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马向阳下乡记》是部好剧 -- 2313234454dfsd

确定几个概念。

宗族化：

农村宗族化不是说只窝在农村一亩三分地儿，某个农民族长如何，也不是说一家一姓。古代的乡绅与宗族，通常是夫妻九族的一条巨大而完整的利益链条。因此，宗族化指“乡绅”与宗族结合，形成从农村到城市（县镇一级，更高不好说）一条完整的利益链，最终通过承包或购买国家的“行政权、司法权、立法权”形成旧中国时代的“皇权不下县”格局。这就是“南昌市长从市长到农民只4小时”这个新闻背后所代表的意义。如果仅仅是某个村儿某个姓如何，就像《马》剧中大槐树村一样（此剧刘玉彬已经具有这种雏形）与世隔绝，那不过是小孩儿过家家。

农村宗族化、黑势力化的最大危害是指国家权力一旦淡出涉及4-5亿人口的农村，将政府的职能完全打包出租（甚至出售）给宗族和黑势力等任何一个特定的社会阶层，都将在农村形成巨大的权力真空，这是历史动乱的必要条件。

一般规律而言，中西部落后区对全局的影响有限，往往是发达地区这种宗族化趋势和格局的形成，对全局的影响是决定性的。这一点，从历代动乱就可清楚表明。所以，宗族化严重的地区，往往是发达地区，也就是地理意义上的“第三阶梯”区域。比如，江浙、广东一带，县镇级苗头非常明显，特别是所为的乡贤，他们往往是过去的省部级、厅局级高干，非常容易影响当地政权。比如，有新闻报道，浙江某地（市级）被某一传统书香大家控制，形成了从镇到县到市的全面控制；二是江浙一带修家谱、修祠堂之风极为盛行。这种行为的本质就是构建宗族共同体的精神共识，凝聚宗族人心，形成以宗族为团体的利益共同体。

农村演变趋势

1，西方国家的城市化率大约是三七开。中国再城市化，估计四六开，顶破天三七开。

2，按四六开（14亿人口基数）估算，农村人口起码还有5亿多，按三七开估算，农村人口4亿多。历史上，TG能够在抗战时与老蒋、日军三足鼎立的最大资本就是解放区的人口规模达到9000多万，近1亿。说说明，任何一个“叛乱”（或动乱、风波）如果涉及到上亿人口的波动，即使善了，也得脱层皮。据说，圈圈功的会员顶峰时有近2亿，以圈圈憋足的能力，整出的动静也很吓人了。

3，未来的农村的演变可能导致人口主要分布在东北、华北、华中、长江中下游、四川盆地等平原地带，以及中西部自然条件相对适宜农耕的区域，土地集中化、规模化不可避免，中西部山区的农村消亡应该确定了。

因此，如果在这些农业人口集中区域出现涉及千万级别人口的波动，还是蛮吓人的。

并且，在80后、90后的二三代之内，城市化主要是农民进城，因此，城市下层与农村的联系仍然存在，政治语言叫做“工农是天然的同盟军”。

城市化

“人都往城里面跑”是今天决定政权从农村撤退的依据。

中国，按四六开完成城市化，农村人口起码还有4-5亿，并且，无论城市化率是四六开、还是三七开，甚至二八开，再城市化也不可能100%，农村没人了，吃啥？14亿人怎么养活？还有一个根本的问题是，仅以四六开城市化估算，农村人口约5.5亿，如果把18-70岁都算作农村劳动力，按40-45%的比例计算，农村劳动力2.2-2.5忆，也就是说，占全国人口16%左右的2.3亿农村劳动力将养活84%的全中国人口，这等于是说一个农村劳动力要养活6个人。

粮食安全一直是当局头疼的问题，列为四大“国家安全”（国土、能源、金融、粮食）之一。农村最大的问题是农村凋敝导致种地人口不足，这才是真让政府头疼的大事。因为市场规律的威力导致“人都往产出高、财富积累快的城市跑”，这不是靠行政调控能解决的，往往只能靠革命造反解决，才能形成新的平衡。

还有，在中国的任何事情，都不能简单地用百分比率来分析问题，因为14亿的人口基数，使得任何百分比一乘，都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实体存在。按照最理想的三七（甚至二八开）开城市化测算出来的4-5亿农村人口中，至少有1亿多青壮年。如果城市化完成，剩下的农业人口，工业消化不了。

工业最大的优势就是人均生产率极大提高，投入较少收益较大，这与农业时代的“人海战术”根本不同。

因此，如果在中国农村真实现了欧美那种规模化、工业化的现代农业，只会导致一个结果，在农村，不需要那么多人种地，将产生大量闲置劳动力。这些人在城市化完成，城市容纳能力饱和的情况下，就是一批浩浩荡荡的失业大军，怎么安置？并且，还得拜托城市一直保持既有的高容纳能力，如果到经济下行到需要再搞一次“上山下乡”来解决城市就业时，希望农村还有就业蓄水池的功能。

另外，现在工业发展的趋势是自动化，智能化。工业智能化、自动化的结果就是人工的减少，也就是就业岗位的减少。从纯粹的经济角度看，工业使用人工，一是人工成本不划算，并且随着劳工维权的日益崛起、经济发展，导致人工工资大幅提高；二是大量中低技术含量的工业岗位，机器人能有技术和效率上的优势，而真正能大量创造就业的恰恰就是这种类可以自动化、智能化的替代岗位。

显然，农村的失业怎么安置又是一个头疼的问题。

中国是世界上一个特殊的存在，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经验可以直接照搬到中国可以成功。因此，参照欧美的城市化来检测中国的事情，通常是不好办的，是荒谬的。不过，现在还在城市化的进程中，这类问题暂时不会出现，但时间不会太久的，大约20-30年吧。

乡贤治理

今天的中国站在“国家资本主义”和“权贵资本主义”的岔路口，也就是我们通常讨论的“拉美化”，或者叫做中等收入陷阱。通俗讲就是，财富精英化，政治权贵化，社会两极化。

一种是走乡贤之路，就是走“权贵资本主义”之路，走旧中国时期的乡绅地主为基础的人治道路，国家将行政权、司法权、立法权部分出售给特定阶层，再次形成旧中国式的“国家权力与权贵、乡绅共存共治的格局。特点就是将国家权力打包出租（甚至出售）给某个特定社会阶层。形成政治权贵化，乡贤化。

一种是走国家资本主义的法治之路，这是当初文革试图解决而终于失败的道路，也是一条真正有利于国家、民族的光明之路。由国家和法治来治理社会。国家权力管到每一个人，人与人、团体与团体、人与团体之间的关系以国家法律为准绳，仲裁权在代表国家权威的法律手中，而不是以某个特定阶层的利益为准绳，私设刑堂，浸猪笼，点天灯。

历史地看，自1840年至1976年止开启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大革命任务，尚未完成。准确地说，只完成了对外民族救亡图存的使命，而对内的利益分配与调整的民主革命，以文革的失败为标志，则是彻底失败了。因此，改开走到今天，乡贤思潮泛滥莫不有因。

至于中国历史上形成的那一整套的宗族治理体系，涵盖了道德（以忠孝仁义为核心的道德体系）、土地（以土地为核心的固定资产，即恒产者有恒心）、人脉（以联姻、宗族为核心的正生态循环的人口基数，以及与权力苟合形成的完整政治资源，即，只富不贵，早晚得跑）三位一体的宗族系统，并不必然要求乡贤符合“有道德，有良心，有担当，有正面意义”的标准，事实上，没有“四有”乡贤，也可以有“四没有”乡贤。中国旧社会“土豪劣绅”并不鲜网。要注意，这个词义有两个层面的含义，这是不为一般人所忽略的：一，于普通人而言，也就是作恶一方，为祸乡里，欺男霸女，黄世仁、周扒皮即此类代表；二，于政治而言，“土豪劣绅”指的是指为某个阶层的私利而罔顾国家整体利益。具体的实现路径是，通过将“国家权力”承包，借国家权力损公以肥私，掏空国家财富，绑架国家命运，最后将国家的资源组织、动员能力消耗殆尽。这就是当年老蒋的国家虚弱，中央无力应对日本入侵的全部原因，不在于器物上的落后，实乃整个社会组织结构出现了问题——某个阶层为个人私利，即使做亡国奴也不愿意相忍为国，这才是抗战大量汉奸的根本原因。

所以，这就是60多年讲的地主与地主阶级的全部秘密：

现在有人觉得，当年的地主也有好人，不该抢他们的土地，更不该杀人。对这种看法，同志们应该怎样理解？

首先要承认，地主里肯定有好人，而且有很多好人。就中国中央财政弱势，地方上很多修桥补路的营生，都是地主乡绅出钱做的。有些地主，说是大善人也不为过。我们要实事求是。

但，地主里有好人，与地主阶级是好的，有因果联系吗？没有。地主作为一个阶级，代表着旧土地所有制度，是一个禁锢流动资本、抗击大工业化进程的反动的集团，是一个占有不动产产权、收窄不动产资本流转的落后的阶级，从整体上讲，是必须消灭的。个人的善恶属性，与其所属阶级的进步或落后，没有必然的关联，这是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核心，也是阶级斗争的根源。好的地主，和不好的地主，都是激进式大工业化的障碍，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资本家们，没有本质的分歧。（李学先，原广东省监察厅厅长，原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1983年《与青年同志的座谈》）

寄语

借用毛主席的话对“法治中国”之路做一个寄语：

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