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人文主义谈话录 -- 万年看客

十天前的周日，我坐在旧金山的一间小小电视演播室里。我的一只耳朵里插着耳机，两眼直直地盯着面前黑洞一样的电视摄像机镜头，等着在东海岸《麦克尼尔-雷西新闻》中亮相。节目中播出了一段被伊拉克军队俘获的美军飞行员的录音——这是当晚的第一段节目内容。我要求技师将音量调大，想听听飞行员说了什么。“上帝啊，”我心想，“这个可怜的家伙受刑了。”

这段录音是上周的主要新闻之一，当时我们还没有关于这位飞行员的影像资料，事先我也并不清楚录音带上的内容。在越南战俘营里，刚刚被击落的飞行员照例要发表反美声明——有些声明人遭受了酷刑，也有些人没有——他们的发言经常会通过监狱里的播音喇叭灌进各个监房。作为战俘营抵抗运动的领袖，我有意识地培养了一套技能，能够通过发言来分辨受过刑与没受过刑的人，从而理解战俘营的管理路线。我们当中的很多人都成为了识别被迫发言的专家，不会放过任何蛛丝马迹。比方说有些词语在受过大学教育并且性情活泼的飞行员口中并不会经常出现，尤其是直接从敌人的宣传标语当中摘抄出来的单词。照本宣科的飞行员完全发挥不出本人的口才，因为越共的英语水平有限。发言人往往还会踌躇迟疑。

当时我还不知道录音当中这位美军飞行员的姓名与军阶，但是从他的发言中很明显能听出来他遭受了刑讯，而且是重刑。我有五分钟时间考虑这段录音，与此同时吉姆.雷西正在与约翰.亚当.维克海姆以及帕特里克.唐纳利将军谈论苏联局势。然后他问我对这段录音有什么想法？我说了我的想法，两位将军与雷西听上去都很满意，并且赞同了我的说法。海湾战争开展以来，我们已经发现了一连串意料之外的问题，这些问题每天都在堵在我们面前招摇。这段录音也是问题之一，而且就在这一刻得到了体制的承认。

这段录音的当事人是海军上尉杰弗里.查恩（Jeffrey Zaun）。六年之前的5月，他就在我们现在讲话的美国海军学院纪念礼堂领受了自己的毕业文凭。他的面容布满了昨天的《新闻周刊》杂志，令我们无处回避。这是一张经历过战火考验的面容。

古往今来，每一场战斗当中都会出现这样的面容。按照克劳塞维茨的说法，这些人全都身处于“危险、冒险与生死凭天的领域”，我想用这些人作为我今晚讲话的背景。在任何一场冲突当中，总会有少数人蓦然意识到，危险、冒险与生死凭天的领域正是自己的天然栖息地，并且逐渐感到如鱼得水。他们在这样的环境中恣意表现自己，他们的行为在几乎其他任何行业当中都不合体统。我要谈的是英雄与英雄主义。

你们这些海军学校学生想必都听说过英雄与英雄主义——恐怕正是你们天性当中的浪漫主义元素促使你们来到了这里求学，至少我当年是这样。我们今天生活在平等根深蒂固的环境当中，以至于我们很难承认——更不用说仰慕——那些非同寻常的特殊人物。我们觉得这样做不公平，甚至不民主。古往今来，这些人一次又一次悍然迎接挑战，完全无视其他人对于所谓自我保护本能的常规看法。换句话说，如今的我们过于拘谨尴尬，张不开嘴谈论特定的人类行为，因为这些行为仅仅出现在极少数人的身上。

今晚的演讲是科普讲座而不是励志演说。今晚我要将羞涩与拘束抛在一边，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好好思考一下历史、文学术与现实生活当中的英雄与英雄主义——是的，现实生活当中确实存在着英雄，存在着无私无畏令观者费解的人。这些人的心中燃烧着烈火，有朝一日假如你要承担领导职责，正是这些人将会为你力挽狂澜，转败为胜。有史以来，这些人从未得到过精确的定义。亚里士多德认为英雄是野兽的反面。因为野兽低于人，而英雄则高于人，位于人神之间。不过英雄主义却是一个很难讲的题材，尤其是因为危机时刻挺身而出的英雄在平常时候往往并不会展现出异于常人的才具。

“‘背风转舵到底！’克拉莱特船长喊道。他穿着睡衣从船长室里冲出来，好像鬼魂一样。”

他指挥的美国海军护卫舰在好望角突然遭遇了剧烈的侧风，船体倾斜，几乎就要倾覆。

“‘你他妈闭嘴！’疯杰克喊道。”疯杰克是一位老资格上尉，向来性情刚烈。“‘迎风转舵到底！还有你他妈闭嘴！’”

两人给出了相反的命令，水手们听从了疯杰克，战舰也转危为安了。

我们知道这一幕确实发生过，因为赫尔曼.麦尔维尔当时就在甲板上见证了这一幕。十九世纪四十年的麦尔维尔是美国海军的一名年轻水手。日后他将这段经历融入了自传体小说《白外套》。按照麦尔维尔在书中的说法：

“当大风袭来或者主帆突然掉落的时候，大副有权命令甲板上的一切人员采取紧急行动。但是这一回疯杰克却僭越了大副的权限，而大副也没有试图从他手中夺回权限。我们所有人的目光都指向了他，似乎我们一致选择他来决定如何战天斗海，与海角的恶灵一决高下。疯杰克是拯救战船的天才，那天晚上他证明了自己的成色。”

麦尔维尔甚至还据此总结了一套人类行为准则，当然你未必一定要同意。“在危机时刻，就像指南针会指向磁石那样，人们的服从会主动流向最适合发号施令的人，无论他的军阶高低。”

麦尔维尔在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还提供了其他发人深省的理念。例如克拉莱特船长并不是一个神经脆弱缺少脊梁骨的样子货。此前他曾经多次成功完成过指挥作战任务，有时还很大胆。比方说为了抓捕一名叛逃的前桅平台中士，他曾经下令派遣突击队强行登上此人藏身的西班牙军舰。指挥室里的克拉莱特并不缺乏运用权威的勇气。他所具备的勇气或许可以被称作道德勇气。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当中将其与另一种勇气相对比。道德勇气指的是承担责任的勇气，与之相对的则是本人亲身面临危险时展现出来的物质勇气。

克拉莱特缺乏的正是这第二种勇气。正是这种勇气让人硬闯刀山火海如履平地一般。克劳塞维茨认为，“敢于直面个人危险的勇气又分为两种。“第一种是由于天生体质而对危险满不在乎，这种勇气可以被视为恒态；第二种是从荣誉心、爱国心或其他激情产生的勇气，是一种暂时性的热情状态。”他更偏好这两种勇气的结合。

麦尔维尔对于勇气的分析并不如克劳塞维茨那样深入，但是却更加贴近实际案例。

“船长与上尉给出的相反命令彰显了两个人各自的性格。船长下令背风转舵，他想的是如何逃离风暴。疯杰克下令迎风转舵，他想的则是直接向风头冲过去。背风逃离会让你听凭风暴摆布，迎风上前则能让你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掌控方向。行船如此，做人亦然。将后背让给敌人的人也就给了敌人发动进攻的优势。那天晚上，在好望角的赛场上，猝不及防的克拉莱特船长失去了他的伪装，在检验男子汉气概的紧要关头，他显露了自己的本相。船员们长期以来一直怀疑的事情终于得到了证实。”

“检验男子汉气概的紧要关头”，我本人就这个题目还写了一张便条。男性主导的语言充斥了关于英雄主义的文字，从希腊哲学家到克劳塞维茨再到麦尔维尔都不能免俗。这是否意味着我本人不相信女性也能具有英雄主义本能、冲动以及特质呢？不，我并不这么认为。只不过如果我必须要将讲稿当中的每一个“他”都替换成“他或者她”，那么今天的演讲恐怕就要换一个主题了。所以我请大家见谅，先容我说下去。

麦尔维尔对这次事情的记述非常有趣。“为了彰显某些人头脑当中的慎重求稳本能多么强烈，必须要补充一点，即船长事后没有对疯杰克采取任何惩处。就船员们所知，船长甚至都没有公开训斥他的鲁莽僭越。”在这种时刻有些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求追求稳妥。麦尔维尔并不打算将杰克塑造成为英雄，也没有花费心力来分析他的行为与品行。他只是说当时这条船“落到了他的手里”。在我看来这种笔法彰显了麦尔维尔的天才。如果是我的话，一定会千方百计地为疯杰克辩护，但是麦尔维尔的英雄却凭借自己的行为树立了起来。他就在这里，你都看见了，他当真这么做了。

“这是很久以前千里之外的事情，”你可能会这样说。“时代已经不同了，”有些军事专家与军事记者也会这么说。英国军史学家、军事记者以及桑切斯特军校教授约翰.凯根几年前写过一本关于指挥人才的书籍，标题写得很好：《指挥的面具》。我们每个人都佩戴着指挥的面具。他提出了很不错的论点：自从亚历山大大帝以来，古往今来一切优秀军事将领都要满足手下人马的五项要求。首先是亲密（kinship），要照顾好手下人，绝不能让他们有丝毫怀疑你与他们是生死与共的战友。其次是训诫（presciption），即通过自身魅力与权威来设定规矩以及方向。然后是约束（sanction），你要为手下人留下奖惩分明的印象。接下来是实绩（action），你要让你的手下人相信你懂得如何战斗。最后是以身作则（example），你的一言一行都要体现你完全遵从那些要求别人以身赴险的人们应当遵守的原则。

凯根在书中着重讨论了最后一项要求，并且将其称为英雄主义。他透彻地分析了亚历山大大帝、威灵顿公爵以及格兰特将军等人怎样体现了这项要求，他们在战火正酣之际如何身赴前线，如何泰然自若，如何一边躲避子弹或者标枪一边指挥战斗。然后在这本书的最后一章他写到了现代世界的战争。他洋洋洒洒地写道，此时此刻——也就是1987年——已经没有英雄主义的容身之地了。高科技使得英雄主义失去了意义，计算机在现代战争当中已经取代了人的动机，以至于士兵们不论斗志昂扬还是心如死水在高科技面前都没有差别。更有甚者，那些喜欢“戏剧效果”的人——他将这个词与英雄主义划了等号——对于现代军队来说非常危险。

约翰.凯根不是只会放嘴炮的胆小鬼，但是这本书的最后一章与之前各章的大力铺垫实在是南辕北辙，与我本人见识过的二十世纪后期战争现实更是相差甚远，以至于我不得不相信，对于核毁灭世界末日的恐惧败坏了他的分析与判断能力。他似乎口不择言地奏响了一曲老调重弹，极力渲染个人主义与个性在历史上的危险影响。他似乎想让读者们相信，最安全的领导来自于委员会的集体领导，自然力量正在主导或者塑造我们的生活，将其导向如同蚁群那样同一的平庸。自然我不能同意他的意见，我更认同哈利.杜鲁门的说法：人创造历史，而不是相反。

当时《华尔街周刊》一直逼着我供稿，于是我就在文章当中反对了凯根的说法。大约一个月之后，凯根从英国给我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基本上也同意我的说法，他说：“我就知道你得这么写。”

根据我在越南担任飞行中队指挥官的经历，高性能高科技的战斗机只能彰显勇敢与胆怯之间的差距，而不会将其遮掩起来。随着空战日益成熟，越军的防空火力越发精细复杂，蓝天上飞行员的斗志也变得越发重要。高性能的战斗机并不能将全体参战人员糅合成为毫无情绪与独特性的囫囵一团。许多空军出身的指战员撰写的书籍也支持我的观点。这些人都曾经率领空袭小组闯进六号阵地，也就是河内/海防防御集群。按照他们的说法，飞行员神经崩溃造成的损失足以与敌方的战斗机、高射炮与导弹造成的损失相提并论。高科技战斗机与同样高科技的防空火力越发导致了战士群体的两极分化，比例越来越小的精英承担了越来越多的空战任务。

我的密友杰克.布罗坦与我同龄，是西点毕业生。四十多岁的时候成为了空军上校。他曾经多次参加过针对六号阵地的空袭任务。他写过两本书，《雷公岭》（Thud Ridge）与《挥师北上：对抗河内与华盛顿的战争》（Going Downtown: The War Against Hanoi and Washington）。他认为：“并非每一位具备基本资质的人都有能力执行任务。有些人的飞行技术确实过关了，但是依然应付不了作战任务。仅仅做一位会按按钮的飞行员并不够。战斗飞行员的资质包括一次次眼看着僚机被敌方导弹击中，化作金色的火球。”在《挥师北上》当中他提到了一位海军中将，此人手下有好些飞行员干脆直接抗命，拒绝执行袭击六号阵地的任务。中将对军法官大喊大叫，坚持要让这些飞行员上战场，机翼上要是没有弹洞就不许他们返程。无可奈何的军法官最后说：“您不知道我们有保护这些人的专门规定吗？”看到这段记述，我不得不感叹，我们怎么沦落到了这种地步呢？

杰克.布罗坦并不算是一位依附于组织的人。他凭借自己的良心行事。当他的两名有能力执行作战任务的少校遭到了不公正的军法审判时，他愤然挺身而出为他们辩护。作为作战指挥，他很清楚美国空军热衷于死抠规章的心态。军事法庭将两位上校的机枪摄像头拍摄的影像当成了定罪证据，认为两位被告违反规定擅自回击他国作战平台——在本案当中是一艘正在海防港装卸弹药的苏联补给舰——于是杰克从资料部门调取了录影带，在停车场里将其付之一炬，然后又回到军事法庭自首，全然不顾自己的职业生涯将会毁于一旦。

当然，战俘营与空战战场都很接近真正英雄的孵化器。安瓦尔.萨达特在回忆录《54号监房的反思》 （Reflections from Cell 54）中写道，全世界只有两个地方会使一个人无法逃避自己，其一是战场，其二是监狱。监狱、酷刑与单独隔离很适合彰显真正的英雄，因为战俘营中的囚犯全都被不确定与怀疑情绪所吞没。

我这话听上去可能有点奇怪，但是说到英雄主义为什么在二十世纪逐渐沉默、遭到扭曲或者死去的问题，我所读到过的最有见解的作者认为原因在于现代化工业化国家日渐缺乏不确定性。温斯顿.丘吉尔在名为《思想与经历》的文集中感叹到，世代以来一直在人们头上盘旋的基本生存困境在过去一两百年里已经消散了。”现代群体能够不借助伟人而存在吗？他们能够摆脱英雄崇拜吗？与伟人们的贡献相比，公众的常识能够提供更宏大的愿景、更高尚的情操以及更有活力的行为吗？“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在《分裂的世界》（A World Split Apart）当中赞扬了很多以自我为中心的内生文化，这些文化在一个危险的世界存续了下来，而且神秘、怀疑、勇气与精神主义在这个世界里都是丰富生活的因素。

有些时候，难以预测的危险力量会逼近我们身边，而且没有什么显而易见的手段能让我们影响与操纵这些力量。在这种状况下，几乎所有人——无论他平时多么看重规矩与规范——都会在内心最深处乞求上帝赐给他一两个凭借本能把握局势的强人，这种人会凭借着坚强的个性要求他所属的群体默许他放开手脚大展作为，并且往往能得到许可。

我不想多说我在越南战俘营里的经历，那场战争毕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只想为你们提供几项事实，让你们更清楚地意识到海军如何培养领袖以及毕业于本学院的飞行军官与其他人相比成色如何。在八年半的时间里，飞行员与飞行军官挤满了华庐战俘营，但是真能说明问题的年份其实只有四年，也就是1965年11月到1969年11月。我将其称为黑暗四年。在这四年里，凡是愿意挺身而出的人都会被全体被俘人员默认为抵抗活动领袖，无论军阶高低。

在施加惩罚的时候，越南人非常高效。他们很会确定给他们找麻烦的人。因此只要研究一下遭受单独监禁与酷刑折磨的美军战俘名录——在黑暗四年里，飞行员战俘的数量从50人增加到了331人——就可以将其视为对于这段时期内美军内部领导力分布的记录。假如你相信越南人的眼力——我确实相信，并不是因为我信任越南人的人品，而是因为我相信他们确实很想瓦解战俘的抵抗——不妨将这份名录视为领导力测试的实验结果。领导力分布与军阶以及军种之间有相关性吗？越南人完全忽略了战俘的军阶，因此这个问题也被摆到了桌面上。我举个例子，1967年夏天，越南人曾经打算处决一批“严重唆使他人反对战俘营权威”的人——也就是我所谓的领袖。他们花费了两个月，反复刑讯并且比较口供，最后制定了一张名单，上榜的战俘全都遭受了两年单独监禁，昼夜戴着脚镣。名单上都有谁呢？请记住，我们的讨论范围仅限于军官。在全部战俘当中军官大约占到了三分之一。在全部军官当中海军又占到了三分之一。

登上名单的一共有11人，越南人认为他们都是危险人物，决不能让他们与其他人有任何形式的交流。我想说的是这张名单很科学。其中五人是空军中校以上的军官，全都出身于海军——这也是另一个大家可以为海军感到骄傲的原因——排在他们后面是两位海军少校，一位空军少校，两位空军机长，以及一位海军少尉。日后我们自称“恶魔岛帮”。在1967年夏天，越南人准确地挑出了战俘地下抵抗运动组织的最宝贵人才。海军在这次测试当中表现优秀，理应引以为荣。

我手里的统计数据太多，不能一一讲明。但是关于单独监禁的数据足以让海军以及海军学院的人们感到骄傲。假如按照军种计算人均单独监禁时间——这一数据是黑暗四年的基准数据，我不想贬低其他军种，只是在陈述事实——空军是6.5个月，海军是11.7个月，USNA毕业生是15.5个月。如果你被单独监禁了三年，那么你对越南人的抵抗一定非常有力。在所有331名战俘当中有8个人遭受过为期三年的单独监禁。其中6个人是海军，其中也包括那名少尉。此外还有五个人被单独监禁了四年，其中四个人是海军，他们当中又有两个USNA毕业生。最后，USNA毕业生仅占战俘总数的8%，或者说28人。

经历过黑暗四年的USNA毕业生当中有四位今天来到了会场，我与他们全都交情深厚，并且与每一个人建立友谊的原因都各不相同。他们是海军的精华。威尔逊.丹佛.凯（Wilson Denver Key），杰克.菲罗斯（Jack Fellows），奈德.舒曼（Ned Shuman），还有比尔.劳伦斯（Bill Lawrence）。（全场热烈鼓掌）

这就又回到了我今天想要着重谈论的行为。有些人将这种行为当做美德之首，也有人将其当成万恶之源：为了理想与信念牺牲生命的意愿，或者说自我牺牲。哲学家格伦.格雷年轻时曾经是一战欧洲战场上的士兵。在他的《战士》（The?Warriors: Reflections on Men in Battle）一书中，他提到许多人文主义者都攻击自我牺牲的冲动。认为这种冲动是道德邪恶的核心。还有些人非常厌恶圣保罗与圣奥古斯丁这样的基督教圣徒认为没有自我牺牲就无法清洗罪孽的神秘理念。格雷见到了很多人在战场上都到集体情绪的鼓动，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毫不介意地承担各种致命危险。因此格雷表示他“再也不会轻易解释人类的动机了。”

身为哲学家的格雷总结道：“显然。人类会逆反据称显而易见的自我保存基本本能，反对一切自利与自我主义的行为动机。倘若并非如此，我们的文明历程与现在相比将会大不相同。”

哈佛大学的科学家、基因学家、昆虫学家以及社会生物学的学科奠基人爱德华.奥威尔逊在他的著作《论人性》第七章“利他主义”当中写道：“丝毫不求互惠的慷慨行为是非常罕见且最受尊重的人类品质。这种品质非常难以捉摸，而且分布也很不均匀”——所以他才会采用罕见古怪等词来形容无私的选择——“这种罕见且受重视的品质被着各种仪式与环境因素围绕着。在现代战争中，相当大一部分国会勋章会被我们颁发给那些只身飞扑在手榴弹上掩护战友的人们，不惜自蹈死路也要掩护战友撤退人们，或者作出了其他非同寻常的选择并且导致自身牺牲的人们。”

这两位学者都是我的密友。我认为他们的言论很好地映衬了我的最后一个论点。你们也知道，在这里的演讲结束后，我妻子西比尔与我就要去参加国会荣誉勋章会社的聚会。经常有人对我说，“与这么多领袖人物/军事思想家/坚贞爱国者共聚一堂，一定很令人兴奋吧？”几乎随便哪种特定的美德都能用来形容会社成员，我们基本上已经听过了所有的溢美之词，而且许多褒扬的形容词也确实适用于许多成员——目前在世的国会荣誉勋章共计185名。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我们这个团体的成员组成非常多样化。有几位将军，也有几位列兵与下级军官。有人受过高等教育，也有人小学没上完。有人是百万富翁，也有人是邮递员。有人是牧师，也有人是酒保。但是所有这些人都是过硬的朋友，不仅相互直呼其名，而且彼此扶持关照。

但是如果按照我所谓的“体检报告”式用语来给这些人分类，那么肯定会让你误入歧途。事实上这些人只有一点共通之处：他们全都拒绝接受达不到本人标准的现状。假如他们见到了自己无法容忍的事情，肯定会一点就着。他们可能会立刻作出反应，或者需要等一个小时，又或者需要等一个月，但是他们每一个人最终都会挺身而出扭转局面。“一颗手榴弹就要杀死散兵坑里的全部战友吗？绝对不行！”“难道要眼看着整整一个连的海军陆战队员又冷又累地受困在长津水库高地上束手就擒吗？绝对不行！”“我应该为了避免受刑而揭发其他战俘的言行并且听任他们受到伤害吗？绝对不行！”

没有人会因为言语、态度、一贯优秀的判断力或者可靠性等等特质获得国会勋章嘉奖。这枚勋章并不会被用来嘉奖战绩优秀的有功人员，也不是仅仅凭借个人出色表现就能赢来的荣誉。这枚勋章的颁发只看一条标准——任何有意为之的行为都够不上这条标准——也就是不管不顾的拼命冲动。“上帝啊，绝对不行！”“不，不能这样！”“先过我这一关再说！”

我并不想将这些人描述成为直来直去的一根筋。狡猾、聪慧、灵活、机敏、权变、隐秘等等品质往往也是使得他们得以完成英雄行为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经常要与勇气、意志力以及坚定信念等等品质共同发挥作用。但是关键在于我们谈论的并不是狐狸，而是刺猬。古希腊人最早做出了这种区分。阿尔齐洛科斯在诗歌中写道：“狐狸通晓千条妙计，刺猬只懂一定之规。”所谓一定之规就是要攻击敌人的咽喉要害，就是要在有必要的时候毫不犹豫地为朋友们舍弃生命。

这话由我来说可能有点奇怪。但是鉴于你们受到的职业教育，我有必要提醒你们注意一项事实：“超越职责”（above and beyond the call of duty）这句短语不仅仅像字面上去听上去那样简单。既然荣誉勋章的颁发致辞里包含了这句短语，那么它就一定是真实的：得到嘉奖的行为必须超越受嘉奖人员的职责，而不是遵从正当命令的行为。嘉奖杰出战绩的勋章有很多，但是国会荣誉勋章专门用来嘉奖不假思索的英勇举动，此类举动超越了规章与制度的要求，任何一名品行无亏的指挥官都不能够安心命令受嘉奖人去完成此类行为。

这种勋章在历史上有过先例，例如拿破仑在1802年颁布了他的军团荣誉勋章。从那以后，对最高荣誉进行分层就成了欧洲的传统，只有最高级别的荣誉才属于“超越职责”的范畴，例如德国铁十字勋章就是分级制的。只有美国和英国仅仅采集一套“超越职责”勋章体系。英国的维多利亚勋章于1855年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推出。1862年林肯总统在南北战争期间也推出了国会荣誉勋章。

若干胆敢谈论这个话题的现代哲学家为1802年之后的勋章体系提供了进一步合理性。1914年，在马德里大学担任形而上学教授的奥特加.伊.加塞特撰写了《堂吉诃德的沉思》一书。他用比我更明确的文字进一步主张了英雄就是挺身而出改变世界的人。“荷马笔下的英雄与他们的欲望同属一个世界，而堂吉诃德却是一个试图改变现实的人。像他这样的人们拒绝接受习俗、传统甚至生物本能强迫他们作出的那些姿态。”

堂吉诃德如此信奉理想主义，以至于他根本无法容忍现实。我很喜欢这个想法，或许是因为堂吉诃德的作者塞万提斯也像我一样有过身为战俘的经历。这本西方销量仅次于圣经的畅销书的十六世纪作者监也曾经被投入监狱，处境与我相差不多。他在阿尔及利亚的监狱里被关押了六年，期间遭受刑讯，六次试图越狱，挂着脚镣在地洞里被监禁了半年，然后又被锁链锁在了自己的监房里。

在此我想向各位校友重申一下，我今天演讲的目的不是给你们打气，而是给你们提醒。每一位军事指挥官都应当牢记这些极少数人的神秘内心充盈着怎样的深度与力量。这些人就散布在我们的军队当中，有朝一日或许还要接受你们的指挥。我想我不必赘言，本着常识你们就应该知道，命令一般人冲锋陷阵的言语足以让这些人直冲云霄。在危急时刻，你的职责就是向他们的迫切冲动与非凡意识提供最佳且最具针对性的建议指导，以防他们将自身挥霍在配不上他们的寻常任务上面。

话说至此总结一下。我的英雄，从疯杰克到杰克.布罗坦，从恶魔岛帮到国会荣誉勋章会社，再到堂吉诃德，所有这些人都采取了切实行动，好让这个世界达到他们的标准。他们全都是现状的死对头。他们几乎全都不是组织成员——换句话说他们极少止步于发挥别人预期的作用，而最优秀的组织成员也不过完成了组织规章为他开列的职能而已。他们确实从属于某个组织，但是他们在完成英雄壮举时却并不会将自己当成这个组织的代表。他们只是碰巧加入了组织而已。他们的英雄壮举仅仅代表自己的良心。他们加入了组织但是却从不依附于组织。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从台下走上舞台，完成了短暂却令人惊叹的表演，然后又一言不发地消失在了台下。他们在规章之外如鱼得水，在赤裸裸的个人领域挥洒自如。他们并不会违反法律，而是超越了法律。或许他们与亚里士多德的理念相差不远，或许他们正是位于神灵与凡人之间的存在。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