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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南山集五:napolen的《俺答求贡》 (新水木历史板newsmth.org征文) -- napo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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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关于嘉靖三十年马市及其他

今天下午到阅览室翻翻,恰好就有胡凡的《嘉靖传》,看了对嘉靖三十年马市关闭的介绍,觉得拿兄你的转述可能略有歧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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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本书讲明朝拒绝与俺答带来的牛羊交易,并不是说明朝关闭了大同马市,这涉及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原本开放马市是明朝用生活用品换蒙古的马匹,在嘉靖三十年七月的时候俺答方面提出在马匹之外还要用牛羊换粮食(《明史 鞑靼传》,《杨继盛传》附龚恺奏章),这在明朝而言当然是一个不可接受的提议,原先是马匹换粮食,各取所需(蒙古方面的需求比之明朝迫切得多,而且俺答提供的马匹里面大多数都是劣马,这点见后面张居正的一段书信,其实杨继盛也预见到了,所以这个交易主要还是对蒙古有利),现在要把明朝需要的军马进一步换成根本不需要的牛羊,则一方是得到了必需品,一方是几乎无所得,这样的交易就完全不均衡了。所以在这个提议由史道转奏给嘉靖皇帝后,马上遭到了激烈反对,结果是连史道本人也被牵连招回(史道的招回可能还涉及到其他原因,见《杨继盛传》附龚恺的折子)。

史道被招回后,大同马市还是开着的,直到第二年三月才关闭。而在此前的嘉靖三十年十一月,三十一年一月,二月俺答连续三次大举犯边,想迫使明朝同意牛羊换粮食的计划,三十一年三月明朝派遣大将军仇鸾赴大同防御,并关闭了大同马市。

胡凡的《嘉靖传》后面部分也是有明确说法说大同马市的关闭是在仇鸾赴边的同时的,它的内容和《明史》没有太大的抵触,但在时间上比《明史》精确,比如招回史道是七月,《明史》就没这么清楚的记载,我猜想他是参考《世宗实录》写的吧。

我们看嘉靖三十年前后的大同马市上的争议,焦点不在于明朝要关闭马市,而是俺答要凭借军事上的优势进一步扩大在马市上的利益,这引起了明朝的警觉,因为开马市前有人就预言了,说这样只会引起俺答进一步的要求,需索无已,最终还是满足不了他,所以明朝坚决拒绝了俺答的提议。俺答则按照从前迫使明朝同意开马市的经验,转向军事上寻求突破,这时马市就走入了死胡同。

胡凡是认为双方都要负很大的责任的,所以明史以及一些材料如《张居正书牍》记载的很多情况他都没提,比如,“俺答旋入寇抄,大同市则寇宣府,宣府市则寇大同。币未出境,警报随至”(《明史 鞑靼传》),“彼拥兵压境,恃强求市,以款段驽罢,索我数倍之利,市易未终,遂行抢掠”(张居正《答王鉴川计贡市利害》)。

《明史》关于白莲教徒事件的记载则是这样的:“叛人萧芹、吕明镇者,故以罪亡入敌,挟白莲邪教,与其党赵全、丘富、周原、乔源诸人导俺答为患。俺答市毕,旋入掠。边臣责之,以芹等为词。芹诡有术,能堕城。敌试之不验,遂缚芹及明镇,而全、富等竟匿不出”(《明史 鞑靼传》),对这段胡凡采取了中性的叙述,只说俺答把萧芹交给了明朝,既不说俺答有诚意所以把萧芹交了出来,也不说俺答没诚意隐匿了赵全等,你则采取了偏向俺答的叙述,说是俺答对于犯边很愧疚所以把萧芹交给了明朝。

这些明朝方面的记载,可能有所倾向,但也不太可能是完全是凭空捏造,尤其是主持隆庆四年俺答封贡,你举为开明的正面例子的张居正的意见还是值得参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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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不能把嘉靖三十年的马市夭折完全归结于明朝朝廷的缺乏诚意,关键还是双方的实力太不平衡,俺答攻有余而明朝守不足,而明朝又接受不了按照这种实力对比进行的和议,象汉朝前期的和亲或者是宋朝的岁币那样。单纯的马市是满足不了俺答的,他必然要依靠军事实力寻求更大的利益。

张居正说的好:“西虏俺答之求贡,自嘉靖十六、七年始矣,我畏之而不敢许。然当其时,庙堂失策,制御乖方,虽许之,固未如今日之款顺也。”(《与张心斋计不许东虏款贡》)

这里就顺着说说隆庆四年的俺答封贡成功保四十年和平的基础是什么,我觉得不在于明朝换了一个对和议更有诚意的领袖张居正,而在于换了一个在边防建设上卓有成就的领袖张居正,以及一群优秀将领,王崇古,谭纶,戚继光先后调到北方给了北边边防极大的安定。隆庆四年封贡的另一个主持者王崇古怎么阐述现在马市可行的呢:“先帝既诛仇鸾,制复言开市者斩,边臣何敢故违禁旨,自陷重辟。但敌势既异昔强,我兵亦非昔怯,不当援以为例。”

其实还是那句老生常谈:和平是要有实力作后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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