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Diarmaid Macculloch：基督教简史 -- 万年看客

并不奇怪的是，社会与教会所经历的骇人变革引发了激烈的反应，实际上不仅只有基督教如此，世界范围内所有主要宗教都不能幸免。随着时间的推移，七十年代末的一系列政治事件逐渐表明，过去十年期间在欧美大学教室里高歌猛进的世俗化叙事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加以调和。1977年美国总统选举的胜利者是一位美国南方浸信会民主党人、曾公开宣称自己是再生基督徒的吉米.卡特；1978年卡罗尔.沃伊蒂瓦当选成为保罗二世教皇；1979年什叶派阿亚图拉夺取了伊朗革命控制权并推翻了伊朗国王。如今在世界各地天，最容易听到的宗教基调（不只是基督教）就是愤怒的保守主义。为什么会这样呢？笔者在此大胆妄言一句，这股怒火来自于性别角色的巨大变迁，因为传统的性别角色被赋予了重大的宗教意义，也得到了宗教传统的支持。这股怒火体现了文化变迁对于异性恋男性造成的伤害，文化变迁不仅边缘化了他们的地位，还剥夺了他们的尊严、霸权乃至大部分用武之地——这里不仅包括已经步入领导阶层的异性恋男性，还包括那些在传统文化体系当中有望继承领导权力的异性恋男性。宗教社会学家早已观察到，当代世界宗教当中形式最极端的保守主义（人们借用了基督教术语，用“原教旨主义”来统称这一类保守主义）——对于“识字但失业、被现代化的重锤打翻在角落里的未婚男青年”特别有吸引力——换句话说就是那些由现代化创造出来，但是却没能从现代化当中找到任何人生目标的年轻人们。*51*

吉米.卡特在1977年的胜利标志着自我放逐半个世纪之久的福音派再度高调回归了美国政界。但是他们的政治主张之路并不平坦：卡特很快就令他们大失所望。问题在于卡特出身于贝拉.哈里斯.班奈特所代表的开明路线南方福音派，而且他的宗教本能还危险地倾向于新教自由主义和合一主义（这两个词在福音派的词典里都已经沦为了骂人用的脏字）。卡特在堕胎问题上的态度模棱两可，而福音派基督教会越发将这个问题当成了教义健全与否的石蕊试纸。卡特在宗教学校的问题上尤其致命地疏远了福音派选区，因为福音派一手创办宗教学校的诸多原因之一就是回避公立学校的性教育。 1978年，通过一套相当独立于卡特政府的官僚决策，美国国税局撤销了独立宗教学校的免税地位，并且（总体而言并不公道地）声称许多此类学校刻意施行种族歧视。曾经获得众多福音派信徒支持的民权运动最终却产生了这样一条充满讽刺的论断。

此前已经有两场法律判决严重激怒了福音派选民。首先是1962年禁止美国公立学校祈祷的裁决，这是法院试图执行美国宪法政教分离原则的结果；其次是1973年罗伊诉韦德案的堕胎合法化判决。直到此时他们才开始意识到要依靠选票说话。他们最纠结的问题就是性：卡特很久以来一直承诺要召开家庭问题白宫会议，但是真到开会的时候却将会议题目当中的“家庭”写成了复数形式，并且针对同性恋伴侣关系发表了深思熟虑的、超出当时福音派底线的讲话。1979年，愤怒的福音派领袖举行会晤并且为自己想出来了一个洪亮的头衔：“道德多数派”（Moral Majority）。等到卡特困难重重的任期即将结束时，他已经失去了保守福音派选民的支持。1980年，福音派抛弃了卡特，转而投票支持罗纳德.里根。这个局面实在讽刺至极，因为共和党人里根——在政治体制方面——来自曾在内战当中击败南方的阵营。此外他还是个社会自由主义者，在宗教观点方面毫无定见，他的妻子更是三天两头去找占星术士算卦。总而言之，里根夫妇可以说是好莱坞的典型产品，与虔诚的南方民主党人卡特形成了鲜明对比。

但是不管怎么说，共和党人和保守福音派之间还是缔结了联盟。共和党也看到了维系这个联盟所能带来的巨大选举优势。日后转战政坛的基督教电视布道家帕特.罗伯逊在1980年宣称， “我们有足够的票数来管理这个国家……当人们说‘我们已经受够了’的时候，我们将会接管。”*52* 到目前为止这种事还没有发生过，这一点要部分归功于美国福音派的派系多样性太强，而且长期以来一直擅长分裂增生。然而福音派在美国政治生活当中的影响确实有目共睹，虽然在欧洲人看来很有些莫名其妙：绝大多数欧洲人都反对自己的政治家将个人的宗教信念拿到公开场合做文章。在美国的各种政治问题当中，最能体现这一点的莫过于对待以色列的政策——这个国家无疑是阿拉伯世界与穆斯林的愤怒之源，也经常使得西方世界有气无处撒。

1948年以色列建国之后的几年间，强权政治的考量主导着美以关系。双方其实算不上特别亲切，特别是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因为当时以色列人与英国和法国结成了军事同盟，共同对抗意欲将运河收归国有的埃及。1962年，美国迈出了与以色列结盟的决定性步伐，但是究其动机依然是强权政治。而且这件事与共和党并没有关系，而是要归功于被埃及总统纳赛尔的攻击性策略气得火冒三丈的自由派民主党肯尼迪政府。*53*.当然，当时的美国政客们一般并不特别担心福音派的政治观点。等到八十年代他们开始关注福音派的时候，突然发现这个人多势众的选民群体特别偏袒以色列，理由则与世界末日有关。意图主动迎接世界末日的情绪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也曾经强烈吸引了当时刚刚成立的福音派联盟以及耶路撒冷主教职位的支持者。这种情绪的前千禧年主义根源来自米勒派思想以及约翰.纳尔逊.达秘的时代主义。*54* 千禧年主义最终击溃了美国新教圈子里长期以来普遍存在的反犹主义冲动。在美国历史上，反犹主义最为恶劣的表现形式就是三K党种族主义。

现在美国福音派与犹太人群体成了同路人，而且他们似乎并不在乎中东地区古老教会的基督徒教友们因为以色列的政策而遭受了怎样的苦难。以色列政客很快就将这笔政治横财揣进了怀里，丝毫不考虑福音教派世界末日论指望犹太人集体皈依基督教的事实。同样，十七世纪五十年代曾经在清教英格兰鼓励过亲犹主义的阿姆斯特丹犹太人也并不太担心奥利弗.克伦威尔重新接纳犹太社区返回英国的新教徒动机。几十年来的美国外交政策似乎根本没有质疑过美国对于以色列的支持，即使这样做往往总会危害美国与阿拉伯世界、穆斯林世界以及其他国家的关系。*55* 这种做法对于中东的传统基督教伤害尤其严重。黎巴嫩算是一个例外，叙利亚共和国对于宗教多元化的官方扶植也算是个显著例外，尽管扶植政策背后的缘由相当复杂。在这两个国家以外，中东地区的基督教社区普遍面临着信徒人数的锐减，在以色列/巴勒斯坦地区尤其如此。各有盘算的政治势力彼此为敌，而夹在中间的当地基督徒只要一有机会就会动身离开，流亡到没那么危险的地方去，就此割裂与故土的联系，尽管这片土地的基督教渊源可以直接追溯到基督的第一代追随者。他们很容易觉得自己遭到了西方基督教文化的遗弃与背叛。*56*

乔治. W.布什是继吉米.卡特之后首位宣称自己是重生基督徒的总统。在他的任期内，共和党与保守福音派基督教之间的亲密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不仅涵盖了末世论福音派的主要关切（即性问题），也涵盖了相对应的关切缺失（即环保问题）。面对着二十世纪世界范围内肆虐不休的艾滋病危机，小布什政府将原本应当用于预防艾滋病的资金转向了禁欲计划。小布什总统的五旬节派总检察长约翰.阿什克罗夫特接受提名后立即承诺要解散克林顿政府时期成立的、旨在保护堕胎诊所免遭暴力抗议袭击的工作队。高涨的公众呼声致使他不得不放弃了这一承诺，但针对堕胎诊所的攻击还是不断升级，而政府方面提供的保护却迟迟不能到位。小布什在第一次胜选之前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声称，在进化论问题上“陪审团尚未取得一致意见。”一百多年来，原教旨主义者一直因为创世纪当中造物故事的地位遭到挑战而满心焦虑，而小布什总统则站在了他们一边。*57*

对于那些期待世界末日即刻到来的人们来说，否认全球气候变化及其与人类活动的关系是很常见的作法。考虑到基督统治的时代即将到来，试图巩固人类存在并抵御时代征兆的努力可谓毫无意义，更不用说是对上帝的不敬了（更何况共和党在工业领域的许多金主也会因此遇到很多麻烦）。俄克拉何马州的参议员、福音派共和党、俄克拉荷马周参议院吉姆.因霍夫曾经于2002年3月4日在参议院发言声称911袭击是对于美国支持以色列力度不够的惩罚，2003年7月28日又在参议院将全球变暖理论称作“有史以来对美国人民犯下的最大骗局”，而联邦环境保护局则无异于“盖世太保”。*58* 不过话又说回来，宗教运动总是倾向于在成功时刻分崩离析化身千万，而且美国保守福音派内部的多样性早已非常显著了。有迹象显示，福音派运动的新一代并不太愿意支持在二十一世纪最初十年为共和党赢得两次总统选举的政治路线。福音派阵营的分裂在环境问题上表现得特别突出。看起来唯一不太可能改变的就是福音派在美国公共生活当中活力充沛的存在，在1977年之前人们还无法想象这种事。

如果吉米.卡特的选举标志着美国政治与公共宗教迈入了新的阶段，那么约翰保罗二世教皇于次年的意外当选也有同样的效果。他的前任约翰保罗一世继位之后仅仅过了一个月就猝然去世了（梵蒂冈对于这场悲剧的公关处理极其笨拙，以至于催生了大量愚蠢的阴谋论），随后仓促召开的秘密会议将他推选成了教皇。选择一位波兰人担任教皇的做法打破了四个多世纪以来只能从意大利主教当中选择教皇的惯例，我们也很可以将这种做法视为天主教教会内部快速变革的象征。这位卡罗尔.沃伊蒂瓦是自1846年庇护九世以来当选时最年轻的教皇，并注定要在教皇历史上成为任期第二长的教皇。他曾经英勇地挺过了两个专心与教会为敌的政权，性格外向开朗，长于辞令，还是个天生的演员。最能体现他为人的事件莫过于1981年针对他的刺杀。他不仅活了下来，而且还将这次不幸转化成了彰显宽恕美德的绝佳范例。*59*

约翰保罗二世的当选可谓是一副催化剂，重新振作了波兰天主教教会的自信。此时这个教会早已成为了苏联势力范围内对抗共产主义的最有力团体。1979年他坚持访问故国的举动——波兰政府致命的优柔寡断使得这次访问成为了可能——至今仍然是一个值得回味的历史时刻。沿途欢迎教皇的信徒人数达到了波兰人口的三分之一，与教皇的会面成为了奔涌的自我表达出口。如果没有这次访问，恐怕也不会有接下来的波兰团结工会以及未来十年里波兰乃至整个东欧和平确立真正民主制的进程。这是一项值得庆祝与钦佩的成就。此外，约翰保罗二世还凭借个人能力超越了基于沙文主义的波兰民族主义桎梏。随着希腊天主教教会从共产主义垮台后的阴影当中重新浮现，教皇展现了高度的慷慨，帮助其重建了自身机制并收复了一批被波兰天主教神职人员与信徒占据的教堂建筑。相比之下他的某些波兰天主教教友们就要小气多了。在一个名叫普热梅希尔的加利西亚波兰城市，当地人不仅无视了他要求将当地某座教堂归还给希腊天主教的命令，还拆除了这座教堂的圆顶，因为在他们看来这座圆顶的“东方”风格浓郁得无法接受——尽管这座教堂其实是仿照了罗马圣彼得大教堂的范式。*60*

这件事说明沃伊蒂瓦代表的波兰与当年那个早期现代多元化联邦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了。波兰境内的犹太人已经被一扫而空，新教已经被逼到了角落，波兰天主教教会也早已忘记了曾经是中世纪波兰王国特色的茁壮会议至上主义以及针对罗马的怀疑态度。*61* 保罗二世坚如磐石的人格力量在面对暴政时的确弥足珍贵。但是这份力量的价值在应对其他文化与社会的细微之处的时候难免要打个问号。他把保罗六世做出的萧瑟承诺推向了激情燃烧又不管不顾的极致：“我的职责一清二楚：做决定，承担指导每个人的责任，即使在看似不合逻辑或者荒谬的情况下。”*62*约翰保罗二世很喜欢 “训导”（magisterium）这个词。该词虽然不见于圣经作者的词汇表，但却自十九世纪以来悄无声息地成为了一个技术性神学术语，意为“权威的教导”。这个结果尤其要归功于特别喜欢到处使用这个词的庇护二世。现在这个词在梵蒂冈的声明当中已经随处可见了；约翰保罗二世使用这个词的方式几乎让人以为训导就像圣灵一样也是上帝的位格之一。*63* 教皇决心套教导天主教徒接受天主教的真义，并且坚决制止任何人告诉他们不同的观点。所以在约翰保罗二世就任之后不到一年，瑞士神学家汉斯·昆就因为主张对于第二次梵蒂冈会议学说的动态发展而被剥夺了身为天主教徒进行教学的资格。昆的前任大学同事约瑟夫.拉青格早年间也研究过类似观点，但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在1981年来到梵蒂冈，担任了天主教教义部部长——这个名称其实是对罗马宗教裁判所的进一步创新包装。

教皇的反共产主义本能使得他对于解放神学充满了敌意。早在1979年刚刚成为教皇之后不久，他就在普埃布拉的一次主教会议上直接遭遇过这些人的观点与意见。他甚至难以应付那些出于教牧经验而为穷人摇旗呐喊的拉美神职人员。这其中最困难的事例莫过于圣萨尔瓦多大主教奥斯卡.罗梅洛。这位教士虽然生性保守，但却与萨尔瓦多的专制剥削政权进行了越来越激烈的对抗，到最后他甚至向好几名谋杀神父和修女的政府官员施加了绝罚。后来萨尔瓦多政府向梵蒂冈提出了调离罗梅洛的请愿，梵蒂冈最终决定将他调走。但是他终究未能成行。1980年，一名右翼枪手趁他在主教本堂里主持弥撒的时候杀害了他。

教皇几乎不可能无视此等暴行，更何况罗梅洛的结局实在像极了天主教教会的经典大主教殉教者托马斯.贝克特。但是1992年教皇在拉美主教大会上致辞的时候却并没有使用表彰殉教者的词汇来形容罗梅洛，因为他实在张不开嘴——他本人在致辞之前亲自将讲稿当中涉及殉教的内容全都删除了。拉美局势使得保罗二世陷入了深切的自我矛盾，因为他看到资本主义肆无忌惮的恶行就像共产主义一样令人痛心。值得注意的是，教皇在明面上很尊敬非洲信仰与葡萄牙天主教杂糅而成的康多拜教，甚至在1980年访问巴西的时候还接受了由康多拜教牧师主持的洁净仪式。显然，普通人自行构建宗教生活的行为是可以容忍的，但是如果知识分子或神职人员也这么随心妄为就很危险了。*65*

约翰保罗二世教皇的漫长任期背后是一套不能再露骨的项目：扭转第二次梵蒂冈会议所发起的一系列变革。正如我们所见，沃伊蒂瓦对于这次会议的许多重要成果始终抱有怀疑态度，而他的得力助手拉青格也有着类似的担忧。1968年席卷全欧洲的学生抗议浪潮尤其使得当时在图宾根大学担任教授的拉青格大为不安。*66* 考虑到第二次梵蒂冈会议结束后教会变革的势头越来越猛，而且这次会议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依然很高，因此天主教的官方声明依然习惯性地保留着对于第二次梵蒂冈会议精神的尊敬口吻。所以想要改弦更张并不那么容易。围绕这一问题的斗争多少有些遮遮掩掩。在这场斗争当中，派系纷争也发展出来了必要的伪装替身。十九世纪圣公会皈依者当中的魁首约翰.亨利.纽曼是一个保守派不会错过的名字。但他对于第一次梵蒂冈会议的保留意见在著作当中也有着清晰的体现，因此对于他的纪念看上去很像是对于第二次梵蒂冈会议价值观的庆祝。对于纽曼的崇拜逐渐导致了册封圣徒的结果，尽管封圣所必须的奇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少得令人尴尬。*67*

与纽曼的例子相呼应但情节相反的另一个例子来自一位汉斯.乌尔斯.冯.巴尔塔萨。此人在沃伊蒂瓦担任教皇时期创作了大量的神学著作。冯.巴尔塔萨是一个颇具创意的哲学神学家，对于音乐、艺术和文学都十分敏感。这位瑞士人不仅反对瑞士天主教当中盛行的自由主义，而且面对瑞士同胞卡尔.巴特的神学立场也不肯让步。其实他与巴特有很多共同点：两人都深切仇视纳粹主义，并且毫不妥协地主张奥古斯丁的观点——据说他当年求学的时候只要遇到耶稣会的经院主义课程总会把耳朵堵上，一门心思阅读奥古斯丁的著作。冯.巴尔塔萨觉得无论是耶稣会还是本笃会的生活都很不合他的胃口，而且他从未担任过教职。他与一位见识不凡的灵修人士阿德瑞娜.冯.斯派尔关系密切，使得有些神职人员很看不惯，因为斯派尔女士此前离过两次婚。此外他的广泛同情心也招致了庇护十二世教廷的不友好关注。不过他对于第二次梵蒂冈会议的态度非常冷淡，这一点成为了他的长期资产。这种冷淡态度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初他未能获得担当会议神学顾问的邀请（很可能不是因为神学方面的原因）。冯.巴尔塔萨的著作可以公开表达对于这次会议以及会上主要神学发言人卡尔.拉纳的反对意见——就像巴特痛恨施莱尔马赫一样，卡尔.拉纳也是冯.巴尔塔萨的眼中钉——而保罗与拉青格都不能像他那样口无遮拦。1984年，约翰保罗二世教皇将首座国际保罗六世奖授予了冯.巴尔塔萨。在颁奖演说当中，教皇使用了“真理的光辉”这个短语。日后这条短语还成为了1993年《真光谕令》（Veritatis Splendor）的标题。这份谕令是体现教皇在道德真理问题上的绝对主义观点的最重要声明之一。冯.巴尔塔萨去世前三天收到了红衣主教的任命，此后的继任者当中有很多人很仰慕他。*68*

约翰保罗二世根本没心思考虑第二次梵蒂冈会议关于主教共同治理的讨论。他试图以天主教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彻底程度将主教任命权集中在自己手中，而且他的决策往往刻意凌驾于地方教区意愿之上。偶尔他也会遇到对手，尤其是在瑞士。瑞士格劳宾登州的宁静山谷早在风起云涌的宗教改革期间就是践行宗教宽容的先驱。1988年之后的几年间，这里上演了一出十分精彩的教会大戏，题目则是库尔的新任主教任命。几百年来的传统赋予了库尔教区的信众选举主教的权利，但教皇不相信瑞士人能够选出一个可靠的天主教教徒。他推举了一位好斗成性且极端保守的沃尔夫冈.哈斯（Wolfgang Haas）作为自己的候选人，“协助”现任老主教开展工作，做好在此人退休之际立刻取而代之的准备。库尔的信众可不吃这一套。新任助理主教来到库尔接受祝圣时发现一大帮当地信众直挺挺地躺在教堂门前拦住了他的去路。哈斯和他的各位嘉宾，甚至包括列支敦士登亲王在内，不得不手脚并用地从这些拦路信众的身上爬过去。自然，当天的庆祝活动相当低调。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母亲们拒绝将她们的孩子送到教皇的主教那里接受坚信礼。哈斯主教正式就任并且指派自己的教会官员的时候，城里的教堂敲响了抗议而非庆祝的钟声。市议会甚至把主教宫殿的钥匙藏了起来。最终教皇勉强让步，撤换了这位不招人待见的主教。为了保全哈斯的脸面，教皇赶紧在列支敦士登设立了一个全新的大主教职位并且把他安置了过去，尽管列支敦士登公国的信众们并不比库尔市民更加欣赏哈斯。*69*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文化革命对于教皇而言最麻烦的方面在于性道德的开放性以及针对传统性别角色的质疑。他一股脑地将所有这些态度全都贴上了“死亡文化”的骇人标签。在保护人类生命的问题上，他比大多数美国福音派都更加热切地一以贯之。一方面他像美国福音派一样痛恨堕胎，另一方面他也强烈反对死刑，而美国却是一个死刑大国。而且他对于美国发动第二次海湾战争并且再次入侵伊拉克的强烈谴责也令小布什总统非常不快。对于教皇而言，死亡文化的魁首就是人工避孕。保罗六世的禁令绝不能废除，哪怕事实证明避孕套的确是在世界范围内控制艾滋病传染的最有效手段之一。*70*

约翰保罗二世在各种问题上都保持着一以贯之的立场（无论结果好坏），但是与此同时在他领导下的梵蒂冈却致命地陷入了性领域最令人痛苦的问题当中，即神职人员针对儿童和青少年施加的性虐待。此等恶行的受害者分布如此广泛，在受害者的切身记忆里延续了这么久，这才最终暴露在世人面前。这样的局面已经很糟糕了，更糟糕的是天主教教会对于受害者的举报一直麻木不仁，甚至还采取了掩人耳目的应对措施，而且这种态度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期间始终没有得到有效的扭转。如今这段包庇藏奸的历史也遭到了曝光。问题不仅在于所有大型机构都难以免俗的防御姿态。千百年来，天主教一直在构建教士阶层的脱俗形象：接受祝圣之后的教士客观而言已经不能等同于普通人了。这份遗产很容易就会蜕化变质，暗示着这群脱俗之人理应受到另一套道德标准的评判。*71*

教皇还有一项尤其有害的举动，就是坚定地支持了一个极端保守的天主教运动组织基督军团（Legion of Christ）。该组织成立于二十世纪中期的墨西哥。组织创始人马西亚尔.马西埃尔.德戈拉多曾经在年轻时参加过基督军运动。针对他的性虐待指控常年不绝，但是罗马方面始终不予理会，直到约翰保罗二世的教皇任期行将结束之际。他的继任者约瑟夫.拉青格或者说本笃十六世多少比他表现得好一点。2006年5月，接替本笃教皇掌管天主教教义部的时任部长发表了关于马西亚尔的声明，“考虑到他目前年事已高，身体虚弱，圣座决定不启动教规审查程序，而是‘要求他放弃一切公开事工活动，闭门思过，祈祷悔罪’。”。*72* 梵蒂冈终于开始正视性虐待丑闻的规模，而一贯洁身自好的约翰保罗似乎很难真正理解这一点。可惜此时要想防止教会在英语世界以及欧洲的教众人数锐减已经太迟了。爱尔兰电视工作者专门制作了一部名为《神父特德》的情景喜剧，对于天主教教会的权威发动了前所未有的打击。这部剧乍一看只是充满讥讽与挖苦的闹剧，但是其中也掺杂着真切的怒火。这方面的恶劣影响是否将会蔓延到天主教世界的其他地方还有待进一步观察。*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