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整理】386的几个段子 想想不容易 -- 太极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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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历史的脉络

很多人研究历史,都掉进了细节的陷阱里,魔鬼在细节之中,同样,神灵也在细节之中,但只有鲜活的细节才有价值,历史是死去的现实,死掉的细节,已经霉变,只能将人引向歧途。因此,研究历史,关键在于将过去,现在,将来贯通起来,这便是历史的脉络,也就是有些历史学家所称的“大历史观”,而研究现实,更要从细节入手,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世界上就怕认真二字,通过专注入微,才能发现与发明。

谁也不可能回到过去,但我们都活在现在,因此对历史的研究,关键在于脉络,就如一根根绳子,通过现在和未来,将历史贯通起来,因此,一个人不了解现实,是不可能理解历史的,而对现实的了解,就必须从细节着手,通过亲身调查,认真分析,几番否定之否定,才能逐渐认识这个复杂的现实。

中国的大多学者,无视现实,只是在霉变的故纸堆里找细节,其实,只是在玩自欺和欺人的把戏。

“20亩薄田”——请问你们村子,人均多少地,俺们村子,刚分地的时候,人均一亩二分地,前几年重新分地,人均一亩五分左右,还是分为山地,丘陵地,平地三种,现在,好地块,好年头,能收八百斤就算不错了,每年两季,最多也不到两千斤,可以说,现在农村的土地,也主要是保障资料,而算不上生产资料。

解放前的具体亩产量不清楚,据俺母亲说,六十年代,亩产二百来斤就算不错了,因此,农村主要的食物是地瓜,相信解放以前不会比这更好。农村的土地,可以说是生存的基本保障,中国大多数地主,其实也是贫穷的,而没有失去土地的农民,则连基本的人格,生命也难以保全,俺爷爷的家庭情况,俺始终也不清楚,活下来的,只有兄弟俩个,听说还有个姐姐,进了窑子,后来下落不知,至于有没有其他亲人,从没有人说起,因为太惨,俺奶奶很小就到爷爷家了,比爷爷小十三岁,因为怕爷爷娶不上媳妇,而俺爷爷个头接近一米八,是个特别英俊的人,而俺奶奶各方面都是村子里最差的那一层次,因此,子孙无论个头相貌,都比爷爷差远了。

解放后,中共的确准备实行新民主主义,允许私有资本发展,在农村分地。

在城市,尽管朝鲜战场热战正酣,但国内的私有资本一样囤积居奇,生产假冒伪劣,连战场上用的纱布都以次充好,因为中国几乎各种资源都缺,因此,市场也极为混乱,在什么都缺的时代,投资生产不如投机倒把,客观方面,是啥都缺,主观方面,中国大多私有资本,除了囤积居奇的精明,啥也也没有,总的来说,客观主观,都决定了中国当时的情况,私有制本没有存在的必要,既不利于生存保障,也不利于生产发展。

在农村,分得土地的农民,很多根本就不会种地,也懒于种地,因此,土地又在集中。俺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四人,除了俺姥姥能干以外,其余三人既不会干,也不肯干,因为以前没有地,根本就会种地,也没有养成勤劳的习惯。就如现在扶贫,发给种兔,山羊,很多人都会宰了吃了,不改变懒惰习惯,不学技能,分地,扶贫都没有用。

工业方面,苏联援助了一百多个项目,拖拉机生产出来了,而且都是苏联那种大家伙,结果却没人买,人均一两亩地,即使现在也不需要,更加买不起,因此,工业再加上农村的情况,只能将土地重新集中起来,以乡镇为基础,成立人民公社,这样,工业品有销路了,农民也组织起来了,成立农业工人。

公社的成立,实行统购统销,私有资本生产的日用品很大的市场,都被国家和集体垄断,加上上述的原因,因此,私有资本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成了必然。

很多民主党派,指责中共言而无信,说好的允许私有资本发展,农民均分土地,都变了卦,其实这是多种因素倒逼的结果,是形势比人强。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领导就成问题,当时主要有三方势力,一是知识分子和原来的民族资本,二是白区的共产党,三是打天下的红区共产党。

朝鲜战争结束了,在苏联的援助下,全国各地建设纷纷上马,知识分子首先站了出来,要求领导权,建国后,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待遇,远低于国民党时期,待遇低了当然有怨气,那么至少要给权力吧,因此,罢工,罢课都出来了,共产党打天下行,治天下可不行,中共的态度就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一通反右,就给压下去了。

但共产党内部,也有红区党和白区党,红区党都是革命功勋,战斗英雄,在军队都是说一不二的,到了地方到底听谁的,白区党长期在白区搞地下工作,对生产都很熟悉,必然会与红区党产生矛盾,也存在内行与外行的问题,共产党是讲究论资排辈的,因此,不懂生产的红区党,在反右的过程中,将很多白区党也打成了右派,在红区党的革命做风下,知识分子和很多白区党,都战战兢兢,不敢说话,这是以后一系列悲剧的首要因素。

以打仗的方式,搞建设,因此各地的建设项目同时上马,别的先不说,只是建设用的钢铁就没有,很多项目只建设了一小部分,因为缺少钢铁,就停在了那里,这比不建还糟糕,怎么办呢?只能像战争时期一样发动农民,捐出家里的锅碗瓢盆,到河里淘铁,用小高炉,大炼钢铁。

农业生产怎么办呢?只能虚报,因此,互相比着吹牛皮,浮夸风的根源,就是要将半拉子的建设搞下去,向上级要项目,要钢铁和各种资源。

倒逼,一步步地倒逼,各种因素的倒逼,终于酿成了祸害。长辈们说,五八年是个好年头,大丰收,但因为大炼钢铁,农作物没有及时收,不巧那一年大雪来的早,别的还好一点,但地瓜一冻伤,就不好存储了,在加上大锅饭,吃空了各种余粮,都以为别的地方还有的是粮食。

毛在这个过程中,的确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用打仗的方法,发展经济,是红区党的典型代表。

五九年,毛已经发现了问题,但还是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庐山会议上,毛原本想逐渐地降温,但彭德怀的跳了出来,原本的主要是经济的问题的反左,变成了政治问题的反右。因此,信奉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毛,最担心的就是枪杆子和苏联影响,恰好彭德怀在这两个方面都是靠不住的,倘若苏联,军队,白区党联合起来,毛就会被真正架空,因此,毛改变了议题,将彭打倒。

国际方面,因为金门炮战,中印边界,联合舰队等问题,中国与苏联的关系越来越僵,中苏的蜜月,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赫鲁晓夫权位不稳,需要中国的支持,毛认为我帮了你,你就要有所回报,并不瞧得的上赫鲁晓夫,因此,赫鲁晓夫个人方面觉得受到了侮辱,国家实力方面,中苏差距巨大,苏联人的强硬作风,不可能长期容忍中国的特立独行,中苏关系的破裂是必然的,只是这个时候是最糟糕的。

庐山会议议题的改变,使得最后的挽救希望也破灭了,邓小平为了保障城市居民的粮食供应,用一贯的强硬作风,对四川,河南,安徽,山东等地,大量征粮,这些地方的灾荒也最严重。

各种情况的倒逼,各种问题的纠结,最后集中在一起,终于酿成了新中国最大的悲剧,也是毛一生最大的错误。

在新中国,是最大的悲剧,但与解放前比起来,只能是正常情况,因为解放前,即使没有大灾害,一年也平均饿死三百来万,卖儿卖女更是普遍现象,而新中国的最大饥荒,三年平均也是饿死三百来万,三年总计饿死一千万左右,这三年总的死亡人数,也是三千多万,但不能都算是饿死的。

七千人大会,刘少奇开始反扑,那种认为刘是三年灾害的祸首,是错误的,不要说刘是祸首,只要是主要责任者之一,就不会跳出来,比较一下主要责任者邓小平的言行,就能分辨出来。

毛承担了责任,但仍坚持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是只是部分,这主要不是为个人考虑,因为,他自己已经做了深刻的检讨,并决定真正退居二线,毛的作为,主要是为了红区党着想,否则,犯了大错的红区党,将会被白区党取代。

七千人大会后,刘意气风发,但主要的策略就是对内妥协的三自一包,和对外妥协的三和一少,这其实就是改开后的基本政策,改开后是基本成功的,但当时却是自寻死路。

当时中国首要的问题,就是摆脱完全孤立的国际环境,进入联合国,而对外妥协,其实只能是向苏联妥协,绝不可能改变这种局面,但即使如此,中国在赫鲁晓夫下台之后,也派出了高级的访苏团队,但苏联更加强硬,甚至一个领导人竟然借着酒劲向贺龙说,要搞掉毛泽东。

要实现外交突破,就要花钱,重返联合国,绝不是毛所说的,非洲兄弟将中国抬进了联合国,而是花钱买来的,花钱闹腾出来的,无论是广交交朋友,还是输出革命,都需要大量财富,对于贫困的中国而言,只能更加勒紧裤腰带,这绝不是毛个人好大喜功,要做世界的革命领袖,因此,对内妥协是绝不可能的。

到了六十年代中期,新中国大量出生的大量人口,就要从学校毕业,但却没有工作机会,每个家庭,都有好几个孩子,干部的孩子,要么做干部,最差也要做工人,工人的孩子,也都要做工人,几个人干一份工作,还是小问题,更大的问题,是社会阶层僵化,身份种姓化,城市里的居民,成了特权阶层,广大农民则没有上升的机会,三年灾害,饿死的基本是产粮的农村,就说明这种特权。

社会阶层分化,僵化,特权化,必然导致新的阶级对立,另一方面,因为中共山头众多,因此,派系之间的权力斗争越来越明显,刘少奇搞四清,桃园经验,贺龙和罗瑞卿搞军事大比武,林彪鼓吹政治化,周恩来搞东方红。

稳定与发展,是任何社会的根本主题,而权力斗争不可能稳定,社会分化与僵化,就可能发展,可以说,国内国际环境都到了最危急的时候,文革就是就是必然的选择,从结果来看,文革是成功的,各个问题都基本解决,符合毛所言的三七开。

倘若没有文革,派系林立的中共,在毛之后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权威,邓根本就排不上号,在各个派系消解之后,剩下的邓小平和陈云也有很多矛盾,后一辈的胡赵,也差点掀翻了元老派。

鲁迅说,在中国即使搬张桌子,挪张凳子,都需要流血,即使流了血也搬不成。根本的原因,就是每张桌子,每个凳子背后都有既得利益者,甚至既得利益集团,文革缓解了社会僵化,打破了既得利益集团,改开的推动者,主要是知青和文革被打倒的那些人,倘若没有文革,这些城里的权贵,就是既得利益的坚决维护者,不但不可能引领改开,还会阻碍改革开放,最终维持不下去了,中国的公有财富,只能被这些人瓜分。

社会的发展是有趋势的,一个伟大的政治家,能做的只是找恪守底线,树立权威,找对方向,这便是人们常说的法,术,势,其根本就是客体的秩序,主体的主动,载体的能动,任何人都不可能逆历史潮流而动。

毛首先是个现实主义者,然后才是理想主义者,总的来讲,毛是个现实的理想主义者,中国这样大的国家,不能不立足现实,也不能没有理想,邓抛弃了理想,坚持实用治国,没了理想的支撑,到了江时代,蜕变为贪腐治国,也就是必然的了。

忽然有感而发,写的长了些,算是自言自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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