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人文主义谈话录 -- 万年看客

今天我想谈论一个挺无聊的题目。如果你们中途想睡觉，只要将头靠在旁边听众的肩膀上闭上眼就行了，我一点都不介意。我今天想要谈论一下责任与想象力，以及这两者如何与自由联系起来——自由正是本届大会的题目。

不过首先我想谈一谈杜鹃鸟的习性。杜鹃会将自己的蛋产在其他鸟类的鸟巢里。杜鹃雏鸟破壳之后就会毫无良心负担地将寄养家庭的兄弟姐妹全都拱到鸟巢外面去。杜鹃实在不是值得学习的典范。这个故事也丝毫不包含道德因素。杜鹃鸟会这么做，因为这就是它们的天性。喂养杜鹃雏鸟的其他鸟类也并非满心仁爱，它的行为同样出自天性。不过无论自然界有没有为人类提供道德训诫的责任，几千年来人类都一直在自然界里寻求着道德训诫。我们能从一切事物当中总结出一番道理，这也是我们的天性。圣经箴言6:6说得好：“懒惰人哪，你去察看蚂蚁的动作，就可得智慧。”我经常用这句话督促青春期的儿子早上赶紧起床（笑声）。我认为我们应当忠于自己的天性，至少是我们所能理解的、与公众利益相一致的天性。我的天性更适合应对角色与故事，而不是规矩与原则，因此我很乐意让杜鹃鸟在我的演讲当中扮演一个角色，待一会儿我们还要提到它。

但是我想先谈谈责任。作为人类，作为社会公民，作为人类种族的成员，我们每一个人都肩负有各不相同的责任。我们今天在坐的人文主义者在彼此之间，或者在我们与世界主要宗教之间，对于这些责任的覆盖范围并没有多大争议。我们应当照料那些无力照料自己的人，应当尽可能地诚实正直，应当顾及社会的整体福祉并且对其加以促进而不是破坏。大约在90%的问题上我们肯定相互认同。有些人主张没有宗教信仰就没有道德，因为一切道德都源自信仰。这是胡说八道。显然我们可以从杜鹃鸟的身上学习道德，可以从各种各样的故事当中学习道德，也可以从我们敬爱与仰慕的人们身上学习道德。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因此身为人类的一般责任是很好理解的，而且我们对于大部分责任内容的看法也是一致的。但是我是一名作家——这也是我今天受邀讲话的原因——写书是唯一一个我能发表权威意见的领域。身为作家是唯一一个人们给我打电话托我办事的理由。我很擅长撰写能够赚钱的文字，而且很幸运地生活在一个绝大多数作家的人身安全都有保障的国家里。我不用担心进监狱。世界其他地区的很多其他作家并没有这么幸运。所以我要谈一下高于普遍公民责任的特殊责任，也就是身为作家的责任。当然，我并不认为作家是一类特殊的人，或者作家不用承担一般公民的责任。我这里说的特殊责任并非源自特殊的身份，而是源自特定的行为。我要将作家最重要的责任——至少在我看来是最重要的责任——留到最后说，其他责任的表述则没有特定的顺序。

首先，我认为作家对于同行负有责任。我们应当为那些遭到不公正对待或者遭到囚禁的作家们仗义执言，应当针对一切形式的不公义与压迫采取联合行动。如今最常见的不公义行为就是商业化。亚马逊已经将书籍的价格压制到了可笑的地步，读者们则相信书籍的天然成本低于一杯咖啡。于是作家与出版商就遭到了抢劫——我想不到更合适的词汇。我认为我们作家应当在这个问题上积极发声并且加入针对这个问题的组织（掌声），例如作家协会与美国作家笔会等等。这些组织还很关注知识产权问题，拥有知识产权并且赖以为生是很重要的理念。在有些国家，这一理念也是智识自由的先导，因此需要得到维护。数字世界与新媒体的兴起对于知识产权的冲击同样需要得到重视。我们作家尤其应该重视这一点，并且相互照看。

但是远远更加重要的是，还有些作家生活在彻底反对言论自由的政权统治之下。这些作家不仅要拿银行账户来冒险，还要承担失去自由乃至生命的风险。今天早上的大会内容我没赶上，不过我听别人提到了许多同行的英勇事迹。为了捍卫言论与表达自由，这些人承担了极大的个人风险。我们这些并未置身于此等境地的作家们只能向这些不得不在此等境地当中工作的同行致敬，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并且追随他们的榜样。

接下来作家对于我们的手艺或者“沉寂的艺术”——这是狄兰.托马斯的说法——在社会当中的地位负有责任。不仅是文学，还有一般概念上的艺术，例如戏剧，音乐，以及视觉艺术，所有这一切对于产生它们的社会具有怎样的价值呢？在财务层面之外它们还有价值吗？我曾经听到有政客这样说过：“艺术的重要性在于维持收支平衡，而且每年能够带来几十亿英镑的进账。”说的不错。但是我们应当意识到，政客还可以多说一些其他内容。他们应当主张，艺术还具有财务层面之外的其他价值。既然今天下午我们要谈论文学，那么我要说，一切文学——故事、诗歌、戏剧、旅游指南、历史书、地理书、传记、科普作品、哲学作品乃至于宗教典籍——都具有任何其他人类行为无法创造的价值。文学用语言明确表达了身为人类的意义，有时此类表达不仅优美异常，而且还令人刻骨铭心。仅仅这一点就具有社会、道德以及政治层面的多重价值。我们应当明确指出这一点。政客们不会这么说，除非我们为他们提供可以用在辩论当中的言语。

与之相关的另一项责任是教育。我当了十二三年的教师，今年7月刚刚逃出来。我对教育一直很有兴趣，只要发现了愿意听我说话的人，我就要谈论教育问题。我们作家应当明确指出——有些人的确这么做了——从事艺术，而不仅仅是学习艺术，亲手写小说，亲手绘画，亲手演奏乐器，这些行为在儿童的生活当中具有重大的作用。艺术能够扩充并且澄清儿童的生活体验，为他们打开充满可能性、欢乐、理解与情感的的新世界大门。我们这些讲故事的人应当大胆发言，尤其是在教育机构的当权者面前发言。我们应当发言反对艺术教育预算的削减，应当努力维护儿童剧场、音乐课以及乐器出借制度，应当努力保障儿童学习文学与诗歌的时间。所有这些美好事物都遭到了威胁，因为管钱的人们认为这些事物无法带来即刻的经济收益。因此我们必须时刻提醒他们，教育是长期事业，而不是短期行为。

在我担任老师的时候，有时也会幸运地见证教育的长期成果。有时候，在好多年以后，那个吵闹不休顽皮捣蛋的男孩或者那个神色阴郁一言不发的女孩将会想起十三岁那年某个无聊的周四下午，那时候他们听到了一个故事，而故事当中的某一个片段历经这么多年之后又浮现在了他们心头。他们会突然觉得这个故事打动了自己的心灵。这么多年来，一颗种子一直无声无息地深埋在他们心里积蓄着力量，等待着破土而出的恰当时机。时机一到，种子就生根发芽，绽放出了绚丽的花朵。他们将会想起诗歌、戏剧或者故事当中的语句，并且终于找到了理解生活的工具：他们的恋爱，他们的工作，以及他们在这个并非由人类创造的世界里所要应对的人生困境。突然间他们拥有了一套模板，可以用来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与感受。这就是艺术教育的意义。艺术教育的收益只能在长期过程中显现。我们知道这一点，我们也应该让其他人都知道这一点。

作家对于读者有责任吗？出版商会说肯定有责任。“当然了！你应当撰写读者想看的内容，应当搞清楚市场的需求并且提供相应的作品。去年的某本畅销书你看过了是吧？我要你写一本一样的书出来。反正你不写也有别人写。”无数本书籍就这样被投向了市场。出版商抱有虚幻的希望，觉得这些书籍能够取得去年的畅销书那样的商业成功。问题在于图书市场并不知道自己的需求是什么，直到它看到了你的作品之后才能决定要不要。如果我们只能购买与去年的畅销书差不多的书，只能购买类似于其他书籍的书，那么买书与看书就都没什么意思了。我觉得，我写什么东西与其他作者无关，也与读者无关（掌声）。读者的本分就是购买或者借阅我写的书，如果他们觉得我写的还不错，就再去购买或者借阅下一本我写的书。我拒绝听取读者的建议，不想知道他们认为我接下来应该写什么，他们如何看待我的工作进度，他们希望接下来的故事里应当发生什么。写作不是民主，而是专制（笑声）。作家对于故事里的每一个角色，每一起事件乃至于每一个标点符号都应当具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

但是等到书籍出版之后，关于这本书的政治场域也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写作是独裁，阅读却是民主。读者一旦掀开书页，就像步入投票亭的选民一样进入了完全私密的空间。假如投票的时候有持枪士兵在一边监视，那么这就算不上民主，因为民主意味着谁也不知道你的投票选择。阅读也是一样。书籍与读者之间的私密空间极其珍贵且个人化。读者与书籍之间的对话与作者毫不相干，除非读者自愿告诉他。我坚决反对某些作家——确实有这种人——的主张，他们认为自己的作品既能得到正确的解读，也会遭受错误的解读。“不！你完全错了！我根本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如此这般……”但是我认为，我怎么写作读者管不着，读者怎么阅读我也管不着。他们的阅读能力兴许会超越我的写作能力，他们可能会发现我在写作的时候自己都没有注意到的内容，他们可能读到一半就把我的书放下来去读其他书籍。我不能跟他们争辩。仅仅允许读者在作者本人对自己作品的理解范围内做出反应是针对读者自由的侵犯。阅读是民主的，阅读也应当是自由的。

但是仅仅因为作家是独裁暴君，并不意味着作家享有完全的自由，仅仅意味着作家要掌管写作当中的一切事务。这也是下一项我要谈到的责任。作家必须严肃地对待自己的作品。假如我们打算创作一部需要历时数年才能完成的作品，需要我们付出每一分想象、记忆、智识与毅力，那么我们就不应当抱有随随便便的态度。事实上我觉得我们就是想随便也没法随便。长篇小说、人物传记或者历史书这样的大型项目必须得到严肃对待。当我们采取了严肃的态度之后，我们的道德本性就会与这部作品纠缠在一起，无论我们是否有意如此。

这一点又引发了另一个问题：作家是否应当采取以立场为纲的态度呢？他或她是否应当致力推进某一项社会、政治或者宗教议题，并且让自己的作品沾染上此项议题的色调呢？我们在创作小说、戏剧与诗歌的时候是否应当利用自己的作品明确表达或者体现我们对于特定政治立场的看法呢？比方说一位人文主义作家在写小说的时候是否应当有意识地表述人文主义的思想与价值观呢？又或者我们应当为了艺术而艺术呢？

“为了艺术而艺术”的口号在十九世纪末期曾经盛极一时，最著名的倡导者自然是奥斯卡.王尔德。在《道连.格雷的画像》的序言当中他这样写道：“并没有道德或者不道德的书籍，只有写得好或者写得不好的书籍。”但是假如我们读一下这本书，就会发现好几处与这段话相矛盾的地方。这本书告诉我们，邪恶的行为导致败坏与毁灭，一切行为都具有道德意义与道德后果。事实上，我认为王尔德恰恰采取了我刚才所说的立场。面对着漫长的任务，他不能等闲视之，必须严肃对待。对于他来说，严肃对待就意味着袒露自身本性的每一分每一毫，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他内心深处最为珍视的道德与伦理准则，尽管表面上他总会装出一副否认这些准则的态度。

但是回到以立场为纲的问题，作家是否应当有意识地在自己写的书里促进党派政治立场而不仅仅是政治立场呢？是否应当促进宗教教义而不仅仅是宗教观点呢？我们是否应当先铺平路线，再将故事填充进去呢？就我来说，我没这个本事。我在创作故事的时候，有很多事情我都没必要知道，或者说有必要不知道。我需要感到自己来到了迷雾遮蔽的无常海岸，夜色将近，天光渐暗。如果我事先就知道我对我将要描述的角色与事件抱有怎样的感觉，那么我根本就不会开启这段旅程。因为写作的一大部分快感与满足感源于随着写作进程不断探索，并且根据我的沿途发现做出相应调整。年轻的时候我的确写过一些体现我本人信念与观点的故事，但是这些故事只会软塌塌地趴在纸面上一动不动，就像扎破了的轮胎一样。因此无论我觉得是否应该这么做，反正我做不到，后来我也就不再白费劲了。撰写这样的作品格外劳心费力，就像奴隶做苦工一样，用约翰.罗斯金的话来说，“得不到任何喜悦的报偿与工价”，而我们必须拥有喜悦。

写作的喜悦部分源于我们所使用的语言媒介。所以我想谈一下我们对于语言的责任。语言是一头无尽丰富的活物。一旦我们意识到语言的机理以及我们与语言的关系，我们就再也不能假装无知了。语言并不是某种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我们对于语言也绝非毫无影响。如果说人类具有影响气候的能力，那么我们也肯定能影响语言。将应用语言当成职业的人们尤其有责任照看语言，就好比手工艺人有责任保养工具一样：打磨锋刃，润滑齿轮，清洁滤网，等等。讲故事的人应当经常性地查阅优质字典，确保扎实掌握自己所使用的词语的意义。每一位作家都应当购置好几本字典，既要有老字典，也要有新字典，唯此才能了解词汇的源流与时兴用法。这些事情很值得了解。当我们对于某一处语法不太有把握，于是查询字典并且确定了用法的时候，我们就履行了自己的责任，并且会感到由衷的愉悦。人们经常质疑正确语法与错误语法会带来怎样的不同：假如他们不介意错误的语法，那么也就不会欣赏正确的语法。在我看来很值得付出这样的努力。此外认真的写作态度也更有趣。

下一项责任也与语言有关，也就是我们对于写作技艺本身的责任。我们应当为了优质的作品而感到骄傲。假如我们要写一部悬疑小说，我们就不应当让主人公掌握读者不知道的信息。假如我们要创作古装片的剧本，那么就应当确保用语习惯与服装一样正宗。看看其他的作家吧。不要认为我们与安东尼.特罗洛普毫无相似之处，仅仅因为他是一名已故白人男性。既然他的书依旧有人读，那就肯定有道理。我们应当读一读他的书，找寻这些作品长盛不衰的秘密。就像我们一样，他也是个讲故事的人。

事实上这正是我个人最重视的一项责任：作家应当阅读。我曾经遇到过一位年轻的诗人，他对于所谓的“老派诗歌”毫无兴趣，因为这些诗歌里充满了谁也不明白的生僻词汇。他只喜欢现当代诗歌，尤其是所有人都一看就懂的滑稽诗歌。我问他会不会背诵诗歌，他看我的眼神就好像我有病一样。在我看来这个年轻人非常不幸，因为他未能在养成偏见之前接触到古典诗歌。我是一个很幸运的人，我小时候家里就堆满了诗集。我出于好奇而囫囵吞枣地阅读了很多诗歌。但是我依然能感到诗歌的魔力。如今我遇到伟大的诗歌时，依然会忠实于当年的感受与现在的阅历。有时我会阅读诗歌，有时我会默诵诗歌。诗歌就像魔咒一样具有魅惑人心的力量。当然，部分原因在于诗词语句的音律美感，所以大声朗读从来都是欣赏诗歌的最佳方式。我很乐意使用“魔法”与“魅惑”之类的词语，即便我面对着一群不相信魔法的人文主义者。因为我发现这些词汇是形容此类体验的最佳方式。几分钟之前我引用过狄兰.托马斯的言论，这里我要将全诗引述一下。

我的手艺或沉寂的艺术

在沉寂的黑夜研习

此时只有月光遍地横行

恋人们卧睡在床

他们的臂膀挽着悲伤

我在轻吟的灯光下写作

不为雄心抱负，不为糊口食粮

也不为在象牙舞台上

趾高气扬地踱步

只为了最普通的一点回报

也就是他们那最隐秘的心灵

我也不是为了骄傲之人

才在横行的月光中

落笔在浪花翻腾的纸页上

不为那高耸的死者

与他们的夜莺以及赞美诗

而是为了爱人们，他们的臂膀

挽着时代的悲伤

他们不会给予我赞美或者薪酬

也不会在意我的手艺或艺术。

今年是狄兰.托马斯诞辰一百周年。就像许多其他作家一样，他在1953年死后也遭遇了声名衰落。有些批评家认为他过于自我放任，在智识层面不够严谨。但是在我的少年时代他对我造成了极大的影响。正是通过他的作品，我才学会了诗歌是什么，以及诗歌如何打动人心。我用来模仿狄兰.托马斯的稿纸足以铺满一亩地，谢天谢地，这些稿纸现在全都找不着了。我生在威尔士，因此从小阅读狄兰.托马斯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上面引述的这首描写写作技艺本身的诗歌尤其为我打开了通向写作的门户。

但是我还读过很多其他伟大的诗歌。例如雪莱的作品，”哦，狂野的西风，秋之生命的气息/你无形，但枯死的落叶被你横扫/犹如精魂飞遁远离法师长吟……”。还有济慈描述夜莺歌声的诗句，“这歌声还常把神异的古堡迷住/迷住被幽禁在里面的年轻公主/她伫立窗旁，凝视着大海的惊涛骇浪/孤寂的仙境使她闷得心慌……”当然还少不了威廉.布莱克，“老虎，老虎，火一样辉煌/刺穿了暗夜的无边林莽……”我读过了上千首古人与今人的诗歌，也培养了浪漫主义的作风。我是一名浪漫主义极端分子。既然已经追随了浪漫主义，做温和派就没有意义了，尤其对于一名十六岁的少年而言。于是我就像坠入爱河一样投入了诗歌的世界。我的爱人无法令我感到餍足，诗歌令我神魂颠倒，如痴如醉，如同中了魔咒一般。而且我也很幸运，我凭借自己的理解接触到了诗人的思想，期间并没有第三者从中干预。我并没有在课堂上遭遇这些诗人，用不着分析这些诗歌的写作技巧与中心思想。我与诗人的遭遇是私密的，是隐秘的，因此也是民主的。

一两年后我在课堂上遭遇了弥尔顿的《失乐园》。不过这一次我依然很幸运，因为我遇到了一位明智的老师，他让我们在解释诗句之前首先大声朗读。《失乐园》的音韵美感是我对这首诗的第一感受。这里我还想强调一下好运对于阅读的重要性，偶然遇到的好书往往是最动人的好书。我的幸运之处在于我们家里遍地都是诗集，我只要随便拿起一本就能自行钻研，家里的其他人则对我的做法无动于衷。老师与家长都应当将好书随便放在地上，而不是硬塞进孩子手里，并且要求他们写读后感。要在孩子的成长背景里布满美好的事物——音乐，绘画，科普书籍——然后就要默默无言地抽身而退。我们或许可以在家里这么做，但是如今在学校里却没人这么做了。孩子们在学校里与艺术的每一次遭遇都是提前计划好的，并且要产生可以量化的结果，还要符合一套预先规定的架构。这样做简直就是悲剧。因此并不奇怪的是，那位年轻诗人从来没能像我当年那样遭遇诗歌并且亲身体验诗歌的魔力，或者用T.S.艾略特的话来说，感受诗歌“在得到理解之前的交流”。

不过我很幸运。通过上述做法，我不出家门就培养了自己的想象力。我发现我很适应质疑与不确定的心态。这正是当我写作时的心态。我知道如何在明暗交替的暮光中观察世界；鬼魂、巫术、魔法与幻想之类的事物令我感到如鱼得水。我理解这一切，在这个世界里我能不受拘束地工作，而且我的本性的一部分也得到了此类工作的满足。我还学会了如何分辨故事创意。故事创意并不会以主题或者路线的方式进入我的脑海，而是会以图画的形式出现：一个小姑娘走进了她不应该进入的房间，然后她听见有人前来，不得不赶紧躲藏；一个小男孩，精疲力尽，如同惊弓之鸟，四处躲避着当局的追捕，然后一不留神翻过一扇窗户就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一名医生在验尸的时候发现尸体的心脏不翼而飞，胸腔里塞满了齿轮与发条。某些意料之外且充满可能性的事物突然落进了我的头脑，这些事物如此引人入胜，我不得不将手头的一切活动全都放下，专心致志地研究它们。我就是筑巢的飞鸟，这些突如其来的创意就是杜鹃鸟下的蛋。杜鹃鸟并非特意找上了我，因为我并不是世上唯一一个作家。我原本正在尽心尽力地养育我自己的雏鸟，但是现在却将全副精力倾注到了杜鹃雏鸟的身上。我之所以这么做不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应该这么做，而是因为我实在忍不住这么做。眼看着这颗闪闪发光的新鸟蛋，这个全新的故事创意，我一心只想着将它孵化，将它养大，看看它会长成什么样子。如果这样做意味着将我的其他雏鸟排挤到一边，那也无所谓，反正我总还可以再生几个蛋出来（笑声）。

之前我说过，我要将作家最重要的责任留到最后来说。对我来说，我最重要的责任就是为我的故事服务，为我的想象力服务，而不是指望我的故事或者想象力为我服务，为我的原则服务，为我的观点服务。在这里责任自由且公平地采取了服务的形式。当我说“我是故事的仆人”的时候，我非常骄傲，因为我遵守了我与故事之间的契约。作为一名仆人，我必须尽到仆人的本分。比方说每天我要按时动笔。我要预测或者猜测故事的走向。我要进行研究从而使得故事的前进更加顺畅。我要泡图书馆，要与人交谈，要找寻各种事实。我在工作时间要保持头脑清醒，不能喝酒。我要维护身体健康。我要避免过多地参与社会活动，因为任何人都做不到以一身侍奉二主。我要维护故事与我之间的秘密，在时机到来之前泄露这些秘密无异于背信弃义。我还要准备好应付来自雇主的任性与古怪脾气。所有经典的主仆故事，从《唐吉可德》到《万能管家》，主人永远都是想一出是一出的空想家，仆人则是锚定常识的主心骨。我不想更改如此经典的模式。我希望我的故事里有一定的疯狂因素，但是不要太多。“不，主人！那是风车，不是巨人！”“风车？无稽之谈！它们明明是巨人！不过不要担心，看我来对付它们！”“您看着办吧，主人。”无论看上去多么疯狂，充满想象的故事总是最好的故事。最后，作为一名忠实的仆人，我要知道什么时候让故事脱离我的掌握，但是我也必须小心注意将故事托付给谁。作为故事的仆人，我们最终的责任就是要知道在什么时候自己将再也无法为故事增色，并且承认其他人的眼光能看得更清楚。假如一味妄自尊大，以至于拒绝让自己的故事接受编辑——我们都能想到若干个作家的名字来充当反面典型——那么你就是个坏仆人。

本次大会的主题是自由，包括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以及表达自由。在演讲的最后我要再谈一下探索自身本性的重要性。当我们发现自己会因为什么事物而着迷之后，极大的心智自由就会在我们面前敞开大门。当年轻的男孩女孩们第一次听到了将会终生喜爱的音乐的时候，无论是巴赫、贝多芬、查克.贝利还是迈尔斯.戴维斯，他们都会感到自由的扩展，感到可能性的地平线陡然拓宽。一个孩子或许会在无意间看到了一幅我们都已经习以为常的绘画并且立刻感到心醉神迷，例如梵高的《星月夜》。这个孩子或许还会越发兴奋地探索生物学、数学、建筑学或者工程学的世界，或者像我一样热恋上诗歌。这一切都宛如发现新世界一般，而你却不知道自己从来都是新世界里的原住民。

威廉.布莱克不仅是诗人，也是一位画家——他的作品也是我进入文学世界的门户之一——他谈到了我们每个人都要挣脱的“心智镣铐”，也就是心智活动的习惯。这些习惯将我们困在了狭窄、陈腐、毫无生气的理解与感受方式里。真实的世界永远比心智的囚笼更加广大。我们当中的有些人或许还记得这样的时刻，通常是在青春期。在那一刻，通向新世界的大门打开了，而我们也意识到了自己从前并没有意识到这个世界才是自己的归属。我们这些作家、画家、音乐家以及科学家，还有需要依赖心智自由——包括想象力自由——的一切领域的从业者们都不应当忘记孩子们，以及将好东西散落一地却并不强迫他们做出反应的重要性。因为所有这些好东西都可能成为杜鹃鸟，每一个孩子都会成为鸟巢。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