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浅谈江青九大进入政治局 -- 老老狐狸

1967年，7.20事件后，主席要陈再道改正错误，那次我也在，主席说服陈再道，要让“百万雄师”和“三钢三新”群众共合作。谢富治也在场，王力也在场。主席让他先到“百万雄师”那里。谢富治到了汉阳，他是个很好的同志，病了，比较严重。当时王力到后挑起来群众斗群众。以后，群众把他捉起来了，我也去了，飞机下不去，最后想了个办法下了，把他们救出来了，天安门还开了会，欢迎他。

8月7日，他又开始胡说八道。武斗基本上是路线斗争，把群众分裂起来，群众都是革命的，拥护社会主义的，但两派都说自己的革命的。主席在南方说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厉害冲突。

你们去的山西是最杂的地方。山西我没去过，我只到武汉去了两次。不怕乱，乱是乱了敌人，整个文化革命还是个路线斗争，头头里有坏人，或者一边有坏人，或是两边都有坏人。把群众说成是右派是错误的，有的保守一点，稍微一讲就觉悟了。是头子里有坏人。

毛主席在1963年“四清”时制定的前十条，刘少奇和陈伯达都反对。刘少奇搞了个后十条，繁琐哲学，根本不搞走资派。他要区分“四清”、“四不清”，党内党外矛盾交叉，“四不清”全打击，面太大了。

农村干部私字现象是有的，拿点东西都算上，都打倒。东西丢在地上，他拿走了，算不算贪污？如果这都算贪污，那就不得了了，后果不堪设想。

这些只能算是小偷小摸，城市工厂里的干部也有这种现象。比如说拿公家的纸写私信。社会还没到达共产主义，很多人公私不太分明。就是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有先进与落后的斗争，所以不是“四清”与“四不清”的问题，而是走哪一条道路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公私问题。公私是对立面，没有公就没有私，没有高就没有低，没有大就没有小。像王杰，雷锋，欧阳海都是些很好的同志了，在关键时候想的是公，但没有私他怎么会想到公。大公无私是很难讲的。

资产阶级笑我们只讲集体，不讲个人。这是不对的，没有个人哪有集体？集体个体，才有集体，集体为先嘛。今晚我们几个人不是个体吗？大家在一起，意见不一致，最后达成几点，但行动时，各有各的见解，一致是暂时的，差别的长期的，或一致是大方向，差别是小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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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到“公与私”的问题。我们不是取消私光有公，而是私服从公，把私和公一致起来。

大寨是公私结合好的，没有自留地了，住的集中了，行动一致了，早上大家一起起床。但也不能人人如此，病人，小孩，老人，刚上完夜班的还不能一样起床，这是私的差别。只不过原则是先为公，再为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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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寨是个“先公后私”的好的典型。文革时，人们对此争议很大。我们说的先公后私，有极“左”思潮的人，说陈永贵是大公无私，所以大寨人一时很骄傲起来了。另一些人说大寨人口还背后其实也是为自己。山西省革委会主任谢振华到大寨后反对两种观点，说大寨是先公后私，不是大公无私。大寨人不满意，谢振华说的时间地点是不对。陈永贵到北京，我说先公后私是中央说的，是有道理的。秋收后，先把公粮拿出来，再把种子拿出来，再把集体储备留下来，再把卖给国家的粮拿出来，然后第五才分口粮。口粮每年增加一些，这就了不起了。在全国做了模范，先公后私，全国公社都像你们这样，工作就好做多了。所以别人学得到的做榜样，学不到的怎做榜样？

李文忠和雷锋那样的人很好，但只能是少数。不能学李文忠，人人找死还行？那是没必要的。英雄只能是少数的，哪有那么多“重于泰山”的机会？如果你到处找死，那只能是“轻于鸿毛”。那就成了法西斯式的，军国主义的行为，那不行。那不是为人民服务。所以还是“先公后私”，这样大家可以学得到。谢振华说话的时间地点不对，不要生气。陈永贵接受了先公后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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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丁：那自力更生呢？能走极端吗？

总理：大寨还是以自力更生为主。有次灾年他们向国家只借了一次钱，第二年就还了。一年后，陈永贵作为人大代表见了毛主席。1963年先是旱灾又遭洪灾，以后还经常受灾，但是陈永贵不要国家的一分钱，自力更生救灾。

他们很缺水。1965年毛主席号召“农业学大寨”。我去了发现这个问题。梯田都修在虎头山的北坡上，但是没有水库，没有灌溉水源。我问陈永贵不下雨，旱了怎么办？他说每年总是要下些雨的。我问要是有一年一点雨都不下怎么办？我问他能不能搞个抽水机抽水，他们就搞起来了。先是把河水抽到山上。河水不多了就打井。自从他们用自己打的井和国家的抽水机（当然付款了），他们的情况就好多了。我们不能说国家没有给他们任何援助，国家还是给了，比如化肥就是优先卖给他们的。

所以说自力更生为主，国家帮助为辅。把问题不能说绝对了，这样别地方就能学了。

虽然大寨是先进的，不能说大寨没缺点。大寨还是有缺点的。去了几次大寨，如果我们能看到他的缺点，这并不是我们有什么才能，只是因为我到别的地方多了。别的地方树多，一到大寨就看出来了，树少。离大寨不远大大队，有的有树，可以看出大寨对这个问题注意不够，如果早点注意，多种些核桃和枣树，收入会比现在还大。现在种了很多，核桃树种了不少。

辛顿夫人：我看北方很多地方都没有树，是缺少劳动力吗？

总理：劳力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风俗习惯。中国有一个老的坏习惯，人们砍树砍得比种得多。改变这一习惯，培养种树的习惯很难。我们只是提了个方向，像大寨这样的榜样，一个别人学得了的榜样。一旦你有了一个榜样，你就需要去宣传它，鼓励人们去学习它。但是要灵活的，因地适宜地去做。我们只是提个方向，办法各个自己办。否则大家都跑到大寨去，如同去“取经”，那么只有栽跟头。

比如，大寨是大队核算。80多户，450来人。但是河北平原很多小队都这么多人。在那里也变成大队核算就不好了，那就是平调了，生产多的倒不如生产少的了。农民的积极性会受到影响。

有些地方正好相反。如西南部的山区，有些大队只有几户到十几户。如果把这些小的核算单位像大寨那样合到一起，天天为了记工分山上山下的来回跑也不好。云南山很高，山上山下是一个大队。山上冷，山下热，上下差别很大。虽是一个山，还是分成两个小队好。

大寨的核算制度，大寨的石窑洞不要机械地照搬。大寨人原来住的也是土窑洞，一场大洪水把多数的冲垮了。陈永贵就带领大家建造了一排一排的石窑洞。这样以来家前的小菜园没有了，也无法各自养猪了。如果其他的村子也这样办，那就糟了。大多数地方群众的觉悟还达不到取消自留地，取消自家养猪的地步。

所以我们要学不是大寨的核算单位或居住方式那些具体内容，而是要学大寨人如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如何切实地把他贯彻到自己的日常实践中去。我们要学的是大寨先公后私，以自力更生为主的精神。

完美无缺的榜样和典型是没有的，沙石峪也是以自力更生为主。张庄，沙石峪，西沟都有优点。我们要每个县，每个省，每个市都要建造自己的大寨。各地有各自的大寨，各地情况不一样，不要都从千里外来学大寨。

我都讲的是你们碰到的事。我讲些别的。卡玛与韩丁回美国。青年人是希望。卡玛你比我强。我犯过路线错误，你没犯过路线错误。

韩丁：斯诺文章里讲毛泽东说他是“和尚打伞”是什么意思？

总理：斯诺走后写了很多文章，你们看了“生活”杂志里刊登的和毛主席的谈话吗？里边说的基本上是毛主席说的，有的是斯诺理解错了，如他说什么孤独的和尚打着漏雨的伞。

主席说“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这是个歇后语。和尚剃光头所以没有头发，和尚打伞就遮住了天。发指的是法律，天指的是皇上，就是像孙悟空那样无法无天。

那是去年12月18日毛主席接见的斯诺，当时的情况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间，群众发动起来造走资派的反。政治工作领导一切，毛泽东思想武装了群众，全国都在备战备荒，这是好的，但几年来有些副作用。

第一，毛主席最不满意的是把一切都说绝对了，如毛泽东思想一定要给四个伟大。毛主席最不满意，这是陈伯达搞的。他当时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是在1970年8月的九届二中全会撤销了他的一切职务。

毛主席说要一个教员就行了，扭转时很费劲。扭转这个用很长时间，按主席的意思，伟大两字也不要了，但群众不同意，只要导师不行，亿万群众天天讲，不容易改。

如“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的口号，完全错了。怎会有绝对权威呢？毛主席在这方面有权威。但有些事不是他管的，那他怎么能是权威呢？而且这也有时间性，还有考虑将来。你今天是权威，你明天也是权威吗？如果你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绝对权威，那还有发展的吗？说绝对权威是社会停滞论，是不对的，是消极的。

再说权威是群众承认和支持的，是经过实践检验的，它只能是在群众的斗争中涌现出来的，怎能是树起来的？所有树权威的观念都是不对的。

第三，到处挂毛主席的肖像，摆主席的雕像，也不分时间，地点，这是不对的，把好事做到反面了，太多了，毛主席看了讨厌，这样不真实，也不尊重。所以主席和斯诺说笑话，‘外面的像风吹雨打，多可怜’，斯诺回答说，‘我也想不通你为什么一个人在那里顶着风，太可怜了。’

在北京饭店一进门的柜台两边有两个主席像，我看了后说“主席还给你们看柜台！”。饭店的电梯里也有主席像，我问：“你们还让主席给你们看电梯？”这样过分了，是有害的。

这些都要取消。你们可以看到，大礼堂里面也取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