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茗谈（145）：帝国的暮色 -- 本嘉明

幸福的帝国各有各的幸福，不幸的帝国都是一样一样儿的。

---------- 小沈阳

本篇也是以前的《犹大地轶事》和《罗马轶事》的收尾。

(一)

世界史上，没有“北患”的大帝国只有两个，蒙古帝国和沙俄，因为他俩就是别人的“北患”。

罗马帝国有“北患”(日耳曼蛮族)；明帝国有“北患”（蒙古人，入侵朝鲜的日本人）；清帝国/大英帝国有“北患”（沙俄）；美国也有“北患”（苏联的洲际导弹从北面跨北冰洋而来）。

只要帝国的寿命够长，它们最后的崩溃，往往跟“北患”有直接间接的关系。而“北患”像癌症晚期一样抑制不住的时候，其表症就是帝国的通货膨胀和财政破产。

我们拿三个帝国（罗马，明，清）来比较，会发现，面对危机时，明帝国最弱，垮得最快；罗马帝国体质较好，民族意志力也比明帝国更顽强，但最后也垮了；清帝国的危机一点也不比两位前辈小，但幸存下来，把一个领土基本完整的主权国家，交到后人手里。

先说明帝国。

明代著名的财政文献《万历会计录》，是了解明帝国分配全国财力的权威会计概要。在1581年户部尚书张学颜向皇帝进呈之前，为编辑这部概要，14个财政专家工作了两年------因为各地的账目制度千差万别，整合到一本帐很不容易。这就是黄仁宇说的“（明朝中央财政人员）无法在数目字上管理全国”。

《万历会计录》详实记载了明代边镇的军费开支。明初最勇武有为的两个开国君主，朱元璋和朱棣，都未能彻底解决蒙古人的军事威胁，到后来不得不沿边屯戍，转入防御。由于明皇室对皇帝培养近于儿戏，又与士大夫阶层争权激烈，国家最高领导人的素质迅速衰败，结果沿长城守卫北方边境，很快成为整个明史中对“建设和谐社会”破坏力最大的事儿。据全汉升等人的研究，1548-1617年间，军费占中央财政支出的比例，通常在60-85%之间，有些年份竟高达97%！北患使得国家级财政变成“月光族”，一旦额外再来个天灾、叛乱、突发事件（日本侵朝）等变故，中央为维持运转就不得不向民间加派赋税（例如1592-1598年间的朝鲜战争战费支出1千万两，大半都是临时加派和搜刮所得，民间赋税较二十年前增加40%，民间殷富者为之减半），结果官逼民反，最后外患未平，内忧又起。国家财政主要投入边防的无底洞之后，又更加难以有效地应对内部农民起义，进入恶性循环。

明代的财政垮在军费上，这是毫无争议的。尤其晚明对倭寇、朝鲜、后金、李自成起义等战争，无不耗费巨大（单是对后金就耗资6000万两白银，占这一时期国家总收入的一半），多个领域的财政窟窿如多米诺骨牌一样接续出现。

在明朝建立之初，边镇屯戍理论上是可以自我维持的：驻兵军士世袭，并进行屯田，做到人力、粮食、兵器上均实现自给，对中央财政的索求少。而且朱元璋规定“十不征”，不折腾，蓄养国力，在周边有意维持一圈小国作为战略缓冲。但随着时间推移，这一制度变得千疮百孔:军N代不愿驻边；公社化大锅饭，屯田的产粮不多；而随着蒙古威胁升级，驻守的部队数量不得不增加。于是边镇的补给逐渐成为难以承担的财政问题。

明代采用了许多变通办法，例如商屯------商人转运粮食到边镇，换取政府的食盐专卖的额度，以刺激商人支前的积极性。由于食盐利润很高，有些边镇甚至拨出一部分官兵专职煎盐。对辽东镇，明代还通过海运来解决粮食补给问题，这本身也刺激了当时的海上交通，但海运风险大，时禁时通（想想郑和的宝船舰队，这帮当初激烈禁海的，真是不作不会死啊）。到明朝中叶的1508年，宦官刘瑾甚至批准出售军职，只要此人向西北边镇戍军送达规定数额的粮食即可------可见当年军中大老虎，就算卖官也是一片忠心啊。

由于华北的物产本就不足，要维持北方边境漫长防线的后勤补给，成本极高，到最后整个国家都无力承受。游牧骑兵的军事行动都是无规律的突袭，掌握着战场主动权。尽管长城沿线可以重点防卫某几段城墙，但总有薄弱之处（比如息烽口）会被大举突破。一支原地坚守、无法机动调遣的卫戍部队（关宁铁骑），很难应付这种机动性极强的流寇。

明朝之所以在这三个帝国里最弱，我个人看，主要有几点：

1）明朝的内政颇为混乱，党争激烈。这个，河里有很多关于东林-阉党之争的真知烁见，我不重复了。

2）同样是北患酷烈，后勤困难，罗马帝国比较下傻力气，建立了完善的道路体系。罗马皇帝，其实就是总司令和最高法院院长，有征伐基本要亲征。在“完善物流体系，皇帝亲征，国民比较团结”这三方面，明帝国不如罗马帝国。

3）受儒家荼毒的汉人文弱奴相，文人普遍没有实干能力。

4）既然“边镇之用半天下”，省是省不得的，那么另一个办法就是开源。恰恰在开源上，明朝比之南北宋，是巨大的倒退，外贸/开矿/商业等等诸项，远不如宋朝，其突出标志就是整个明朝铸发货币的数量，远远不如宋朝。

所以这三条里，前3条是“人祸”，第四条是不占“地利”。一旦再有违“天时”，来几个灾荒战乱，那么国将不国，是可以预见的。

(二)

罗马帝国属于“地中海文明”，美国则是罗马帝国的精神继承者。罗马帝国就好比是一个跨国集团公司，创始的母公司（罗马城邦）是个小而强的企业，迅速扩张，最后成为一个“加盟连锁集团”，其中每个子公司（包括罗马城）的资产规模都差不多大，但罗马的管理方法最好，把管理模式向其他子公司复制输出。各子公司向罗马交付“加盟费”换来2个回报，第一是先进的管理模式，第二是武装保护。所以罗马人对于哲学之类“形而上”的学问不感兴趣，专注于这几点：

1）实用的土木工程技术（军民两用）

2）大体系的公共服务（全帝国的邮政，公路网等）

3）军队的强化

4）对“样板工程”------整个罗马城-----的不倦建设（比如供水高架道，斗兽场），就是要亮瞎那些进京朝拜的土包子的眼。

罗马的政体，在凯撒之后名为“帝制”，但与中国（及其他东方君主国）的帝制不同。所谓“罗马皇帝（奥古斯都）”，是总司令兼高院院长，其他很多内政事务，名义上仍由“元老院”决定，实际上由总司令身边一个小顾问圈子操办（其中不少是总司令的私家奴隶）。这就是“朕与士大夫共天下”的罗马版本。总司令（皇帝）的废立，取决于罗马公民（由于公民散布各地，就由罗马市民代表全体公民）和军队的喜恶。由于野战军不允许接近罗马城，因此代表“枪杆子”的，有时候是驻扎首都的禁卫军团。

在“罗马世界”这个经互会里，每个公司都要拿出自己的物产，跟别的兄弟公司交换/交易，那么罗马卖出的是什么呢？首先是“领导力”，大批的罗马官僚，像国防部助理帮办（就是副部长的副部长）之类，捉着一半人类的急，操着半个球的心，那当然要吃好喝好待遇好。其次，罗马通过“顶层设计”，出售全帝国范围的公共服务（邮政，交通，旅途治安，货币增发，救灾等）。第三，罗马提供军事保护，实际上就是提供一种“雇佣军”服务，讲拉丁语的各屯以及各行省不用再养着自卫队。第四，罗马出售“生活标准”------一流公司卖标准嘛------包括城镇的政协会议管治体制，生活方式等。公平地说，罗马的体制要求民选地方官，注重健身和洗浴等好习惯，确实是“国际先进水平”，落后部落orz一哈也是应该的。

所以总的说，罗马是拿出点真材实料的东西“卖”的，至于卖价是不是开得虚高，那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我们就不替古人操心了。而罗马城里的贵族官僚，比如那前300或者前600（罗马元老院后期扩充为600人），也不必盘剥罗马城的市民(公民)，因为各行省每年要交行省税（就是加盟管理金），这里头克扣一点塞自己腰包就行了------从罗马市民口袋里抢的话，吃相太难看。至于外派的总督，那自然是吃香喝辣。如果我们把罗马帝国看作一个整体，那么罗马城邦的公民，就是执政党的党员，获得“优先发展权”，不必跟别的帝国庶民（就是二等/三等帝国子民）竞争。而维持这一体系，永久向整个“罗马世界”收人头税的基础，就是强大的罗马军队。

罗马帝国的崩溃的原因也是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是由于皇帝超发货币，皇帝超发货币是为了维持政府开支。维系罗马帝国不倒的四个主要支柱是：

1） 军队

2） 经常的对外战争

3） 罗马公民的党员特权地位

4） 国家荣耀(灯塔市啊灯塔市)

这里头，军队犒赏、对外战争的开支和体现首都地位的面子工程，都需要大量金钱。钱到位了，再领导世界100年倒真是木有问题的。

首先，军队的扩充是基于养老金的保证。罗马管理的世界------我们可以称为“罗马世界”------包括四大块:第一块，是亚平宁半岛，即“罗马和周边的拉丁城邦”，也就是执政党党员和共青团团员。第二块，西北，即高卢，英吉利，和整个北部战线。第三块，南方，即跨过地中海去到北非，主要是埃及。第四块，东方，包括今天的巴尔干/土耳其/以色列/叙利亚，一直远到今伊拉克东部。 在这个“罗马世界”里，罗马人垄断性地提供“武力保障”这一特殊商品，由于本消费市场内没有任何竞价对手，因此可以高价售卖。而垄断市场的前提，就是这一商品足够有效，能把蛮族拒于境外。

罗马帝国为了自我保护和扩张疆土，需要保持军队的规模(超过30万罗马军团士兵，包括拉丁“伪军”)；而最通用的征兵手段是通过许诺退伍金来吸引公民加入军队，并希望能通过战争减员，悄悄减少未来退伍金债务。罗马士兵称为“军团兵”，志愿入伍，服役20年后可以得到一笔退伍金，同时也会给一小片土地。辅助兵（来自拉丁城邦的士兵）则要服役25年，期满后获得退伍金和罗马公民权。

但问题是帝国完成扩展、进入全盛和平时期，带来一个可怕的后果，就是以前为了生存，罗马不断地消灭强敌，从迦太基到高卢，从胜利走向胜利，一旦消灭了对手就要永久占领以绝后患，帝国的疆域因此无止境地扩大，一直达到军力的极限。在这条“国防极限线”以外，就是漆黑一片的蛮族世界。

由于在强大蛮族和罗马之间没有留下足够多的小国作为缓冲，罗马军队的员额反而无法减少：前线需要部队，漫长的后勤线也需要部队。因此冷战结束，世界达到“罗马治下的和平”后，最后一批新加入的军人既然不会被战争减员，其退伍金必然成为未来的巨大债务。

我们接下来要具体讲的皇帝，就是“五贤帝”的最末一位，马可-奥勒留（电影《角斗士》里开篇就死翘的老皇帝，也是写了《沉思录》，被温总理老是念叨的哲学家皇帝），所以很多情形，以奥勒留执政时期（161-180）或前后来讲。

帝国军队人数（军团兵+辅助兵），从公元前300年的不足5万人，最后增加到公元后300年的近40万人；并在30万人的高位保持了从公元后100年到公元后300年，将近200年。具体在161年，罗马有28个军团，计有军团兵16.8万人，辅助兵约15万人（包括军医/文书和其他技术兵，工程兵），短役兵近4万（每个军团会携带1000名“短期兵役兵”用于侦察，另有300名备选兵，因为每个月都会有人退役）。正是军队退伍金的持续增加，让罗马皇帝最终无力支付军队，并败给了那些有能力支付野蛮人雇佣军的雇佣费的外族部落。后期罗马帝国衰退过程曾有缓解，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Trajan时期扩张时发现的银矿，但最终无补于事。

那么，为什么仅仅30万人的常备军，就这么耗钱？因为罗马是精兵体制，类似于今天的美国海军陆战队，高度重视单兵质量，需要以较高待遇吸引年轻人参加，维持战斗力的军费也高。为什么是精兵体制？因为整个“罗马世界”的武装力量，是由罗马市垄断性经营的“专营商品”，罗马并不信任外人，而以罗马公民的总人口而论，它只能支撑这个规模的“中央军”。

古往今来，如果一个帝国必须用一种黄金、白银或是其它有形商品支撑的货币来支付开销的话，这个中央政府就无法进行持续过久的战争，因为到最后，这个政府必然无法从国民手里获得足够的税收来为战争提供开销。贵金属是平衡政府开支财务纪律的无情裁判官。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历史上，各个政府都在尝试解除贵金属对他们发钞的限制。然而历史也表明，任何一个尝试长期“支大于收”的古代政府，都会受到黄金价格的碾压式报复。

一部分罗马皇帝们寄希望于战争来为自己获取更多贵金属、并减少军队人口数量从而降低其退伍金债务，但是长期战争本身会减少货币的流通，大量出土的深埋地下的古罗马钱罐证明了一点，随着战乱的加剧，尽管货币发行增加，民众却减少消费并增加储蓄。由于当时不存在现代银行体系，当时的储蓄就意味着流通货币的减少。而且黩武带来另一个副作用，就是毗邻的，较富裕强大的国家人人自危，不等罗马准备好，自己先攻击罗马。这在帝国的东部边境尤其如此，因为东方有个大国叫安息。

另一方面，用金钱奖赏军队的坏习惯由早期的皇帝们开了先河。随后，每一位新皇帝继位，首先要争取罗马市民和军队对其皇位的效忠，一般是每位市民获赠100银币；当然军队的价码就不同了。奥勒留之后的Caracalla（卡拉卡拉）皇帝曾说：“除我以外，任何人都不应拥有大量货币。这样我就可以集中财富来供养军队。”他也真的说到做到，在扩大征税人口的同时，将官兵的年薪提高了50%。而公民权的广泛扩大暂时增加了税收，却稀释了罗马公民的优越地位，间接降低了公民的国家荣誉和认同感。所以，当时罗马市民对皇帝权力的认可，完全基于政府有足够的经费，能维持罗马市的繁荣以及罗马市民的特殊福利。我们不要忘了，多数罗马军团兵是罗马市民，他们随时会知道自己的家人过得好不好。

习惯了高收入的军队本身，也被金钱彻底腐败，公元193年，禁卫军将领暗杀了前任皇帝，并公开要价，两位候选人面对面竞价，禁卫军士兵们站在城墙上旁听，其中一位出价给每个禁卫军士兵5000银币，第二位出价6250银币，于是第二位夺标，禁卫军画完圈，元老院再画个圈，罗马皇帝就诞生了------程序很民主的说。

此后新皇帝们由于害怕被军队暗杀夺权，便更加依赖金钱来收买军队，从而维护政局稳定。Claudius，在公元1世纪，为暗杀前任所支付禁卫军的报酬是3500万denarii银币，而到了公元2世纪，Commodus（康茂德皇帝，就是奥勒留的儿子，电影《角斗士》里那个大反派）收买禁卫军的总计支出高达5.7亿denarii银币。这时的denarii银币往往就是铜币在银水里过一下沾一层银，一块银币中银的含量从公元前的2克，下降到当时的不足0.3克（康茂德时代银币有没有这样恶性贬值，历史学家们还有争议，但后来几个皇帝治下，银币大贬值是事实）。至此，除退伍金外，犒赏和收买军队的恶习，让整个军队体系在财政支出中的占比越发增大。后期的皇帝开始尝试裁撤禁卫军，但努力往往都以失败告终。

公元170年前后，军团兵的年薪是300银币。193年夺得皇位的军阀塞维鲁（卡拉卡拉的爸爸，这父子俩都一意讨好军人）于197年把年薪提高到375银币。附带说一句，塞维鲁做的影响最大的军队改革措施（也就是巴结基层士兵），是创造了种种优越条件，使得军团兵在服役满20年后，不急于退役。罗马军队的重要缔造者------凯撒同志的做法，是欢迎大家17岁来参军，跟我闹革命，打完高卢人人都赚翻了，37岁逼你退役（不退役不许结婚等等），然后你回到地方上，参与公共事务，跟老百姓打成一片，继续为人民服务。因为人有惰性，军队又不敢欠薪，你只要混得下去，40几岁继续混着有什么不好？但这样就与社会脱节了，不再关心普通群众的命运，军人自己成为一个特殊的利益群体，只要能满足军人们的薪水要求，逼得国家灭亡也没人关心。塞维鲁改革的弊端，很快就造成了罗马的加速衰亡。

目前美军也有类似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一，留不住真正好的人才。这可以归结为美军内部的体制问题：在人事任用、表现评估以及工作委派上，美军内部充斥着官僚作风，对人才和庸才一视同仁。军队所流失的那些优秀军官，多数都进入了美国国内极具开创精神的民间公司中，成为商界明星。2011年，有媒体者对250名西点军校毕业生做了一次调查(包括退役以及现役军官)。调查发现，93%的人认为，超过半数的美军军官过早结束了自己的军旅生涯（美军同罗马军团一样，也是志愿参军，士兵20年期满有退伍金，军官25年，所谓过早退役，就是宁可拿不到一分钱的退伍金）；30%的被调查者认为军队体系“拥有有效的晋升制度”（这30%已经算太低的比例了）；更令人吃惊的是，只有7%的人同意军队能够有效地留住精英军官。美国私企开的工资高，富于冒险精神的优秀军官会受到诱惑。但是，对于退役以及现役军官们来说，最重要的并非物质待遇。在调查中，他们不断强调军队内部对人才的不重视，军内官僚作风使得军官们的仕途变得一眼可以望穿，不管你有多优秀，都需要按着既定且繁冗的晋升制度一步步往上爬。而在中央集权的掌控下，军官们对于自己的工作委派完全没有话语权，他们自己都不知道接下来将会被派到哪里（美军军官的频繁调动，一直是刘亚洲等人的崇拜点之一）。2007年，陆军中校保罗·英林曾在《军事力量》月刊中发表文章，称美军中正蔓延着一股思潮，即平庸的将领是导致目前战争失败的主因。作为一个曾三次亲赴伊拉克战场的军官，英林还认为，“碾压精英的官僚体制”是这一现状的“罪魁祸首”:“无法想象，一个在25年任期内，只知道遵守上级命令的军官，可以在40 多岁之后成为经验丰富且独创性绝佳的优秀将领。”换句话说，如果不是戴维·彼得雷乌斯将军等人的“非常规领导”，伊拉克战场便不可能出现转机。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对精英的忽视以及鼓励制度的缺乏，已经成为美军中高层的主要问题。

二，来自军人世家的官兵脱离社会。《时代》周刊网站2016年3月10日报道，自1973年征兵制结束以来，是否出生在军人家庭成为了一名男性是否会志愿参军的重要决定因素。征兵制曾经是一种全国范围的搅蛋器，把信仰、种族、经济条件等不同背景的年轻男性搅拌成一支统一的战斗力量。但五角大楼的数据显示，最近的军队中有80%的人是来自至少有一名直系亲属或近亲有过服役经历的家庭。有超过25%的人的父亲或母亲曾在军队服役。国防部“2012年至2013年新兵情况”的一份报告表明，86%的空军新兵有一名曾经服役过的近亲(父母、祖父母、兄弟姐妹、姑妈、伯父或堂兄弟姐妹)。海军的比例为82%，陆军为79%，海军陆战队为77%。这在最近几年一直是美军内部经常讨论的话题。退役将领戴维·巴诺称，现代军队的成员，生活与外界隔绝，往往令更多的子女追随他们父母的足迹。巴诺在2011年接受采访时称：“（军队）是一个家族企业。”他本人有两个儿子在军队中服役。

小本我个人的看法，“军队大院儿自闭化”不但使军人对社会冷漠，也使社会青年对军队冷漠，因为普通人家的孩子，即便自己满腔热情参军，也拼不过那些有关系的“打招呼兵”，现在又经常要裁军，能裁到人家吗？

回到我们的主题，货币超发没有带来皇帝想要的结果。一方面，随着银币的不断贬值，民众也聪明地用含银量较低的新币来交税，而把含银量较高的老币埋藏起来。这样，皇帝发行货币的一个初衷，即用低值货币换回高值货币，没能实现。与此同时，稀有金属金银的供给受制于自然界中的已探明开采储量，跟不上政府开支增加的速度，皇帝只能通过不断稀释货币中贵金属含量，来增发货币。黄金阻碍了政府进行永久战争的能力。世界某国只有在2016年这样一个古怪时代，这样一个货币没有黄金支撑的年代才能够进行无休止的，无法赢取的国际战争。

至于货币贬值程度，举个例子，公元前共和体制时期，50 银币（罗马主要流行货币denarii银币）可以支付罗马一家人一年的食物，而到了3世纪，获得等量的食物则需要6000银币，一枚银币的含银量从Augustus（公元前1世纪）的95%降到到公元后3世纪的0.5%。

（三）

讲奥勒留之前，我不得不多铺垫一些大背景。奥勒留贵为“五贤帝”，而且是历史名声最好的罗马皇帝之一，又是文化人儿（罗马皇帝里，只有凯撒和他留下了原创文学作品），我却很不以为然，基本上他跟我们的诸葛亮有一拼（当然诸葛亮同志打仗的本领比他强一点）。但这个翻案，不是哗众取宠，请大家听我道来。

对于关键性的民族（对人类文明进程有重大责任和影响力的民族，如公元160年的罗马），你不需要一个品德高洁但一事无成的好好先生来领导，而是需要一个有”实战能力”的人来领导，哪怕这是个品德有点低下的人。“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你只要把事儿办妥了，自己贪没贪点，名声怎么样，不是最重要的了，当然又能干又斯文还玉树临风，那是最好，毕竟是灯塔国嘛，要给别人看看档次嘛。

公元前130年，开完三十几大，汉武帝登基后，就逐步制裁匈奴，匈奴不能横行霸道了，不爽，想去联合国告，一看，联合国还没开张；想自己拾掇个原子弹，一看，这几年肯定拉不响。既然惹不起汉武帝，只好“技术移民”，凭着杀人越货的技术，一路向西。根据中国史籍记载，对北匈奴的最后一场战役，发生在东汉和帝永元三年(公元91年)，“北(匈奴)单于复为右校尉耿夔所破，逃亡不知所在”(《后汉书·南匈奴列传》)。在古罗马史籍记载中，公元374年左右，一支来自亚洲、从来没有见过的游牧部落，自东向西渡过伏尔加河和顿河，进入欧洲东部。公元5世纪，这些蛮族渡过多瑙河，进入罗马帝国东部地区。公元476年，蒙受了蛮族长期蹂躏的西罗马帝国灭亡。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欧洲经历数百年“黑暗时代”，才通过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慢慢缓了过来。

渡过伏尔加河的这批凶狠、奇特的游牧民族是什么人呢？长期以来，欧洲人称他们为Huns，欧洲人认为他们就是被汉朝打败的匈奴人的后裔。法国汉学家、历史学家德揆尼，与英国历史学家吉本，都论证了这一观点，中国历史学界也欣然接受，长脸嘛。

而我的问题就非常简单：显然，这个一个跷跷板游戏。东方的灯塔国，汉帝国，一个用力过猛，把自己的“北患”解决了，就是汉武帝把一个小偷从二楼阳台一脚踹出去，300年的自由落体后，那小偷把住楼下的，西方的灯塔国------罗马帝国------给砸死了。但力的作用是双向的，为什么在那个关键的几十年里，不是那在某些河友眼里神一样的罗马国，把“近日耳曼人”踹飞，砸到“远日耳曼人”，然后多米诺骨牌一路向东倒，把隋唐给砸死了呢？从物理学来讲，这是双向路径啊！？

第二个问题是：我学习了罗马史后，承认：奥勒留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却真的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切实解决他面对的困境。我认为当时只有一个办法可行，但罗马是绝对不会用的（但后来慈禧用了）。这以下慢慢再表。

本嘉明:茗谈（112）：犹大地轶事：希律王朝

本嘉明:茗谈（109）：罗马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