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关于052C舰载相控阵雷达背后的故事 -- 从北苑到太古

转眼就到了3月下旬。3月25日，我送运载“小面阵”的车队出发后，26日就与科技处副处长王启贤，结构室的徐曼（她是这次汇报的投影动画制作者）等坐飞机去雷达局与华总和王军（他们因其他事已经在北京了）会合。然后27号到军博看场地。28日“小面阵”车队一到，就将其往军博里的展位上搬，由于阵面的主结构架就有2吨多重，8个跟车来搬运师傅加上司机和我，用小门吊（军博门厅太矮，无法用大吊车）和钢管，一步一挪地将阵面主架放到展位并架了起来。搞了一整天，直到军博关门。第二天（29日）一早，军博一开门，我们到场去安装T/R组件和馈线系统，由于有128个T/R组件和对应的逐层馈线要装（好在是加权稀疏阵，否则单元还要多），对我们这9个人来说工作量太大了（因为下午3：00就要清场，我们必须在这之前装完）。我一看情况不对，也不管三七二十一，把那些在展厅预演的讲解员们都叫来帮忙，大家一起动手，我指挥，总算赶在3：00前将整个“小面阵”组装完毕。3：00后，我即与徐曼去最有名的“红都”西装店买了西装，准备明天的展览预演。

“863”—“信息获取与处理专题组”有两个展场，一个是在军博二楼的民用成果展览，有专家组组长匡定波院士负责汇报；另一个是在军博一楼的军用成果展览，由我负责汇报。我们“专题组”的军用成果除了相控阵（加权阵，大功率T/R组件，轻型馈线等），还有星载组件，合成孔径雷达（SAR）和逆合成孔径雷达（ISAR）成像等成果。30日，整个展场进行了预演，下午就有一些中央各部委的领导来进行了预参观和指导。我那天，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帅”呆了，1米8的个子，穿着新买的西装，带着主讲专家身份的领带和胸徽，而且还那么年轻。非常让人侧目。

31日，展会正式开放，首先是像李铁映，丁关根等较为低层的中央领导来参观，无非又是题词，又是讲话，我也没在乎。接着就是军队和军队院校的领导参观，我看了，参观人员几乎全是将官（至少是个少将）。我们的展场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庞大的相控阵雷达小面阵实物， 再加上在超大屏幕上展示的将来直径为30米的大相控阵雷达的立体效果动画，以及雷达对3000公 里覆盖区域的多目标（例如卫星）搜索与跟踪等多功能动画，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将官们坐在我们展场的一排排椅子上，听我讲解相控阵。很多将官都是第一次真正 看到相控阵（以前也就是听说）。我就像个销售员向他们介绍着相控阵。我们展场有两名讲解员，但她们对相控阵不懂，讲起来就是背书，一点不生动，我只能亲自 上阵。一天下来，嗓子生疼，没办法，回去一杯又一杯地将“胖大海”水（一种治嗓子疼的中药）喝下去。

4月1日，是展会的最重头的一天。上午王大珩，王鑫昌等“863”等倡导科学家老前辈来参观了展览，紧接着各军事部委的领导来参观。 其中，我记得最清楚是我向科工委副主任聂力介绍我们空间目标相控阵雷达的时候一起谈了“7010”雷达的现况，聂力告诉我“7010”大型相控阵最后还是当废旧物品卖了（卖了300多万）。我对这雷达是比较清楚的。它是张总（张光义）他们设计的，当时要求于1970年10月1日要为毛主席站岗放哨（看苏修的卫星），故将型号定成“7010”，该雷达有40米宽20米高。日常运行有一个团的建制的技术兵负责。1990年 我曾带队去考察过该雷达的维修事宜。当时的问题就是计算机实在太过时了（每一个存储单元都对应一块有大电容的电路板），必须要换，同时发射机也有问题，需 要换。结果报了个维修方案给科工委后，他们认为雷达太老旧，没有花大钱维修的必要，再加上要养这么多技术兵的费用也太大。就决定将它撤装了。故此，我就大 力向聂力推荐这台“863” 空间目标监视相控阵雷达。到了下午，中央领导人都来参观展览。我的印象是除了胡锦涛，乔石，当时所有中央领导人都来了。其中，李瑞环拍着我肩膀说，这么年轻，中国的将来靠你们了。

下午3：30我接到通知，马上集中去空军司令部。同时4：00展览馆清场。我一到空司，就被告知说晚上6：30有重要接待任务，所有来这里的人要通过检查，然后就在空司吃饭。于是我们都遵规遵矩接受检查，吃完饭后由专车送回到展场。果然，晚上7：00， 党和军队最高领导人来参观了。先是张震等军委的上将们逐个过来参观，我一一与他们握手并介绍我们的成果。后来李鹏过来了，他那天的脸很红（就像那种喝了半 斤茅台的红脸，我的第一感觉就是他有高血压）。我迎上去准备与他握手，结果他从我们这个展场斜角插了过去，没看相控阵，直接去了航天部的展场。我当时很生 气，这人太没气度了，舰载相控阵是我们赢了，但这都是为了国家利益，我们才这么争的。我没想到一个国家总理，也就这种气度。接下来刘华清陪同江泽民过来了 （江泽民的脸是灰色的），他很高兴的和我握了手，我向他介绍了我们相控阵雷达的成果，最后我从阵面上抽下一个展示用的T/R组件（有一个面是镶的有机玻璃—可看到组件内部），向江，刘做了介绍，然后，我抱着T/R组件与江泽民在小面阵前照了相。然后江就去了航天部的展场。结果在江参观完他们的航天飞机模型，走下机舱时，一脚没踩好，差点摔倒，幸亏有人赶紧将他扶住。就这样，也引起全场的一片惊呼。

我和江泽民的照的像，后来王启贤去问摄影师要，他说，我拍的所有相片都要归档，不可给个人。你们将来可以以你们所的名义申请，若批准，可给你们所。

回到雷达局，装卸队长邱师傅说了句，你的手是和“皇帝”握过的，赶紧让我们都握握，沾点贵气。于是大家过来与我握手。

4月2日，华总（华海根），王军等都来陪我接待来宾（3月31日和4月1日 要有特别通行证才能进展场，他们没有证，没法进来）。中间得空休息时，华总对我说，你的正研职称，上面的批准通知就要到了。意思是让我认真考虑，暂时不要 去探望我太太。然而，我这时心里是已经做了最后决定，看到李鹏的气度，我再次感到失望。我本来就不在乎这职称，只要我在国内，这职称我肯定会得到；若我到 了国外，我就更没必要在乎这职称了。外国人要的是你的能力，而不是你的国内职称。

4月3日， 我 让讲解员看场，上午先去参加了“烽火一号”卫星指挥系统的分系统方案讨论会，然后直接打出租车去了东直门的加拿大签证处递了移民补充材料（我是二月份寄的 申请）。我当时想，如果是移民，那么就可在加拿大享受各种福利，我探亲期间也能合法打工。万一我回国后，不想去加拿大，放弃身份就是了。反正相我这样的条 件，申请也方便。我是下午3：00左右回到展场的。讲解员吴秋霞告诉我，王志刚（我最要好的同学之一，后来担任国家科技部党组书记）来找过我，见我不在，和她们吹了我们的关系，无非我们的关系如何“铁”，我们同一趟火车去“西电”，又住同一宿舍，床挨床，放假时一起出去“穷玩”并与人要打架之类的故事等。

第二天下午两点，展会结束。下午5点要将所有的展品撤出军博，又是一场抢时间的战斗。一切都很顺利，大家拿了奖金高高兴兴地回所。一到所里，我就集中精力将舰载相控阵的雷达实施方案修改的工作结束掉，并按归档要求将所有的计算文档，计算机模拟文档，以及实施方案文档都归到了所里的档案室。

九．退出“江湖”

4月22日，我收到了加拿大使馆的签证批准（这是个落地才有效的签证，即到加拿大机场后，就地有移民官签字后才能生效，这样做就可不让人们预先知道我会移民）。23日， 我正式提出要探亲（我没说移民），并按所里的规定，递交了辞职申请，华总我说，绝对不能让太多的人知道。你照常上班，一旦所里批准了你的辞职，我们地面雷 达部里可反聘你，一直到你出国。接下来，华总，王军和我商量了谁来接我的舰载相控阵雷达项目。这是当务之急之事，因为5月初，海军和舰总要来所敲定最后实施方案。上面要求汇报方案之人必须是一年轻人。理由是，王军已53岁（属马），华总已57岁（按，属龙）按女55岁，男60岁退休的规定，他们都快退休了。我推荐了张亚朋。但是华总说，张亚朋在负责1465雷达。可能只能让周万幸来汇报了，因为他们的502雷达刚结束，正是个空档。我觉得小周对相控阵不如小张清楚，但经我们商量后认为，像王军和老华都是符合反聘当顾问资格的，正常退休后至少还能反聘当5年（甚至10年）顾问。张总，王总也都是这种情况。他们可以帮助和指导小周完成这一项目。于是决定先让周万幸去汇报，我探亲后若是回来，我就兼任这个总师。

一过“五一”，701所袁敦垒，奚秀娟等来了，海装的辛民等也来了，包所长在招待所主持了一个大型欢迎会，我也参加了，但没和大家说我要辞职了。5月4日的最终实施方案汇报我就没去，让小周去念了方案。这让听汇报的人大跌了一次眼镜。

紧接着，我必须得到所里的辞职批准，拿到干部处和保卫处的证明，才有可能拿到护照。

首先是所里能不能批准我辞职？就这个问题，所党委会专门作了讨论，大家很同情我的情况，但又因为我担任的项目和职务的问题，一时举棋不定。最后还是所长严敦善拍板，同意我去探亲，他说了句，某人走了，天塌不下来，少了谁，14所照转。我至今感激他的这句话。有大将风度！是的，不管少了谁，这地球照转。但我不出国，我的家庭就毁了。

党委会后的第二天，党组书记就与我谈了话：告诉我了所党委会的决定，并指出只要我在半年内回所，组织上将对我的职务作两种按排，一是留在所里先当副总，然后接张总的班（因为张总7月就退休， 张总他们已经讨论过了接班方案）。二是直接调北京电科院担任某领导职务。

虽然党委会都同意了， 但干部处和保卫处就是不开证明。理由是他们知道我负责过重大项目，不能给我开放行证明。万一上面查下来，他们怕自己的乌纱帽不保。我当时急得没办法，找主管干部处的副所长徐文官谈了几次都谈不下来，又让我岳父（也是14所 的老人）去找他谈，最后他要我在他开证明前，与所里彻底拖钩。具体做法是：将所里分给我的房子及所有其他一切都交出来，组织关系也转到街道委员会（党费交 给街委会）。这些要求我都同意了，并办完了所有手续，然后将各个部门的盖章清单交到干部处，经过核实后，干部处给我开了个证明说我不是14所的人。保卫处更是麻烦，处长张根宝我与他平时不熟，我只好请我岳父出面找他谈，最后他买了我岳父的面子，勉强同意。 但为了免责，提出要所里负责课题的王总签字（必要的话，还要有科工委的章）证明我已不担任重要职务。好在我与王总关系不一般，最后都办妥了。于是保卫处的证明（证明我不负责重要项目和课题）也开了出来。这时已经是6月中旬了。

我 拿着这些证明去了南京出入境管理处，以去加拿大探亲的名义申请护照。我当时是非常紧张的，虽然党委会，及干部处和保卫处证明获取都是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进 行的，能不让人知道就尽量不让人知道。但是，只要有一点消息传到管理处，我就拿不到护照。因为当时正遇上国内出了一件事，有个搞预警机的软件副总师出国后 将以色列卖有关预警机技术给中国的事抖了出去，结果美国就追查和逼迫以色列停售技术，江泽民知道这事后大光其火，通知凡担任重要项目的总师不给出国护照。 我虽然做了很多准备工作，但还是怕出事。好在老天保佑，7月2日，我拿到了护照，第二天我就卖了最早可飞加拿大的机票，非常贵，1万多人民币一张单程票，两张就是近3万，我根本就没管多少钱，只要能将最早去加国的机票拿到手就行。我怕夜长梦多。7月5日我就带女儿到了我苏州的父母家里，这时才告诉我女儿要去看妈妈了（之前一直对她保密，是怕她跟她的小朋友说）。在家住了不到两天，即由我父亲的好友驱车将我们送到上海，7月8日进虹桥机场，过海关时，我非常紧张，就怕在踏上飞机之前被拦下来。

我女儿第一次坐飞机，晕机，躺在我怀里，问了我一个问题，如果下了飞机，我不能走路，要你抱，你是抱我？还是拿行李？我回答说，爸爸什么都可以不要，也会抱你的。有爸爸在，你什么都不要怕。我的这个回答，至今女儿都记着。

到了温哥华机场，我看到了一个中文的“欢迎”牌子，就走上前问哪里是签证处，一位50来岁的大妈把我带到一排座椅前，叫我在那里排队等候。我们等了近两小时，才进到签证办公室，签证官是一位40来岁的非常客气的女洋人，第一句话是问我要不要请人翻译？我说我懂英文。我当时就想显示我的英文能力，同时也怕请人翻译可能会容易被拒签。研究生的6级英文不是白考的，我的读，写，听都行，就是回答问题时，说的英语有时会让签证官听不懂。于是我就在纸上写，让她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我告诉她我是带着女儿来与太太团聚的，我要移民。签证官最后叫我移民纸签了字，然后和善地说了“Welcome to Canada”就完成了落地移民签证。

一出机场，我太太迎上来接我们。 我女儿不认识我太太，就叫她“阿姨”。我们分开了快5年了，太太出国时，女儿还不到4岁。虽然中间太太回来过10天，但因孩子小，也记不清她是什么模样。

到加拿大的第二天，我们就去了教会，问了如何找工作。教会的人告诉我查“黄页”发简历，于是我们就去公共图书找了个简历样本，写了份简历，用图书馆的打字机打印后就按“黄页”上的传真号发了出去。到加后的第5天，我找到了一个意大利人开的冰淇淋厂的labor job。于是一边工作，一边帮女儿到教育局（school board)办入学手续和物色好的学校，同时去参加工作面试（interview）。两周后，我辞掉了淇淋厂，来到了一家洋人的电子公司进行试工。8月12日我被该公司正式聘为技术员。

有了工作就有钱，于是我们在温哥华西区排名最好的公立中学旁租了个房子，让女儿在附近的一个排名也很好小学入学。然后无非是买家具，考驾照和换车之类的事情，一家人过得很舒心。转眼半年就过去了。是我决定回不回国的时候了。

记得那时候是1997年1月份，温哥华下了一场大雪，我女儿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大雪，与是我和太太一起陪她玩雪。还拍了好多照。回家后，女儿和太太都有些感冒，因为玩得太兴奋，脱了衣服，结果受凉了。

第二天，我坐在车里，决定走还是不走（我太太让我自己决定）。如果走，直接驾车去机场。车外下着大雪，我穿了件皮袄坐在车里思考。

我想了很多很多。无非是名利和家庭的比较权衡。实际上到了加拿大，这些东西一直在我头脑里斗争着，只是现在必须做出抉择。

1）我权衡了“名”。回国后可以把舰载相控阵和另外几个项目亲手完成。必然会得到很多大奖。今后可以被评为“院士”。其他职称我都有过了，“院士”是唯一可吸引我的荣誉。但是我又想，评“院士”，按中国的现状，可能要等到我60岁后才能排到，我到那时，拿到这个头衔，又有什么意义？一辈子都过去了。而且万一活不到那天，不是白回国了。 我这样想不是瞎想的。14所有很多前车之鉴，如，远望号上180雷达主师沈光浩（我的前辈校友）, 我们刚进所不久，就去世了，才46岁。留下了太太和两个孩子。我们都知道他是劳累生病而亡的。

事实上，10年后，我女儿和太太都说我当时幸亏没回国，否则真有可能把命丢了。除了我前面说到过我在14所的工作是非常紧张和高压力外，我当时最看好的两个总工程师人选（前面已提到过的）：倪晋麟，张亚朋都早早去世了。倪晋麟是2003年去世的（43岁），当时他是管课题的副所长，晚上开完会已是9点多，天黑下雨，骑个电动车回家，结果被出租车撞死。张亚朋是2007年去世的（45岁），当时他是所副总工程师，工作压力很大，得了肺癌去世的。他们得到了什么？撒手后，苦的不就是太太和孩子。

2）我权衡了“利”。回国后，我可能很快会被提拔。到中央部委，或省里担任个领导职务。我们这批人有很好的学历，又有10年以上的党龄，是那时候的重点被提拔对象。我和我太太说过此事，她说她看不上，当官要善于尔虞我诈，而且甚至要敢于无耻。像我这样的老实人，说不定就被人卖了。

这 一点，我也想了很多。我在国内由于工作关系，接触了很多的“红二代”，比如，贺鹏飞（贺龙之子），刘源（刘少奇之子），赵登平（陈赓女婿），张海洋（张震 之子），刘弥群（刘伯承之女），聂力（聂荣臻之女），等等。他们都凭着特殊背景已占据了重要的的高位。像我这种非红二代是无法与之相比的。我和他们的地 位，就好比是他们靠着父辈已经坐在了帅位上，我最多只是那个打冲锋拼命的将军（或者说是高级“炮灰”）而已。

看看现在的中国，整个就是“红二代”的天下。

3）最后集中到“家庭”。我和太太是大学同班同学，之后又一起在14所工作，彼此间有绝对的相互信任，两人的感情就是属于让人羡慕嫉妒恨的那种。太太为了女儿，放弃了“1471”机载预警雷达波控系统设计师和副主任职务，出国打拼。我们分开转眼就快5年了，好不容易家庭再次聚到了一起。

我现在回国去的目的是什么？“名”？“利”？还是为了祖国？从这次舰载相控阵事件可以看到：科学家就是被绑架的傀儡，国家的领导们为的就是巩固自己的地位和经营自己的圈子。你对祖国的赤胆忠心在他们的大“利”面前就是“狗屎”。

我们在这世界上追求的是什么？我们两手空空来到这世上，最后又两手空空离开这人世，真正可以给这世界留下的只能是三份爱：即, 对爱人刻骨铭心的爱，对父母赤诚的爱，对子女无私的爱。否则，你的一辈子就是迷失了方向。

我坐在车里整整考虑6个小时，最后回到家里对我太太说，我决定留在加拿大。我太太流着泪对我说“谢谢你的决定。我就给你一句话：是金子，到哪里都发光。”

由于在车里冻的缘故，我也感冒了。我和太太，女儿在家躺了一星期后一起携手站在雪地里，对着温哥华的太阳说，在这里，我们开始第二次人生！

于是就有了我们在北美开创新生活，支持我女儿考入“长春藤”大学，获取哈佛博士的全新人生。

写到这里， 有关052C舰载相控阵雷达的故事就结束了。

假如我把中国的知识界说成是一个“江湖”， 那么我这个退隐“江湖”近20年的人在把故事说出来时还是犹豫会使那些即得利益者觉得不舒服。因为我把这部雷达的原创人马公布了出来。今天人们对于“052C”舰和上面的相控阵雷达，可能只知道其现在的主持师们。而不知道袁敦垒，辛民，奚秀娟，王军和我等一群先驱设计师们，他们才是052C舰和雷达的真正原创者。更不知道张福琼，牛宝君，陈振成，于洪标，马恒泰等那批真正的关键技术突破者。没有这群人当年的奋斗，争取和坚持，可能中国海军至今还只能是看着美国的“SPY-1” 雷达在叹息。

我 特别要让大家知道王军，她不光是舰载相控阵雷达的重要原创者之一，她在雷达设计和项目的争取中起了关键的作用，而且在雷达的最终实施建造中，也是亲力亲 为，起了实质性关键性的指导作用。她退休后，一直被反聘负责雷达的实施指导。她也是天波超视距雷达重要原创者之一。是她和包养浩研发设计了超视距雷达。她 还是“385”相控阵雷达的原创者之一。但是我现在从网络上查找时，哪一部雷达都没看到她的名字。为什么真正的原创设计者最后都不见了？荣誉都归到了谁的头上去了？这是中国知识界的悲哀。我这个在“江湖”之外的人应该将事实说出来。这也是一种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