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茗谈（145）：帝国的暮色 -- 本嘉明
幸福的帝国各有各的幸福，不幸的帝国都是一样一样儿的。
---------- 小沈阳
本篇也是以前的《犹大地轶事》和《罗马轶事》的收尾。
(一)
世界史上，没有“北患”的大帝国只有两个，蒙古帝国和沙俄，因为他俩就是别人的“北患”。
罗马帝国有“北患”(日耳曼蛮族)；明帝国有“北患”（蒙古人，入侵朝鲜的日本人）；清帝国/大英帝国有“北患”（沙俄）；美国也有“北患”（苏联的洲际导弹从北面跨北冰洋而来）。
只要帝国的寿命够长，它们最后的崩溃，往往跟“北患”有直接间接的关系。而“北患”像癌症晚期一样抑制不住的时候，其表症就是帝国的通货膨胀和财政破产。
我们拿三个帝国（罗马，明，清）来比较，会发现，面对危机时，明帝国最弱，垮得最快；罗马帝国体质较好，民族意志力也比明帝国更顽强，但最后也垮了；清帝国的危机一点也不比两位前辈小，但幸存下来，把一个领土基本完整的主权国家，交到后人手里。
先说明帝国。
明代著名的财政文献《万历会计录》，是了解明帝国分配全国财力的权威会计概要。在1581年户部尚书张学颜向皇帝进呈之前，为编辑这部概要，14个财政专家工作了两年------因为各地的账目制度千差万别，整合到一本帐很不容易。这就是黄仁宇说的“（明朝中央财政人员）无法在数目字上管理全国”。
《万历会计录》详实记载了明代边镇的军费开支。明初最勇武有为的两个开国君主，朱元璋和朱棣，都未能彻底解决蒙古人的军事威胁，到后来不得不沿边屯戍，转入防御。由于明皇室对皇帝培养近于儿戏，又与士大夫阶层争权激烈，国家最高领导人的素质迅速衰败，结果沿长城守卫北方边境，很快成为整个明史中对“建设和谐社会”破坏力最大的事儿。据全汉升等人的研究，1548-1617年间，军费占中央财政支出的比例，通常在60-85%之间，有些年份竟高达97%！北患使得国家级财政变成“月光族”，一旦额外再来个天灾、叛乱、突发事件（日本侵朝）等变故，中央为维持运转就不得不向民间加派赋税（例如1592-1598年间的朝鲜战争战费支出1千万两，大半都是临时加派和搜刮所得，民间赋税较二十年前增加40%，民间殷富者为之减半），结果官逼民反，最后外患未平，内忧又起。国家财政主要投入边防的无底洞之后，又更加难以有效地应对内部农民起义，进入恶性循环。
明代的财政垮在军费上，这是毫无争议的。尤其晚明对倭寇、朝鲜、后金、李自成起义等战争，无不耗费巨大（单是对后金就耗资6000万两白银，占这一时期国家总收入的一半），多个领域的财政窟窿如多米诺骨牌一样接续出现。
在明朝建立之初，边镇屯戍理论上是可以自我维持的：驻兵军士世袭，并进行屯田，做到人力、粮食、兵器上均实现自给，对中央财政的索求少。而且朱元璋规定“十不征”，不折腾，蓄养国力，在周边有意维持一圈小国作为战略缓冲。但随着时间推移，这一制度变得千疮百孔:军N代不愿驻边；公社化大锅饭，屯田的产粮不多；而随着蒙古威胁升级，驻守的部队数量不得不增加。于是边镇的补给逐渐成为难以承担的财政问题。
明代采用了许多变通办法，例如商屯------商人转运粮食到边镇，换取政府的食盐专卖的额度，以刺激商人支前的积极性。由于食盐利润很高，有些边镇甚至拨出一部分官兵专职煎盐。对辽东镇，明代还通过海运来解决粮食补给问题，这本身也刺激了当时的海上交通，但海运风险大，时禁时通（想想郑和的宝船舰队，这帮当初激烈禁海的，真是不作不会死啊）。到明朝中叶的1508年，宦官刘瑾甚至批准出售军职，只要此人向西北边镇戍军送达规定数额的粮食即可------可见当年军中大老虎，就算卖官也是一片忠心啊。
由于华北的物产本就不足，要维持北方边境漫长防线的后勤补给，成本极高，到最后整个国家都无力承受。游牧骑兵的军事行动都是无规律的突袭，掌握着战场主动权。尽管长城沿线可以重点防卫某几段城墙，但总有薄弱之处（比如息烽口）会被大举突破。一支原地坚守、无法机动调遣的卫戍部队（关宁铁骑），很难应付这种机动性极强的流寇。
明朝之所以在这三个帝国里最弱，我个人看，主要有几点：
1）明朝的内政颇为混乱，党争激烈。这个，河里有很多关于东林-阉党之争的真知烁见，我不重复了。
2）同样是北患酷烈，后勤困难，罗马帝国比较下傻力气，建立了完善的道路体系。罗马皇帝，其实就是总司令和最高法院院长，有征伐基本要亲征。在“完善物流体系，皇帝亲征，国民比较团结”这三方面，明帝国不如罗马帝国。
3）受儒家荼毒的汉人文弱奴相，文人普遍没有实干能力。
4）既然“边镇之用半天下”，省是省不得的，那么另一个办法就是开源。恰恰在开源上，明朝比之南北宋，是巨大的倒退，外贸/开矿/商业等等诸项，远不如宋朝，其突出标志就是整个明朝铸发货币的数量，远远不如宋朝。
所以这三条里，前3条是“人祸”，第四条是不占“地利”。一旦再有违“天时”，来几个灾荒战乱，那么国将不国，是可以预见的。
(二)
罗马帝国属于“地中海文明”，美国则是罗马帝国的精神继承者。罗马帝国就好比是一个跨国集团公司，创始的母公司（罗马城邦）是个小而强的企业，迅速扩张，最后成为一个“加盟连锁集团”，其中每个子公司（包括罗马城）的资产规模都差不多大，但罗马的管理方法最好，把管理模式向其他子公司复制输出。各子公司向罗马交付“加盟费”换来2个回报，第一是先进的管理模式，第二是武装保护。所以罗马人对于哲学之类“形而上”的学问不感兴趣，专注于这几点：
1）实用的土木工程技术（军民两用）
2）大体系的公共服务（全帝国的邮政，公路网等）
3）军队的强化
4）对“样板工程”------整个罗马城-----的不倦建设（比如供水高架道，斗兽场），就是要亮瞎那些进京朝拜的土包子的眼。
罗马的政体，在凯撒之后名为“帝制”，但与中国（及其他东方君主国）的帝制不同。所谓“罗马皇帝（奥古斯都）”，是总司令兼高院院长，其他很多内政事务，名义上仍由“元老院”决定，实际上由总司令身边一个小顾问圈子操办（其中不少是总司令的私家奴隶）。这就是“朕与士大夫共天下”的罗马版本。总司令（皇帝）的废立，取决于罗马公民（由于公民散布各地，就由罗马市民代表全体公民）和军队的喜恶。由于野战军不允许接近罗马城，因此代表“枪杆子”的，有时候是驻扎首都的禁卫军团。
在“罗马世界”这个经互会里，每个公司都要拿出自己的物产，跟别的兄弟公司交换/交易，那么罗马卖出的是什么呢？首先是“领导力”，大批的罗马官僚，像国防部助理帮办（就是副部长的副部长）之类，捉着一半人类的急，操着半个球的心，那当然要吃好喝好待遇好。其次，罗马通过“顶层设计”，出售全帝国范围的公共服务（邮政，交通，旅途治安，货币增发，救灾等）。第三，罗马提供军事保护，实际上就是提供一种“雇佣军”服务，讲拉丁语的各屯以及各行省不用再养着自卫队。第四，罗马出售“生活标准”------一流公司卖标准嘛------包括城镇的政协会议管治体制，生活方式等。公平地说，罗马的体制要求民选地方官，注重健身和洗浴等好习惯，确实是“国际先进水平”，落后部落orz一哈也是应该的。
所以总的说，罗马是拿出点真材实料的东西“卖”的，至于卖价是不是开得虚高，那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我们就不替古人操心了。而罗马城里的贵族官僚，比如那前300或者前600（罗马元老院后期扩充为600人），也不必盘剥罗马城的市民(公民)，因为各行省每年要交行省税（就是加盟管理金），这里头克扣一点塞自己腰包就行了------从罗马市民口袋里抢的话，吃相太难看。至于外派的总督，那自然是吃香喝辣。如果我们把罗马帝国看作一个整体，那么罗马城邦的公民，就是执政党的党员，获得“优先发展权”，不必跟别的帝国庶民（就是二等/三等帝国子民）竞争。而维持这一体系，永久向整个“罗马世界”收人头税的基础，就是强大的罗马军队。
罗马帝国的崩溃的原因也是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是由于皇帝超发货币，皇帝超发货币是为了维持政府开支。维系罗马帝国不倒的四个主要支柱是：
1） 军队
2） 经常的对外战争
3） 罗马公民的党员特权地位
4） 国家荣耀(灯塔市啊灯塔市)
这里头，军队犒赏、对外战争的开支和体现首都地位的面子工程，都需要大量金钱。钱到位了，再领导世界100年倒真是木有问题的。
首先，军队的扩充是基于养老金的保证。罗马管理的世界------我们可以称为“罗马世界”------包括四大块:第一块，是亚平宁半岛，即“罗马和周边的拉丁城邦”，也就是执政党党员和共青团团员。第二块，西北，即高卢，英吉利，和整个北部战线。第三块，南方，即跨过地中海去到北非，主要是埃及。第四块，东方，包括今天的巴尔干/土耳其/以色列/叙利亚，一直远到今伊拉克东部。 在这个“罗马世界”里，罗马人垄断性地提供“武力保障”这一特殊商品，由于本消费市场内没有任何竞价对手，因此可以高价售卖。而垄断市场的前提，就是这一商品足够有效，能把蛮族拒于境外。
罗马帝国为了自我保护和扩张疆土，需要保持军队的规模(超过30万罗马军团士兵，包括拉丁“伪军”)；而最通用的征兵手段是通过许诺退伍金来吸引公民加入军队，并希望能通过战争减员，悄悄减少未来退伍金债务。罗马士兵称为“军团兵”，志愿入伍，服役20年后可以得到一笔退伍金，同时也会给一小片土地。辅助兵（来自拉丁城邦的士兵）则要服役25年，期满后获得退伍金和罗马公民权。
但问题是帝国完成扩展、进入全盛和平时期，带来一个可怕的后果，就是以前为了生存，罗马不断地消灭强敌，从迦太基到高卢，从胜利走向胜利，一旦消灭了对手就要永久占领以绝后患，帝国的疆域因此无止境地扩大，一直达到军力的极限。在这条“国防极限线”以外，就是漆黑一片的蛮族世界。
由于在强大蛮族和罗马之间没有留下足够多的小国作为缓冲，罗马军队的员额反而无法减少：前线需要部队，漫长的后勤线也需要部队。因此冷战结束，世界达到“罗马治下的和平”后，最后一批新加入的军人既然不会被战争减员，其退伍金必然成为未来的巨大债务。
我们接下来要具体讲的皇帝，就是“五贤帝”的最末一位，马可-奥勒留（电影《角斗士》里开篇就死翘的老皇帝，也是写了《沉思录》，被温总理老是念叨的哲学家皇帝），所以很多情形，以奥勒留执政时期（161-180）或前后来讲。
帝国军队人数（军团兵+辅助兵），从公元前300年的不足5万人，最后增加到公元后300年的近40万人；并在30万人的高位保持了从公元后100年到公元后300年，将近200年。具体在161年，罗马有28个军团，计有军团兵16.8万人，辅助兵约15万人（包括军医/文书和其他技术兵，工程兵），短役兵近4万（每个军团会携带1000名“短期兵役兵”用于侦察，另有300名备选兵，因为每个月都会有人退役）。正是军队退伍金的持续增加，让罗马皇帝最终无力支付军队，并败给了那些有能力支付野蛮人雇佣军的雇佣费的外族部落。后期罗马帝国衰退过程曾有缓解，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Trajan时期扩张时发现的银矿，但最终无补于事。
那么，为什么仅仅30万人的常备军，就这么耗钱？因为罗马是精兵体制，类似于今天的美国海军陆战队，高度重视单兵质量，需要以较高待遇吸引年轻人参加，维持战斗力的军费也高。为什么是精兵体制？因为整个“罗马世界”的武装力量，是由罗马市垄断性经营的“专营商品”，罗马并不信任外人，而以罗马公民的总人口而论，它只能支撑这个规模的“中央军”。
古往今来，如果一个帝国必须用一种黄金、白银或是其它有形商品支撑的货币来支付开销的话，这个中央政府就无法进行持续过久的战争，因为到最后，这个政府必然无法从国民手里获得足够的税收来为战争提供开销。贵金属是平衡政府开支财务纪律的无情裁判官。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历史上，各个政府都在尝试解除贵金属对他们发钞的限制。然而历史也表明，任何一个尝试长期“支大于收”的古代政府，都会受到黄金价格的碾压式报复。
一部分罗马皇帝们寄希望于战争来为自己获取更多贵金属、并减少军队人口数量从而降低其退伍金债务，但是长期战争本身会减少货币的流通，大量出土的深埋地下的古罗马钱罐证明了一点，随着战乱的加剧，尽管货币发行增加，民众却减少消费并增加储蓄。由于当时不存在现代银行体系，当时的储蓄就意味着流通货币的减少。而且黩武带来另一个副作用，就是毗邻的，较富裕强大的国家人人自危，不等罗马准备好，自己先攻击罗马。这在帝国的东部边境尤其如此，因为东方有个大国叫安息。
另一方面，用金钱奖赏军队的坏习惯由早期的皇帝们开了先河。随后，每一位新皇帝继位，首先要争取罗马市民和军队对其皇位的效忠，一般是每位市民获赠100银币；当然军队的价码就不同了。奥勒留之后的Caracalla（卡拉卡拉）皇帝曾说：“除我以外，任何人都不应拥有大量货币。这样我就可以集中财富来供养军队。”他也真的说到做到，在扩大征税人口的同时，将官兵的年薪提高了50%。而公民权的广泛扩大暂时增加了税收，却稀释了罗马公民的优越地位，间接降低了公民的国家荣誉和认同感。所以，当时罗马市民对皇帝权力的认可，完全基于政府有足够的经费，能维持罗马市的繁荣以及罗马市民的特殊福利。我们不要忘了，多数罗马军团兵是罗马市民，他们随时会知道自己的家人过得好不好。
习惯了高收入的军队本身，也被金钱彻底腐败，公元193年，禁卫军将领暗杀了前任皇帝，并公开要价，两位候选人面对面竞价，禁卫军士兵们站在城墙上旁听，其中一位出价给每个禁卫军士兵5000银币，第二位出价6250银币，于是第二位夺标，禁卫军画完圈，元老院再画个圈，罗马皇帝就诞生了------程序很民主的说。
此后新皇帝们由于害怕被军队暗杀夺权，便更加依赖金钱来收买军队，从而维护政局稳定。Claudius，在公元1世纪，为暗杀前任所支付禁卫军的报酬是3500万denarii银币，而到了公元2世纪，Commodus（康茂德皇帝，就是奥勒留的儿子，电影《角斗士》里那个大反派）收买禁卫军的总计支出高达5.7亿denarii银币。这时的denarii银币往往就是铜币在银水里过一下沾一层银，一块银币中银的含量从公元前的2克，下降到当时的不足0.3克（康茂德时代银币有没有这样恶性贬值，历史学家们还有争议，但后来几个皇帝治下，银币大贬值是事实）。至此，除退伍金外，犒赏和收买军队的恶习，让整个军队体系在财政支出中的占比越发增大。后期的皇帝开始尝试裁撤禁卫军，但努力往往都以失败告终。
公元170年前后，军团兵的年薪是300银币。193年夺得皇位的军阀塞维鲁（卡拉卡拉的爸爸，这父子俩都一意讨好军人）于197年把年薪提高到375银币。附带说一句，塞维鲁做的影响最大的军队改革措施（也就是巴结基层士兵），是创造了种种优越条件，使得军团兵在服役满20年后，不急于退役。罗马军队的重要缔造者------凯撒同志的做法，是欢迎大家17岁来参军，跟我闹革命，打完高卢人人都赚翻了，37岁逼你退役（不退役不许结婚等等），然后你回到地方上，参与公共事务，跟老百姓打成一片，继续为人民服务。因为人有惰性，军队又不敢欠薪，你只要混得下去，40几岁继续混着有什么不好？但这样就与社会脱节了，不再关心普通群众的命运，军人自己成为一个特殊的利益群体，只要能满足军人们的薪水要求，逼得国家灭亡也没人关心。塞维鲁改革的弊端，很快就造成了罗马的加速衰亡。
目前美军也有类似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一，留不住真正好的人才。这可以归结为美军内部的体制问题：在人事任用、表现评估以及工作委派上，美军内部充斥着官僚作风，对人才和庸才一视同仁。军队所流失的那些优秀军官，多数都进入了美国国内极具开创精神的民间公司中，成为商界明星。2011年，有媒体者对250名西点军校毕业生做了一次调查(包括退役以及现役军官)。调查发现，93%的人认为，超过半数的美军军官过早结束了自己的军旅生涯（美军同罗马军团一样，也是志愿参军，士兵20年期满有退伍金，军官25年，所谓过早退役，就是宁可拿不到一分钱的退伍金）；30%的被调查者认为军队体系“拥有有效的晋升制度”（这30%已经算太低的比例了）；更令人吃惊的是，只有7%的人同意军队能够有效地留住精英军官。美国私企开的工资高，富于冒险精神的优秀军官会受到诱惑。但是，对于退役以及现役军官们来说，最重要的并非物质待遇。在调查中，他们不断强调军队内部对人才的不重视，军内官僚作风使得军官们的仕途变得一眼可以望穿，不管你有多优秀，都需要按着既定且繁冗的晋升制度一步步往上爬。而在中央集权的掌控下，军官们对于自己的工作委派完全没有话语权，他们自己都不知道接下来将会被派到哪里（美军军官的频繁调动，一直是刘亚洲等人的崇拜点之一）。2007年，陆军中校保罗·英林曾在《军事力量》月刊中发表文章，称美军中正蔓延着一股思潮，即平庸的将领是导致目前战争失败的主因。作为一个曾三次亲赴伊拉克战场的军官，英林还认为，“碾压精英的官僚体制”是这一现状的“罪魁祸首”:“无法想象，一个在25年任期内，只知道遵守上级命令的军官，可以在40 多岁之后成为经验丰富且独创性绝佳的优秀将领。”换句话说，如果不是戴维·彼得雷乌斯将军等人的“非常规领导”，伊拉克战场便不可能出现转机。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对精英的忽视以及鼓励制度的缺乏，已经成为美军中高层的主要问题。
二，来自军人世家的官兵脱离社会。《时代》周刊网站2016年3月10日报道，自1973年征兵制结束以来，是否出生在军人家庭成为了一名男性是否会志愿参军的重要决定因素。征兵制曾经是一种全国范围的搅蛋器，把信仰、种族、经济条件等不同背景的年轻男性搅拌成一支统一的战斗力量。但五角大楼的数据显示，最近的军队中有80%的人是来自至少有一名直系亲属或近亲有过服役经历的家庭。有超过25%的人的父亲或母亲曾在军队服役。国防部“2012年至2013年新兵情况”的一份报告表明，86%的空军新兵有一名曾经服役过的近亲(父母、祖父母、兄弟姐妹、姑妈、伯父或堂兄弟姐妹)。海军的比例为82%，陆军为79%，海军陆战队为77%。这在最近几年一直是美军内部经常讨论的话题。退役将领戴维·巴诺称，现代军队的成员，生活与外界隔绝，往往令更多的子女追随他们父母的足迹。巴诺在2011年接受采访时称：“（军队）是一个家族企业。”他本人有两个儿子在军队中服役。
小本我个人的看法，“军队大院儿自闭化”不但使军人对社会冷漠，也使社会青年对军队冷漠，因为普通人家的孩子，即便自己满腔热情参军，也拼不过那些有关系的“打招呼兵”，现在又经常要裁军，能裁到人家吗？
回到我们的主题，货币超发没有带来皇帝想要的结果。一方面，随着银币的不断贬值，民众也聪明地用含银量较低的新币来交税，而把含银量较高的老币埋藏起来。这样，皇帝发行货币的一个初衷，即用低值货币换回高值货币，没能实现。与此同时，稀有金属金银的供给受制于自然界中的已探明开采储量，跟不上政府开支增加的速度，皇帝只能通过不断稀释货币中贵金属含量，来增发货币。黄金阻碍了政府进行永久战争的能力。世界某国只有在2016年这样一个古怪时代，这样一个货币没有黄金支撑的年代才能够进行无休止的，无法赢取的国际战争。
至于货币贬值程度，举个例子，公元前共和体制时期，50 银币（罗马主要流行货币denarii银币）可以支付罗马一家人一年的食物，而到了3世纪，获得等量的食物则需要6000银币，一枚银币的含银量从Augustus（公元前1世纪）的95%降到到公元后3世纪的0.5%。
（三）
讲奥勒留之前，我不得不多铺垫一些大背景。奥勒留贵为“五贤帝”，而且是历史名声最好的罗马皇帝之一，又是文化人儿（罗马皇帝里，只有凯撒和他留下了原创文学作品），我却很不以为然，基本上他跟我们的诸葛亮有一拼（当然诸葛亮同志打仗的本领比他强一点）。但这个翻案，不是哗众取宠，请大家听我道来。
对于关键性的民族（对人类文明进程有重大责任和影响力的民族，如公元160年的罗马），你不需要一个品德高洁但一事无成的好好先生来领导，而是需要一个有”实战能力”的人来领导，哪怕这是个品德有点低下的人。“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你只要把事儿办妥了，自己贪没贪点，名声怎么样，不是最重要的了，当然又能干又斯文还玉树临风，那是最好，毕竟是灯塔国嘛，要给别人看看档次嘛。
公元前130年，开完三十几大，汉武帝登基后，就逐步制裁匈奴，匈奴不能横行霸道了，不爽，想去联合国告，一看，联合国还没开张；想自己拾掇个原子弹，一看，这几年肯定拉不响。既然惹不起汉武帝，只好“技术移民”，凭着杀人越货的技术，一路向西。根据中国史籍记载，对北匈奴的最后一场战役，发生在东汉和帝永元三年(公元91年)，“北(匈奴)单于复为右校尉耿夔所破，逃亡不知所在”(《后汉书·南匈奴列传》)。在古罗马史籍记载中，公元374年左右，一支来自亚洲、从来没有见过的游牧部落，自东向西渡过伏尔加河和顿河，进入欧洲东部。公元5世纪，这些蛮族渡过多瑙河，进入罗马帝国东部地区。公元476年，蒙受了蛮族长期蹂躏的西罗马帝国灭亡。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欧洲经历数百年“黑暗时代”，才通过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慢慢缓了过来。
渡过伏尔加河的这批凶狠、奇特的游牧民族是什么人呢？长期以来，欧洲人称他们为Huns，欧洲人认为他们就是被汉朝打败的匈奴人的后裔。法国汉学家、历史学家德揆尼，与英国历史学家吉本，都论证了这一观点，中国历史学界也欣然接受，长脸嘛。
而我的问题就非常简单：显然，这个一个跷跷板游戏。东方的灯塔国，汉帝国，一个用力过猛，把自己的“北患”解决了，就是汉武帝把一个小偷从二楼阳台一脚踹出去，300年的自由落体后，那小偷把住楼下的，西方的灯塔国------罗马帝国------给砸死了。但力的作用是双向的，为什么在那个关键的几十年里，不是那在某些河友眼里神一样的罗马国，把“近日耳曼人”踹飞，砸到“远日耳曼人”，然后多米诺骨牌一路向东倒，把隋唐给砸死了呢？从物理学来讲，这是双向路径啊！？
第二个问题是：我学习了罗马史后，承认：奥勒留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却真的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切实解决他面对的困境。我认为当时只有一个办法可行，但罗马是绝对不会用的（但后来慈禧用了）。这以下慢慢再表。
（一）
网上有篇文章《帝国荣耀的尾声》，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奥勒留的生平，请大家找来看看，我就不重复了。这里先介绍一下罗马帝国的经济状况。
罗马的货币体系，流通3种金属币，兑换关系为：
100 X塞斯退斯（sestertius，铜板） = 25 X 迪纳厄斯（Denarius，银币）= 1 X 奥瑞乌斯（Aurius，金币）。
在公元前200年时，罗马的一个银币净重4.5克，材料为100%纯银，其代表的价值为10克重的碎银。
塞斯退斯在拉丁语里指“两个半”，一开始是一枚小银币，折算为“迪纳厄斯银币”的1/4，就是代表2.5克银子，所以简称“两个半”。后来奥古斯都重新厘定币制，把它改为铜币，净重25—28克，直径33MM，类似于中国解放前的“铜板”，代表2.5克银子。到帝国的末期，由于铜价下跌，铜币的净值不足以表现币值，铜币停产。贯穿罗马历史的是银本位制，银币是最常用的货币。
凯撒时代，一个金币净重8克，到帝国末期的戴克里先时代降到5克。
罗马城内的居民，等级森严。罗马城里，地位最高是皇帝，然后有600位元老（规定必须持有家产25万银币以上，否则不得参选元老院，但元老未必年老，30岁以上的红二代就可以当了），近3000名“骑士”（家产10万银币以上），整个帝国在奥勒留时代有3万名骑士。骑士以下是“市政官”，即一般小吏（家产2.5万银币以上），再往下就是体制外的自由民(小市民)，然后是城市贫民，解放奴隶，最下层是奴隶。一个罗马帝国境内的居民，如果只在某地有少量财产，可以在当地登记注册；如果有很多财产散布在不同市镇，就必须到罗马去登记，登记资料用于人口普查，违者会被抄家或取消公民权。
近代一部分历史学家认为，罗马帝国的体制类似于“英联邦”体制（准确说，是英帝国模仿了罗马体制）。因为罗马以外的各市镇高度自治，甚至有些还保留了铸币权(比如雅典)，罗马的货币只是基准货币（好比环球殖民时代的英镑），所以罗马帝国的各个地方都需要“货币兑换业务”，这就是耶稣在圣殿里掀的桌子（这个故事见《圣经》）。各行省上交中央的，是部分财权（比如行省税）和军权。
尼禄时代，罗马城里的几位最大富豪，拥有人均一亿银币的财富，而一个收入较高的手工业者，一年最多也就能净赚50银币。
到公元1世纪末，罗马每年向印度、中国和阿拉伯流出的贵金属价值2500万银币，罗马贵族都热切追求来自中国的丝绸，流向印度的钱，主要也是买转手贸易中的丝绸。
在奥勒留之前的皇帝安东尼-庇乌斯统治时期，因为长期和平，尽管国家承担了很多公共建设，庇乌斯仍给国库留下了一大笔节余，据说接近7亿银币（由这个数字可见，罗马城里的超级富豪，都是富可敌国的，毕竟安东尼执政长达20年，才攒下这些盈余）。可是到了马可-奥勒留时代，因为书呆子皇帝没有理财意识，挥霍浪费严重，财政开始吃紧。
在登基典礼上，奥勒留就花费了一笔额外的开支用于笼络人心。他从国库开销，赠予每位禁卫军士兵5000银币，禁卫军团是帝国陆军里最大的军团，有一万人------这就半个亿走掉了。其他的野战军团士兵也另外得到封赏。同时，每个罗马市民也得到封赏，皆大欢喜。
虽然自己追求清淡寡欲的苦修生活，但奥勒留对其他人则完全相反，沽名钓誉到了变态的地步。他反复对罗马市民进行慈善捐助，还增加了有资格领取公共粮食配额的民众的数目（他任内天灾也多，这一点不能完全算他乱来）。另外，很多金钱被用于毫无意义的权贵浪费上（他好像没有中国大知识分子那种清高节操，对于权贵小圈子还是非常宠眷的）。到公元 178年其统治末期，国库陷入巨大的亏空 : 金币发行完全停止，含银量高的良币也被回收重熔，并铸造成含银量较低的劣币以增加发行数额。
奥勒留时代没有伟大的公共设建设项目，因为没富余的资金。奥勒留的实际施政成绩，并非像他的人格那般“伟大”，他扶持骑士阶层来对抗元老的政策（用官N代打击红N代）力度过大，最终让骑士势力壮大到完全取代元老的地步（类似于欧洲大革命前夕，第三等级的资本家压倒贵族势力）；他对禁卫军职权的强化造成了军人的飞扬跋扈，此后一直威胁到皇帝的统治；他在财政方面的玩忽职守，加剧了帝国危机的严重程度；而人们也逐渐对他的“斯多葛派哲学家治国理念”越来越不耐烦。
(二)
吉本（Edward Gibbon）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一书中认为，罗马帝国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家庭和婚姻的衰败。罗马城不但有妓女节，还有同性恋节，同性恋被当作一种婚姻形式受到保护。淫荡的民风导致罗马人的生育率下降:
1、由于奴隶从事生产，自由民基本脱离体力劳动，享受奴隶的劳动成果，生孩子没有利益，冲击和破坏了以生殖为首要目的的性观念。
2、历次战争后，女奴大量被贩卖到罗马，公共娼妓制兴盛，破坏了一夫一妻制婚姻。
3、罗马帝国后期，同性恋和嫖妓成风，公民们贪图享受，回避家庭责任，不生不育。罗马时代已经掌握了避孕术，如药剂、栓剂和阴道塞。
4、性病引起不育不孕。
5、洗热水澡过度也影响到男性精子的生成和活力。罗马人的一天，上午工作，下午泡澡，晚上大吃大喝。
6、古罗马人从送水的铅管、铅制杯子、烹调用的坩埚、女性化妆品的白铅及酒中吸收微量的铅，久而久之导致了慢性铅中毒症，造成了男子不育和女子不孕。
历史学家杜兰（Will Durant，1885—1981）说，娼妓在古罗马是如此地普遍，以致某些时候政客竞选必须通过“老鸨协会”来拜票。他说：“乱性猖狂到这样一个程度，性行为若非是为了政治上的目的（比如勾搭贵妇），根本就引不起大众的注意。实际上每个小康家庭的女人都至少都有过一次离婚的记录”，“娼妓猖獗，同性恋因为（社会）与希腊人及亚洲人频繁接触而受到更大的鼓舞。许多有钱人为求得一名男性的欢心而不惜付出一塔兰特的价钱，加图(Cato)抱怨说一名漂亮的男孩远比一座农场还贵”，“罗马人就像希腊人一样，始终纵容男人去嫖妓，认为娼妓职业是合法并且是有节制的......老塞尼加认为罗马女人中充斥着奸淫的行为。”[ Will Durant, 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Caesar and Christ,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1944.]。塔兰特（Talent，我在《罗马轶事》里关于迦太基战败赔款里也提到过）是古罗马的重量单位，用于货币时指同等重量的贵金属币（只用于秤量金币或银币）。在罗马的度量衡体系里，一塔兰特指33公斤（71磅）重（希腊的塔兰特，单位重量与罗马的不同）。一塔兰特金币叫一个“Homer”（大约合中国的黄金1100两）。平素罗马人称为“一塔兰特的钱”，是指33公斤重的银币，大家约定俗成，折为6000枚银币。 罗马郊区以中小型农场为主，这些农场主家庭都是罗马公民，有选票，也是兵源，因此为保护他们的利益，凯撒专门制定《农田法》，保护小农场不会被大地主兼并。所以一个农场价值低于6000银币是可能的。
（三）
人类历史上的文明，基本就是两种格局，以宗教为标志来衡量，就是“万神教”和”一神教”的区别。罗马人是“万神教”，每吞并一个部族，就“迎娶”该族的神，到罗马的“万神殿”上个户口。所以罗马的“万神教”，可以说接近于“无神教”，30万个神，多了就不稀奇了。
人类社会，“一放就乱，一收就死”，“万神教”就是那个“放”。罗马人不怕头顶有神明，生活上放纵不羁，好处是知道苦孩子凡事靠自己，社会比较有活力。但罗马死就死在罗马城人口太少，内部本来就不够雄厚的精英势力（元老和骑士）又互掐，汉帝国使坏把匈奴人驱赶过来疯狂碾压罗马（不碾压也不行，蛮族们身后没有退路了）。帝国到了末期，人民无比迷茫，钟摆摆到了头，自然向“一神教”那头荡回去，渴望一个戒律森严的平静生活，宁为太平犬嘛。
基督教于公元1至2世纪传入罗马，初期与罗马的“万神教”习俗严重冲突，因此被罗马政权打压。但基督教在教义中提出的性禁欲主义反映了当时广大下层民众厌恶中上层狂欢做乐的仇富心理，因而容易被许多人（各个阶层，因为上层知识分子也不屑于男盗女娼）接受。社会学家和基督教辩护者洛德尼·斯塔克指出，罗马帝国时期基督徒的出生率高于异教徒，而且平均寿命也更长，由此产生的人口比例优势使当时微不足道的基督徒逐渐成为西方世界的主体文化力量。[ Spengler, “Faith, fertility and American dominance--The Empty Cradle by Phillip Longman,” Asia Times Online, Sep 8, 2004,]。吸取罗马帝国纵欲亡国的教训，基督教的禁欲思想在中世纪的欧洲占主导地位，圣经的新约称“性就是罪”，实行严格的一夫一妻制。我们一直把中世纪视为“黑暗时代”，但如果没有宗教裁判所，恐怕欧洲早就被伊斯兰彻底征服了。“一收就死”，虽然让思想禁锢，活力减弱，但在狂风暴雨中能凝聚社会，对抗寒冬。
(三)
公元前28年，奥古斯都亲自主持了人口普查，罗马公民有423万人；下一次人口普查，有493万（公元14年），当时罗马军队的总人数大约16万人。公元14年后，每5年普查一次。到公元165年，分析当时留下的历史资料，目前考古学界提出了几个不同数字，帝国全部人口数，介于6150--7600万人（其中那一半男性里头，大约公民/平民/奴隶各占三分之一），其中亚平宁半岛人口（包括罗马及拉丁城邦）不超过1300万人。在今天法国和中欧地界里，归化的高卢人+日耳曼人数目也有这么多。拉丁地域里，100--120万人口居住在罗马城。有些专家声称极盛时帝国有1--1.2亿人口，这个数据没有获得大多数研究者认可。
罗马共和国前期，罗马尚未对外大量扩张，所以自由民和公民的定义差别不大。到了罗马共和国末期以及帝国时期，非公民的自由民（罗马城以外，帝国境内的自由民，从罗马公民角度来称呼他们为“外邦人”，就是北京土著称呼的“北漂”）大量来到罗马城。所以早期《公民法》（北京市户籍条例）确立的时候，罗马城里的平民和贵族都算是公民，有户口。但随着罗马的扩张，大量的外邦自由民出现在罗马城里，所以又制定《万民法》（北京市外来人口管理条例）来处理“公民和外邦人，外邦人与外邦人”之间的法律关系。
严格意义上说，罗马城里的妇女只能算自由民，适用于《万民法》，并不能算公民。直到美国南北内战结束后，美国也是同样，妇女和外来移民没有公民权。
而罗马城以外，散布在“罗马世界”各地的罗马公民，多数是被罗马当局因为某种赤裸裸的眼前利益而“赐予公民权”的外邦人，少数是出去殖民的罗马人及其后代。这些外邦人，多数是罗马刻意笼络的当地酋长家族，以及“成功人士”比如富商，另外就是从罗马军团退役下来刚刚获得公民权的退役辅助兵------这三种人都不适合在未来再当兵。因此虽然看起来至少有1200万左右的公民人数，去掉这些非富即贵的，去掉已经榨干的干电池，再去掉年龄偏大偏小的，体质不够强壮的，罗马真正能够依靠的，合格的“军团兵的兵源”，其实相当有限。这也是公元160年之后，军队不断“被掺沙子”，吸收越来越多的高卢人和日耳曼人当兵的根源。
北匈奴被中国打败后，逃往欧洲，一路攻击沿途的日耳曼人蛮族（包括西哥特人），日耳曼人打不过匈奴，蜂拥逃向西方，以期在罗马帝国境内寻求庇护。定居于罗马帝国境内和周围的日耳曼人生育率很高，人口众多，作为罗马帝国的雇佣军，逐步取得了军队的支配权，变成罗马人无法控制的力量。罗马军团在奥勒留时代之后不久，就开始“胡服骑射”，把坚持了几百年的“重装步兵为主”，改造为骑兵为主，以适应蛮族擅长骑射的新形势。这进一步压缩了罗马城出身的“嫡系官兵”的军内晋升，因为罗马城一直缺乏放牧条件，平民子弟很难从小训练骑射。
公元408年，哥特人在阿拉里克带领下占领了罗马的港口，控制了罗马的粮食来源（亚平宁半岛本地的小麦一直不够吃，必须从埃及进口）。公元410年，阿拉里克决定打进罗马城，三天三夜的洗劫，使巍峨的殿宇、壮丽的宫殿化为一片焦土，罗马皇帝成为蛮族的傀儡。476年西罗马帝国彻底崩溃。
到这里，我们可以发现，罗马的军事力量确实不如西汉帝国。因为西汉把北匈奴赶跑后，北匈奴残部向西迁徙，见谁灭谁，把“远日耳曼人”打得无处可逃，只好挤压“近日耳曼人”。“近日耳曼人”是居住在莱茵河对岸，与罗马边防军团隔岸相望的蛮族，他们只好南下冲击罗马的防线。北匈奴残部已经如此威风，可见北匈奴极盛时，军容更加壮盛，尚且被西汉狂削，这一比就比出来了。
罗马人算是很刻苦很能干，为什么还不如西汉？我看主要是几点：
一， 罗马城内外的“嫡系公民”中，合格的兵源基数太小。命啊。
二， 罗马对民用技术的创新没有热情，也连带影响到军事技术的突破。他们安于把现有装备/战术用好用熟，发挥最大效用。罗马兵器几百年没有改变。罗马郊外农场的农耕技术，也几百年不变，因为都是奴隶在劳动，罗马人没有改进的动力。
三， 农耕民族，善步战不善骑射。
四， 西汉时的汉族，奔放昂扬，“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五， 弩。汉人这个兵器对中国北患的压制，怎么说都不过分。
六， 罗马的权贵们心机太重，残酷盘剥奴隶和顺民们后，又太放纵堕落。基督教，儒教对风俗的约束，使得社会趋向保守，但容易守成。本质上，中国几千年都是“一神教”，对圣人是不允许质疑的，真正开始扭转为“万神教”的，是邓公，这以后必然会有些反复，但一旦从“一神教”挣脱出来，头100年是收不回去的，老百姓清规戒律太久了，急着要舒爽舒爽，快活快活。要等“万神教”的弊端充分显示，社会又停滞了，然后大动荡了，才又会摆回“一神教”。
罗马之所以能从一群城邦中崛起，是因为其思维方式与众不同，罗马是一群不容于老家的泼皮愤青，啸聚山林而形成的，因此有“共有”的思想。罗马就是一个大公司，罗马公民是全体股东(里面分成散户，大户)，元老院是董事会，皇帝（执政官）是董事会任命的职业经理人。如果我们今天单单推崇罗马的法制精神，那是很片面的。由于“所有权在全体公民”，罗马的皇帝即便权柄再大，对元老院仍保持着表面的谦卑，而且要用大量福利收买罗马城里的公民。公民一旦对皇帝不满，在竞技场举办的大型活动中，可以公然对刚进场的皇帝/独裁官发出嘘声，大概类似于今天的网上黑吧。如果皇帝被公民嘘的次数多了，等于在公开鼓励元老院和禁卫军团密谋推翻皇帝，重新洗牌。
所以罗马皇帝的“君权”，并非“神授”，皇帝登基甚至没有加冕仪式，因为没有任何人有资格为皇帝戴上皇冠（神授国家，由主教/祭司/士师给国王加冕祝福）。罗马必须有一个凌驾于皇帝，元老，公民这三者之上的”仲裁体系”，这就是法制制度诞生的原因。因为”法制“不是一个具体的人，所以各方都可以接受。这个制度无疑有其先进性，就是放在今天，西方国家的管治，基本也是比较好的社会管理制度。罗马的法制，本质上是维护和鼓励”万神教”的放松式生活的，而不是过于禁锢个人的自由，制造独裁崇拜，凯撒如此功高，照样无法被神化，而被一群凡人刺死。
但这个 “公民民主制度”也有巨大缺陷。在东方君主独裁国（比如帕提亚，帕提亚之后的波斯，汉帝国等），如果君主有为，有时会利用压倒一切的皇权，去约束民间，纠正民间的一些极端现象，比如中国历史上几次”灭佛”，都是寺院闹得太不像话，由君王靠军队强力扫荡的。而在罗马，一旦公民整体性堕落/反智，那是没有办法挽救的，只能坐等人民自己清醒过来。
整个罗马权力系统，分成三个相互独立的集团：皇帝和行政系统（包括一部分文官和军队）；元老与豪门（包括另一部分文官，也可能有部分军队）；罗马城的公民以及他们唆使指挥的家丁奴隶（很多政变要靠这个白手套，上街造声势）。
皇帝往往对元老院，表现为“做作的谦卑”；对公民，则表现为“冷漠的和蔼”------总之三方互相之间，既相敬如宾又互相提防。军团士兵们很看不起躲在罗马，生活舒适夸夸其谈的元老，而元老们又看不起粗俗的军人，皇帝们拉一派打一派。
这种制度下，群众被宠坏了。我认为一个社会要搞民主制度，必须有几个先决条件：
1） 平民参与博弈（中国古代，只有“朕与士大夫”在博弈）
2） 属于“万神教”。一神教的社会，断然不行。
3） 邦民之外，有一批“贱民”供驱使。因为本地平民一旦参与博弈，最后必然被供养起来，该国经济不可能自给自足，就必须盘剥外邦人，物资财富净流入。比如古雅典搞民主制，必须有奴隶；英帝国时代，印度人和其他殖民地人民充当了贱民；美国初创时，黑奴充当了贱民；今天，美国靠美元霸权盘剥全世界。二战后，很多小国搞民主制搞不好，不是民主制不好，而是这些国家不能满足上述条件，尤其是没有能力盘剥外人。同理，如果妄想历史能够终结，全球实现无差别民主，请人类先征服火星人。
奥勒留贵为哲学家，他的私德无可置疑，但对于罗马社会的种种不良风气，他也不过是“敬而远之”，甚至还要提升各种福利水平，进一步贿赂公民群体。他的才能，不过是个中学教师，却自才疏志大，劳心劳力20年，很多时候在帮倒忙。
如果大家对于罗马帝国没有其他的问题要继续讨论的话，我们就转到下一个目标：晚清，继续围观帝国的暮色。
其实罗马帝国类似于清帝国，都是少数人统治其他多数人，不同的是高级文明的罗马统治的是几百个低级部落的乌合之众，而满族统治的是单一民族但一盘散沙的汉人。
而且仍然在不断改善之中。
美元社会实际也存在“奴隶”因素，海外制造业的廉价工厂，就是事实上的奴隶，保证了民主博弈的可能。
在一个社会中，实行民主的其实就那么些人，北京人要求民主，是建立在北漂人的血汗之上的。一国之内全民民主是建立在海外殖民地或海外廉价工厂的血汗之上的。人类全体民主只有等机器人包了所有重体力劳动之后。
首先明朝的皇帝培养不是儿戏
除了朱棣，朱祁钰，崇祯，其他的太子是有严格的培训方式的（万历他儿子另说），
退朝以后，内侍就要负责监督太子读书。先读四书五经或者《帝范》等讲道理的书，然后读史书。每天读什么、读多少，都有一套文官班子专门给列定计划，还要经过皇帝批准。到了吃午饭的时候，就休息，练习一下骑射作为锻炼放松。下午开始，就有专门的讲师——一般都是翰林院或国子监的高级官员，比如周洪谟这种——来给太子讲课，讲的内容就是上午看的部分。讲完课之后，内侍再监督着太子把讲课的内容温习一遍。
每隔三天，就是一个“温书日”。这一天，老师不来讲课，也不用看新的内容。而是把前三天的内容复习一遍。
然后，还要练习书法，春夏秋三季每天写一百个字，冬季每天写五十个字。遇到重要节日、天气太冷或太热的时候，可以暂停。皇帝会不时的来考察太子的学习情况，让他回答问题或者出一些题目让他写“命题作文”来应对。
从这一套学习程序来看，非常的科学：讲究先预习、再学习、当天复习，然后每隔三天再整体复习一遍。很符合我们现在所说的“艾斯浩宾遗忘曲线”的规律，可以保证学习效果。
从学习的内容来看，首先是四书五经这种讲大道理的书，然后就是宋代著名理学家、朱熹的弟子真德秀写的《大学衍义》一书，里面的目录包括“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六大部分。
《格物》里面包括《明道术》和《辩人才》两章；
《致知》里面包括《审治体》和《察民情》两章；
《诚意》和《正心》谈的是个人道德修养，没有分章；
《修身》则包括《谨言行》和《正威仪》两章；
《齐家》则包括《重正妃（挑选和管理好后妃）》、《严内治（管理好太监）》、《定国本（管理好太子和其他儿子）》、《教戚属（管理好外戚和亲属）》四章。
这一套东西，把治理国家的基本注意事项给讲清楚了。
学习这些大道理的同时，太子还要读历朝历代的史书，包括《左传》以及《史记》以来的断代史和《资治通鉴》。读的都是原文，不像咱们今天这样，中学历史学的都是经过严重简化的、干巴巴的历史教材。
除了这种标准的经书和史书外，太子还要学习之前的皇帝专门为教育储君而写的一些资料。比如唐太宗李世民写给儿子李治的《帝范》，明太祖朱元璋编写的《储君昭鉴录》、明成祖朱棣编写的《文华宝鉴》及《圣学心法》，还有明宣宗朱瞻基编写的《帝训四书》等等。此外如《贞观政要》等优秀政治经典也是必读书目。
这些都是朱见深当太子期间被要求反复学习的材料。多年太子当下来，对中国历朝历代的治乱得失，已经是相当清楚了。可以说，一个当过几年太子的人，对中国历史的了解程度，达到文科博士的平均水平当无问题。朱见深刚一当上皇帝，就为《贞观政要》写了一篇序言，大谈自己要学习唐太宗治理好天下的理想。这篇序言现在已经成为《贞观政要》的一部分，在大部分版本上都可以找到。读了之后就知道，那古文功底和政治学功底已是相当了得，不能拿今天十七八岁高中毕业生的水平来评判。
除了跟着上朝学习和读书写字以外，皇帝还会随时派遣太子去处理一些政务，或者辅助大臣处理政务。比如朱元璋下令逮捕蓝玉审判的时候，就是皇太孙朱允炆带着吏部尚书去审的。朱棣到漠北去打蒙古，期间就由太子朱高炽代为处理政务。后来朱高炽当了皇帝，则把儿子朱瞻基派到南京那个“留守中央政府”去锻炼。此外明朝还有个特殊传统，就是皇帝本人要带着太子去拜访农家，了解农民的生活疾苦，这是朱元璋传下的惯例。
所以，当太子是很辛苦的，早上五点跟着上朝，然后不停的读书学习一直到天黑，要全面学习治理国家的各种必备知识，要参与很多政务处理，出席诸多礼仪大典。此外还很有危机感，虽然废掉太子的情况很少发生，但只要发生了，这个太子基本上都会死的很惨。因此必须谨小慎微、认真学习，不能让皇帝对自己的能力和态度产生太大的怀疑。
经过这样的培养，这样的人坐到皇帝的位置上，才能具备治理国家的能力。
其次，明朝之所以一直拿北患没办法，根本原因是因为无法将整个北方的人口纳入都啊明朝的经济循环中，这是受物质文明影响的，没有工业革命谁会去俄罗斯大家拿那种冻死人的地方。
第三，中国那一套体制的效率其实远高于罗马，证据就是工业革命以前，中国人的生活质量远高于欧洲，汉唐明朝的动员能力随随便便几十万。事实上被欧洲吹嘘的上帝之鞭不就是被我们汉朝揍的找不到北的匈奴人么？一群残兵败将就把罗马帝国灭了。
汉朝对匈奴作战的成绩相当惊人，远远超过后来的唐朝、宋朝、明朝。动不动就是千里奔袭，一战就斩杀上万匈奴骑兵。到了明朝，即使有重大胜利，斩首数也都是按百来计算的。这个差距真的有这么大吗？明朝的士兵和将领们跟汉朝比就弱到这个程度吗？
由于很难解释这个差异，有些人就干脆往比较虚无的“尚武精神”这种层面上扯。觉得中国春秋战国、秦汉时期，华夏民族尚武精神强烈，勇于对外作战，后来因为各种原因，有的说是与异族混血了、有的说是被儒家文化侵蚀了、有的说是被专制政权奴化了……总之，就变得软弱可欺了、更加贪生怕死了云云。
“尚武精神”这种东西，实在是过于虚无缥缈。明朝军人就比汉朝军人更怕死？我是不太相信。就算真有差异，也不能是打一仗杀人上万和杀人上百这种数量级的差异啊？
真实的原因是：秦汉时期，中国的冶金技术极为发达，而包括匈奴在内的西北少数民族的金属武器很少、质量也很差。汉朝的军队去打匈奴，就跟两千年后的鸦片战争英军打清军一样，存在巨大的武器代差。汉军的箭是铜箭头或者铁箭头，而匈奴骑兵的箭则很少有金属箭头，主要都是木料或竹子削尖的箭，很难穿透汉军的皮制盔甲。汉军还有一部分铁制盔甲，匈奴的箭头无法穿透、刀也砍不进去。相反，汉军的铁箭头要穿透匈奴的皮革盔甲，则轻而易举。
此外，汉军的弓弩在关键部位也是铜或者铁所制，精确度和射程也远非匈奴可比。秦汉时期弓弩的机芯不仅是金属制成，而且已经成了标准件，可以在不同的弩架之间互换。
汉军的刀刃是钢，而匈奴的刀一般都是质量很差的铁，二者一碰上匈奴刀就得断。
在这种情况下，汉朝的大军一部分人穿着铁制铠甲，大部分人带着金属箭头的箭、金属机芯的弩，拿着百炼成钢的长刀，横行大漠，就好像今天的我们带着一只装甲部队，人人都手持冲锋枪，到大平原上去跟一群拿着手枪的对手交火。根本不用担心孤军深入，横行几千里都没有问题。只要找到对方的主力部队，交战的过程不会太激烈，不过类似于一场简单的屠杀。
司马迁在《史记》里面就记载，西域之地的人“不知铸铁器” [1]。
西汉末年，大将军陈汤远征两千多里，擒斩匈奴单于，立下盖世奇功。后来回到长安做官。有一次皇帝问他：前线有部队跟乌孙国的军队打仗，战斗很激烈，我们该不该派兵支援？
陈汤就说：“夫胡兵五而当汉兵一，何者？兵刃朴钝，弓弩不利。今闻颇得汉巧，然犹三而当一。” [2]
这句话很明白的说了汉军的武器优势：西北少数民族“兵刃朴钝，弓弩不利”，武器差距之大，五个胡兵才能抵得上一个汉兵。后来“颇得汉巧”，也就是说向汉朝学习了一些技术过去，但是仍然有差距，三个胡兵才能抵得上一个汉兵。陈汤根据双方兵力推测，这次乌孙的兵力并没有达到汉兵的三倍以上，所以肯定能打赢，不用派援军。没过多果然战报传来，如陈汤所料。
汉武帝的时候，派李陵本去给李广利的骑兵部队送粮草，但李陵不想干这种没有技术含量的活，主动提出要带五千步兵去漠北扫荡匈奴王庭（胆子够大的）。武帝竟然同意了（可见武帝也没怎么把匈奴骑兵的战斗力太当回事）。结果他们真的在阿勒泰山附近遭遇到了匈奴单于主力。单于亲自带领三万骑兵对李陵的军队发起攻击。
李陵用弓弩向匈奴骑兵射击，匈奴骑兵死伤数千人，被迫退却。单于又惊又怒，连忙派人去叫援军。最后会合了八万骑兵，向李陵发动总攻。这才取得胜利。
李陵被迫撤退。匈奴紧追不舍，追击了五六天之后，又付出了上万人的伤亡，等到李陵把弓箭全都用完了，才最终歼灭了李陵部队，就这样还有四百多人突围跑了回来。
如果双方武器装备在同一水平线上，八万骑兵在大漠上追击四五千步兵，绝不可能是这个状况，应该是像狼群对付几只离群的羊羔一样轻松。换句话说，匈奴八万骑兵的战斗力，也就相当于汉朝五六千步兵的战斗力。陈汤说的汉兵可以“以一当五”都是保守估计，是东汉才会出现的情况。所以，像卫青、霍去病这些人，带着四五万骑兵去讨伐匈奴，基本就没有什么打败仗的可能，取胜的关键是要在粮食耗尽之前找到对方主力。只要找到了，战斗的过程并不激烈，轻松杀敌万人以上。
在西方，如两河流域，开始冶铁的时间比中国早。但中国古代的钢铁冶铸技术，从战国时期开始，就长期处于领先的地位。战国时期出现了“干将” 、“莫邪”这种宝剑，就是因为中国已经可以冶炼硬度极好的钢了，青铜剑和普通铁剑在它面前一碰就折。到了汉朝，钢的生产技术就进一步成熟和产业化了。
公元一世纪时，罗马博物学家普林尼在其名著《自然史》中说，就世界范围而言，“虽然铁的种类很多，但没有一种能与中国（汉朝）来的钢相媲美” [3]。
匈奴完全无法抵挡装备钢铁武器的汉朝骑兵的攻击，不能在中国的北方草原立足，不得不向西方迁徙。由于西方的炼铁技术远远落后于中国，也没有杀伤力很强的弓弩，面对学习了部分汉朝冶金技术的匈奴骑兵，无法抵抗。匈奴人翻过阿尔卑斯山，对罗马帝国多次发动侵略战争，被罗马人称为“上帝之鞭”。匈奴单于阿提拉被西方历史记载为恐怖的“阿提拉大帝”。西罗马帝国因此灭亡，欧洲进入中世纪的封建领主时代。
——有人喜欢拿罗马军队跟秦汉时期的中国军队比战斗力，还很认真的比较战术、兵种、阵型什么的。这是不用比的，武器是硬伤。
古代西方一直没有开发出铸铁柔化技术和炒钢技术（魏晋时期的诗句：“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就是说的这种技术），兵器一直使用块炼铁。块炼铁是铁矿石在较低温度下还原而成，矿渣较多，需要多次锻打将矿渣排出。但锻打也有极限，不能超过二三十次，这里还有金属疲劳问题。所以，块炼铁制品整体来说还是含有比较多的杂质。
当时西欧最好的铁出在西班牙，因为那里有很好的铁矿。从西班牙罗马时期古墓出土的两把铁剑，一把硬度仅有95~135HV，还不到秦朝青铜剑的一半。另外的一把剑含碳稍高，约0.2%~0.3%，但它的硬度也只有70~117HV，还是不如秦剑。可这已经是公元前二世纪了，已经到中国西汉时期，环首铁刀已经开始取代剑，各种渗碳技术、热处理技术已经大量使用了。
罗马的金属热处理技术其实很差，出土的铁剑都没有经过淬火。中国战国时期的普通士兵用的铁剑都经过淬火，而且湖南长沙杨家山出土的春秋晚期钢剑甚至有回火组织了，这是在淬火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更先进的热处理技术。到了公元4世纪（东汉都灭亡了），罗马的大多数铁刃硬度还是没有达到秦剑的水平，更不要说跟汉刀比了。当时欧洲最长的剑是凯尔特长剑，刀刃长度60厘米，而罗马士兵用的剑则只有30厘米，只能刺不能砍，因为硬度不够。而秦剑长度可以超过1米，又能刺又能砍。 [4]
所以，在汉军面前像羊群一样被屠杀和驱逐的匈奴骑兵，到了欧洲就势不可挡，直接导致西罗马灭国。这是因为此时中国与欧洲的武器技术水平完全不在一个水平线上。
除了冶金水平，还有人提出过，有可能汉朝的军队有马镫，而匈奴骑兵没有马镫，骑兵就很难在马背上稳定的使用武器。但是这个论点缺乏证据，史书上没有匈奴骑兵下马步战的记载。而且，马镫的工艺很简单，只要汉朝军队装备了，匈奴很快就能学会。因为每次战争双方都会有俘虏，匈奴那边有很多前汉军将士帮他们训练骑兵。双方军队的装备不会在这些没有技术含量的地方存在巨大差距。
但冶金技术非常复杂，不是抓几个俘虏就能掌握的。冶金有一个很长的产业链。从采矿、选矿、炼铁、炼钢等有一整套工艺流程，每一个环节都需要专业化的技术人才，差一个环节都炼不出来好钢。比如，炼铁炉的温度如果能突破一千度，达到一千二百度，练出来的铁的纯度就会高很多，碳的比例也会更容易控制。而如何达到并保持这样高的温度，同时炼铁炉不至于炸裂，就是一件难度很大的事情。战场上被俘虏的士兵和将领是搞不清楚这些东西的。
从河南巩县铁生沟遗址看，汉朝的时候在钢铁冶铸方面已经有了一套完整的生产设备，有藏铁坑、配料池、铸铁坑、淬火坑等，仅其冶铸炉就有炼炉、排炉、反射炉和锻炉（炒钢炉）等20余座；而且有了选矿、配料、入炉、熔铁、出铁、铸造锻打等工序之分。 [5]
从汉武帝时期开始，就建立了“盐铁专营”制度。国家投入大量资本，雇佣各地能工巧匠，从事钢铁冶铸。高度集中的国有钢铁冶炼体制，保证大部分钢铁产能都被用来装备军队。
钢铁冶铸业分布面很广。在东北、新疆、四川、云南、两广等沿边地区，都发现有汉代的钢铁冶铸遗址。而且，钢铁冶铸作坊规模宏大。汉武帝以前，一些官营冶铸作坊就“一岁功十万人以上” [6]；私营冶铸作坊也常常“一家聚众或至千人” [7]。河南南阳瓦房庄遗址，原是汉代重要的铁官所在地，其生产作业区的面积达十二万平方米，共有大炼炉十七座。
所以，冶金技术是极为难以学习的，冶金产业就更难复制。要想达到规模化生产满足大规模的军事消耗，那么就必须打造一个完整的冶金产业链，建设固定的钢铁生产基地。这些东西少数民族学习起来很慢很慢。汉朝在这方面的领先地位，保证了他在战场上的长达数百年压倒性优势。
经过缓慢的学习，到了唐朝，少数民族的骑兵给汉民族制造的军事压力就大大增加了，吐蕃和回纥都有攻陷唐首都长安的记录。到了宋朝，可以确定金帝国的骑兵和蒙古骑兵已经完全配备了优质的金属箭头、盔甲和战刀，在骑兵装备上不再落后于宋朝。蒙古帝国能够横扫欧亚大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所以，在明朝，要想再现汉朝时候对匈奴的那种辉煌战绩，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朱棣远征蒙古，每次都要带三十万以上的大军，少于这个数，就无法保障安全。这不是明朝比汉朝落后，明朝军人没有汉朝军人的血性，核心原因是对手的装备已经升级了：原来是我们带着装甲部队去打人家的血肉之躯，现在是装甲部队打装甲部队。
明朝军队去对付两广瑶民叛乱，在非常险恶的山行地貌中征战，也能斩首两万多。如果让王越和汪直在汉朝带着骑兵去打匈奴，一仗斩首上万人相信也不会是什么难事；反之，让卫青、霍去病到明朝来，要想一仗打死四五百蒙古骑兵，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讲到这里，就会自然的产生两个问题。
第一，为什么少数民族的武器装备在进步，而中原王朝的武器装备两千年了进步并不大，从原来的差距巨大到现在的差不多？这不也说明了后来的朝代进步缓慢吗？
第二，按照这个逻辑，宋朝在对金帝国和蒙古的战争中总是丧师失地，是可以用武器装备的技术水平来解释的，本文前面对宋朝的政治体制的批评还能不能成立？可能宋朝跟汉唐一样，还是很强大，但是它的对手——辽帝国、金帝国和蒙古帝国却比匈奴和突厥强大多了，所以它才被少数民族灭亡了，而跟它的治理结构无关？
我们先来思考第一个问题。
中国的冶金技术一直都在进步，但是像春秋战国时代那种革命性的进步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在没有革命性变革的情况下，模仿者一定比创造者进步的更快。
就好像工业革命的爆发之后，西欧国家在几个世纪的时间内取得了相对于其它民族——比如中国——的压倒性优势，建立了全球范围内的霸权体系。但是很快——大概一百多年的时间——中国就通过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和制度，赶了上来。西方国家过去一百多年进步也很大，但进步再快也比不上我们学习和模仿的速度快。因为学习总是比创新难度要低。现在，西方发达国家总体来说仍然处于技术优势地位，但我们与西方的差距已经很小很小，他们要想像一百年前一样欺负中国那就是不可能的了。
用一句很流行的话来说，就是“世界是平的”。先进技术总是会不停的从先进地区往落后地区传播，一直到基本拉平为止。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在残酷的古代生存竞争中，周边的民族也一直都在学习和进步。我们保持了两千年的强大和文明传承已经很不容易了，要想两千年里都像汉朝那样轻轻松松派个军队出去就追杀人家几千里、斩首上万，这是不现实的。
另外我个人感觉罗马也好，美帝也罢，走的是典型的霸道的路子。不是说不讲道理（强权都不讲道理），而是说，他并不追求统治天下，而只是追求占有天下的利益。简单的说就是没有担当，比如美帝那句，我们的美元，你们的问题。所以导致了，他们一旦扩装到了实力的边界就立刻衰亡了下去。中国这种帝制，从汉朝起（秦灭的太快），本质上是老子那一句“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 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让你当皇帝不是光让你享受的，关键时候你得上去扛事，天塌了你天子得顶着，所以宋朝末代小皇帝不就跳崖山了么，崇祯不就自尽了么？因为他们身上是有责任的，他们可以死但是不能怂（我估计主要是怂了的话被天天骂比死了还难受）。
假设未来能实现核聚变发电，那能源的价格就是趋向于零，而核聚变发电的技术和发电装置成本必定决定了不可能为少数人所有，只能为国家/联盟/全球所有，而价格趋向于零的能源必定推动各类机器人的发展作为合法的“奴隶”，届时，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工具和分配方式的关系完全符合共产主义的描述。
问题是，核聚变发电还有多久？广泛的机器人开发是否会成为人类文明的“终结者”？
春秋战国时代，各国争雄，自然对提高兵器质量很用心。到了汉朝独尊儒术以后，大一统缺乏竞争，维护统治主要靠说教，技术沦为奇技淫巧，工匠受到歧视，商人受到打击，技术再难进步。后来是中国人先发明的火器，却在欧洲开花结果，就是源于此。
人类的一切生产力进步可以理解为对能源的使用效率的提高，包括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在有无限能源可用之前，人类的按需分配是很难成为现实的，因为人类在生活条件提高，生产力提高之后的一个本能是生育，而人口数量的增长在现代科技水平下总是对生产力提高起抵消作用，因此按需分配便很难到来。
从另一个角度说，核聚变的到来将使人类失去进步的动力，这也是不符合自然规律的，人类有了无限的能源可用，那么生产效率的提高，科技的提高都会失去促使人类进步的源动力，其结果是否一定是按需分配的世界大同也很难预料，毕竟人的进化基因中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与编码，这些都不是简单的直线逻辑可以推测的。
本质上是天道和人道的关系
中国这一套就是人道进化到了天道
损有余而补不足 靠体量大取胜
还没进化到天道的都是人道 损不足以奉有余 靠养蛊进化出最优模式进而无节制扩张取胜
您提的两点我都不太同意。
如果生产力发展到物质生活很容易得到，那么人性的本能是好逸恶劳，而不愿付出体力和痛苦，而怀胎十月恰恰是一个漫长地付出体力和痛苦的过程，自然生育率还是应该会继续下降。因此，很有可能是人工生殖的出现替代女性怀孕的过程，而人工生殖是可以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上的，也就是说生育率是可以控制的。
虽然说人性总体上是好逸恶劳，但追名逐利也是人性的一部分，即使财富可以平等，但青史留名足以让少数人为之奋斗甚至送命。历史上总有少数一部分人即使锦衣玉食也不安于现状，从而成为一代伟人/人杰/枭雄，由这些少数人为全人类谋福祉从而推动人类继续进步还是非常可能的。
核聚变也就未来二十年之内的事。
不过也许那时候人类就进入奇点了。
人追逐权力才是一个永恒的动力，大概与人天性中需要控制一切的本能有关。
但是在一个物质极大丰富的时代，无法通过向人类历史上那样通过利，通过生存资源去控制别人，这个权力的来源就很不容易了。
其他的可能是洗脑，这个倒是与物质资源丰富与否关系不大，所以这也是一种可能。就是人闲下来，有时间就是倒出忽悠，于是各类信仰流行，各届教主轮番上场，然后为了信仰互相厮杀，似乎仍然没有新意。
所以这种认为核聚变，按需分配的世界大同的理想主义，对人的本性还是缺乏认识。
有点像“高卢的征服者”回来就成了元老院的敌人了，太受人民欢迎动摇元老院的权威。
未来可能某个远征队开拓了一个新星球，用元数据做个VR游戏给地球上的宅人娱乐，地球人欢呼大开眼界，然后把远征队队长奉为领袖了。跟恺撒免费送罗马公民看大型角斗秀一个性质。
胡乱的信仰也很很有可能，毕竟从整个人类历史来看，无神论的人数估计只有千分之一，似乎愚昧也是写在人类DNA里的。
大家一起吹水。
（一）
中国的“汉民族文明”，自汉代结束，就遇到一个大问题：不够尚武。准确说，单靠汉人，经常守不住家园。
汉文明的特征，是：精致（文弱），保守，农耕。
中国一贯依赖大量自耕农为国本（想当明君贤臣的，都把“男耕女织”作为理想国境界），由于古代农业技术不发达， 单干农户一年下来的结余有限，还时不时有水旱天灾，因此政府收的农业税，税负轻了政府不够用，税负重了农民又要造反。
而政府钱不够用，就突出体现在中国的国防力量疲弱。中国历史书固然好看（比如《三国演义》哈），但从中国历史时间轴上，从中国古代全国疆域整体上看，国防力量一直不充足，不充沛，不客气说，是亚健康的时候多，遇到大一点的外患，基本就掉链子。因为自耕农固然比游牧民族的物质产出有保障，但培养不出大批擅长骑射有血性的子弟，来充当军队的列兵和基层军官。历史上汉族各王朝动辄“用兵百万”，其实都是民兵，战斗力低下，不堪用。
公元534年，北魏分裂成西魏和东魏。西魏偏处当时已极其破败的关中，论人口/经济/军力，都远不如据有洛阳的东魏。西魏要想生存，不得不摸索着建立了“自耕农供养，胡汉混编常备军”的体制，这4.8万人的精干小部队，就是催生了隋唐两个朝代的“关陇军阀集团”。在这个体制里，政府以彻底的“均田制”牢牢掌握自耕农，政府管制能力一插到底，作为抽税的保障。而精于骑射/作风剽悍的小规模“胡化常备军”，又能与任何对手对撼。这样，依靠较低的赋税，也能维持足够的国防力量。 能这样做，依靠2个基本点：一，农归农，兵归兵，国民群体事实上兼有两种性格（农业，畜牧业），互相尊重。二，军人比较勇猛而且淳朴，还没有刻意损害文官治理。
中国后来的历史屡次证明，这样美好的事，可以有，但不会持久。国家承平一久，游牧区出身的军人要么被文官看不起（安史之乱），要么军队自己垮下去（清八旗），要么军队干政（黄袍加身）。
(二)
到了明清，问题更加复杂化。此前，主要是“朕与士大夫共天下”，说白了就是皇帝跟文官集团博弈如何分权，然后一致对付黎民。到了明朝，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对外贸易盛行，出现了“第三势力”，就是在“帝党”，“士党”之外，还有了“绅党”。
在明之前，由于儒家敌视商人，重农抑商，“绅党”不成气候，要么依附于帝党，要么依附于“士党”，还不是一股独立而明显的政治势力。但我个人的意见，到了明朝，民风大变，已经“笑贫不笑娼”(金瓶梅)，而明朝的外贸兴盛，丝/布/瓷/茶，席卷全球，年年顺差，大量白银流入中国。这些经商利得，大部在江南民间沉淀下来，商人的力量日渐强大，必然有政治诉求。
明清两朝，社会状况相当接近，我们可以串通了说。这明清二代，一个县平均有20万人口，但公务员只有：知县（8品），县丞(9品，副县长)，主簿（县委办公处主任），吏部兵刑工等六房（等于县政府里六个科），所有的师爷/胥吏，在体制内领工资的，约100人。要知道知县不但要完成税收，还要守土有责，还要当本地中院的唯一法官，这个工作量是极大的。何况明清是“回避制”，要到外地为官，万一不幸去了广东的瓦，你连访民在说歇木，都听不懂，还要留出同声翻译的时间。
怎么办涅？锯箭杆。把相当一部分案件和税务工作，外包给当地“乡绅”去调解/办理。所以“乡绅”在明清，已经暗中具备了“兴亡社稷”的力量。
“乡绅”这个古旧名词太拗口，大家记得是“西洋参”就可以了。“西洋参”有3个来源：一，大地主。二，退休回乡养老的官员。三，成功民营企业家------其实这三种身份，通常都混搭，你懂的。
有钱能使鬼推磨，“西洋参”的手下，又豢养了一大票马仔，类似于今天的“公知”。明清的科举制度，分三个层次：
高小毕业：就是通过了第一层考试的，叫生员（秀才）。
高中毕业：就是通过了省城的“乡试”，叫“举人”。
211本科毕业：通过了（每三年一次）在京的“会试”，统称“进士”(就是“近视”啦，都读傻了，不近视才怪)。“近视眼”们分三等，就是状元之类吧。优秀者进入“翰林院”（国家行政学院）深造，最好读成经济学博士，作为未来常委的储备人才。
从秀才开始，这些人都有“社会特权(功名)”，比如见县官不必拜。
以雍正+乾隆两届政府来计，共73年（你没有看错），期间共考出6884位“近视”，考取时平均年龄36岁（很多人虚岁5岁入私塾开始学起，50岁成功），当时全国开蒙读书的“童生”约200万。就是说，“近视眼”的发病率是千分之三。
这1000个人里头，剩下的997个“小知识分子”就比较悲催了，儒生不当官就是废物，不得不去当各种孔乙己，好在识文断字，其中有能力肯折腾的人，被“西洋参”收去，当私企中层干部和帮闲文人。由于雇佣了大批手下，打理旧式田庄经济的细务，顶层的“西洋参”就可以专心经营互联网金融和央企（胡雪岩，盛宣怀），近代实业（张謇）等等他们垄断的特权生意经。
清嘉庆年间，全国的“士绅阶层”大约有600万人，占总人口近2%。之所以比“童生”的数量要大，是因为凡是上述“三种老爷”的子弟，比如说“超跑俱乐部”那些小爷和“国民老公”，不管有没有学问，都算。
资产阶级萌芽了，“绅党”就壮大，这不单是中国特色。当年英国有“绅党”了，法国有“绅党”了，就革命了，人头滚滚，最后“帝党”歪脖树上吊，“士党”斯文扫地，都让位于更加阴险更加能干的“绅党”，才有今天的普世价值。
“绅党”的能量很大。在晚明，东林党和后来的“复社”，就是江浙“绅党”的白手套；在清末，促发辛亥革命的“保路运动”，背后就是“绅党”不愿意交出好不容易从中央政府得到的地方自治权力。蒋介石北伐，打到上海，就被“江浙绅党”及其背后的英美所收买，背叛一路资助北伐的苏联。
简单说来，自明朝以来，皇朝要亡国，需要有几个基本条件：
一，帝国承平已久，上下糊弄，公务员贪腐积弊日盛。
二，绅党坐大，动不动上市圈个1000来亿，或者踩踏倒赚2000来亿（呃，美金）。帝党无力管理社区基层和经济领域，不得不高位买单或者转进，美其名曰简政放权，依靠“乡贤”。
三，人口过多，粮食无力自给。
四，外贸顺差急降甚至倒挂（银漏）。这在晚明和晚清，都出现了，晚清就是鸦片迅速掏空了中国的存银。所谓“由奢入俭难，政府反应慢”，五经博士通常都爱面子，等发现大事不好，已经来不及了。
五，党争酷烈。帝党和士党之间，甚至帝党和士党内部，混战一团，《甄嬛纸牌屋》演到3000集，无人操心国事，给“西洋参”和外患以可乘之机。
这几个基本条件具备了，帝国就进入黄昏了，本来国防就是裱糊的货，再亚健康几十年，最后摊上大事，民变四起，当然是大厦难扶。
清帝国的暮色，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