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浅谈江青九大进入政治局 -- 老老狐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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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从时间顺序看,说中央文革是5.16反周幕后黑手不合逻辑

在1967年反击“二月逆流”的过程中,北京市出现了“炮打周恩来”的活动。

3月24日,北京师范大学苏东海等人在校园张贴了大字报:《给周总理贴大字报》,支持总理的一方立马把“谁反对周总理,谁就是反革命”一类的大标语、大字报布满了师范大学校园。

3月下旬,北京钢铁学院革命造反派学生批判了参与炮打周总理的学生张建旗。张建旗于3月31日发表声明,依然重申炮打周恩来的观点。

5月,香港“六七暴动”,由工人罢工逐渐发展到、游行示威、港英当局动用武力镇压,左派还以炸弹、暴动,港英当局为此动用访港英军直升机突击,内地多次大规模集会游行,支持香港工人。

5月,北京农业大学成立了一个名为“五·一六兵团”的新组织。

5月16日,北京外国语学院有人以“五·一六兵团”的名义贴出题目为《戳穿李先念之流的一个大阴谋》的大字报,攻击周恩来是保护李先念之流的反革命两面派。

5月16日,周恩来命令解放军部队进驻外交部,加强门卫,保证外交部工作正常有序进行。此时陈毅已无法再领导外交部的工作,所以周恩来就直接领导外交部的业务和运动。

5月16日后,外事口一些院校的激进红卫兵组织贴出矛头对准周总理的大字报和大标语--“周恩来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之一,绝不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的亲密战友,绝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 “炮打周恩来绝不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炮打周恩来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

5月下旬,张建旗等人正式组建了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兵团”,随后贴出了大字报《给周恩来的一封公开信》、《二十三个为什么?》等。

5月29日,毛泽东在一份来信上批示:“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

6月,张建旗、刘令凯(北京外语学院六一六兵团头头)等几个高等院校炮打周恩来的人组织成立了“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这个跨校组织人数不多、规模有限,大都在深夜活动,在市内街道秘密张贴《周总理是二月逆流的总后台》这样的大标语、大字报。

虽然受到“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等革命造反派组织声势浩大的反对,“五·一六兵团”反对周恩来的活动在6月-7月仍以坚定不移的态度继续进行着。“打倒二月逆流总后台”的大标语、大字报,在北京一些单位不时可见。

武汉7.20事件后,毛泽东前往上海。7月22日,周恩来和谢富治、王力一起回到北京。

7月29日,唐亦安、郭海燕等4名“五一六”成员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散发传单时当场被抓,被扭送公安机关。8月8日,按总理要求,谢富治、戚本禹对被抓的4名“五一六”成员教育后释放。

8月初,两报一刊社论均有"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8月12日, 毛泽东批评“‘揪军内一小撮’口号不策略”传到北京,8月中旬起,"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在宣传口径上消失了。

8月7日,外交部批斗陈毅,王力和外交口造反派谈话,传出后被称为“八七讲话”,8月中旬,造反派封闭所有副部长办公室,宣布夺取外交部大权。

1967年8月11日,中央文革召开的座谈会上,江青、康生、陈伯达首次提出“五·一六兵团”是被坏人操纵的反革命组织,炮打周总理实际是反对党中央。1967年9月5日,在一个造反派的群众大会上,江青又指出:“目前北京有一个反革命组织叫‘五·一六’。‘五·一六’这个反革命组织是以极‘左’的面貌出现的。”再一次发出了揪“五·一六分子”的战斗信号。类似的大标语第二天便大批出现在北京街头。

8月22日,外交部造反派和首都红卫兵一万余人,以“港英疯狂迫害香港爱国新闻事业”为由,聚集在北京英国驻华代办处门前召开“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愤怒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会后以英方逾期不答复最后通牒为由,冲进英国代办处,放火烧掉了办公楼,造成英国代办离任回国。事件发生后,英国民众到中国驻伦敦的代办处外抗议。中方人员与民众及英国警察发生冲突,多人受伤。

8月23日凌晨,周恩来紧急召见外事口各造反派组织的头头,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对火烧外国驻华机构和夺外交部大权的做法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周恩来表示了几条意见:

一、外交部“夺权”是非法的,不算数的。党中央多次申明外交、国防、财政等大权在中央,不能夺,你们在外交部“夺权”,是目无党中央、国务院。

二、“打倒刘、邓、陈”的口号是错误的,以“外交部业务小组”的名义向驻外机构散布这个口号更是错上加错。

三、封副部长办公室,随意点名,发“勒令”,造成数日外交工作失控,甚至“斩而不奏”,这是头脑发热,目无中央,如果再不向你们指出这一点,我们就要犯罪了。

四、火烧英国代办处一事说明现在已不能控制局势,这是典型的无政府主义,对外关系中的任何大步骤,如提抗议、发警告等,都是应由政府决定的行动,不能由群众说了算。火烧英代办处,就使我们在外交上输了理。

五、你们中有人“炮打”我,搞我的材料,我不怕打倒。

周恩来还强调:

外交大权是毛主席、党中央授权国务院来管,如果你们说国务院没有这个权力,你们要直接行使这个权力,我今天就去报告毛主席。我在你们心里没有威信。中央文革与我之间,你们没有任何空子可钻。

8月25日凌晨,周恩来召见杨成武:这样下去如何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要杨即回上海向主席汇报,并让杨将王力的“八七讲话”等材料带给毛泽东看。当天上午,杨成武飞抵上海见毛泽东。

听完汇报,看了材料,长考一日,毛泽东在王力的“八七讲话”记录稿上批示:“大、大、大毒草。”并说,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要杨成武只向总理一人汇报,要总理负责处理。26日中午,杨成武回到北京。

8月底,周恩来按毛泽东指示:隔离王力关锋,让其请假检讨;戚本禹请假写检查。

68年1月,戚本禹被隔离审查。

从时间看,67.8.11,“王关戚垮台”一事还未发生,康、陈、江对“5.16”定性和“炮打周恩来”的表态,应当是中央文革当时的真实态度,总理8.23所讲的:“中央文革与我之间,你们没有任何空子可钻。”是有理由的。

至于吴德所言“1967年8月底,王力、关锋被抓起来了,当时说先关王力、关锋,留下戚本禹加以分割。以后,戚本禹的活动更频繁。1968年1月,把戚本禹也关起来了。”

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吴德这份回忆,逻辑硬伤实在太多。

通宝推:海峰,苏仙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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