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江东小霸王孙策传 -- 赫克托尔

授兵制始于孙策时代，这是因为孙策的创业过程中，还有其他有原始股份的股东。孙策尽管打下了基业，但于情于理，这部分原始股他是不能动的。但从军政角度说，兵制又不能不统一，所以孙策的兵制只好采用了比较原始的以将领兵，兵随将转的制度。

孙策尽管不能改变既成事实，但不代表孙策对此毫无对策。孙策的对策就是积极拓展实力来摊薄原始股收益，限制其增值。孙策对豪强大族下手凶狠，表面是因为他们对抗孙策，深层原因则是孙策需要他们手里的人口资源。汉朝时与现在不同，南方属于发展比较落后的地区，人口不稠密，而豪强实力相对发达。如果孙策不能从豪强手里把人口夺出来，不仅他的事业无法发展，就连他的地位，也未必能保证。

但对豪强的打压毕竟是有限度的，限于当时的客观条件，孙策不可能完全消灭豪强这一阶级。所以孙策的目光主要投向北方中原，而不是西方的荆州，因为荆州同属南方，在人口上与扬州有相类似的问题。不过孙策在执行计划前遇刺而死，孙策之死造成了孙吴国策上一系列根本变化。

孙权意外即位，面对的是巨大的挑战，不过同时也带来了机遇。孙策到孙权的权力传承过程，必然需要得到孙吴集团内部各头面人物的首肯。也就是说，孙权的权力基础形式上大概比孙策还要稳固一些——孙策的领袖地位，很可能没有通过一系列仪式来确认。譬如周瑜传记载：

应该说“诸将宾客为礼尚简”是孙策时代遗留的习惯，而不是“诸将宾客”们对孙权有意轻视，而周瑜的“执臣节”却是孙策时所未做的。如果说孙策的带头地位是其个人能力所致，只能算是领袖；那么对孙策将领袖地位私相授受给孙权这一行为予以默认的孙吴大员们，实际就已经承认了孙策孙权一系为主君了。

孙权有了这样较为有利的地位，便对兵制做了一些改革，如吕蒙传记载：

“小将兵少”并不是孙权进行裁撤主要的原因，孙权自己也任命了一部分兵少的小将，比如徐盛：

选择“小将”开刀，不过是因为他们地位较低，做起来阻力较小。而且这部分“小将”的兵力，显然不来自于孙氏的授予，而是孙策创业时期的遗留问题。

但孙权的执行也不是很坚决，这也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单从“小将”们下手并不能根本改变兵制。孙权的判定标准主要放在了“用薄”上，因为孙吴士兵的给养装备是由领兵将领自行解决的，“用薄”显然会极大影响所部战斗力。吕蒙通过借贷的方式骗过了孙权，甚至还被增了兵，但可以想见部队被合并的“小将”们应该不少。

直到建号之前，孙权类似的行为做过不止一次。同样是吕蒙传的记载：

这里的“时”是建安十四年曹仁从荆州败退之后，吕蒙任偏将军，从军号看已经与周瑜、程普等元老宿将在同一级别。成、宋、徐三将史书无载，但从可以与吕蒙相提并论来看，恐怕不是“小将”。吕蒙坚决保护这三位将领子弟的继承权，主观上应该有他自己有过类似经历，能感同身受的原因；但客观上应该也有他作为统兵将领中的一员，兔死狐悲，要维护本阶层利益的因素。

但吕蒙的反对成功，不过是特例，这一时期有更多统兵大将的部队被合并的例子，如黄盖、孙瑜的部队并于孙皎；甘宁的部队并于潘璋；其实吕蒙自己，也接收了鲁肃的部队。

这里又涉及到孙吴的兵户制和奉邑制。周瑜、鲁肃、吕蒙三个人之间是有传承的：孙吴在长江上游的军事负责人；所率部队；下隽、汉昌、刘阳、州陵四县奉邑。因前任故去而任命新任，是正常的人事安排；但所率部队即奉邑也跟着转交，这就说明一定问题了。

孙吴和曹魏类似，也实行世兵制，即“一代当兵，代代当兵”。士兵家庭即“兵户”，兵户不仅成年男性要参加作战，兵户的女性也要与其他兵户婚配以繁衍人口。但孙吴与曹魏不同的是曹魏的兵户（曹魏称为士家）家属不随军，所谓“人役居户，各在一方”，相应的，士兵可以休假探亲；而孙吴的兵户家属是随军就近屯垦的，孙权就此批评曹操“离间人骨肉”。这两种制度在伦理上的优劣于此不做评论，但孙吴这种家属随军就近的制度造成了孙吴将领可以很容易拉上部队叛逃。譬如韩当子韩综：

这种成建制的叛逃在曹魏是罕见的。

周瑜、鲁肃、吕蒙等人先后屯驻荆州，其统属部队及奉邑也随之流转，显然是因为这些部队家属主要安排在其奉邑四县。比起大规模调动人口，变更将领和士兵的统属关系以及奉邑要方便得多了。类似的还有吕范，领彭泽太守时，以彭泽、柴桑、历阳为奉邑；领丹杨太守时就转以溧阳、怀安、宁国为奉邑了，可以猜测吕范的部队也是随之改变了的。

孙权的再一次改变，是从袭杀关羽到夷陵之战期间，期间吕蒙病故。周瑜鲁肃吕蒙这三个人，居上游之要，手握重兵，实际是各自时期中孙吴军队的首要人物，三国演义里归纳性的给了他们大都督的称号。这三个人都是江北人，孙家虽然出身江东，但孙坚转战南北，待到孙策渡江时，依靠的主要势力是江北淮泗集团，江东大族反而是斗争的对象了。从孙吴军队高级将领的安排及籍贯看，孙氏在军事上对江东大族不信任，更多的依靠江北人是很明显的。但吕蒙谋划袭击荆州时已经有病在身：

这里吕蒙推荐了陆逊接替他的职务，这固然有为迷惑关羽的战略考虑，但吕蒙对陆逊能力的认可显然是前提条件。可在袭杀关羽之后，吕蒙临终之时，孙权居然又问了一遍：

由陆逊接任吕蒙，这时不仅是吕蒙的建议，而是在袭杀关羽之前就已经部分落实了的。但孙权居然又问了一遍，吕蒙就改变了人选，这恐怕是因为孙权对陆逊不满意，而吕蒙也明知这一点。陆逊出身吴郡陆氏，作为江东大族，孙权把上游重兵交付在他手里显然是不会十分放心的。朱然虽然也是江东出身，但其家族和本人都与孙权关系非常密切，是孙权能够接受的人选。建安二十四年孙权本人才刚刚得到来自汉朝廷的假节，不到一年就假朱然节，这是孙吴集团继孙辅、步骘、孙权本人后的第四个节，很可能也是来自于孙吴集团自身的第一个，可见孙权对朱然的信任。

吊诡的是，一年之后面对刘备的攻击，孙权却再次起用了陆逊，任命陆逊为大都督，假节，督朱然等人迎战。我认为陆逊本人才能上的优越性不足以解释这个安排，其中更深层次的原因可能在军中影响力的问题。

这个判断乍一看大概与史书记载是大相径庭的，因为陆逊本传的记载，陆逊恰恰不能服众：

但是仔细想想，就会发现这个说法有点站不住脚：陆逊所督众将里算得上“孙策时旧将”的只有韩当一人而已，而韩当这个人从记载看，是不太计较名位的；至于“公室贵戚”，陆逊自己就是孙策的女婿。与三国演义渲染的大众印象不同，陆逊就任大都督时，已经三十九岁了，这在现在也不能说是年轻人。他遭到如此广泛的抵制，与其说是资历太低，倒像是惯于垄断高级军权的江北人对他上位的一种反动。

另外还有一点经常被忽视的，孙吴兵户并非全部分给将领，实际领兵户最多的正是孙吴首脑。譬如后来孙皓为加强孙氏统治，一下封了是一个王，每王三千人，一下就是三万三千人，孙吴将领统兵数量还没有能达到这个级别的。用于迎击刘备的五万人，和当年周瑜迎击曹操的三万人类似，其中有相当部分是孙权亲自拨给的。夷陵之战距孙策渡江接近三十年，军队中的中低层将领必然已经江东化，朱然在江东世族中的号召力显然比不上陆逊。

孙权再次调整了政策，外因是在夷陵之战中击退刘备，三国鼎立之势已成，由于孙吴最终占据了荆州并与蜀汉达成同盟，大大减轻了军事上的压力；内因则是孙权亟需将权力进一步集中并最终称帝，江北人在军中的势力经过三十年的削弱，也不再足以威胁到孙权；这时江东世族坐大就成为问题了。一方面以提拔陆逊为标志，孙权与江东世族达成一定妥协；另一方面允许领兵世袭，以保障江北人在孙吴的政治势力，从而制衡江东世族。查考孙吴各传，领兵世袭的记录大抵都在孙权建号黄武，也就是夷陵之战同年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