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雷思海:巴黎恐袭世界要巨变,美国锁定中国的战略就这样意外 -- 渔儿漂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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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没听说胡耀邦临终的时候对文革有什么新想法

胡耀邦是89年死的,恐怕他那时也不会对什么腐败与文革道路与群众路线有什么关系产生什么想法。根据他的身边工作人员会议,他主要还是为自己的挨批下台而抑郁。

耀邦同志对1987年初中央“生活会”对他的批判,以及他因此被迫辞职下台的事谈的很少,他更关心和忧虑的是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发展。他只是觉得中央“生活会”是一个对他进行“揭发批判”的会议,人们什么意见都可以说,其中有许多不实之词,不能把这当作中央的正式结论。而对他在中央10年来的这段工作,是非功过,希望中央能有一个正式、公道的说法。他曾坦诚由衷地对我说:关于我的问题,我只希望中央能有个正式的说法,还历史一个公道。应该说,这是一个合情合理、合纪合法的心愿。

在长沙那几天,我将我写的纪念刘少奇诞辰90周年的论文请他看了。这篇文章《人民日报》已发表,但删去了前面分析形势的一部分。他看后说,前面这部分没什么问题嘛!我说可能他们觉得篇幅长了吧?于是我们就谈到少奇同志,我说少奇同志在50年代就有许多非常可贵的改革思想,人们还不大了解。又说到“文革”少奇同志无比悲惨的遭遇和所蒙受的巨大冤屈,现在把这些都归罪于“四人帮”,似乎不能令人信服。他沉吟片刻,然后若有所思地说:是呵!这个问题总应该有个说法。当时我理解他的意思是,中央虽然已为少奇同志彻底平反昭雪,但“文革”为什么要那样坚决、彻底地打倒刘少奇,“四人帮”又为什么能那样不择手段、肆无忌惮地恶毒诬陷、残酷迫害刘少奇,似乎还没有个明白的交待和说法。联系到他曾经自责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也违心地举手赞成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当时除陈少敏同志一人表示了无声的反对外,谁都没有也不敢表达自己真正的意见。因此他觉得我们党在打倒刘少奇这件特大冤案上,还有深刻的经验教训需要总结。

  耀邦同志是一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仅就他在粉碎“四人帮”后,那么坚定不移、大刀阔斧、不顾一切地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彻底平反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系列冤假错案,就足以证明他的大智大勇、有胆有识、无私无畏,也就理所当然地得到广大干部、中共党员、人民群众的感激、爱戴和敬佩。就在前两年我们去看望李昭同志时,还碰到有从海外归来的游子,带着父母的嘱托,来到耀邦同志遗像面前,鞠躬跪拜,默哀致敬,深深表达他们全家被洗雪冤屈之后的感激心情。但耀邦同志的思想并不只停留于此,从他对“文革”中为什么发生刘少奇这桩最大冤案总应有个说法的思考,说明他认为还要由此进一步深刻总结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政治制度、政治体制上的经验和教训。尤其是联系到他自己的政治命运和政治生涯,从他亲身的经历和遭遇中,他深切感受到,这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健康发展的根本所在。而这正是当时,也是他在去世前所萦系于心,不能释怀的最大心结。

到南宁后不久,1989年2月22日的晚饭后,汉平来说耀邦同志找我。我们三个人就在一个小会议室坐下,由耀邦同志正式同我谈话。

这次谈话是从7时半看完新闻联播开始的,直谈到晚上9点多钟。回来后,我马上就在保密本上将耀邦同志谈话的要点追记了下来。为了如实反映那次谈话的内容,现在就把当时追记的全文抄录如下:

  耀邦同志说:欢迎你来。三件事:

  一、有些政治性的事情需要处理、商量、研究、答复、解决、办理,如有些来信,政治性的,需要人帮我起草个回信,商量个答复意见;中央有些会议,有些问题,需要有个人商量、议论,我还是政治局委员。总之,政治秘书的任务。这类事不多,一个礼拜一两件。

  二、我已经退出政治舞台,但政治生命并没有结束。1987年初下来后,先用3个月清理了我的讲话稿,有几百万字。德平(注:耀邦同志的长子)也帮助看了看,他说没有错误。后来又用5个月翻了马恩全集,以前看了40多卷,做了些记号,这次写了笔记。那8个月是过于劳累,影响了身体。十三大以后就生病了。我也不会发难,有家庭妻儿子女,不能舍得一身剐了。同时也不做坏事,不做丑事,从来也不做坏事,基本不做丑事。去年到天津,李瑞环说,你政治上的作用已消失,应找点精神寄托。我就写诗,在山东写了十几首,家里人看了觉得不错,可送给一些专家看了,认为不行,意思可以,但不合韵律。后找了王力的诗词格律看了,再看别人的诗,现在不敢写了。

  我参加革命至今已60年,想从近到远,即先从下台一段开始,逐步往前,一段一段把一些事情记录下来。需要有人帮助查点材料,排点顺序。我讲,你帮助追记,以备将来查阅,有些事情我不说就没人知道了。不吹嘘自己,不委过于人,如实记录,我从来反对美化自己,只是希望将是非曲直搞清楚。我还有许多批示。60多年,逐步往前讲,有经历,有风险,有趣闻。

  回忆录现在不写。

  这件事也不着急,慢慢来。只是备查性质,也不搞什么东西。但要帮我排排时间。

  三、我现在也写不出什么东西了,但对一些重要问题还有些看法、观点、意见。对这些需有人帮我一起议论,记录下来,如成熟可以写点东西。比如对物价问题的意见,我一直是不主张全面涨价的。周杰告我:紫阳在一次小组会上就说过,耀邦同志一直不同意涨价。十三大政治报告,紫阳要我谈谈意见。我说给写作班子谈不好,我同郑必坚谈。我认真看了几遍,同郑秘书边谈边议了三天半。我问他同意不同意我的意见,他说同意,他也做了点记录,但后来他说只简单转告了几句。赵后来问我看后意见如何,我说同郑说了,但没说议了三天半。

直到这时,耀邦同志仍心有余悸,尚存畏惧,颇多顾忌。本来他最关心的是在中央工作期间的一些事情,觉得他要是不说就没人知道,将来是非曲直就搞不清楚了。可是他却说要记录参加革命60年的经历,从近到远,逐步往前,一段一段展开。自然,耀邦同志也有将他一生经历记录下来的想法,但同时他也有借此以掩人耳目的意思。而且,他又一再声明,现在不写回忆录,只是为了备查,并不想写什么东西,就是怕引起猜疑,招来麻烦。正如他所说的“我也不会发难,有家庭妻儿子女,不能舍得一身剐了!”更明显的是,找我谈话后,他并不急于开始进行这件事,而是不断说不着急,慢慢来。我当时就觉得他还存有顾虑,认为时机还不成熟。迫使他下台的那次生活会的阴影,一直还笼罩在他的脑海里。

这次中央生活会,他当然知道,其严重程度,与陕西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他总觉得这件事可能还没完,他还没有得到真正的宽恕和原谅。在他下台前后,小平同志曾对他说,你的问题揭到哪里算哪里,让大家揭。还说:你总觉得我妨碍了你!你老想树立自己的形象!生活会后,他曾同李昭去看望过邓小平一次,谈了15分钟左右,邓很冷淡。在我们日常的交谈中,他尽量回避提到小平和陈云同志,万不得已时也从不直呼他们的名字,而是用摸右边耳朵代表指小平,摸左边耳朵代表指陈云,可见其之噤若寒蝉。他还告诉我,有一次,他去拜访叶帅,在他俩谈话时,叶帅把收音机开得大大的,唯恐被人听到。正是在这种恐惧心理状态下,他并不急于跟我谈他想谈的那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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