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Solomon：落在远方的果实 -- 万年看客

纠正天才遭受的偏见是全社会的责任，部分原因在于绝大多数成就都要取决于社会背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天才是最终极的水平身份。假如一名生在危地马拉的穷人具有滑雪的天赋，那么他终其一生大概也不会发现自己的能力。假如某人的主要能力是精通计算机，那么此人穿越到十五世纪之后肯定会一事无成。假如达芬奇生在爱斯基摩人的部落里，他会忙些什么呢？假如伽利略生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他会成为弦理论的先锋吗？在最理想的情况下，天才不仅需要实现天赋的工具与条件，还需要由同辈与仰慕者组成的富有接受能力的社会环境。阿弗烈.克鲁伯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注意到，天才会激发其他天才。用牛顿的话来说，“假如说我看得更远，那是因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就像圣徒的封号一样，除非经历了长时间的磨练并且产生了若干奇迹，否则天才这个标签并不会随便贴在某个人身上。我们帮助残疾人追求一个更人性的世界，或许我们也应当用同样的精神来对待天才。怜悯妨害了残疾人的尊严，反感则会为才能超群的人们制造类似的障碍。怜悯与反感都彰显了我们对于极端不同的人们的恐惧。

朱利亚德学院院长约瑟夫.波利西注意到，热衷古典音乐的先决条件是“一套后天习得的倾听方式”。在二十世纪后期，美国流行文化成为了攻陷世界各地文化壁垒的撞城巨锤，而文化多元主义也随即成为了非盈利赞助申请书当中的关键词。许多人都认为古典音乐与实验性音乐与精英主义密不可分，这种看法正在以惊人的速度侵蚀着所谓高雅音乐的受众群体。任何人都不会阻止所谓的非精英们走进古典音乐的神圣厅堂，但是欣赏古典音乐的口味是后天习得的结果，很大程度上基于欧洲贵族阶层与语言学传统，而且越是富裕的人们越有可能熟悉并且适应此类传统。 真正深刻的问题在于是否值得花费气力培养这种口味。根据卢克莱修的定义，所谓高雅就是放弃较为容易的享乐、追求更加困难的享乐的艺术。叔本华更是声称苦难的对立面是无聊。古典音乐可能在不熟悉的听众耳中颇为沉闷，但是其中蕴含的复杂性质却足以令潜心研究的人们心醉神迷。背负着无数世人眼中的缺陷，很多人都学会了在困境当中寻求意义。尽管学会欣赏普罗科菲耶夫所需要的刻苦付出在耳聋或者唐氏症的挑战面前看似微不足道，但是通过自我磨练来寻求意义的过程却相差不远。在两边的案例当中，努力挣来的愉悦都超越了被动获取的愉悦。

为残疾人以及其他劣势群体提供更好的服务有助于他们更充分地发挥本身固有的能力，因此这些服务能够带来多重收益。同样，为天赋非凡的人们提供适当的教育也符合全体公众的利益。假如我们将科学与文化的进步归功于天才这个身份群体，那么拒绝认可与支持天才就会致使全人类遭受巨大的损失。我们生活在一个反智主义盛行的社会，取得非凡成就的人们更容易被视为怪胎而不是当做英雄。玛格丽特.米德在1954年注意到，“如今的美国存在着骇人的一流人才浪费。老师、其他孩子的父母以及其他孩子们都容不下神童的存在。”选民们希望总统是一个能与他们把酒言欢的寻常人，而不是具有他们自身所缺乏的特质的非凡领袖。明星一旦功成名就之后，他们赖以成名的才能就会遭到淡化。这种毫无益处的现象一定程度上正是社会批评家朗达.加力克所谓的“仰慕危机”。

令我大为触动的是，许多曾经的神童尽管极力批判自己的童年教育，但是他们在教育自己的天才子女时依然感到力不从心。我采访卡迪.鲍康布的时候，她的女儿已经十六岁了。她具有绝对音感，会弹钢琴，还在研究声乐。卡迪告诉我，“凯蒂三岁的时候开始弹琴，一开始我对她的要求特别严格，‘每天下午三点半必须开始练琴，而且我们要这么弹才对。’这样的做法在我们两个之间造成了极大的摩擦，最后我不得不彻底放手。”我问她问什么。一直小心回避批评母亲的卡迪答道：“我不想让她有朝一日因为陷入了自己不想要的生活而责怪我。”尼可拉斯.霍奇斯也面对着类似的冲突。“如果我声称六岁那年开始上钢琴课压力很大，那么我也太不知好歹了。我是一名音乐家，如果我母亲不是她那样的人，那么我现在肯定不是音乐家。我根本无法想象自己成为或者想要成为其他什么人。”现在他也遭遇了身为父母的困境。“假如你将自己的人生全部投入了家族事业，那么你肯定希望自己的子女继续投入他们的人生。你希望他们成为艺术家，了解你所了解的一切，从你的阅历与经历当中受益。所有的父母都想这么做，取得成功的父母从来也没有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