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诗文独立古今间”的狂士金堡 -- 古城老农

江南士绅古往今来的尿性表明了，认谁当老大，根本没有任何心理障碍，然而他们碰上了不能接受的要求：这个就是掐断东南地主的经济独立性，阻断他们继续通过贸易获得超额利润，逼迫他们从经济上、政治上、精神上彻底服从满清异族。

实际上，从政治上服从没有问题，江南士绅们早就习惯了朝三暮四事情，但是从经济上彻底服从，则是东南地主绝对不能接受的。

也正因为这件事，钱谦益和钱谦益们才会毫无心理障碍地穿上了长袍马褂当上了异族奴才，也才会在心安理得地做稳了满清奴才后，忽然某一日良心发现，竟然想起了民族大义啦，甚至想起了跟反清力量暗中联系，还竟然会对江南抗清力量开始送钱送情报送效忠信啦。

而正是有了这个内应，所以郑成功的几次反攻才会成果巨大，背后就是无数手握钱、粮、佃户、干部体系、通过租佃关系和宗族关系控制基层的潜在支持者跟他暗通，以及这些力量策动的原明朝将领再次反水配合郑军。

至于后来清朝通过迁海令断绝郑氏跟大陆的关系，则是从根子上割断了它再次反攻的可能。

这个政策的厉害之处在于，其直接彻底掐断了海贸这个经济纽带，从而掐断了江南商业资本增殖的脐带，将其彻底扼杀，于是依附于这个经济形态上的一切也便烟消云散——江南海贸资本从此让位于依附于满清当局的盐商资本（官僚资本的异化表现）。江南绅商的主体，也便从从事贸易的独立于中央政权的商业资本，转换为依附于满清殖民政权的变了形的畸形的官僚资本。

直到英国人的大炮再次打开海贸这个大门，江南资本才再次向着商业资本发展，只是这次，他们丧失了发展为世界性的殖民资本的条件，娘胎里带来的依附性和软弱性，使得他们的依附对象从满清政权的暴力国家机器，变成了暴力更加强大的、控制了全球经济金融体系的西方资本。

回过头来说一句，所谓江南抗清，说残忍一点，其本质上，则是江南士绅为了维护自己千年以来（自东晋以来）便具有的偏离中央玩独立“人格”、搞独立“经济体系”的固有权力而进行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挣扎。

而实际上，按照他们的判断，这样的挣扎本不必有。他们以为，只要划江而治，将北方让给蛮族，他们便可以跟蛮族井水不犯河水了，便可以关起门来接着玩。

所以李自成败出北京，而蛮族力量不过数万本族军队外加四万关宁军，接收广大江北地区处于绝佳时机的时候，他们连派出使者给临近的山东地方官下命令的表面文章也不做（参见顾诚《南明史》）。

直到坐视时机彻底丧失，满清在江北实际控制既成事实之后，前线督师的史可法终于开始做事了，他讨好地向多铎写信表示感谢，谢谢他们绞杀了李自成。

按照现代的政治游戏规则，在外人强占了你的半壁江山之后，你还能写信表示感谢和友好，其潜台词就是承认既成事实，接纳对方获得的既得利益。我们总结一下这封信所表达的南明当局（江南士绅政治代表）的政治观点和国策，那就是所谓：“贵我友好，共同防共”，就差讲什么“中日合作，经济提携”啦！——大家原谅我，说错了，是“贵我友好，共同灭P民”和“清、明合作，经济提携”了，你看看，这跟汪三公子他爹兆铭公、当年的常凯申老公公所谓“抗战到底，就是‘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参见常老公公本人公开讲话）的主张有啥区别？

也正是因为有这个底线在，他们在蛮族攻破长江防线后，抵抗并不积极，钱谦益们乃是江南士绅的主流，换个老大继续当土皇帝而已，剃发易服算啥大不了的鸟事情？所以南明士大夫阶层才能忽然一朝变身，成了蛮族的奴才，然后再次闪亮登场。相对于散兵游勇的夏完淳夏允彝他们，变身奴才的士绅才是主流。

而真正的激烈抵抗，根本不是啥意识形态引发的，而是满清要革他们独立经济模式的命，不让他们再过旧日的逍遥日子：逃避一切责任，同时要求最高当局为他们提供一切公共秩序的服务。至于认不清形势的金圣叹们竟然还敢策划以“哭庙”这种明朝玩熟了的手段对蛮族政权施加压力，企图重新夺回他们在明朝享有的政治特权，实在是蠢到了家，被蛮族砍掉脑袋实在是得其所矣。

如果满清承认这个特殊诉求，江南是不会有这样大规模抵抗的——可惜历史没有假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