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Solomon：落在远方的果实 -- 万年看客

戈尔.维达尔写到：“来自一位父母的憎恨能够创造伊凡雷帝或者海明威，但是来自两位父母的保护关爱却肯定会毁灭一位艺术家。”早期创伤与亲情缺失成为了某些子女的创造力的引擎。有研究人员审阅了一份艺术家清单，发现其中超过一半的人在二十六岁之前失去了父母当中的一人——这个比率是一般人的三倍。糟糕的童年可能会扼杀子女的才能，也可能使其焕发生机，关键在于父母的行为与特定子女的需求是否匹配。罗伯特.瑟洛塔说得好：“摧毁天才很容易，凭空养育天才则要难得多。”

朗朗经常被称作全世界最出名的钢琴家。此外他也是“不打不罚不成材”这一理念的化身体现。朗朗的父亲郎国任当年也想成为音乐家，却在文革期间被分配进工厂里成为了一名工人。当郎国任发现自己一岁半的儿子有神童的迹象时，他心底沉睡多年的渴望苏醒了过来。自从三岁开始，朗朗每天早上五点就要起床练琴。“我实在太热情了，简直就想把钢琴吃到肚子里，”他说。他的老师对他的记忆力大为惊讶，他每周都能记住四大段曲谱。“我的老师总是督促其他学生多学一点，可是她却告诫我要慢慢来。” 七岁那年，朗朗参加了在太原举办的中国第一届儿童钢琴大赛，拿到了一个荣誉奖。结果他冲到台上大叫道：“我不要荣誉奖！我不要！”另一位小选手过来安慰他，说自己也拿了荣誉奖，可是朗朗更生气了：“你也想跟我比？你都会弹什么呀？！”荣誉奖的奖品是一个小狗玩偶。离开赛场之后朗朗将玩偶扔进泥地里使劲踩。但是郎国任却将玩偶拾了起来，带回沈阳的家里，放在朗朗的钢琴上，永远提醒他要刻苦努力。

离开工厂的郎国任成为了沈阳的治安特警，这是一份社会地位很高的工作。但是他最终决定辞去公职，带着朗朗来到北京，让他在中央音乐学院附小上学。朗朗的母亲周秀兰则留在沈阳挣钱支持儿子与丈夫。“当时我才九岁，离开家真的很痛苦。我还意识到我父亲辞去了工作来照顾我，”朗朗说。“我的压力很大。”郎国任将自己的人生格言传授给了朗朗：“别人有的本事我都要有，我有的本事谁也不能有。”

郎国任认为，辞去公职的决定“就像截肢一样痛苦”。他在北京租住了最便宜的房间，没有暖气，没有自来水。而且他还故意向朗朗虚报了房租金额。“这么多钱啊！”朗朗惊讶地说道。“我可得好好努力。”他很想念他的母亲，并且经常哭泣。郎国任原本很看不上家务活，可是现在也不得不亲自做饭打扫。他们在北京找到的第一位老师对朗朗很不客气。“她说我弹琴的架势就像是种土豆的农民，”朗朗回忆道。“她说我应当尝尝可口可乐，然后再去演奏莫扎特，因为我演奏的莫扎特就像白开水一样没味道。她还说，‘你们东北人不光个子大，而且又粗又笨。’最后她说，‘回家去吧，别弹琴了。’然后她就不教我了。”

过了不久，有一天朗朗在放学之后为了参加国庆节庆祝演出而留在学校里练习钢琴，回家时间比平时晚了两个小时。他刚刚进门，郎国任就用一只鞋子打他，然后又抓了一把安眠药片逼着他吃下去。“你撒谎！你偷懒！你趁早死了算了！你回沈阳也是丢人！把药都吃了！你已经没活路了！”朗朗拒绝吃药，于是郎国任把他推到阳台上逼着他往下跳。后来郎国任用一句中国谚语来为自己的行为辩解：“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换句话说，宠溺孩子会让亲子双方都陷入灾难。但是这次事件激起了朗朗的倔脾气，接下来好几个月里他根本不碰钢琴，直到他父亲忍气吞声地求他继续练习为止。

郎国任还央求另一位老师来辅导他的儿子，每次朗朗上课的时候他都会早场旁听，从而能够在回家后继续辅导朗朗。“他从来都没有笑过，”朗朗回忆道。“他一直在吓唬我，有时候还打我。我们就像一对修行音乐的和尚。”郎家的一位朋友评论道，郎国任从来不会在儿子面前流露爱意，也不会让他儿子知道自己是否感到满意。“直到孩子睡熟了之后，他才会静静地坐在床边看着孩子，为孩子掖被子，抚摸一下孩子的小脚。”

这一年，郎家父子返回沈阳过暑假。郎国任并不打算让朗朗放松下来，对于他来说放假回家无非是改换了练琴的地点而已。可是另有想法的周秀兰却与他吵了起来：“‘大师’不‘大师’管什么用？你见天把居家过日子整得像打仗一样有意思吗？你看看这个家还像个家吗？”每当父母吵起来的时候，朗朗都会试图用音乐分散他们的注意力。郎家的另一位朋友认为，“每次他们两口子一吵架，朗朗的演奏水平都会有所提高。”朗朗练习得如此刻苦，以至于遭受了休克，不得不进医院输液。但是他的练习日程从来没有改变。“我父亲是个正牌法西斯，”朗朗说。“当神童真的很孤独，整个世界都被锁在了你的门外。”

朗朗终于进入了中央音乐学院附小。十一岁那年，他报名参加了德国埃特林根国际青少年钢琴大赛中国选手选拔赛，不过没能入选。于是郎国任让妻子筹措了一大笔钱充当报名费，以私人选手的名义将朗朗送进了大赛，这种做法有悖惯常的礼数，而且隐约有些丢人。比赛开始前，郎国任觉得一位来自日本的失明钢琴手是朗朗最厉害的对手，于是他让朗朗仔细研究此人的技巧。朗朗将这些技巧融入了自己的演奏。这一回朗朗赢得了冠军。听到好消息的郎国任当场喜极而泣。其他人将他的反应告诉朗朗的时候，朗朗答道：“不可能，我爸才不会哭呢。”

1995年，十三岁的朗朗参加了第二届柴科夫斯基国际青年音乐家比赛。比赛期间，郎国任总会去偷听其他选手的练习，假如这些选手的练习曲目与朗朗的曲目一致，他就会敦促朗朗效仿别人的技巧。根据郎国任的观点，假如你之前的选手风格刚健有力，你的风格就应当细致入微；假如前一位选手的风格柔和婉转，你的风格就应当强硬直接。这条战术能让评委们更好地记住你，也能能抓住观众的注意力。日后有人询问郎国任，一个十三岁的孩子怎么能演奏肖邦第二钢琴奏鸣曲这样令人心碎的曲目，他说他告诉朗朗要想起离开母亲以及祖国的苦楚。这一次朗朗又赢了。

这场比赛之后没过几个月，郎国任就让朗朗从中央音乐学院退学了，同时他还联系上了柯蒂斯音乐学院的加里.格拉夫曼，并且说服了对方为朗朗进行面试。朗朗回忆道，“面试之前我父亲这样告诫我：‘肖邦要像风一样轻盈，贝多芬要像山一样厚重；当你发挥爆发力的时候，要坚定，要宽广，要自然，就像英格兰足球队与巴西足球队的结合那样。’”朗朗得到了当场录取，于是他与父亲又搬到了美国。在柯蒂斯的第一节课上，朗朗说，“我想把所有的奖项都赢下来。”格拉夫曼问道：“为什么呢？”朗朗答道：“我要出名。”格拉夫曼对此只是一笑了之，其他同学则告诉朗朗他应当专心关注如何成为优秀的音乐家，可是朗朗并不觉得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从那以后他确实圆滑了许多，但是他从来没有彻底抛弃这种奥运会夺金模式。后来格拉夫曼告诉我，“对于绝大多数学生，我都要设法让他们对乐曲的情感内涵感到兴奋。教育朗朗的方法则恰恰相反，我必须让他冷静下来，否则他根本学不进去。”

十七岁那年，朗朗请了一位经纪人，此人安排他参加了芝加哥拉维尼亚音乐节。他的演出一炮打响，评论界为之倾倒。接下来的两年里，朗朗的演奏会场场爆满，他录制了好几场唱片，还登上了各家杂志的封面。“别人对我的期望值越高，我演奏的水平也就越高，”朗朗这样告诉我。“我在卡内基音乐厅发挥得最好。”每一个非凡的神童故事都像政治生涯一样包含有让主人公惊骇失色的倒退与挫折。听众们必须与神童一起经历充满拒斥的青春期，将童稚的狂想曲抛在身后，迎来成年人的尊重。这个过程不可能顺利，而且来自外界的幸灾乐祸往往会使得挫折特别难受。朗朗十分擅长交际，而且也很敏感，经常会故意取悦特定的观众群体，这套做派往往让人想到碧昂斯而不是里赫特。尽管这些品质无碍于音乐家的深刻底蕴，但是像他这样迎合观众的作风确实冒犯了不少常年浸淫于音乐界的业内人士。朗朗很喜欢自我包装，他甚至将自己的名字注册成了商标。他与奥迪、万宝龙、索尼、阿迪达斯、劳力士以及施坦威等等公司都签订了赞助合同。《芝加哥论坛报》的约翰.冯.莱茵曾经助推过朗朗的职业起步。可是几年之后他却这样说道：“音乐沦为了演奏家的杂技表演的附庸。他只需要套上一件缀满亮片的白西装，再拿上一支蜡烛台，拉维尼亚音乐节就可以把他包装成李伯拉斯再世了。”《纽约时代》的安东尼.托马西尼对于2003年朗朗在卡内基音乐厅的首演同样评价甚低，认为他的演奏“缺乏连贯性，耽于自我欣赏，又敲又砸，十分粗陋。”

朗朗在非西方文化环境当中长大，这一点加剧了作曲家的作品与朗朗本人的诠释之间的叙述张力。“中国的西方古典音乐演奏就像西方的中国菜一样，看上去挺像一回事，但是并不正宗，”朗朗说。他可以无可挑剔地演绎一段门德尔松协奏曲，紧接着再来一段自我陶醉的莫扎特奏鸣曲，极尽张扬奔放之能事，以至于节拍都有些膨胀。但是再接下来他又会在顷刻间回归优雅节制的曲风，迫使批评家们不得不承认他的高超技艺。卡内基首演之后又过了五年，曾经不假辞色的托马西尼也改换了口径，认为朗朗的演奏“充满了彻底的掌控力与足以破除心防的欢乐”。每当我在音乐会现场看到朗朗的时候，我总会注意到他在演奏的时候看上去多么开心。“演奏音乐对我来说不仅意味着付出，同时也意味着索取，”他这样告诉我。“我父亲是个内向的人，我母亲是个外向的人。我则是内外兼备。我继承了父亲的自律与母亲的欢乐。”

我第一次坐下来采访朗朗是在2005年的芝加哥，那一年他二十三岁。那天下午我欣赏了一场非常优美的演出，他选择的曲目是肖邦的B小调第三钢琴奏鸣曲。演出结束后，四百多人为了让他在CD上签名而排起了长队，签售期间他始终没有显露丝毫倦怠。签售活动结束后，朗朗邀请我到休息室里细谈。我们走进休息室的时候，郎国任正在里面看电视。我与他握了握手，说了几句客套话，然后他就旁若无人地脱下外套，倒在沙发上打起盹来。根据我的经验，所有人都喜欢朗朗，谁也不喜欢郎国任。但是朗朗并不像看上去那样热情，郎国任也并不像看上去那样生硬。他们两个其实是一对相互合作的搭档，促成了同一个现象。“当我长到二十岁并且取得成功之后，我终于开始爱我的父亲了，”朗朗这样告诉我。“他很擅长倾听，而且总是帮我洗衣服打包。我是个宠坏了的孩子。每当大型独奏演出结束之后，除了我父亲之外谁也不会在凌晨两点为我按摩双手，点评我的表演。”

有一次我告诉朗朗，如果按照美国的标准，郎国任的教育方式简直算得上虐待儿童，因此他们两个现在的融洽关系很令我惊讶。“如果我父亲的高压教育使得我失败了，那么他的做法确实算是虐待儿童，我也可能遭受创伤，甚至遭到毁灭。”朗朗回答道。“反过来说，就算他当年的手段没这么极端，我也未必就一定不会取得今天的成功。成为音乐家并不意味着牺牲一切。但是我们两个的目标从来都是一致的。既然他的高压政策确实帮助我成为了享誉世界的音乐家——我很喜欢我现在的地位——那我要说到头来我的成长方式还算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