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Solomon：落在远方的果实 -- 万年看客

《残疾美国人法案》的条款并没有将神童纳入其中。联邦政府也不会强制要求神童接受特殊教育。但是非典型的大脑不仅可能造成不太容易接受的认知差异，也会带来非凡的能力。假如我们都认为有必要向前一类学生提供特殊教育，那么同理也应当为后一类学生创建相应的特殊教育课程。丹尼尔.西格尔在《亚特兰大月刊》上撰文写道，“问题并不在于追求平等，而在于伴随着追求平等过程的针对卓越与优秀的偏见。”教育家约翰.克劳德于2007年在《时代》杂志撰文批判了《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背后的“极端平等主义”价值观，因为这项法案并没有为天赋非常的孩子们提供多少支持。2004年的《关于加速成长的邓普顿国家报告》认为，美国的学校体系阻碍了具有非凡能力的学生的发展。这个领域同样需要父母为了子女的需求而奔走呼吁，而且父母们往往也要面对敌视或者无动于衷的教育体系。莱昂.伯特斯坦曾经刻薄地评论道，“假如贝多芬小时候被人送到今天的幼儿园里，他们肯定会给他吃药，好让他长大以后能够顺利成为一名邮局职员。”

反精英主义的论调长久以来一直是美国政治生活的燃料，上一代美国政治生活当中的文化战争也反映了针对故作平凡的非凡群体的偏见。这种偏见将自己包装成为民主思想，但是其实往往只是不诚实而已。这种偏见当中充斥着可厌的同化主义，回应着当年将同性恋青少年强行“掰直”的谬误作法。许多天赋非凡的儿童都不得不在两种苦境之间做出选择，要么遭到排挤，要么隐藏自我。一项针对超高智商儿童的研究表明，每五位此类儿童当中就有四位会时刻自省，努力遵守天赋较差的大多数其他儿童的行为准则。另一项研究显示90%的此类儿童不愿意被视为“聪明”群体的一员。

人们曾经相信在学术方面扶助神童会损害他们的社交生活——尽管他们早已因为自己的能力而遭到了排斥。有些神童的父母开玩笑说自己的孩子只能与七十多岁的老专家们交朋友。罗伯特.格林堡说过，杰主要在网上进行社交活动，因为网友们并不知道他的年龄。就像其他身份群体一样，互联网也赋予了神童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他们能与意气相投的人们产生联系，并且淡化可能会在自身与他人之间造成隔阂的差异。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新南威尔士大学的米那卡.格罗斯研究了一批成长加速极为显著的孩子，他们上大学的时间都在十一岁到十六岁之间。所有接受研究的孩子都不因为提前进入大学而懊悔，绝大多数人都与年龄更大的孩子们建立了良好且持久的友谊。相反，不得不与同龄人呆在一起的神童则感受到了愤怒、抑郁与自我批判。今天绝大多数神童教育项目都会让接受教育的孩子在一段时间里与年龄相当的同伴们呆在一起，在另一段时间里与能力相当的同伴们呆在一起。这两种模式都不合适。数学神童诺伯特.维纳写道，神童都很清楚“一半自我属于成人世界、另一半自我属于儿童世界的成长痛苦”。他进一步解释道，“我并不能算是儿童与成年人的混合体。我像完全的儿童一样渴望伙伴的陪同，也像完全的成年人一样热衷于钻研学习。”

神童的旗号之下聚拢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孩子：第一类是一根筋的幼年演奏奇才，以及内心深爱音乐并且更有机会踏上稳定职业道路的少年。后一种孩子的智力范围更广，更好奇，往往言谈流利，并且具有针对自身的幽默感与独特见解。在青春期他们多少总会摆出一副类似正常人的门面，最后也会选择上大学而不是音乐学院。实际、聪明、沉着与健康是他们的天然特质，就像他们的音乐热情与能力一样与生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