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台湾是如何失去大陆的 -- 遥仰凤华

最近台湾话题比较热门，我在网上看到这个系列，觉得角度不错，现在偷懒全文转载过来，略有删节，希望大家手下留情，不要举报小弟我啊。

台湾是如何失去大陆的？

作者：旅居新加坡学者 董玉振

内容：

（一）台湾千年不遇的全民发展契机

（二）高雄港外远去的桅杆

（三）宏基兵败大陆的哀叹

（四）晶圆“双雄”能雄几何？

（五）台湾社会的迷失与“反攻大陆”理想

（一）台湾千年不遇的全民发展契机

1949年国民党来台后，曾在党内掀起了“国民党为何失去大陆”的讨论，今天，一类似的命题再次出现：“台湾是如何失去大陆的？”，一个与此可以比照参考的问题则是“香港是如何收获内地的？ ”因为在大陆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历史上，香港和台湾在面对大陆腾飞的历史进程中，走了不同的道路，并导致了截然不同的结果。这种结果包括：香港企业主在居民总人口的比例是世界最高的，香港在制造业整体北移的情况下，实现了向现代服务业的成功转型。具体到一些细分行业来看，在大陆改革开放之初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高雄港拥有更大的区位优势和货柜吞吐量，但今天，高雄早被挤出世界十大货柜港口之列，而香港已多年位居其中。随着在台湾曾经拥有绝对优势的高端制造业领域代表性企业如宏基电脑、HTC逐渐被大陆竞争对手超越，台湾失去大陆市场和自身发展机会已经成为冰冷的现实。

笔者借此文和台湾读者分享自己切身体会下的反思，尤其是在反服贸运动暂时冷却后，笔者有强烈的意愿，希望广大台湾民众能真正对台湾的处境有清醒的认识，期待在未来思考两岸关系时能有更加理性科学的判断，争取“光复大陆”的可能，避免在大中华腾飞中被边缘化的命运——这一趋势目前有加速成为现实的可能。

台湾千年不遇的全民发展契机

1989年初，笔者从哈尔滨工业大学完成硕士学业后，基于自己的政治理想，放弃进入航天部一院703所（火箭发动机研制）的机会而南下深圳工作，在两家港资企业里和深圳两年的生活中获得了一次精神上的震荡和认识提升。

当时我硕士导师的薪水在400元（人民币，下同）左右，我在深圳居然可以拿到600-1000元的薪水，深圳普通工人的薪水是187元；而同公司的香港工程师则在6000港币以上。当时一港币可以换1.2元人民币。收入差距之大让我目瞪口呆。当听说一个香港同事家里有台386电脑时，对我来说那简直是不可思议，因为哈工大我所在实验室最好的电脑才只是一台286和两台8086，承担着为返回式卫星和火箭发动机燃烧室研制专用机床的重大科研项目。更令我目瞪口呆的是，这个香港同事家里居然还有一台彩色喷墨打印机；而我的实验室只有两台针式打印机。偶尔也接触一些在深圳工作的台湾人，得知他们家里有空调、电脑和好几部电话,甚至有两台以上彩电，都让任何一个大陆人有种高不可攀的羡慕。要知道，这在当时大陆官员和教授家庭里都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家里能有台29吋大屏幕平面直角彩电已经够体面了。差距咋如此之大？但在巨大收入和生活水平差距下，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差距，那就是眼界和机会。

抓住机会是需要条件的，香港和台湾中产阶级那相对大陆民众高的离谱的收入，也同时意味着，他们有足够的实力去捕捉大陆遍地的机会。他们拥有大陆民众还不具备的国际视野和现代商业经营理念，更是一笔无形的资产。当时在深圳能有几万元就可以开个高档餐厅，两万元就可以开办一家上规模的商店，我熟悉的深圳宝安区商品房每平方米只有几百元。对多数大陆人来说，很少人有实力去抓住这些机会。当时能拼凑出几万元创业的，不少已经成为成功的大企业，包括1988年任正非用两万元创立的华为。这点钱对于港台民众来说不过是几个月的薪水积累而已。

当香港制造业整体北移后，香港并没有产生大规模失业潮，失业率长期维持在4%上下。原因很简单，大量制造业就业人士借机到大陆创业，或开办货运代理为珠三角企业的出口和香港货柜物流业建立联系。大量的受雇人士转眼成了雇主，香港社会一个规模庞大的老板群出现了。他们用在大陆经营中赚到的利润在香港消费，推动了香港服务业的大发展，从大量增加的游艇码头、节节攀高的房价，到世界最高密度的奔驰汽车，无不体现香港乘内地开放的机会而大发利市的成功。珠三角和大陆沿海快速增长的进出口货柜将香港迅速推向了世界十大货柜转运码头的行列。

记得当时曾认识一位香港人在宝安二十五区租了个100平方米左右的小厂房，雇佣几个女工组装办公桌上的小饰品。1991年我进入清华大学读博士的第一个暑假受前雇主之邀请再次返回深圳原公司工作一个月，该香港人已经从那里搬走。据物业人员讲，他搬到东莞租了一层厂房，雇佣上百个员工。这位香港人正是几十万香港人的写照，他们在香港的收入积累只能让他们过上不错的生活，但在各种生产要素资源都极其低廉的内地，他们轻而易举地完成了创业阶段，彻底改变了自己家族的命运。

而同一时期的台湾人在干什么呢？ 在戒急用忍！

台湾白领阶层的收入在当时比香港略低，但相对于大陆民众来说，台湾人从卖槟郎的女孩子到电子厂里的操作工，都足以全民进入富有阶级的行列。1990年台湾人均年收入达8000美元，是大陆的26倍，台湾2300万人口创造的产值相当于整个大陆的1/3，而且很多产业对大陆来说都属于大陆缺乏的高端制造业。那是一个钱淹脚踝的台湾。

台湾人和香港人比，又有着自己独特的优势：香港人当时能说普通话的很少，发展空间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台湾人语言优势则使得整个大陆任你驰骋。台湾拥有远比香港更先进的制造业，技术人才专业范围也更加广泛。再加上大陆对台湾统战的政治需要，台湾人本来拥有比香港人更好的机会，来乘大陆改革开放的东风实现企业的提升和个人的创业理想。即使不擅长做生意，哪怕仅仅去北京或上海买两套房子，也足以让台湾人这辈子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要知道，当时北京市中心的房价为1500元人民币/平方米以上，上海最好的房子在2000元人民币/平方米。这个价格导致楼盘根本卖不出去，因为很少有北京上海市民能拿出几万元买这么昂贵的房子。但对多数台湾人来说，两年的工资就足以去上海黄金地段买套三居室，这套房子今日的价格在500万人民币以上。

同一时期的台湾，也有个别人摆脱政治的束缚，勇敢挺进大陆，这些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小企业小人物，在大陆舞台上展现了他们的巨大相对优势，康师傅、统一集团、顶新国际、郭台铭的富士康等，成就了他们的人生梦想。台湾人可能想象不到，康师傅和统一的方便面这种没技术含量的产业，在当时的大陆就可以一鸣惊人地打开市场，他们让大陆民众见识了碗装方便面的便利。以台湾的人才储备和产业界基础，本来可以产生几百个乃至上千个这样的巨型企业，这些企业会有办公室在台湾，从而为台湾带去高薪就业机会。但在戒急用忍的政策操弄下，让机会白白地错过。更有甚者，台湾不去挺进大陆这个文化相同的超级大市场，却荒谬的搞了个“南向政策”挺进越南。放弃机会而趋偏僻，也算得上是一个政治导向下的滑稽创意。对于那些跟着李登辉南向政策进入越南而这次越南反华动荡中遭受损失的台企，让我如何同情你呢？

（二）高雄港外远去的桅杆

翻开地图不难发现，高雄港处于大陆东南海岸线的中间，周围被大陆、韩国、日本菲律宾的港口环绕，处于世界上最具活力的经济区中心位置，拥有绝对的区位优势，是西太平洋最具竞争力的物流枢纽港。从欧洲、中东、非洲、美洲大陆、澳洲来往的货柜（大陆称集装箱）班轮，可以通过高雄港集散后，通往大陆沿海港口、韩国、日本各港口。加上台湾自身IT和轻工装备产业的巨大出口货源，高雄港在上个世纪是最有机会成为西太平洋第一货柜港口条件的。即使被拥有市场纵深，处于长江和海岸线T型节点的上海港超越，高雄也将以其不弱于香港的优势地位而轻松保持其世界十大货柜港口的桂冠。

在上个世纪很长时间内，高雄都雄踞世界十大货柜码头之列。当时大陆港口装卸效率低，管理落后，国际航线覆盖不足。随着货柜运输船舶日益大型化，只有枢纽性港口才可以提供大型班轮的充足货源。香港和釜山正是抓住这个机会而实现货柜物流业的腾飞。如果当时海峡两岸实现三通，那等于打开了高雄港吸收大陆国际贸易货源的管道，不仅分流香港和釜山的物流机会，也将极大地提升和巩固高雄在整个西太平洋的枢纽地位，拉大相对釜山和日本港口的优势。

但长期不三通，导致世界主要航运巨头将东亚主要转运基地设在釜山和香港（马斯基已转往宁波），他们本来最有兴趣的是台湾。

政治的操弄下迟迟不来的三通，则彻底断送了高雄本来拥有的机会。而且该机会永远不会再来。有台湾人痛心于被韩国超越，看一下高雄放弃而被釜山抓住的机会就明白了，其实，台湾放弃而被韩国抓住的大陆机会远不止海运业。如果提前十几年开放三通，台北机场也早就成为不亚于香港的东亚主要航空枢纽。

今日大陆港口的管理水平和装卸效率已经进入世界一流水平，庞大的国际贸易量、通往五大洲的密集航线，使得世界十大货柜港口中有七家来自大陆（包括香港）。很显然，大陆国际贸易的货柜已找不到任何理由再来高雄转运，很可能永远不会再来。而香港虽然面临深圳和广州南沙港口的激烈竞争，但香港早期已经建立起来的客户群和稳定的国际和内陆航线，足以让香港还可以维持相当长时间的世界十大货柜枢纽港口的地位，而高雄已经看不到再重新上位世界前十的能量和机会。

两岸迟迟不三通，也让那些早期准备将培训中心和部分总部职能设在台湾的跨国公司，只好转去大陆。半导体设备领域的领袖企业——美国Applied Materials Inc居然投资数十亿美元在西安，而却避开了其最大客户群聚集地的台湾新竹，不能不说与迟迟不来的三通有密切关系。

马英九上台后虽然立即开放三通，也主要是方便两岸人民和企业的往来，在转口贸易和转运物流方面已经太迟了。现在每年两岸之间200万货柜的海运量（还不都是去高雄，部分去基隆等港口），和香港2000万箱以转运为主的运量比起来，不难看出，海峡两岸现在的集装箱运输量主要是两岸之间的贸易往来，借助于台湾港口的转运业务可以忽略不计。

高雄市由港口物流业错失大陆市场机会而失去的庞大税收、产业链生机和数万的就业机会，该由谁来承担责任呢？如果要骂人的话，又该骂谁呢？

没有失去后的反省，只能进一步失去。高雄市被剥夺海运物流业发展权（何尝不是一部分市民和企业的生存权力？）的同时，高雄市民和他们支持的政治人物却还在对大陆人权关心备至，甚至还在用他们宝贵的民主权力投票将导致高雄重大损失的民进党员推上了市长的宝座。唉，高雄市民真的太超脱！

作为时刻关注和祝福台湾的拥有国际视野的大陆知识分子，看台湾同胞如此糟蹋眼前的机会而不自知，尤其是亚洲四小龙中的其它三个都在拼命抓紧大陆机会时，台湾却成了最慷慨的谦让者，不能不深感惋惜而徒呼奈何！

尤其是作为台湾在东亚和国际市场上最主要竞争对手的韩国，充分利用了被台湾放弃的大陆机会，在过去几年中多项经济指标上将台湾甩在后面。“台独”政治思维和去中国化的反动操作，不能不说是自取其辱和自毁前程的根本原因。

（三）宏基兵败大陆的哀叹

1991年初，我去清华大学报道时路过北京中关村电脑街，看到沿途满目的日本和美国电脑广告牌中不太突出的宏基电脑广告牌，自己内心里有着任何中国人都难以避免的那份欣慰和自豪，这毕竟是咱们中国人自己的有国际影响力的电脑品牌。而当时大陆的联想、长城等电脑在各方面和宏基相比都有明显的差距。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我这个穷亲戚内心的这份朴素自豪感，施振荣完全感觉不到而成为自作多情，并由此注定了宏基电脑失去大陆，并被联想远远抛在后面的必然命运！

长期以来，台湾一些人抱着只做生意不谈政治，政治归政治，生意归生意，在政府层面被称之为“政经分离”。在海峡两岸的政治历史背景下，这确实是个明智的做法。但这里的政治是指意识形态范畴，而不是涉及到民族利益大是大非的统独问题。海峡两岸不论政治上分歧多大，争吵多凶，只要每个人都能从民族大义的角度去定位自我，海峡两岸的经贸和科技合作都将会顺利推进。五千年铸造的血缘和文化纽带是海峡两岸超越任何分歧的最强大公约数。

但是，没有人从施振荣对宏基这样一个当时大中华最成功的高科技企业的愿景阐述中看到它对民族复兴的责任承担，甚至连“我们中国人”这个词也从来没人从施振荣的口里听说过。陈水扁第一次当选时，甚至传出施振荣是支持绿营的，而施振荣对此完全没有表态。很显然，施振荣的政治立场很容易解释他对“中国人”这类词的敏感，也自然导致大陆消费者对宏基的情感疏远。要纯粹论性价比和品牌买产品，宏基的优势就不突出了。

对于大陆政府来说，还有个更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信息安全问题。包括“台独”在内的分离主义势力对整个民族的危害，实际上是超越日本军国主义和美国霸权势力的。因为“台独”人士几乎每天都在诅咒着中国崩溃，这是他们“台独”理想不灭的重要心理基础；他们随时准备配合国外敌对势力对付大陆，至于这样是否有害于民族的复兴，他们完全不在乎。中华民族最大的敌人永远在我们自己内部，以我族之规模、智慧和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只要不出现内部分裂，不携洋人自重，那么，这个星球上不会有任何一个外族可以败我中华。

很显然，宏基电脑在大陆政府心目中的可信度，在施振荣的政治模糊中也逐渐模糊。对于大陆政府来说，建立完整信息工业体系，在宏基指望不上的情况下，只有大力培养本土电脑工业，不论它本来多么原始。

对一般大陆消费者而言，他们不仅是个消费者，而且是有民族主义情怀的消费者。正如我本人过去这么多年来，除非某个日本产品有绝对优势性价比（比如单反相机），否则，我尽量不买日货。台独分子在割裂我的祖国，挑战自己从孩童时起就树立起来的爱国主义和民族复兴梦想，今天我岂能去支持一个同情台独的企业，去为台独提供经费？

宏基在大陆本来拥有的无限机会逐渐丧失了。宏基管理层没有意识到，当一个企业大到一定程度，企业就不再是个纯粹的商业机构，而其社会属性将日益凸显。社会责任、政治方向、文化形象等将成为不可忽略的元素。在宏基谋求大陆市场时，还停留在纯粹做生意的定位，那你被大陆市场淘汰出局就丝毫不奇怪了。

联想的成功，一靠自身的努力，二靠政府的支持，三靠运气；这个运气就是包括宏基在内的台湾电脑企业的政治模糊。

另一家台湾企业HTC，在大陆的遭遇同样值得反思。HTC来新加坡时，本人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它，虽然只用一年两个月就坏掉了，但本人从不后悔对HTC的选择，这是那个时代唯一中国人自己的智能手机品牌。

王永庆很早就积极投资大陆，王文洋在大陆半导体行业的投资恰恰是大陆最薄弱，最希望发展的产业，他们父子二人和大陆政府有良好的合作和信赖。没有人怀疑王家一门是坚定的爱国者。汶川地震时，王家父女的慷慨捐赠也广为人知。但王雪红和她父兄的事业区别是：HTC是面向普通消费者的企业，和面向企业客户的经营手法自然不同。尽力和消费者拉近距离是消费品工业最基本的经营手法。但是，HTC在大陆消费者心目中，从来就没有建立起像中兴、华为和联想那样的亲近感，大陆消费者在谈论国产品牌时，很多人无意中不把HTC列入其中。能怪大陆消费者吗？是HTC没有做出足够努力把自己塑造成中国（而不仅仅是台湾）第一品牌。几年前，王雪红在大陆发布新手机时，虽然强调这是咱们中国人的高品质智能手机，但HTC的经营策略却没有相应跟进而使得王雪红的宣示成了口号，比如，大陆那么多中低收入消费者，HTC却长期瞄准高端，手机价格居高不下，最终损失掉大陆的市占率和品牌认知度。在这个多数人读不准26个英文字母的市场上，很少有人知道HTC的公司中文名字，品牌战略失败。大陆拥有庞大市场和完整产业链，但研发中心和决策全在台湾完成。要知道，台湾人对大陆的认识程度远比不上他们对美国的认识深度，也比不上美国人对大陆的认识深度。这真是个无奈的怪圈。

如果能重新来过，5年前在大陆智能手机业处于萌芽状态下，如果王雪红将HTC的营运中心放在大陆，全力经营大陆市场，后来三星和大陆新兴品牌是否还能横行大陆就值得怀疑了。大陆智能手机业崛起时，消费者是很捧场的，那些从不缺少热情的网友们对大陆智能手机领域的任何小的进步都会毫不犹豫地散播到每个网站，但这份热情却没被HTC所充分利用。在独派操弄下，今日在台湾的统派人士对“中国人”三个字也高度敏感，王雪红也许顾虑会受到绿营消费者的杯葛，但失去绿营几百万消费者而换取大陆几亿消费者的简单加减法并不难算。即使纯粹从企业经营角度来看，贴近最大消费市场也是基本的运营法则，这方面HTC显然是不到位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HTC担心在大陆设立研发中心会导致技术泄漏，或没有及早认识到大陆拥有不亚于台湾的一流研发人员。在大陆山寨手机借助联发科芯片颠覆功能手机市场时，在一个城市同时诞生两家进入世界前五的通讯企业华为和中兴时（全球只有深圳有这个成就，在大陆整体工业技术水平还在爬坡时，华为和中兴在最具有挑战性的通讯领域打败三星、日本富士通，挑战爱立信和思科等），已经将深圳IT产业链之完整、通讯业人才之素质昭然于世界，难道雄心勃勃的ＨＴＣ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总之，台湾企业要么缺乏对大陆的情感认同，要么缺乏对大陆的深度融入而荒废大陆的优质资源，只是把大陆作为一个大市场来经营，都注定了台湾企业难敌大陆企业和外国企业的宿命。外国企业不了解大陆，但他们大胆聘用大陆员工；台湾企业以为很了解大陆，但其实并不真正了解。

（四）晶圆“双雄”能雄几何？

1，台湾半导体双雄的背景介绍

在1970年代后期，台湾在蒋经国领导时期看到集成电路产业的前景而由台湾工研院派出一个学习团去美国的RCA公司实习，回台后，这些人在政府投资10亿美元支持下，由出生于大陆成长于台湾留学于美国的张忠谋博士领导下创立了台湾积体电路公司（台积电TSMC。台湾将IC翻译为积体电路，大陆翻译为集成电路）。标志着台湾半导体工业的起步。台积电培养的人才后来又创立了联华电子（联电集团UMC，曹兴诚为主帅）等半导体企业。1998年开始，大陆半导体行业加大投资，尤其是台湾人张汝京在上海领导创立的中芯国际，创业工程师主要是台积电出来的。由此可见，台湾蒋经国时代和张忠谋等半导体创业元老们不仅对台湾贡献良多，也对整个中国半导体行业的崛起作出巨大贡献。

经过半导体行业的激烈竞争，尤其是集成电路产业的进一步分工，设计和制造的彻底分离，专注于代工的台积电和台联电迅速在行业内崛起，成为称雄世界的台湾“晶圆双雄”。尤其是台积电，在工艺方面一直走在前面，为大量无厂集成电路设计公司推出高价值产品提供了机会，比如华为海思的手机CPU就由台积电的28nm工艺生产。

2, “晶圆双雄”未来的挑战和机遇

十年前，如果有人说一家大陆国企会击败现代重工、三菱重工及德国克虏伯，进而成为全球港口机械领域占绝对市场优势的企业，或者大陆生产的全自动汽车车身冲压生产线能比德国同类设备生产效率高几倍并进而被福特汽车公司采用，估计很难有人相信。今天，如果我说台湾晶圆双雄在半导体这个高投入、高技术和高风险领域里，可能在未来十几年失去优势，同样如同天方夜谭。

半导体工业是重要的战略性基础工业，大陆政府绝对不会忽视对这个行业的培养。同时，半导体工业也是台湾当局严控去大陆投资的行业，对投资大陆的技术层次有严格的限制。很显然，大陆完整高素质半导体产业体系的建立，指望台积电和台联电将是不切实际的，大陆政府认识到这一点，台积电和台联电其实也很清楚这一点。

大陆现有中芯国际和宏力等企业，和晶圆双雄比自然差距不小。但他们背后有个随时给予强力支持的政府和世界最大市场。

2013年，大陆半导体进口超越原油而成为最大单类进口商品，进口额高达2000亿美元以上。这其中，随着大陆智能手机产业的发展，美国手机芯片大厂高通成了最大的赢家，高通一家对大陆出口就高达123亿美元以上，超过很多国家对大陆出口。很显然，大陆政府是不会允许高通如此舒服赚钱却不对大陆做出实际贡献的。

2013年底，大陆对高通进行反垄断调查。笔者看到这个新闻时不能不感叹，大陆政府真的是幽默、负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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