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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能成为阿拉伯世界的领袖吗——读《文明的追随——中国的崛起与阿拉伯人的未来》

8月30日，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与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共同举办的“新丝路建设与中阿关系的未来”研讨会暨《文明的追随—中国的崛起与阿拉伯人的未来》新书首发式在第二十一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举行。据新闻报道：“《文明的追随—中国的崛起与阿拉伯人的未来》由中国阿拉伯友好协会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共同策划出版。该书由约旦哈希姆王国首都安曼市文化局局长、著名学者萨米尔?艾哈迈德撰写，阿拉伯语版出版后，在阿拉伯社会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该书指出阿拉伯复兴事业应积极借鉴中国的‘非模式化崛起’经验；通过分析阿中加强合作的历史基础和现实条件，认为阿中两大文明可以相互扶持，从而实现‘中国梦’和‘阿拉伯梦’。（http://roll.sohu.com/20140901/n403962789.shtml）

据本书作者萨米尔.艾哈迈德撰写的中文版序言中说，《文明的追随》一书的阿拉伯文版于2009年出版，并于2012年和2013年两次再版。同一本书在四年时间里连印三版，可见此书在阿拉伯读者中的受重视程度。那么，这本书到底说了什么，以至于引起阿拉伯人如此的重视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从理解萨米尔在本书中提出的一个词——“非模式化”开始。这个词非常重要，它是整本书的一大核心概念。理解了这个词，就明白了整本书的主要内容。根据萨米尔在书中的解释：“中国的发展模式实际上就是‘非模式化’，即在发展过程中，不会用一种固定的、神圣化的模式来衡量各种举措、计划。”（P.68）如果用中国人的话说，就是不拘泥于教条，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

按照萨米尔在本书中所表达的看法，阿拉伯世界的近代史应从1798年开始算起，其标志性事件是这一年发生的拿破仑远征埃及。虽然此前欧洲人对中东地区的各种远征和入侵发生过很多次，但在萨米尔看来，拿破仑对埃及的远征有特殊意义。因为拿破仑的远征军不是以“征服者”，而是以将埃及人民从马木留克王朝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的“解放者”的身份出现在埃及的。因此，“拿破仑手下的士兵和参谋们也没有严酷、残忍地对待埃及人。”他引用当时生活在开罗的阿拉伯历史学家阿勒杰布拉提的记录来说明这一点：“如果有穆斯林去找他们，他们不会禁止穆斯林进入；如果想了解情况，他们会很友好地拿出各种图片、地图、动植物标本以及有关先贤的历史资料。我曾经多次去找过法国人，他们给我展示了所有这些东西。”(P.13)因此，阿拉伯人没有将拿破仑远征军视作敌人；相反，通过对来到埃及的法国人的直接贴近观察，使得阿拉伯人意识到，欧洲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欧洲已经崛起，而阿拉伯人已经落后了。

阿拉伯人对欧洲的这种关注很快就落实在了行动上。公元1805年，就在法国撤出埃及之后不久，穆罕默德.阿里王朝在埃及成立。穆罕默德.阿里致力于建设一个发达的现代化国家：他模仿欧洲军队的体制改革军制，实施社会改革和国家机构改革，建设大批学校、医院、工厂、印刷厂，等等。所有这些都需要人才，为了培养所需的人才，穆罕默德.阿里从1809年开始向欧洲国家，特别是法国派遣留学生。此举为埃及培养了一个思想家和教育家群体，阿拉伯近代思想史由此发端。

在这批19世纪初产生的思想家中，萨米尔最推崇里发阿.拉斐阿.塔哈塔维，将其称为“阿拉伯复兴事业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此人是在伊斯兰世界有重要地位的爱资哈尔清真寺的一名宗教学者，1826年出任埃及赴法国留学生团的伊玛目。从1826年到1831年，里发阿.拉斐阿.塔哈塔维在巴黎居住了5年，在此期间，他对法国的科技、思想、社会等各个领域进行了全面观察，并将其与伊斯兰教的教义进行了对比，最后得出结论：以卢梭所代表的法国启蒙思想，和在其指导下建立的法国的社会体制和政治体制，是法国实现复兴的主要原因，这些因素与伊斯兰教完全不相违背，可以适用于埃及人，以及想要重塑辉煌的全体穆斯林。1831年回国后，塔哈塔维将自己在巴黎的所见所想整理成了一本书：《巴黎精华》，于1834年出版。此书受到了穆罕默德.阿里的大加赞赏，并指示将其阿拉伯文原本和土耳其文译本印发到各级学校和行政机构。这本书很快名声大噪，成为阿拉伯复兴事业中影响力最大的一本书。

萨米尔认为，有关塔哈塔维的思想，有两点特别值得重视：

第一，塔哈塔维的思想产生在19世纪初，当时欧洲国家对阿拉伯世界的大规模殖民进程尚未开始，阿拉伯人尚未将欧洲视为必须防范的危险对象，而是将其单纯的视为观察和学习的对象。也就是说，塔哈塔维的思想，反映的是近代阿拉伯复兴思想的本来面目。

第二，塔哈塔维对法国启蒙思想的重视，并不是因为他认为这些思想本身具有先验的正确性，而是因为他认为这些思想可以帮助穆斯林追求自身利益，实现社会进步。塔哈塔维为借鉴法国思想成果设定的唯一前提条件是“不得违背伊斯兰教法”，在此基础上，他主张“真理不问出处”，只要是对穆斯林有益，对阿拉伯社会的复兴和进步有益，就应该拿过来为己所用。在萨米尔看来，这种“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做法，就是“非模式化”。

由此，萨米尔得出结论：在欧洲殖民入侵导致阿拉伯世界对欧洲的印象被改变之前，“本原”的阿拉伯复兴运动就是“非模式化”的，即不受意识形态束缚，将他人的经验拿来改造，使之符合阿拉伯的国情和文化——特别是道德准则——之后为己所用，以民族复兴为最高目标。萨米尔认为，这才是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复兴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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