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原创】邓特色,其一开始就公开宣扬:自己是开历史倒车 -- 海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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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炎黄最初是一本偏左的的刊物。即便是现在

也不可能登的全是谎言吧。

大多数时候,分歧不一定是事实,而是对事实的解读。

若果对事实是认可的,那么就看他的解读合不合符逻辑和常识,若合,那就借鉴采信,不合,那就自己去寻找合符逻辑和常识的解读。

如此而已。

举个例子,《李新回忆录》里有一章《二十三条》,回忆的是近代所去甘肃张掖搞四清:

1965年的春节,虽然是在艰苦的环境中,我们过得还是挺高兴的。就在节日期间,传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纪要》,也就是《二十三条》。人们当时对这个文件,是衷心拥护的,并一时引起很大的兴奋。

我们东湖大队工作组讨论《二十三条》的时候,争论非常热烈。永靖县的同志们多数思想不通,认为我们原来那一套搞法,也是根据中央指示办的,因而成绩很大。现在中央来了新的指示,我们照办就是了,用不着大张旗鼓,大肆宣扬。近代史所的多数同志则认为《二十三条》有许多新精神,与“桃园经验”大不相同,甚至是批判了“桃园经验”中的某些做法,例如搞秘密串连等神秘化的做法,就受到了批评。更重要的是对干部情况的估计,《二十三条》没有提多大比例的干部烂掉了,而说“我们绝大多数干部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这样一来,我们几乎把所有的村干部一律打倒的做法显然就错了。《二十三条》中还明确规定“要从当地情况出发,实事求是”,“要摆事实,讲道理,防止简单粗暴的做法,严禁打人和其他形式的体罚,防止逼、供、信”。而我们实际上与此相反,违背了这些规定。如果不把这些问题讨论清楚,明确正确和错误的界线,勇于承认错误,纠正错误,我们便不能使东湖的“四清”工作得到较好的收场。

因为我是工作组长,不便于和永靖的同志们在会场上公开争论,便推举了两三个同志根据《二十三条》的明文规定,针对永靖县个别同志明显的错误言论展开严肃的批评。永靖县的干部大都是农民或小知识分子出身,哪里顶得住近代史所这些人的攻势?何况发言者上有中央指示,下有村里的事实,有理有据,讲得头头是道,令人信服。我们的曹大个儿,平常并不太爱说话,在这次辩论中却大出风头,他几次发言,都是长篇大论,讲得有声有色,并能抓住要害,使对方无言以对。我为了缓和会场空气,常常在适当时机,出来总结一下,让大家取得一致的意见就停止争论了,所以讨论的结果还不错,思想上基本按《二十三条》统一起来了,同志之间也没有伤了和气。

经过深入的讨论后,我们贯彻执行《二十三条》比较顺利,隔离审查的村干部都放回了家。为了定案,进行了细致的调查了解,然后根据事实,为所有被审查的干部做了结论。凡是没有证据的条款都取消,只把证据确凿的一条一条地定下来。这样,真正有贪污行为的干部只是少数,多吃多占的虽然比较多,但数目字大大地减少,不但比原来搜集到的数少,而且比本人承认的也要少,可见有些数字是逼供出来的。根据《二十三条》的规定,我们让每个确有问题的干部,自己做出了退赔的计划,经审定后按计划退赔。在我们离开以前,退赔计划大部分实现了,有些则暂缓到以后退赔。

看完这个,你对“23条”印象如何?

但李老接下来就发表了他对“23条”的评价:

三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的这些事情仍记得清清楚楚。为了写这段回忆录,我特地把《二十三条》的文件借来重温了一遍。啊,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文件啊!它把这次“四清运动”的性质规定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走社会主义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而且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现在看来,问题很清楚,这是毛主席1957年特别是1962年以来强调抓阶级斗争的必然发展。但我们当时还把它当做反“左”的文件来欢呼,可见我们当时的认识水平之低,也可见“左”倾病毒深入我党的机体已多么严重了。无怪一年之后,“文化大革命”的浩劫终于降临全国大地。

神转折啊。

对于本穷这些没有亲身经历过“四清”之类历史事件的后辈来讲,恐怕只能采信前面的细节,至于李老最后一段裹脚布,有好远扔好远!

通宝推:hwd99,桥上,ghui,高中三年,acton,海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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