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整理】《毛泽东年谱》(1965)的几则记载,挺有意思 -- 老老狐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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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liminqi说的差不多。。。已经有文章说明了原委。。

据《彭德怀传》记载:“在三线建委会传达《通知》后接着进行的座谈会上,彭德怀成了被批判的目标,座淡会变成了对彭德怀的批判会。陪同彭德怀外出掌握情况的人,有的就出来揭发: ‘彭德怀到处放毒’、‘收买人心’、‘小恩小惠’、‘伪装艰苦朴索’、‘攻击毛主席,玫击三面红旗”、‘翻案’……彭德怀说明、检讨,三次不能过关。继而,又追查彭德怀和彭真 的关系,要彭德怀交代‘反党小集团’和‘里通外国’问题。”“批判彭德怀的座谈会暂时收场,两南局书记处决定建委成立一个批判小组,写文章在内部通报彭德怀的种种‘问题’。”“ 西南局三线建委‘揭发’彭德怀的《情况简报》送到北京,中央文革小组小组成员关锋、戚本禹看过后,给顾问康生和组长陈伯达、副组长江青写信说:‘彭德怀直到现在还是修正主义的一 面黑旗’,为了‘揭穿他的丑恶而目’,‘彻底消除这个隐患’,希望中央‘在适当时机在群众中公布彭德怀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撤销他的三线副总指挥职务’。”(第 708-709页)

又据《彭德怀年谱》资料,“12月11日中央文革小组江青、康生、陈伯达私自决定,要把‘海瑞’彭德怀抓回北京。戚本禹即指示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总部负责人把彭德怀抓起来。负责人电 话指示红卫兵地质学院成都联络站:去三线建委寻找彭德怀,把彭德怀安全揪回北京,这是中央文革戚本禹的命令。”“12月16日,发出给毛泽东的信。此信以‘我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 体会和看法’为题,通篇谈了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对警卫员说:‘我现在能见到毛主席就好了。’”“12月20日,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红卫兵回京,把同彭德怀谈话情况向总部作了汇 报,认为彭是正确的,对他印象很好,对揪彭德怀提出了怀疑。”(第797页)

从上述所引的文献看,1965年年底彭德怀到三线工作之后,就直接地处于李井泉的领导之下了,而李井泉等人恰好是1959年庐山会议上的政敌。据吴冷西回忆,彭德怀的意见书印发之后,与 李井泉发生尖锐争论的田家英还很高兴,认为这个意见书对于他很有利,有可能逼迫一些浮夸风干部检讨错误。最开始几天也没有什么不良反响。直到7月22日,几个大协作区主任找毛教员谈 话,说毛教员要是再不出面讲话压制歪风邪气,左派队伍就要瓦解了,这才有了7月23日毛教员批评意见书的大会讲话。(吴冷西的回忆,载回忆文集《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第一版)据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毛泽东传》,向毛泽东表达反对彭德怀批评意见的协作区主任中间就有李井泉:“七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找几个人谈话。柯庆施、李井泉对纠‘左’不满。柯庆施说 ,现在很需要毛主席出来讲话,顶住这股风,不然队伍就散了。他认为,彭德怀的信是对着总路线,对着毛主席的。”(第983页)

很明显,彭德怀1965年再出来工作之后,就直接地落入了昔日政敌之手。《五一六通知》发布之后,李井泉等人就紧锣密鼓地发起批判彭德怀的活动,目的当然有自己的考量。文革初期镇压 群众的资反路线,在西南局和四川省范围内就是李井泉,当时造反派提出一个口号“打倒李井泉,解放大西南”。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李井泉积极地批判彭德怀,除了要转移运动大方向 去打死老虎之外,未必没有着眼“历史遗留问题”的考虑。但是,彭德怀并不是三线建设委员会或者西南局能够随意处分的干部,因此,设立专门的“批判小组”搜集材料往上送,争取中央 的表态支持就成为绝对必须的事务了。据阎长贵和王大宾的回忆文章披露,文革小组中间是江青等人首先表态,要批判彭德怀。不得不说,江青及其他文革小组成员如戚本禹和关锋等人,是 准确地“中招”了,他们看到的文献是李井泉等人安排搜集和上送的,他们几个人的反应和表态,也高度符合李井泉等人的需要。

政治上如何准确地识别敌我友,乃是首要问题。据老田2005年9月访问王大宾了解到,当年彭德怀向青年学生指出:他1959年写信给毛主席就是批评刘少奇、邓小平等人支持的浮夸风省委书记 的,1962年也是反对刘少奇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他很高兴,也是坚决支持毛主席发动群众批判党内走资派的。彭德怀的这些观点,不得不说,都是与毛教员完全一致的政见。所以,地 院造反派大学生听了之后,准确地认识到彭德怀是我们的战友而不是敌人,因此,不愿意对彭老总采取各种敌对措施。把彭老总带到北京火车站之后,卫戍区李钟奇来接人,说要求把三反分 子彭德怀移交给他们。地院学生认为卫戍区的态度是错误的,因此,拒不交人,因此,火车只好转移到支线铁路上停靠,僵持了好几个小时之后,彭老总被学生们一起带回地院,还跟学生们 一起吃了食堂加班做的夜餐。此后,卫戍区拿周总理的手令要求交人,这才把彭老总交出去。从王大宾的回忆看,事实很清楚,彭德怀是支持文化大革命的,而且还是从1959年开始就明确提 出反对刘邓等人的,当年与彭老总有不同政见的李井泉等人,恰好在文革初期是镇压群众的资反路线积极执行者,这所有的事实都让青年大学生认识到彭德怀是正确的,拒绝交给卫戍区体现 了学生们对彭老总的保护态度。

江青或者其他文革小组成员,在识别敌友并合理地建设政治同盟方面,有着重大不足。这些人把拥护文革路线的彭德怀,选为批判对象,不过是他们混淆敌友的一个例证而已,与彭德怀有直 接接触的造反派大学生,很了解这一点,但是,江青和文革小组的成员却完全不了解,他们做出判断或者决策的依据,完全来自于彭德怀的政敌。今天回顾,1967年毛教员在打倒陶铸的问题 上,严厉批评过江青和陈伯达,这可能意味着毛教员认为陶铸是应该争取的对象,但是,江青等人却把他推到对立面去了。要知道,当时与陶铸差不多的高级别干部,倒台的不少,毛教员都 没有批评过,这一次的批评可能有着不同寻常的针对性:陶铸与其他人不同,是可以争取的对象,江青等人却没有争取到。依据湖北省的文革情况,陶铸曾不止一次公开表态支持过造反派的 行动,几次敲打省委负责人的错误路线,要他们到群众中间承认错误并做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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