂时延

期执行。刺杀计划至少部分地受到了解一些细节（其中包括“一个年轻英国记者参

与该行动”）的瓦尔特?克里维茨基叛逃的打击。而且当时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工作

重点上也有新变化。在内战的后几年中，消灭西班牙的托洛茨基分子成了比刺杀佛

朗哥更重要的任务。

如果马雷那时不被召回莫斯科，他也会在伦敦就地遭到逮捕。虽然英国安全机

构既不知道内务人民委员部向外交部的渗透，也不清楚剑桥“五人组”被招募的情

况，但它的一个名叫奥莉加?格赖的间谍却获得了在沃尔维奇军火库的苏间谍小组

组织者佩尔西?格列京克的信任。这个佩尔西是共产国际的老牌间谍，先后在杰依

奇和马雷的领导下工作过。1937年2 月，格列京克让格赖在肯辛顿租了一秘密住宅。

两个月之后马雷来到这里，格列京克介绍他是“彼得斯先生”。他对奥莉加?格赖

说，这人是“曾在俄国骑兵队里打过仗的奥地利人”。8 月16日，当马雷被召回后

几周，格列京克与杰依奇来到这里，并把杰依奇介绍为“斯蒂文斯先生”。格赖答

应帮助“斯蒂文斯先生”把格列京克带去的文件拍照。她外语不精，判断不出“斯

蒂文斯”的国籍，而且，清楚他究竟是什么人。杰依奇与妻子当着格赖的面只用法

语交谈。

10月末，格赖注意到了杰依奇妻子拍照文件的登记号。于是，英国安全机构得

以查明，这是新型14英寸海炮的图纸。11月初格列京克通知，由于女儿生病，“斯

蒂文斯”夫妇返回莫斯科，“斯蒂文斯太太”打算留在莫斯科，而她丈夫在圣诞节

前也未必能回伦敦。格赖被要求掌握由“斯蒂文斯太太”带来的拍摄文件的相机的

使用方法，以便她代替斯蒂文斯太太来做这项工作。

与马雷被召回莫斯科的原因不同，杰依奇一家被召回与其说是由于大逮捕浪潮，

不如说是担心他们“防线”的可靠性。1937年夏，共产国际间谍、内务人民委员部

邮差埃迪特?季尤多尔一哈尔特遗失了记有杰依奇详细间谍活动的笔记本，几乎就

在同时杰依奇为保证其在伦敦固定活动点而建立私人有限公司的请求遭到了英国政

府的拒绝。不仅如此，他还被禁止在英国居住，并被带到警察局讯问他何时打算离

开英国。

1938年1 月，格列京克和沃尔维奇军火库的间谍小组成员被刑侦部特务机构逮

捕。这样，杰依奇回英国的希望更加渺茫了。如果英国安全机构和上文提到的特务

机构再机敏一点的话，他们就能同时把马雷和杰依奇都抓起来。但他们总期望着在

逮捕格列京克之前能再等到“更多、更大的鱼咬食”。英国安全机构中谁也不知道

1938年初内务人民委员部就打算把所有在伦敦的间谍头子和地下人员召回。与马雷

和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在伦敦的间谍头目不同的是，杰依奇夫妇并没有一回到

莫斯科就遭到枪决的厄运。杰依奇还在总部干了几年字迹及伪造品鉴定工作。在克

格勃第一总局荣誉室里杰依奇画像下这样写着。“1942年，在实施侦察行动时，伞

降到自己的祖国奥地利，当即被法西斯抓获并处以绞刑。”

1937年末，当杰依奇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所有间谍从伦敦消失之后，“五杰”

和其他在英国的苏联间谍一时陷于无人管理和支持的局面。虽然一些“被抛弃”的

间谍还能时不时与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联系上，但在1938年，对英情报工作基

本上处于停滞状态。

苏联向白厅渗透的第一阶段基本上以马雷和杰依奇被召回总部而告终。对这一

阶段的意义，许多人估计不足。应该说，这一时期的主要成就在于招募了两名密码

破译员――奥尔德姆和金，两名年轻的外交家――外交部的麦克林和克恩克罗斯。

他们所提供的情报无疑非常重要，而且他们还给予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第四总局汇编

处的密码破译员们以极大的帮助。当时出现了一个神话，好像密码就是由那些高明

的数学家破译的，而今天协助他们的是大型的情报计算机系统。事实上，大量的超

级密码和译码系统，主要是通过那些由侦察途径得到的情报而加以解密。在三十年

代，苏联密码破译员比他们西方的同事更广泛地依赖侦察的帮助。在外交部工作的

四名内务人民委员部间谍，他们既能使用与密码传递方案相媲美的普通语音来传递

英国外交电报、也可同时通过密码系统为自己人提供情报。虽然戈尔季耶夫斯基在

这方面没有那么多第一手材料，但完全可以做出结论：与破译日本密码电报的功绩

相比，苏联密码破译员对英国密码电报的破译同样功不可没。

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及第四局所遭受的劫难一样，大清洗的浪潮也没有放过苏联

截听机构。1937年末，内务人民委员部负责截听工作的总局汇编处处长格列布?博

基和他的副手、上校哈里克维奇被处决。博基被捕后，在他的住宅内发现了一个藏

有许多金银钱币的密室。他的继任者也没能干多长时间，一个月之后就被捕了。但

基层密码破译员们并没有像国外处同行一样遭到普遍的清洗。在领导中也有个别未

受到冲击的，如领导日本部的托尔斯泰――大概在处里工作最有成效――在他的位

子上安然无恙地干过了大清洗和二战时期。

当内务人民委员部后来从清洗潮中恢复过来，并重新开始积极活动之后，它在

英国和其他国家的间谍也立即富有成效地工作起来。二战期间，苏联间谍不仅在白

厅，而且还在英国情报机构内站稳了脚跟。

在整个三十年代，苏联情报机构对美国的兴趣要比英国少得多，但从另一个角

度说，间谍向那里渗透却也容易得多。和在英国相同，苏联对美的间谍活动，在战

前最大的成就是建立起无线电截听机构。二战前和二战中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几乎

充满了苏联间谍。可以说，没有一个大国能够摆脱像苏联这样的意识形态敌人的间

谍的密集渗透。1933年11月，美与苏建立了外交关系。那时美国还没有民用情报机

构，而军事情报机构又不能炫耀自己的人员编制情况。

美驻莫斯科第一位大使威廉?布里特1936年在给国会的报告中写道：“任何情

况下都不能向苏联派间谍。与共产党员打交道没有比绝对的诚实更有效或更不用诉

诸武力的办法了。”美国人所表现出来的诚实的确到了真正毫无戒备的程度。一位

布里特在莫斯科的同事后来回忆，1933年一1934年这个冬天，大使馆里没有密码，

没有保险箱，没有外交信使，甚至没有起码的安全措施：“我们用普通电报与政府

联系，我们的信件就那么众目睽暌下摆在桌上。”当大家都决定建立一个安全系统

时，才发现实在不适用。按布里特的请求，调来了海军陆战队士兵保卫大使馆。在

其他大使馆中还可能暂时没有这种先例。但内务人民委员部很快就用各种借口向这

里派了几个模样俊俏的女孩子。有一天，一位打扮入时的姑娘走到海军陆战队负责

人的面前，声称她是俄语教师，要到中士奥汀的房间上课。

使馆在斯帕斯大楼的官邸也同使馆一样轻而易举即可打入。博林（美国使馆的

第一批工作人员，后任大使）回忆说：“无论是白天还是夜里，动不动电话铃就响

起来，等你拿起话筒，又没人应声――明明能听到有呼味呼味喘粗气的声音，却又

令人费解地默不作声。”守门人谢尔盖狡黠地说，拨电话的是原外交部人民委员契

切林，他退休之后就疯了，孤身一人住在附近。虽然表面上谢尔盖像个正人君子并

且十分殷勤，实际上他是个奸细，他总在他那间经常上锁的卧室中偷听使馆情况。

1952年，傅林再次回到苏联当大使时，他向谢尔盖要房子钥匙。当然谢尔盖极不情

愿地交出了钥匙，而且是在一周以后，这期间所有设备早就被拆走了。谢尔盖也很

快被解雇了。

三十年代，大部分美国外交家根本就不知道苏联谍报机构是如何将间谍安插进

来的，至于无线电侦察更是一无所知。接替布里斯任职两年（1936－1938年）的约

瑟夫?戴维斯对此更是一窍不通。博林认为，“他去苏联时像个白痴似地对其国家

结构和意识形态毫无了解……他甚至不清楚大清洗和镇压是怎么一回事。几乎相信

了‘斯大林阴谋’（即清洗对象都是反苏维埃分子）的那套理论”。上校（后升为

准将）菲利普?菲莫维尔1934年一1939年任美大使馆武官。博林认为，虽然他能讲

一口流畅的俄语，但与众不同的是，他比戴维斯还不了解苏联的事情。上校完全是

“靠着俄国人加官进爵的”。少校阿文?德?伊通是1939年一1941年驻莫斯科使馆

武官，他认为菲莫维尔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牺牲品”。1939年，伊通动身去莫斯

科，当时在华盛顿的菲莫维尔交给他两份秘密的法军条令，并请他带给他的朋友―

―位红军战士。除此之外，菲莫维尔极力向伊通保荐他的俄国司机，他说“这个司

机会成为您在莫斯科最可爱的人”。正因如此，伊通一到莫斯科马上就解雇了这个

司机。两周后，他居然碰上了这个司机――当时他正穿着佩有大尉军衔的内务人民

委员部军服。

刚到莫斯科时，伊通任武官助理，当时他就十分惊诧于安全系统的混乱管理。

使馆密码早已在报上公开发表。使馆工作人员到处在和来自“慷慨”的内务人民委

员部的姑娘们游逛调情。当然他也不会忘记使馆内的同性恋关系。内务人民委员部

提供的来自莫斯科剧院的芭蕾舞女演员到处追逐着使馆的工作人员。博林说；“使

馆里常有两三个女芭蕾舞演员，吃完中饭吃晚饭，聊天喝酒，闲扯到天亮……时间

纠缠不清。”

似乎诱惑大使的企图未获成功。一位女芭蕾舞演员经常呆在使馆，曾向布里特

大使表达过“如火如茶”的爱情，并称他为“我的太阳，月亮和星星”。但好像未

能得手。

伊通对使馆安全系统的责难，好像只对他的同事起了点作用。当伊通报告说，

前任大使罗林?斯泰恩加特（1938－1942年任大使）的法国女管家曾在“黑市”上

捣卖军粮，大使不但不信他，反把他数落了一顿。当1940年初美国国会使用新密码

前，伊通冒险决定通过华盛顿军事情报机构，请一位联邦调查局间谍来检查使馆并

防止新密码泄露。一天深夜，以外交信使身份派来的间谍在密码室看到保险箱敞开

着，密码本与其他文件之类的东西随意混放在桌上。还有一次，值班的密码员干脆

就擅自离岗一小时去干自己的事儿了，当然他走后密码室的门仍旧敞开着。当时受

雇于美使馆的苏联雇员人数基本与美使馆自己的工作人员数量相当，可想而知，他

们会不费吹灰之力就可搞到密码和秘密文件。

联邦调查局间谍报告：“在使馆里，无法看到体面、正经的妇女，使馆这些男

性工作人员都把苏联那些妓女招来服务……，有情报表明，这些妇女都是国家政治

保卫总局的情报员。”除此之外，密码室工作人员常沉缅于反常的性行为之中。根

据联邦调查局的调查结果，“一小批单身汉”很快就被召回华盛顿，使馆安全系统

也有所改善、但要命的是，联邦调查局的间谍不是个技术专家，他想都没想应找一

找窃听装置。最终，在1944年，还是由“最高君主委员会”（这是流亡白匪的一个

组织）的一个电气技师解决了问题，他只大概看了看就找到了120 个隐蔽微型窃听

器。后来，据一位使馆工作人员讲：“这些微型窃听器出现在所有桌、椅的腿上，

还有墙皮里――简直无所不在、无孔不人”。

三十年代初，莫斯科总部几乎对在美国的情报搜集工作丝毫不感兴趣。但到三

十年代中期，美国共产党的几个有影响的地下活动小组在某种程度上一直保持着与

共产国际和苏联情报机构的联系。起地下组织与苏联间谍机构联系纽带作用的，是

一名坚信共产主义教条的记者，他名叫维塔克尔?切姆伯斯，1932年受令中止了与

共产党的有形联系。

1934年，切姆伯斯主要为华盛顿各地下党支部做联络工作，这些地下组织的领

导人是加罗德?维尔，他曾在农业部任职。但在1935年的一次车祸中维尔丧了生。

据切姆伯斯提供的材料，几年后，在其他地下组织领导人中有农业部的约翰?阿布

特（后来供职于劳动教育参议院委员会和司法部），农业部的纳塔?维特（后供职

于劳动关系民族委员会），农业部的里?普列斯曼（后供职于劳动就业委员会），

农业部的艾德热尔?希斯（后供职于参议院特别委员会军工活动调查小组、司法部

和国家议会），希斯的兄弟、国家议会工作人员唐纳德?希斯（后供职于劳动部），

来自民族复兴社的杰利，柯里恩（后供职于农业部），来自劳动关系民族委员会的

查尔斯?克拉梅尔（他就是克里维茨基，后供职于物价局和参议院下设军事调动委

员会），还有来自物价局的维克多?彼尔洛（后供职于军事生产委员会与财政部）。

1935年，维尔党支部最得力的成员希斯，在切姆伯斯的帮助下，建立了“平行

机构”。除此之外，1935年一1936年，切姆伯斯的间谍网也加人了新成员：在财政

部占居高位的加里?德克斯特?怀特，招募怀特的国家机关统计员乔治?西德维尔

曼（后在五角大楼供职）以及牛津大学毕业生、1936年由农业部调至国会贸易协议

部的朱里安?沃特利。和“五杰”的初始思想一样，华盛顿的苏联间谍们也持此种

看法：

“当共产国际成为世界唯―一支反纳粹德国和人侵者力量的局势明朗之时，我

要把自己的努力作为与纳粹法西斯斗争的微薄贡献献给华盛顿的苏联地下工作。”

1936年秋，新成立的第四处间谍头子鲍利斯?贝科夫来到华盛顿，他向戈德伯

格了解了切姆伯斯的活动情况。后来切姆伯斯如此描绘贝科夫：中年，一米七0 个

头，少见的浅棕色红头发，穿着昂贵的毛皮大衣，戴着帽子。右手总放在西装衣襟

后面（“像拿破伦一样”），表现得“派头十足”，但总有点儿像“艾虎”。贝科

夫为了使地下组织的每个成员都“富有成效地工作”，建议要给他们“物质刺激”。

切姆伯斯则一开口，贝科夫就给了他在当时还是相当可观的一千美金，让他给四位

具有重要价值的间谍――希斯、怀特、西德维尔曼和沃特利一人买一个布哈拉地毯，

同时对每个人说，这地毯――“是苏联人民送给美国同志的”。

当时在英国，苏联间谍机构只打进一个外交部。而在华盛顿，苏联间谍网与日

俱增，几乎对罗斯福行政部门所有领域都有所染指。当然，在莫斯科看来，打入华

盛顿内部远没有打人英国白厅重要，因为欧洲超级大国和日本远比美国要让莫斯科

更感兴趣。就连贝科夫本人也不是特别关心美国政治机器的部件运行情况。和戈德

伯格一样，他的目标是尽可能多地搜集有关德国和日本的材料，尤其是“德国人和

日本人对我们开战的准备”。

贝科夫曾因沃特利搞不到德、日政策的重要文件而严厉斥责过他。而对希斯，

贝科夫则比较满意。1936年，希斯当上了助理国务卿佛朗西斯?塞勒的助手。这样，

他就可以经常接触外交人员和武官们的报告。1937年初，他每十天给切姆伯斯拿几

摞文件，有时一周一次，贝科夫认为，这些文件中最重要的大概是中日战争时期对

日本政策的评价。1937年3月2日，希斯搞到了一封援引未署名的日本高级军官话语

的电报，上面说道：“他们能够成功地发起对苏之战，并毫不费力的把中国人扼制

在战线侧翼”。在国会中，希斯同后来英国安全局的麦克林一样善于伪装自己的行

动，甚至连沃特利也从未怀疑过希斯在为俄国人工作：“我认为他是个有着强烈保

守观点的新政策的拥护者”。后来塞勒得出结论，希斯弄来的文件使俄国人破译美

国密码成为可能。当时，他还没有想到，苏联间谍打入美驻莫斯科使馆后，这些密

码早已尽人皆知了。对美国情报的不重视，不仅表现在干部工作中，还表现在一系

列行动管理方法上。戈德伯格和贝科夫与杰依奇和梅伊来往很少。1933年切姆伯斯

在莫斯科接受培训时，竟公然违反制度给美国朋友寄明信片。在一张明信片中，他

对新生儿给予“苏联式的祝福”。回到美国后，他又开始玩弄奇怪的间谍游戏。比

如他用轻挑的腔调说话，这使沃特利和朋友们觉得他不是个美国人。但戈德伯格和

贝科夫对破坏纪律现象总是视而不见。一些朋友们知道，切姆伯斯正“从事着非常

神秘的工作”。一天，他甚至直接了当地说，他“正为苏联对日战争干反间谍工作”。

切姆伯斯对自己的头头、间谍艾德热尔?希斯就像个世交，他甚至和妻子住在希斯

家。和其他间谍的联系也很紧密，他们一起去作客、看展览、玩乒乓球。

但造成失败的最大危险还是切姆伯斯本人。1937年7 月，他被召囱莫斯科。由

于对斯大林主义感到绝望并担心其终结， 切姆伯斯实际上是推迟了九个月才走。

1938年4 月，他中断了与内务人民委员部所有联系。年底前他隐藏了起来，然后就

接连不断地向所有接触他的人抱怨自己命苦。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切姆伯斯的

抱怨有可能会彻底毁掉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网。但好在华盛顿比起伦敦来似乎对

安全更不屑一顾。也正因如此，后来几年，切姆伯斯才痛苦地明白，无论是联邦调

查局，总统行政部门或其他部门，对他的存在根本就是视而不见。由此可以看出，

二战后，这个变成内务人民委员部“主要敌人”的国家，在当时对苏联所设想的防

线是非常薄弱的，甚至可以说是虚无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