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386的几个段子 想想不容易 -- 太极学者

很多人研究历史，都掉进了细节的陷阱里，魔鬼在细节之中，同样，神灵也在细节之中，但只有鲜活的细节才有价值，历史是死去的现实，死掉的细节，已经霉变，只能将人引向歧途。因此，研究历史，关键在于将过去，现在，将来贯通起来，这便是历史的脉络，也就是有些历史学家所称的“大历史观”，而研究现实，更要从细节入手，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世界上就怕认真二字，通过专注入微，才能发现与发明。

谁也不可能回到过去，但我们都活在现在，因此对历史的研究，关键在于脉络，就如一根根绳子，通过现在和未来，将历史贯通起来，因此，一个人不了解现实，是不可能理解历史的，而对现实的了解，就必须从细节着手，通过亲身调查，认真分析，几番否定之否定，才能逐渐认识这个复杂的现实。

中国的大多学者，无视现实，只是在霉变的故纸堆里找细节，其实，只是在玩自欺和欺人的把戏。

“20亩薄田”——请问你们村子，人均多少地，俺们村子，刚分地的时候，人均一亩二分地，前几年重新分地，人均一亩五分左右，还是分为山地，丘陵地，平地三种，现在，好地块，好年头，能收八百斤就算不错了，每年两季，最多也不到两千斤，可以说，现在农村的土地，也主要是保障资料，而算不上生产资料。

解放前的具体亩产量不清楚，据俺母亲说，六十年代，亩产二百来斤就算不错了，因此，农村主要的食物是地瓜，相信解放以前不会比这更好。农村的土地，可以说是生存的基本保障，中国大多数地主，其实也是贫穷的，而没有失去土地的农民，则连基本的人格，生命也难以保全，俺爷爷的家庭情况，俺始终也不清楚，活下来的，只有兄弟俩个，听说还有个姐姐，进了窑子，后来下落不知，至于有没有其他亲人，从没有人说起，因为太惨，俺奶奶很小就到爷爷家了，比爷爷小十三岁，因为怕爷爷娶不上媳妇，而俺爷爷个头接近一米八，是个特别英俊的人，而俺奶奶各方面都是村子里最差的那一层次，因此，子孙无论个头相貌，都比爷爷差远了。

解放后，中共的确准备实行新民主主义，允许私有资本发展，在农村分地。

在城市，尽管朝鲜战场热战正酣，但国内的私有资本一样囤积居奇，生产假冒伪劣，连战场上用的纱布都以次充好，因为中国几乎各种资源都缺，因此，市场也极为混乱，在什么都缺的时代，投资生产不如投机倒把，客观方面，是啥都缺，主观方面，中国大多私有资本，除了囤积居奇的精明，啥也也没有，总的来说，客观主观，都决定了中国当时的情况，私有制本没有存在的必要，既不利于生存保障，也不利于生产发展。

在农村，分得土地的农民，很多根本就不会种地，也懒于种地，因此，土地又在集中。俺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四人，除了俺姥姥能干以外，其余三人既不会干，也不肯干，因为以前没有地，根本就会种地，也没有养成勤劳的习惯。就如现在扶贫，发给种兔，山羊，很多人都会宰了吃了，不改变懒惰习惯，不学技能，分地，扶贫都没有用。

工业方面，苏联援助了一百多个项目，拖拉机生产出来了，而且都是苏联那种大家伙，结果却没人买，人均一两亩地，即使现在也不需要，更加买不起，因此，工业再加上农村的情况，只能将土地重新集中起来，以乡镇为基础，成立人民公社，这样，工业品有销路了，农民也组织起来了，成立农业工人。

公社的成立，实行统购统销，私有资本生产的日用品很大的市场，都被国家和集体垄断，加上上述的原因，因此，私有资本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成了必然。

很多民主党派，指责中共言而无信，说好的允许私有资本发展，农民均分土地，都变了卦，其实这是多种因素倒逼的结果，是形势比人强。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领导就成问题，当时主要有三方势力，一是知识分子和原来的民族资本，二是白区的共产党，三是打天下的红区共产党。

朝鲜战争结束了，在苏联的援助下，全国各地建设纷纷上马，知识分子首先站了出来，要求领导权，建国后，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待遇，远低于国民党时期，待遇低了当然有怨气，那么至少要给权力吧，因此，罢工，罢课都出来了，共产党打天下行，治天下可不行，中共的态度就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一通反右，就给压下去了。

但共产党内部，也有红区党和白区党，红区党都是革命功勋，战斗英雄，在军队都是说一不二的，到了地方到底听谁的，白区党长期在白区搞地下工作，对生产都很熟悉，必然会与红区党产生矛盾，也存在内行与外行的问题，共产党是讲究论资排辈的，因此，不懂生产的红区党，在反右的过程中，将很多白区党也打成了右派，在红区党的革命做风下，知识分子和很多白区党，都战战兢兢，不敢说话，这是以后一系列悲剧的首要因素。

以打仗的方式，搞建设，因此各地的建设项目同时上马，别的先不说，只是建设用的钢铁就没有，很多项目只建设了一小部分，因为缺少钢铁，就停在了那里，这比不建还糟糕，怎么办呢？只能像战争时期一样发动农民，捐出家里的锅碗瓢盆，到河里淘铁，用小高炉，大炼钢铁。

农业生产怎么办呢？只能虚报，因此，互相比着吹牛皮，浮夸风的根源，就是要将半拉子的建设搞下去，向上级要项目，要钢铁和各种资源。

倒逼，一步步地倒逼，各种因素的倒逼，终于酿成了祸害。长辈们说，五八年是个好年头，大丰收，但因为大炼钢铁，农作物没有及时收，不巧那一年大雪来的早，别的还好一点，但地瓜一冻伤，就不好存储了，在加上大锅饭，吃空了各种余粮，都以为别的地方还有的是粮食。

毛在这个过程中，的确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用打仗的方法，发展经济，是红区党的典型代表。

五九年，毛已经发现了问题，但还是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庐山会议上，毛原本想逐渐地降温，但彭德怀的跳了出来，原本的主要是经济的问题的反左，变成了政治问题的反右。因此，信奉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毛，最担心的就是枪杆子和苏联影响，恰好彭德怀在这两个方面都是靠不住的，倘若苏联，军队，白区党联合起来，毛就会被真正架空，因此，毛改变了议题，将彭打倒。

国际方面，因为金门炮战，中印边界，联合舰队等问题，中国与苏联的关系越来越僵，中苏的蜜月，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赫鲁晓夫权位不稳，需要中国的支持，毛认为我帮了你，你就要有所回报，并不瞧得的上赫鲁晓夫，因此，赫鲁晓夫个人方面觉得受到了侮辱，国家实力方面，中苏差距巨大，苏联人的强硬作风，不可能长期容忍中国的特立独行，中苏关系的破裂是必然的，只是这个时候是最糟糕的。

庐山会议议题的改变，使得最后的挽救希望也破灭了，邓小平为了保障城市居民的粮食供应，用一贯的强硬作风，对四川，河南，安徽，山东等地，大量征粮，这些地方的灾荒也最严重。

各种情况的倒逼，各种问题的纠结，最后集中在一起，终于酿成了新中国最大的悲剧，也是毛一生最大的错误。

在新中国，是最大的悲剧，但与解放前比起来，只能是正常情况，因为解放前，即使没有大灾害，一年也平均饿死三百来万，卖儿卖女更是普遍现象，而新中国的最大饥荒，三年平均也是饿死三百来万，三年总计饿死一千万左右，这三年总的死亡人数，也是三千多万，但不能都算是饿死的。

七千人大会，刘少奇开始反扑，那种认为刘是三年灾害的祸首，是错误的，不要说刘是祸首，只要是主要责任者之一，就不会跳出来，比较一下主要责任者邓小平的言行，就能分辨出来。

毛承担了责任，但仍坚持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是只是部分，这主要不是为个人考虑，因为，他自己已经做了深刻的检讨，并决定真正退居二线，毛的作为，主要是为了红区党着想，否则，犯了大错的红区党，将会被白区党取代。

七千人大会后，刘意气风发，但主要的策略就是对内妥协的三自一包，和对外妥协的三和一少，这其实就是改开后的基本政策，改开后是基本成功的，但当时却是自寻死路。

当时中国首要的问题，就是摆脱完全孤立的国际环境，进入联合国，而对外妥协，其实只能是向苏联妥协，绝不可能改变这种局面，但即使如此，中国在赫鲁晓夫下台之后，也派出了高级的访苏团队，但苏联更加强硬，甚至一个领导人竟然借着酒劲向贺龙说，要搞掉毛泽东。

要实现外交突破，就要花钱，重返联合国，绝不是毛所说的，非洲兄弟将中国抬进了联合国，而是花钱买来的，花钱闹腾出来的，无论是广交交朋友，还是输出革命，都需要大量财富，对于贫困的中国而言，只能更加勒紧裤腰带，这绝不是毛个人好大喜功，要做世界的革命领袖，因此，对内妥协是绝不可能的。

到了六十年代中期，新中国大量出生的大量人口，就要从学校毕业，但却没有工作机会，每个家庭，都有好几个孩子，干部的孩子，要么做干部，最差也要做工人，工人的孩子，也都要做工人，几个人干一份工作，还是小问题，更大的问题，是社会阶层僵化，身份种姓化，城市里的居民，成了特权阶层，广大农民则没有上升的机会，三年灾害，饿死的基本是产粮的农村，就说明这种特权。

社会阶层分化，僵化，特权化，必然导致新的阶级对立，另一方面，因为中共山头众多，因此，派系之间的权力斗争越来越明显，刘少奇搞四清，桃园经验，贺龙和罗瑞卿搞军事大比武，林彪鼓吹政治化，周恩来搞东方红。

稳定与发展，是任何社会的根本主题，而权力斗争不可能稳定，社会分化与僵化，就可能发展，可以说，国内国际环境都到了最危急的时候，文革就是就是必然的选择，从结果来看，文革是成功的，各个问题都基本解决，符合毛所言的三七开。

倘若没有文革，派系林立的中共，在毛之后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权威，邓根本就排不上号，在各个派系消解之后，剩下的邓小平和陈云也有很多矛盾，后一辈的胡赵，也差点掀翻了元老派。

鲁迅说，在中国即使搬张桌子，挪张凳子，都需要流血，即使流了血也搬不成。根本的原因，就是每张桌子，每个凳子背后都有既得利益者，甚至既得利益集团，文革缓解了社会僵化，打破了既得利益集团，改开的推动者，主要是知青和文革被打倒的那些人，倘若没有文革，这些城里的权贵，就是既得利益的坚决维护者，不但不可能引领改开，还会阻碍改革开放，最终维持不下去了，中国的公有财富，只能被这些人瓜分。

社会的发展是有趋势的，一个伟大的政治家，能做的只是找恪守底线，树立权威，找对方向，这便是人们常说的法，术，势，其根本就是客体的秩序，主体的主动，载体的能动，任何人都不可能逆历史潮流而动。

毛首先是个现实主义者，然后才是理想主义者，总的来讲，毛是个现实的理想主义者，中国这样大的国家，不能不立足现实，也不能没有理想，邓抛弃了理想，坚持实用治国，没了理想的支撑，到了江时代，蜕变为贪腐治国，也就是必然的了。

忽然有感而发，写的长了些，算是自言自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