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朱雀的童话 -- 程不悔

几周前朋友发了一个连环画链接，叫做《孔老二罪恶的一生》，当时看得很无语，就反驳了几句，朋友看了说，要不你写个系统性的帖子说说孔子、儒家、古文明什么的，让我们了解一下，我答应了。

因为历史记载远比连环画复杂，孔子的思想和行为也多有变化，后世对他的解读、传承、应用、和神话更是驳杂纷芸，所以本帖将起于它，而不限于它，会详细分析一些关键点，但不会逐页解读，同时会梳理历代儒家转变、解说电影《孔子》、及当今再次兴起的“尊孔”现象。

要对比原作的朋友可以搜索一下，网上到处都是。

连环画第1页：

东周春秋并不是欧洲概念的“奴隶社会”，更不是什么“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时期”，周朝本就是领土分封制，即使按欧洲标准，“分封建国”也该算封建社会而不是奴隶社会，至于“奴隶起义和新兴地主阶级夺权斗争”更是不知所云，实际情况是，在分封制下，周天子先封地给诸侯，诸侯再封地给大夫，大夫再封地给家臣，地封给谁，其政治、经济、军事权就交给谁管，礼制规定，全天下的地都是周天子的，诸侯大夫只是世袭代管权，但在传承数百年后，财富和权力随着世袭分封一步步流失了，到了春秋时期，周朝各级管理系统已经完全失效，诸侯不听天子的，大夫不听诸侯的，家臣又不甩大夫的，他们各自用领地的私兵互相乱打或者篡权，所以这根本不是什么“新兴地主阶级夺权斗争”，而是天子失权、行政崩溃、中国分裂了，如果说春秋诸侯大夫的篡权分裂行为对、行政管理失效好，那么今天台湾或其他省份要独立内战我们就没理由阻止。

至于在阶级划分中把“士”归类于平民，把井田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都算成奴隶根本是胡说八道，不值一驳。

连环画第2页：

童年孔子学礼都成了罪状。

“礼”主要有两类，一是礼仪，记载在东周《仪礼》这本书里边，记载有士冠礼、士相见礼、士婚礼、士丧礼等等，不论什么时代、什么国家，婚丧嫁娶等民间场合与国家庆典都有相应的礼仪，实在想不出有什么可谴责的，但这些古礼却被骂了上百年的“封建黑暗”，到现在男孩子的成年礼冠礼、女孩子的成年礼笄礼（笄，音姬），和女孩子专属的上巳、花朝都已经没有了；婚礼一般用西方形式；葬礼在农村大都是佛教形式，城里则是开个追悼会，这一点不悔很赞同，因为儒家丧服制度实在太繁琐了，的确应该用墨家，简化丧葬；清明、冬至祭祖礼也很少见了，除了老年人，几乎没人祭祖了，中华古礼几近消亡。

备注：《仪礼》一书历代多有考据，一般认为是东周战国时所作，因为春秋及以前的诸侯大夫礼并未收入。

二是礼制，所谓礼制，就是夏商周三代的国家管理制度，我们从它的起源开始：

《荀子礼论》：

礼起于何也？

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

读这一段可以明白，礼制是一种分配制度，是看透了资源有限、欲求无度，让官员和老百姓不至于乱抢而定的规则，换作现在就是“可持续发展”，生产与消费相平衡，而只要有国家、有组织，不论什么制度都得有相应的分配办法，无可厚非。

这种叫做“礼”的规则与制度，在中国历史中并不是一成不变，它也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商君书更法》：

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

夏商周三代的礼制各不相同，但都能有效管理国家。

《论语八佾》（佾，音亿）：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

在春秋时期，夏商两代的礼制已没有文献证据了，留到孔子时只有周朝的，但那也已经不完整了。

《孟子万章》：

北宫錡问曰：“周室班爵禄也，如之何？”

孟子曰：“其详不可得闻也，诸侯恶其害己，皆去其籍。”

孟子指出是诸侯毁了礼制文献，因为周礼规定要尊天子、接受行政管理，而诸侯要篡权、要独立，所以把不利于他们的典籍都毁了，东周礼制就这么缺了一块。

现在留存的礼制文献有两本，一本是《周礼》，里边是各级官员名称、职责范围、与下属机构，还详细介绍了如祭祀、用玉、服饰、进贡、治丧、车马、饮食等等各种礼制等级，历代都有人考证这本书应该是战国时编的，认为有一部分是真实的周礼，再综合了战国各家理想中的政治架构，所以书中的政治组织严密、礼制等级详尽。

第二本是《礼记》，这本书是西汉汇编先秦儒家文集，它最重要的价值并不是礼仪和礼制部分，而是其精神，我们知道，一个国家制度的确立，背后必然有一种能被大多数人接受、又能实际运用的伟大理想作为指导，而《礼记》就提供了这部分学术思想，使它成为古代中国制度、法律、与政策来源，其实际影响力远远超过元、宋时期开始推崇的《论语》，我们来看其中一段。

《礼记礼运》：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孔子这一段话，就是全世界“社会主义理想”的最早来源。

（鳏，音官，指丧妻的老年人；寡，丧夫的老年人；孤，无亲人的儿童；独，无亲人的老人；废，残废；疾，生病）

连环画第3页：

孔子丧母是在鲁昭公8年，当时他18岁，这一年鲁三桓之一季氏季平子登位，“大飨鲁士”（飨，音响），孔子正值服丧期间，腰上捆着戴孝的麻带前往，并不是连环画中说的披麻戴孝，而季氏家臣阳虎赶走他不是因为服丧，而是不承认他“士”的身份。

《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要绖（绖，音叠），季氏飨士，孔子与往。阳虎绌曰（绌，音触）：“季氏飨士，非敢飨子也”。孔子由是退。

连环画第4页：

孔子当时说自己会干很多种活并不是吹嘘，而是在说一个事实。

《论语子罕》：

吾少小贫贱，故多能鄙事。

与现在不一样，当时“穷”是指某种困境，“贫”才是没钱，所以词组是“贫富”而不是“穷富”；“贱”则不是骂人话而是指地位低，所以有“贵贱”一词；在春秋时期说自己“贫贱”、会很多贵族不屑干的“鄙事”，是说自己地位低下、穷困潦倒，为吃饭必需干很多零活。

连环画第6页：

说是郑国镇压“奴隶起义”，孔子说“‘杀得好’、对待‘奴隶’不能太宽容”。

这一页除了胡说八道外，还引出了一个法学典故，我们从故事的原文开始。

《左传昭公二十年》：

郑子产有疾。谓子大叔曰：“我死，子必为政。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疾数月而卒。

大叔为政，不忍猛而宽。郑国多盗，取人于萑苻之泽。大叔悔之，曰：“吾早从夫子，不及此。”兴徒兵以攻萑苻之盗，尽杀之，盗少止。

子曰：“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

这个故事稍微有点长，不悔翻译一下，意译。

郑国的子产病了，跟游吉（子大叔）说：“我死后你必掌政，记得，只有有大德的人才能以宽厚服人，其次就要执法严厉；大火猛烈，民众害怕，所以烧死的很少；但是水性柔，人人亲近玩耍而不会庄重待它，淹死的人就很多，所以说宽厚很难。”

几个月后子产死了，游吉掌政，他执法不忍严厉，郑国的盗贼就多了起来，并在萑苻沼泽招收人手，游吉后悔了，说：“我早点听子产的，不至于如此。”

然后他带兵攻打萑苻沼泽，把聚众的盗贼都消灭掉，盗贼才少了些。

孔子评价说：“宽厚会让民众怠慢，怠慢只有用严厉来纠正，严厉会伤害民众，这又要用宽厚来调和，所以执政就要宽严并济。”

孔子说的话在中国古典政治学中叫做“宽猛相济”，子产说的话在中国古典法学中叫做“以刑去刑”，其理念为，法律最大的作用在威慑，而非执法，比方说法律规定杀人抵命，这样国民就不敢杀人了，这就是威慑，但如果执法不严、惩罚不重，法律就会失去威慑作用，导致更多的人犯法；这一法学的“威慑”理念在现实中继承，并带到后世的，是一个很有名的人：商鞅。

《商君书去强》：

以刑去刑，国治，以刑致刑，国乱；故曰：行刑重轻，刑去事成，国强；重重而轻轻，刑至事生，国削。

意译一下：

用重法威慑民众不敢犯罪的，国治；法律不重、犯罪成本低、执法不严，因此让民众轻易犯罪的，国乱；所以说：对轻罪要用重刑，这样法律本身的威慑力就让人不敢犯法，如此国强；如果重罪重判、轻罪轻判，这样就还有人犯法，如此国弱。

总结起来就是“轻罪重刑，以刑去刑”。

这种法学理念看似严酷，但真正实行了，秦国却成为战国时犯罪最少的国家，这就是法的威慑力。

这一理念在当今也有例证，那就是“两少一宽”，当今中国，违法不究、犯罪成本太低，所以人家弄出一75大屠杀，还数次到大街上砍杀老百姓，而真正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了，破事倒少了。

连环画第7页：

孔子对齐景公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事发鲁昭公25年，季氏政变，鲁昭公败，亡齐，孔子适齐于鲁昭公26年，谓齐景公言。

《论语颜渊》：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

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公曰：“善！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前边介绍过，自春秋起，“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那是一个诸侯裂土、臣下弑君、子杀父夺权的时代，孔子说的“君君臣臣”，就是“鲁大夫季氏不能篡权、驱逐鲁昭公”，这是要维护国统和秩序；但人都是复杂的，孔子不仅维护礼制，还主张“选贤能、举贤才”，我们知道，礼制本就是世袭，“世卿世禄”、“分封建国”，要从庶族举贤就是非礼；第二点是，他对齐景公说的是“君君臣臣”，可实际上他为了鲁国存亡，帮着齐大夫田常闹乱齐国，直整得天下大乱，这个事情记载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里边，原文很长就不贴了，直接节选意译，很精彩：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齐国田常想叛乱，又忌惮齐国各大望族势力，所以怂恿齐君打鲁国，消耗望族力量。

孔子听说了，就召集弟子商议：“鲁国是我们的父母之邦，现在国难来了，大家说说该怎么办。”

商量后子路等几个弟子都想出访，孔子不许；子贡请往，孔子答应了，临行前嘱咐他：“教之伐吴。”

子贡到了齐国，跟田常说：“田大人，鲁国难打啊，因为鲁国的城墙又薄又矮，护城河又窄又浅，国君又笨又坏，大臣虚伪无能，士兵和老百姓都无战心，所以不能进攻鲁国；你真要打，不如打吴国，吴国的城墙又高又厚，护城河又宽又深，士兵都是穿着坚固盔甲的精锐，还有聪明的大臣守护，所以吴国很容易打。”

田常一听火了：“你当我傻啊，说的容易都是难，说的难都是容易，什么意思啊。”

子贡说：“我听说，忧在内，就要攻强；忧在外，就要攻弱；现在你的忧患在国内啊，国君不待见你，大臣排挤你，你却建议他们去打弱小鲁国，一旦胜了，他们都会得利变强，而你却无功无利，这样就危险了，所以说不如打吴国，吴国强悍，齐国费尽力气打不下来，国内又会因此空虚，到时候齐国就是你坐大了。”

田常想想说：“说得有道理，但我的军队也在进攻路上了，要是退回来转进吴国，他们就会怀疑我，怎么办？”

子贡说：“你先按兵不动，我去请吴王救鲁、伐齐，这样你就有理由攻打吴国了。”

田常答应了，叫他出使吴国。

子贡见了吴王，说道：“今天，有万乘战车的齐国要占领有千乘战车的鲁国了，齐国实力扩充后，作为邻国的吴就危险了，要制止齐国强大，只有趁他出兵在外的时候‘救鲁、伐齐’；救鲁，会让吴国扬名、占领道德制高点，伐齐，会为吴国获得实利，这名利双收的事情，大王为什么不做呢？”

吴王回答说：“好是好，可我曾跟越国打仗，越王战败后一心报仇，还是等我灭掉越国，再听先生的建议吧。”

子贡回答说：“越国不如鲁国，吴国又不如齐国，等大王打下越国，齐国已经吃掉鲁国了，还是比吴国强大，如果暂时放过弱小越国示天下以仁义，再用‘兴灭国、继绝世’之名救鲁伐齐，进而威逼晋国，这样不仅得实利，天下诸侯还必然看重吴国，如此霸业可成；大王要是担心越国，我可以出使，让越国跟着吴国出兵，既增强吴军力量，又让他国内空虚。”

吴王非常高兴，叫他出使越国。

越王句践听说子贡来了，就清扫道路，在郊外迎接，然后到子贡下榻的旅馆拜访，说道：“我等蛮夷小国，先生怎么屈尊而来。”

子贡说：“我劝吴王救鲁伐齐，他却忌惮越国报复，说一定要先灭掉你们，看来越国是在劫难逃了——想复仇却让对方知道，这是最危险的事啊。”

越王磕头再拜，说道：“战败于吴国后我就困在会稽，日夜痛入骨髓，操练士卒、备治甲兵，就是想跟他拼死，请先生教我。”

子贡说：“吴王为人残暴，大臣都不堪忍受，连年打仗又弄得国库空虚、士兵厌战、百姓怨恨，良臣伍子胥因谏而杀，宠臣宰嚭只为私利而奉承（嚭，音匹），此残败之国也，如果越王您发兵助他，用贵重的宝物和谦卑的言辞打动他，那么他一定会攻打齐国；若战败，吴国就被削弱了；若战胜，他又会兵临晋国；所以下臣会出使晋国，让晋国也出兵抗吴，如此吴国的精锐消耗在齐国，剩余兵力又苦斗于晋，越王您在吴国国内空虚的时候发兵，就能一举灭吴！”

越王非常高兴，决定按照子贡的计划行动，再送给他很多黄金和礼物，子贡什么都没要，就回吴复命了。

子贡回复吴王说：“我把大王的要求告诉越王，越王非常害怕，说‘我从小就死了爹啊！还不自量力冒犯吴国，以致国破家亡、困顿在会稽山上，因为大王的恩典，我才保住小命，哪里还会有谋害之心！’”

过了五天，越大夫文种带着大量黄金、宝物、盔甲、兵器来了，他给吴王磕头，然后说：“东海小臣勾践谨派使者文种来跟大王问好，听说大王要兴义兵、诛强暴，小臣愿给出所有财物、派出所有精锐将士三千，由勾践亲自披挂上阵，听从大王调遣。”

吴王听着很受用，然后问子贡：“越王想亲自跟我一起攻打齐国，你看可以吗？”

子贡说：“不行。人家清空国库给你钱财，再给了所有的将士，你还要他的国君一起征战，那就不道义了；黄金、礼物、和士兵都要，国君就让他呆在家里。”

于是吴王发九郡兵力伐齐，子贡则去了晋国。

子贡见晋王，说：“我听说，没有事先谋划，就不能应对灾祸，如今吴伐齐，要是战胜，吴军就会兵临晋国，这样晋国就危险了。”

晋王害怕了，说：“那该怎么办呢？”

子贡回答说：“准备好武器和士卒，等待吴军到来。”

吴齐两国在艾陵交战，吴军杀得齐军大败，然后马不停蹄地逼近晋国，有备而来的晋军在黄池会盟上与吴军对杀，晋军大胜，越王句践听说吴军大败，立即发兵攻吴，筋疲力尽的吴国消耗了太多国力，连都城都守不住了，灭国，越国尽得吴地，称霸。

史书评价：

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灭吴、强晋、霸越。天下震响。

厉害厉害。

比起《战国策》里的纵横家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从这个事情可以看到，为了鲁国存亡，孔子不在乎搞得天下大乱，更不会顾什么齐国的“君君臣臣”，他维护礼制和道德是有条件的，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

不能欺负他的祖国。

其二，孔子及其弟子实际上是一个能量极大的政治团体，他们财力充沛、声望显赫、学识丰厚、关系网遍布天下，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子弟多任郡国高官，其权势甚至凌驾于小国国君之上，根本不是传说中那群满口仁义道德的书呆子，但是后世儒家很不地道，他们出于自己的需要，偷偷掩盖了子贡的功绩，让这一段精彩的历史只见于《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越绝书内传陈成恒》，其片言只语则只记载于《墨子非儒》，儒家文献全无收录，因为那个纵横天下的子贡，其两面三刀与险恶用心实在无法符合儒家道德，所以后世儒家只赞美他赚钱的本事，说他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连环画第9页：

“晋大夫铸刑鼎”是一个连续事件，鲁昭公28年，晋大夫赵氏、魏氏、韩氏、智氏、范氏、中行氏，团结起来灭了晋公室，“铸刑鼎”就发生在第二年，是范宣子制定法律，由赵简子、范宣子、中行文子三家铸刑鼎施于晋。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中行寅为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为国法，是法奸也。”

蔡史墨说得没错，从礼制上来说这是僭越（僭，音剑），因为只有分封国国君和上卿才有权依据礼制制定法律，下大夫只是执行政令的大臣，并无立法权，蔡氏是反对越权而不是反对法治。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子曰：“晋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贵贱不愆（愆，音千），所谓度也。文公是以作执秩之官，为被庐之法，以为盟主。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蒐，音搜），晋国之乱制也，若之何以为法？”

除了更详细、更偏重礼制与国统外，孔子这段话跟蔡史墨的意思几乎一样，问题就出在“民在鼎矣，何以尊贵”段，大都被解释成孔子反对颁布法律，如此为真，那为什么孔子会赞赏“子产铸刑”？这不是双重标准了？我们简单了解一下：

“夷之蒐”中的“夷”是地名，“蒐”就是“大蒐”，也叫“大搜”，是周朝一种检阅部队的军礼，在夷地的阅兵中，赵家夺了兵权，废弃了晋文公制定的“被庐之法”，用“宣子之刑”取而代之，其实就是个先夺兵权、再行私法的过程，孔子说的“何以尊贵”，是指责晋大夫越权篡国、以下临上，制度坏了，而“子产铸刑”是强公室，符合孔子“上下有序”、“天下大统”的一贯理念，所以他对两者的态度完全不同。

连环画第12页：

孔子请诛少正卯。

事发鲁定公10年，孔子时任鲁司寇，掌盗贼，为最高司法官。

这一页除了把少正卯说成是“法家先驱”、“革新派人士”，其他没有错。

孔子请杀少正卯的理由有5个，记载于《孔子家语始诛》：

一曰心逆而险。

这一条完全是诛心之论，不说别的，鲁国三桓可是实实在在地谋逆，鲁昭公都曾经被他们赶出鲁国，也不见你孔子去“诛”（他的确没这实力），而少正卯即使真的“内心谋逆、凶险”，也不构成死罪，因为犯罪的“罪”是一种行为而不是想法，如果想想就有罪，那天下有几人能活？

二曰行僻而坚。

这句话的意思是为人极端而固执。

这个罪名就是仗势欺人，性格问题都能判死刑？那天蝎座处女座都得排队枪毙了，不值一驳。

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

这三条的大致意思是用自己的辩才与知识，把假的说成真的，把坏的说成好的。

就算少正卯妖言惑众触犯法律，那他说了些什么总要拿出来让大家看个明白吧，可不要说他的言论，就连当时的罪行陈述、引用法条都不见了。

孔子接着说少正卯，《孔子家语始诛》：

其居处足以撮徒成党，其谈说足以饰褒荣众，其强御足以反是独立，此乃人之奸雄者也，不可以不除。

这三条分别是结党、惑众、积聚力量足以造反，可这些理由套到孔子身上一样适用，怎么就整他呢？双重标准很好看么？

实际情况是，当时很多孔子的学生也去听少正卯的课，其人其学很有影响力，所以孔子得势后就杀了这个学术竞争对手，再封杀了他的言论，这是孔子的人生污点。

这一页除了对少正卯的身份认定，没有错。

连环画第22页：

孔子著《春秋》。

这中国史学承上启下的功绩，居然被说成是“维护奴隶主统治”，无语。

先说缘起：

《孟子藤文公》：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孟子说得很清楚，孔子生活在那个天下崩塌的时代，所以他想拨乱反正，想尊王攘夷，想恢复秩序，一开始他选择讲学，想重启周朝传统来让大家守规矩，后来又当了鲁司寇，还短暂代理过鲁相国，试图用权力解决，但这些办法都失败了，在现实中遭到惨败的孔子就使出了最后一招，历史：

虽然我打不过你们，但我可以把事情原原本本写下来，以铭后世。

那这个办法有用没？

有用。

《孟子藤文公》：

孔子著春秋，乱臣贼子惧。

中国向来有著史传统，鲁《春秋》实际上不是孔子原创，那是一代又一代的鲁国史官接力记录，孔子再依据他们的文本重新编写，它跟原著最大的不同就是“字字褒贬”，也就是以“尊王攘夷”、“忠君爱民”、“天下大统”等价值观评价春秋各国历史，所谓“乱臣贼子惧”，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