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沙皇给流放的列宁发放“六个墨水瓶”，证明沙皇才是人类解放 -- 在东方

19 世纪沙皇俄国政治流放的执行主要包括三个环节，

即押解、在流放地和离开流放地。

（一）押解。老“政治犯”描述押解的可怕情景时说：“再

流放一次也可以，但愿永不再受押解的罪。”[4](p142)可以想见押

解的过程是多么的可怕。押解的执行主要是通过要塞监狱、

界碑和秋明转运监狱体现出来的。

要塞监狱主要关押的是审讯期的政治犯。在俄国最著名

的要塞监狱是彼得保罗要塞和施吕瑟尔堡，这里曾关押过很

多政治犯，从19 世纪初的十二月党人，到陀思妥耶夫斯基，

再到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及其后的民粹派和民意党人等，可

以说这个小小的要塞见证了19 世纪沙皇俄国的革命史。囚

室内的设施非常简陋，除了床、桌、凳、灯、便桶、洗脸池外，只

剩下一扇安置得高高的、上了铁栅栏的小窗户，阳光很少能

射进来，以致囚室内非常的潮湿，让人难以忍受。政治犯们不

得不戴上令人感到耻辱的镣铐，忍受着对未来的恐惧、失望、

株连家属和死刑的威胁。要塞监狱是一个封闭的世界，政治

囚徒都被单独关押着，没有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犯人之间不

允许说话，犯人与看守之间的谈话也是被禁止的，四周就像

坟墓一般寂静。政治囚徒们承受着与以往生活的断绝、与当

时社会隔绝的巨大折磨，以至于被逼上绝路。

在前往西伯利亚之前，有些犯人还要受一次鞭刑或笞

刑，以杀威风。流放犯在喀山编队，先被押解到西伯利亚流放

衙门所在地托博尔斯克（后迁至秋明）。西伯利亚衙门按登记

册核对犯人数量，然后根据犯人的流放地点重新编队，派兵

押送到流放地。路上的几个中心城市都设有流放犯遣送处，

各县设有遣送科，负责转送、接收和安置流放犯。在路上，每

隔25-40 俄里设一个羁押站，每个羁押站都有押解队，由一

名队长、两三名士官和大约40 名士兵组成，负责把流放犯押

解到下一个羁押站。但政治犯大都走驿站，单独押解。各地方

当局都有一名官员负责筹办流放犯的给养，还设有督察官和

检察官各一名，负责检查和督察本地区的流放事宜，负责全

西伯利亚的流放工作。[5](p149)

政治流放犯相对于其他类型的流放犯来说，路上的境况

要好些，对待政治犯的辱刑也轻一些，不用剃头。一般来讲，

判决书下来后，政治流放犯们就被戴上脚镣手铐，踏上前往

西伯利亚的漫漫征程。他们从莫斯科麻雀山（今列宁山）上的

第一个押解站出发，经古城弗拉基米尔前往西伯利亚。路上

流放犯们忍受着恶劣的天气，或徒步或乘坐交通工具，用半

年到一年的时间走完几千俄里的路程才能到达。

越过乌拉尔山，辗转就来到了西伯利亚界碑前。西伯利

亚界碑是一个用灰泥砖垒起来的高达10-14 英尺的四棱

柱，柱子的一侧是俄国欧洲部分的彼尔姆省，另一侧是俄国

亚洲部分的托博尔斯克省，是俄国的欧洲部分与亚洲部分的

划分标志。由于西伯利亚长期被当时的俄国人视为流放地和

国内殖民地，所以流放犯们走过界碑，似乎就意味着被祖国

抛弃了。流放犯一般会被允许在这里停下来，以便在越过边

界之前和亲人们告别。他们中的一些人泪流满面，另一些人

伏在地上亲吻着祖国的土地，而在界碑坚固的灰泥砖上则刻

满了告别的词语和流放犯的名字，但是这些不久又会被新的

覆盖上。据统计“从1878 年开始，这条路上走过了超过17 万

流放犯，而从19 世纪初开始计算则已经超过了50 万人”。[6]

(p110)越过界碑，就进入西伯利亚了，前方的路途更加难走。据

统计，仅在从托木斯克到伊尔库次克一段路上，流放犯的死

亡率就高达12% -15% 。儿童的死亡率更高，占死亡人数的

70% 。据文献记载，一次向涅尔琴斯克流放的2151 人中有

517 人在途中饿死。[5](p149)

秋明转运监狱是政治流放犯越过界碑到达秋明后等待

发配的地方。从某种意义上说，政治流放犯到了秋明转运监

狱也就意味着真正地属于流放了，属于西伯利亚的苦役，成

为那里的居民。秋明转运监狱主要由五个部分组成：岗楼、狱

室、医院、厨房和女子监狱。狱室是监狱的主体建筑，在狱室

的中间放着一张长30 英尺、宽12 英尺、高2 英尺的木板床，

周围是过道。这个木板床像是尖房顶，它的中间有一个横梁，

横梁的两侧钉了两排木板，所以床是倾斜的。流放犯睡觉的

时候，头冲着横梁，这样，他们的头部就比脚略高几英寸。床

上没有枕头和被褥，床单也没有，流放犯们都睡在光光的硬

木板床上，盖着自己的大衣。这样的狱室，每间应该容纳

35-40 人，但是常常是安置了3-4 倍甚至是5-6 倍的人。两

层狱室上面的第三层就是监狱医院，这里要比狱室宽敞亮堂

些。这些房间完全不通风，空气恶劣，当然也不消毒。在秋明

转运监狱几乎每年秋天都流行伤寒，大概每年有300 名流放

犯死在医院里。厨房是监狱主体建筑的地下室，里面很暗，也

很肮脏。就是在这里给犯人烤酸酸的黑麦面包，煮汤，汤里面

可以说没有任何一点有营养的东西。流放犯一天的口粮有

2.5 英磅重的黑麦面包、6 盎司煮熟的肉、2-3 盎司用泔水煮

的大麦或燕麦粥，早晚供应几勺克瓦斯。[6](p136)秋明转运监狱

的女子狱室从外观上看要比男子狱室小些，每间安置30-40

名妇女，狱室内较为干净明亮。由于女子监狱里安排的人比

男子监狱少很多，所以空气稍微好些。关押在这里的主要是

女人和孩子。这些女人没有一个是由于犯罪关押在这里的，

她们都是自愿跟随自己的丈夫而被一同被流放的。[6](p128-129)

（二）在流放地。在秋明转运监狱，工作人员按照具体的

流放地点对政治流放犯进行编队，编好队后就可以出发了。

普通流放犯中的一些老的、弱的、有病的人和还不能步行的

孩子可以乘坐大车到达流放地，其他人则要步行。

到达指定的流放地后，同普通的刑事流放犯一样，政治

流放犯的实际情况分为三种：有的政治犯被送达监狱里，由

宪兵专门关押看管，在监狱的考察期结束后，当局把认为没

有什么问题的政治犯送往移民屯，住在当地农民家里（家属

营房）；还有的政治犯自己租房子住，定期到指定的机关登记

签到，但有便衣宪兵监视他们；另外一些政治犯则要服苦役，

去矿山和工厂做工，有的苦役期结束后还要服兵役等。1826

年第一批十二月党人苦役犯被流放到伊尔库茨克省的涅尔

钦斯克矿山去服苦役。在那里十二月党人不得不下到70 米

深的地方开采矿石，弯着腰，更多时候是跪着，他们每天要用

大锤敲下15 磅或者更多的矿石，然后从长达200 步矿道里

运出5 普特共30 担矿石，不是所有的十二月党人都有力气

完成那些工作的，且工作量是不确定的。[7](p175)后来，随着俄

国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当局对政治犯看管得也更加严格，

更加冷酷无情。1850 年初，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流放到鄂木斯

克。整整4 年，他一直都是在监狱中度过的，只有干活时才外

出。劳动非常艰苦，特别是遇上潮湿泥泞的阴雨天或是严寒

刺骨的冬季，往往能把人累得精疲力竭。

到了19 世纪后期，革命运动在当局的镇压下，愈演愈

烈。为了防止革命“传染”到全国各地，沙皇政府对待政治犯

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些沙皇政府认为重要的政治

犯全被监禁起来，有的囚禁在彼得堡的政治犯监狱，即使被

流放到西伯利亚的人，也很少从事苦役劳动，以防止他们和

其他罪犯交流思想，为此他们无时不刻地处在警察、密探和

宪兵的监视下。

（三）离开流放地。根据流放法规定，不经地方当局的允

许，政治流放犯不得离开流放地。在流放地的生活是痛苦的，

但刑期总有结束的时候。19 世纪沙皇俄国政治流放犯离开

流放地的方式无非有三种：逃跑、大赦、刑满释放。

在19 世纪的沙皇俄国流放期很长，在等待刑期结束的

漫长过程中，有些流放犯不堪流放生活的重负，死在了流放

地，还有些人在无望中坚持着。对自由的渴望，对家人的想念

和想干一番事业的雄心，常使流放犯恨不得马上离开流放

地，在这种情况下逃跑遂成了其摆脱这种没有尽头的、使人

绝望的生活的一个危险途径。逃跑是件惊心动魄的事情，在

流放犯与当局之间一直存在着预防逃跑———逃跑———追捕

的斗争。在预防逃跑方面当局自有自己的一套方法：其一，把

监狱建在荒芜人烟的沼泽地带或者海岛上，通过大自然的屏

障加强对流放犯的束缚，由此流放犯在逃亡的时候不得不想

逃跑出去可能要面临死亡的威胁———迷路、被野兽吞噬等等

困难。其二，加强警卫，而且看守流放犯的宪兵要经常轮换，

以防止时间长了他们和流放犯接触熟悉之后，帮助他们逃

跑。其三，隔离，以防止流放犯结伴逃跑。最常用的办法有两

个，即安插奸细和无时不在的监视。在安插奸细上面沙皇当

局可以说费尽心机，不仅在其怀疑的团体中安插奸细，还在

监狱和流放地安插奸细。但是，无论沙皇政府怎样防范，逃跑

却从未停止过。当然，也存在着逃跑不成功的状况，在那种情

况下，逃跑者常常会受到更加严厉的惩处。

大赦，即减轻原有刑罚。如被判处死刑的改为流放，被判

处流放的刑期缩短。在19 世纪的沙皇俄国对政治犯的大赦

只有那么屈指可数的几次，而且每一次大赦规模都是有限

的。

刑满释放。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政治犯中，除了那些还

未毕业的大学生刑期较短以外，其他能熬到刑期结束后的人

并不多，漫长的刑期、艰苦的环境往往可以轻易地摧毁一个

人的精神和肉体。

三、西伯利亚政治流放的特点及影响

19 世纪西伯利亚政治流放同俄国革命运动密切相关。

政治流放犯的活动不仅成为俄国社会文化及思想史不可分

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大规模政治流放的过程中出现了

民族融合的现象，影响深远。纵观19 世纪西伯利亚政治流

放，可以发现它具有如下两个特点：

第一，人数多、范围广，流放渐成体系。关于19 世纪被流

放到西伯利亚的人数现在还没有统一的统计数字，而被流放

的政治犯的人数也只能靠估计。如王晓菊认为，整个19 世纪

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人数有72.63 万；[1](p58)鲍里斯·米罗诺夫

认为，1807-1898 年，有87.65 万人被发送到西伯利亚，其中

苦役犯近11.85 万人，流放犯是苦役犯的6.4 倍，达75.8 万

人。[4](p22)乔治·凯南认为，1823-1887 年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

人数是77.3 万人。[6](p128)此外，政治流放人数的增加是与19 世

纪俄国革命的三个阶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贵族知识分子

到无产阶级，包括了各行各业的人：宫廷高官、教士、编辑、作

家、学生和工人等，范围广泛。并且沙皇当局建立起来一整套

配合政治流放制度的监察、检查机构，从第三厅的设立到不

同时期颁布书刊检查条例，遍布全国的警察、宪兵、暗探等，

使政治流放走向系统化。

第二，政治流放具有随意性。政治流放多属于行政流放，

而行政流放是不经法庭审判的流放，也正是由于这一点，政

治流放带有了很大的随意性。[6](p233) 如一些人并没有参加预

谋、叛乱等活动，可能只因为阅读了当局认为“危险”的书籍

就被投进了监狱；或者因为是密谋者的朋友而被流放。除此

以外，质疑现行流放体制的公正性，对流放体制提出建议也

是很危险的。如采布里科娃就是因为给亚历山大三世的致敬

信中列举了一些遭到不公正待遇而被流放的例子，请求亚历

山大三世放弃专横而任性的做法，而被行政流放到东部省区

的偏远农村。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也正是政治流放的随意

性，给图谋不轨的人以可乘之机，打击报复、行贿受贿等行为

随之出现。而且政治流放的随意性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沙皇

政府对人的冷酷和漠视，专制统治下的社会缺乏公正性，法

律还没能树立起自己的威严，这也是19 世纪70 年代革命恐

怖活动增多的原因之一。

• 左派数据已经证明，沙皇人类解放领先列宁238年或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