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我的喀什， 我的南疆 -- 故乡在喀什

我以前工作的公司养了一只大丹犬。身高体壮，能吃能叫，是个看库房的好帮手。为了遛它，我专门在比什凯克给它买了一套牛皮制的挽具。就这样，它依然能拉着一个人跑。它还有个兄弟，我们叫它二丹。二丹天天跟着人跑，伙食也差，所以体格就小了一圈。大丹每次看见二丹和别的狗就要狂叫，往门外跑。我们刚开始就把门闩好，生怕它跑出去。因为大家作息基本相同，大丹的狂叫就成了大家午休时的扰梦。直到后来有一天，我突然发现大丹不朝外叫了，问过别的同事才知道怎么回事。原来，略懂狗的努尔有一天中午把门打开了，让大丹跑了出去。然后大丹与二丹咬了一架，没有赢。从那以后，中午只要把门打开，大丹就特别安静，除非有动静，再也不叫了。再后来，发展到你要拼命拉它，大丹才会不情愿地出去。努尔解释大丹非常有意思：狗和人一样，都以为外面好，自己有本事。出去以后，吃了亏就知道家才是好东西。努尔是我们公司第一批去吉尔吉斯的业务员，赔了全家的积蓄，输了爱情，到后来只落得个全身而归，全家人还专门来公司表示感谢。

每个家都是不一样的。不管什么理由，从家中走出去，都是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对从家庭走出去，不管不顾，一般可以称之为出走。娜拉出走后的命运如何？易卜生只给出了理由，没有给出答案。鲁迅认为：要不回来，要不沦落。现实生活中，我们看见到的也大多是鲁迅预言的那样。

2015年，值得关注的出走有两件。第一件是李氏从香港出走。1998年，我和一位香港前督察聊天，说起从香港离开的人。他说，去年（1997）6月30号晚上，查尔斯王子上船前，他就在离送行的人很近的地方。李就在送行的人里，流泪不止。不过，在这位第二天就辞职了的督察看来，走的就是把钱赚饱了的。没走的，就是还没把钱赚饱了的。这与政治没有太大的关系。我那时没有理解。李氏出走香港的2015年，我理解了。

港人奉李氏为超人。李氏的财富增长从1997到2015也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比贩毒还快。但他走的时期也非常有意思，2015是香港50年保治期的三分之一。唐梁的选择基本上代表了未来香港政治的走向。梁们如果不出太大的问题，再过两个17年，大陆是可以按大陆的模式管理香港了。过去的17年怎样，尽管不是浮云，但大陆一定也是心知肚明的。如何陆人治港，无从知晓，但不会任由超人们妄为则是一定的。因此李氏的出走倒也合乎情理。

李氏出走前的财富如果画成一幅画，透着阳光看，基本的色调脱离不了人民币和港币的影子。李氏在海外扩张也是有值得深思的几个瞬间的：在温哥华东部开发的几个楼盘数十处官司缠身，在美国推广港口管理工具被拒，在加拿大入股加航受挫。究其原因，无非是经营手法和身份。

商场就是丛林。我在前面的一个帖子里用到一个例子：英国人为了打击印度纺织业，砍了几十万穆斯林织工的姆指。有网友质疑此例，我可以分享此例背后的故事。我在英国读硕士时，与一台湾的博士生共一导师。台湾人对西方的理念是虔诚的。因此，我们在许多争论中，理论我不占优。但我在南疆的经历使我对政治的理解与他不同，我在现实上的例证使他痛苦。有一次，我们的导师:一位生于澳大利亚的女教授，给他讲了英国人砍手指的事情，用此例给他说明了理论与现实的差别。今天的李氏把大部出走的资金投到了在欧洲风险极小的公共事业上，就是在规避让人砍了手指的风险。但香港人是否看见超人们早已把港人的手指砍去大半？

李氏出走后，港人会怎样？但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不流血绝对是正确的。

第二件出走就是新疆维吾尔族往土耳其的出走。埃尔多安能否从此事赢得选战难以预料。但如果新疆的维吾尔族可以向土耳其移民，这对新疆，尤其是南疆未必是坏事。南疆和北疆农业差距巨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北疆汉族农业人口较大。有一年发大水，一群来自湖南的兵团女战士就跳到界河里保护堤岸，硬是改变了洪水的方向，保住了共和国4平方公里的土地。而北疆农业（包括牧业）人口的变化就是和著名的半个事纪前的伊塔事件密不可分。曾经有陕西农民望着喀什棉田里待收的棉花感慨：这要是在老家，一晚上可就丢光了。维吾尔族棉农呢？过节，或者婚丧嫁娶等等都可以成为不下地的理由。

我后来在巴基斯坦碰到过一些伊塔事件中出走的新疆维吾尔人。他们跑到苏联后，政治和教育的甄别决定了去向。懂俄语，有技术的较容易有出路。没有受过教育的，连种地都没有机会。有的甚至被安置在了阿富汗。因为只有那里，才能找到不需要教育，靠天吃饭的出路：牧羊。

其实人口迁移自由被拿来做文章的，绝不是今天才有的问题。卡特当年就和邓小平提及此事。邓小平说,可以啊，你需要多少，我给你多少，我给你2000万、2亿……卡特默然。

有多少维吾尔族想走？怕是大多数会象大丹一样的选择。

想走就走吧，分别时就说：走好。然后，大家可以心里都会想：未必再见。但起码血不会流，或者少流。挺好。

留下的，应该会安静很多，因为门开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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