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纪念毛泽东 -- ccce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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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以正视听

你说的,既非客观事实,更非理性,只是你自己的观点

其实三年困难时期,全国自然气候条件还算不错,根本不算天灾。这个只要查一下全国气候历史数据就一目了然。

根据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60年、61年自然灾害受灾面积为建国以来绝无仅有的65460及61750千公顷,其余年份基本没有超过55000的,一般在40000以下。这是自然气候条件还算不错吗?

另、58年黄河洪水,59年华东洪水,都影响了产粮区,不算天灾?

三年困难时期固然是人祸为主,但是也不能忽视天灾的客观因素。

而且这个人祸到底该如何摊分?

刘少奇,邓小平忍心让情况再烂下去吗?遭罪的可是老百姓,因此不得不采取一些明知也许毛不会认可的经济政策。

呵呵,这段我看了实在忍不住恶心。看过洗白的,没有看过这样洗白的。连邓小平同志也不得不说:“‘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你倒好,把刘邓撇得干干净净。

你记清楚了,刘少奇提出7分人祸的时间点是61年。那时已经是困难时期尾声了。那么在三年困难时期他的立场如何呢?

我摘一段维基上的文字作为参考:

到1958年初,在毛泽东的一力推动下中国开始了“大跃进”运动,刘少奇作为一线领导人积极参与了大跃进的决策和具体的推进工作。3月份成都会议第一次按毛的想法提出要“并大社”,开始了人民公社化的第一步。[36]有回忆说4月底,刘少奇和周恩来等若干人一起开始“吹公社”、“吹乌托邦”,主张大办公社、大办公共食堂、大炼钢铁、搞供给制,并在工作中加以贯彻[37][38]。而与此同时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已经宣告成立了。[39]在6月份毛泽东批发“两年超过英国”的报告之后,[40]刘也紧跟精神宣称钢铁产量可以两三年赶英、七八年超美[41],并且和毛泽东一样,在实地考察农业生产的时候公开为浮夸行为加温[42][43][44]。毛泽东曾经要求压缩一些过高指标[45],1958年底大跃进的弊病开始露出苗头之后,刘少奇承认“我的头脑也有些热,说过些过头话”[46],1959年春毛泽东进一步要求“纠左”、“压缩空气”[38]。

然而在庐山会议上“纠左”进程被扭转为“反右”。7月23日会议毛大批彭德怀说出了“五亿农民……要搞,你能说是资产阶级狂热性?大跃进是我提倡的,始作俑者是我” 后,刘却旁敲侧击地问左和右哪一个是当前主要倾向、钢产量目标1300万吨是不是右倾,甚至在反右斗争定性后本来想另起草一个反左倾的文件继续纠偏,但是经彭真劝说后决定不写了。[47]庐山会议后,刘少奇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为了取得进步的经验,即使犯错误也要从积极方面理解[48],另一方面刘少奇为了维护毛的权威,参与到以空前的高调呼吁对毛的个人崇拜的浪潮中来[49][50],这使得大跃进的错误一时难以纠正[38]。

……

1961年,大跃进造成的恶果全面暴露,刘少奇经过在湖南家乡蹲点调查并在各地考察,思想发生了急遽的转变。他决定解散食堂、强调调查研究,开始纠正大跃进的错误[38][52]。1962年1月,刘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扩大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上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做脱稿讲话。在会议上,毛泽东作为中共中央主席承担了中央的责任,邓小平、周恩来分别代表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做了自我批评。刘少奇组织批评大跃进等工作的经验教训,尖锐指出大跃进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但身为主持一线工作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并没有对自己的工作进行检讨。

这段文字看下来,三年困难时期身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政治投机的行为就很明显了。我能谅解他当时的难处。但是你要说他这个国家主席一点责任没有,一点责任不承担,太不成话。到最后还是老毛出来为整个班子背黑锅,不但承担了自己的责任,连带整个班子的责任也担下来了。(这是老毛的问题之一:家长作风,接班人一个接一个惯出毛病来)

而老毛自己是怎么说的?早在1960年底他就说过:

  这几年说人家思想混乱,首先是我们自己思想混乱。一方面我们搞了十八条[6],十四句话[7],也搞了六条指示[8],这些就是为了纠正“共产风”,纠正瞎指挥风;另一方面,又来了几个大办,大办钢铁,大办县、社工业,大办交通,大办文教,又大刮起“共产风”。这就是前后矛盾,对不起来。虽然我们没有叫大家去平调,但没有塞死漏洞。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很重要。以后不要前后矛盾,不要一面反,一面又刮;一面反,一面又提倡。现在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庐山会议[9]后,估计今年是好年成。一以为有了郑州会议决议[10],有了上海会议十八条,“共产风”压下去了,对一个指头的问题作了解决;二以为反了右倾,鼓了干劲;三以为几个大办就解决问题了;四以为年成逢单不利逢双利。没有料到,一九六○年天灾更大了,人祸也来了。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调比一九五八年厉害,一九五八年只有四五个月,今年是一整年。敌人破坏也增加了,大办也不灵了,“共产风”大刮了。问题最大、最突出的是大搞工业,县以上工业抽调了五千万劳动力。一九五七年是二千四百万,一九五八年是四千四百万,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年又增加了六百万,合计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二千六百万。当然,劳动力不完全都是从农村调来的,但是不管从哪里调来,总是影响农业生产的,比如吃粮就增加了嘛!

当然不是为老毛开脱。三年困难时期,他有责任,而且问题还很大,但是并不是说老毛的错,别人就没有错了。老毛犯错了,自己会检讨。别人犯错了,只会推给老毛。这样的组织,如何会成长?

对文革及大跃进说得比较深刻的,我推荐你看韩少功的文章

当道德与政治合成一把尺子,政治高调成了道德强势,道德上进成了政治拉风。这相当于以政治劫持和架空道德,造成毫无底线的虚夸之辞决堤泛滥。正是在这里,要说头脑发热,与其说毛泽东热在“建设经验不足”,勿宁说他热在对人性和民心高估,对各地、各业、各级的激情秀失察,对投机者们的忠诚态和豪壮态误判,从而对一个权力社会的体制弊端缺乏准备。他越是求教、问计、视察、调查,倒越可能困于谎言和虚夸的汪洋大海,越可能被四面八方的“积极性”迷惑。他在这一过程中的失误既是主动的,也是被动的。说主动,是因为他倡导、推动、相信了全民圣徒化运动;说被动,是因为众多假圣徒最容易充斥他的视野,最容易毒化公共舆论和国情认知,造成经济工作的盲动。因此,他还来不及高兴工业化开局的成功,来不及高兴国家周边军事压力初步缓解,一大堆权力社会所产生的巨大政治泡沫,一种信息扭曲机制由层层谎言织就和滚结,最终把他架起来,投入了要命的1960。

他这篇文章可圈可点,倒是难得的采取了一种全民视角。对于老是帝王将相宫斗的历史观,可称得上振聋发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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