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人艰不拆讲笑话 -- 骨头龙

愚按：这篇帖子于小处看大局，虽则作者没有明说，但稍一思索，便见其引申。

晚清最后十年间，剪辫已开始在大城市里出现，多为留东洋西洋学生，也就是《阿Q正传》里，鲁迅用阿Q的话说的“假洋鬼子”，代表了比阿Q等乡村贫民远为广泛的农村人士以及城市下层百姓对无辫之人的想法。但其实早在袁世凯小站督练新建陆军（1895）之后近十年（1904），北洋新军以及后来的南方新军部分官兵已开始在清政府默许之下剪辫，为什么？盖因拖着一条辫子，无论带与不带新式大盘军帽于军事训练和作战行动多所不便。

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发生的第二天，黎元洪被湖北咨议局公推为鄂军都督。黎自然也断辫以明志，而在彰德秋操获清廷嘉勉时（1906）未尝去辫。12日，起义军在武昌城里手持剪刀，凡见路人留辫者，一律剪之，至有痛哭流涕者，此举后被时人论为“强迫革命”，或断了老百姓忠君后路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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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清军入关时，曾强迫民众“剃发留辫”，酿成许多屠城血案，乃至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之说。有没有辫子，始终是有清一朝，衡量汉人是否归降、是否接受清廷统治的重要标志。按常理，这种屈辱性标志物，在清廷灭亡之际，在民国政府宣布“剪辫令”之后，自会马上被民众抛弃，成为历史。

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的。

清廷灭亡了，民国发布“剪发令”，但大多数民众不愿意剪辫子

1912年6月，梅兰芳剪掉了自己的辫子。此时距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发布“剪发令”，已过去了3个月。梅的行动显然称不上积极，但相对身边的其他人，却已可算走在时代的前沿。比如，为梅管理服装和处理杂物的“跟包”，无论梅怎么劝，就是死活不愿意剪掉辫子。梅只好趁他们睡觉的时候强行动手：

“我的跟包大李和聋子，我劝他们剪辫子，怎么说也讲不通。有一天我只好趁他们睡熟了，偷偷地拿了剪子先把聋子的辫子剪掉。等他醒过来，感觉到脑后光光的，非常懊丧，把个大李吓得也有了戒心。他每晚总是脸冲着外睡．好让我没法下手。结果，我趁他酣睡的时候，照样替他剪了。……第二天他含着眼泪，手里捧着剪下来的半根辫子，走到上房向我祖母诉苦……过了好久，他谈起来还认为这对他的身体是一个重大的损失。在当年是真有这许多想不开的人的。”①

清帝退位了，老百姓却不肯剪辫子。这样的情况，具有普遍性。在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很多人去掉了辫子，但未必皆是出于自愿。革命军当年发起的强制剪辫运动，曾引起颇多民怨。在南京，1912年2月，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注意到：“（浙军）带着剪刀作为武器在南京各街道上游行，剪掉所有那些仍然蓄发的中国人的辫子。……南京人民对浙军的暴行感到非常愤恨。”②同期，在成都、长沙、昆明等地，也因军队强制剪辫而引发了民众恐慌，甚至发生了血案。再次一级的城市及乡村，没有革命军的强迫，剪辫者更少。比如，云南军政府于11月5日限令民众5天之内剪掉辫子，但在腾越县城，英国驻当地代领事史密斯观察到：“公众舆论对革命是冷淡的。人们没有任何热情……在街上很少见到剪了辫子的人。”③革命军势力甚大的浙江，也是同样情形——在上虞县，“自光复后，剪辫者寥寥”，虽经新政府一再劝喻，但“该处人民终观望不剪”；在嘉兴县，竟有“顽民千人之众，以反对剪辫为号召”，把积极推动剪辫令的官绅之家捣毁。④

事实上，民国成立后，相当数量的中国人，仍留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辫子。1914年，赴美留学的胡适，收到来自家乡安徽绩溪的书信，信中说道：“吾乡一带，自民国成立以后，剪去辫发者已有十之九，其僻处山陬（如上金山、张家山、寺后十八村，并歙之内东乡各处），剪发者只有半数。”⑤在山西，直到1918年，阎锡山仍在大力推行“剪发”政策，派出政治实察员至各县，逐级追查剪辫情况，县促区，区促村，村促户，县区官员到村蹲点，警察下村巡查……至1919年，山西的辫子才算大致剪完。⑥1923年，上海广益书局出版《中华全国风俗志》，对各地民众留辫情况，也颇多介绍。如河北保定，留辫未剪者，“十居五六”；天津开埠虽早，但“蓄辫之恶俗，反较他埠为独甚。无论上中下三等人，剪发者殆居最少数。”⑦

“遗忘”和“美化”，是民众不愿意剪辫子的两大主因

民众不乐意剪辫子，与民众遗忘了“薙发令”这段历史，有很大关系。

据台湾学者王汎森的研究，清人对“发”字的使用格外小心，尤其是一些成语如“一发千钧”，更是极为敏感，“因为它令人产生一种联想——以千钧之重来形容一发，似乎是对‘薙发’政策的不满”。清廷花了八十余年修纂《明史》，但这部巨著“从头到尾未曾用过‘一发千钧’或‘千钧一发’”；《清实录》里同样找不出“千钧一发”这个词。⑧

“千钧一发”这个词都找不到，当然更不能指望留下“薙发令”这段历史。事实上，经过近300年的遗忘，到晚清，这段历史已仅限于在知识分子和革命党当中流传。（清廷也有意淡化这段历史，默许臣民的辫子越留越粗。清初的“薙发令”，本只允许脑后留一小绺头发，名曰“金钱鼠尾”；至清末，则已允许保留较多头发。）一般无知识的普通汉人，则“已将剃发留辫当成自己民族固有的习俗加以遵行和维护”。⑨据溥仪的洋老师庄士敦讲，有些满人也已经忘了自己的祖先曾强迫汉人剃发留辫这段历史，反而认为剃发留辫本就是汉人的习俗，故辛亥时，有满人割了辫子对“革命”表示抗议。⑩钱穆生于清末，甚至一度不知道清朝皇帝乃是满人——“伯圭师随又告余，汝知今天我们的皇帝不是中国人吗？余骤闻，大惊讶，云不知。归，询之先父。先父云，师言是也。今天我们的皇帝是满洲人，我们则是汉人。”——钱穆是幸运的，他的老师钱伯圭是一位革命党人。（11）

但仅仅是“遗忘”，还不足以解释那些对“剪辫令”的暴烈反抗。1912年7月，在清帝退位半年之后，山东都督周自齐派了宣传员前往昌邑县劝导民众剪辫。在县衙门口举行的宣讲会上，宣传员公开剪掉了当地两位乡绅的辫子。次日，被剪了辫子的乡绅聚集民众，公然打杀了二十七名“无辫之人”。（12）这种暴力背后，显然有着某种对“辫子”的强烈认同在其中。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虐待里发现快感，奴役中寻出美来。时日长久，这样的事情难免发生。人类文化史上也不乏先例。具体到“辫子”问题，辜鸿铭可算一个典型。辜当然不会不知道“辫子”承载着一段黑暗的奴役史，但他仍把辫子推为“国粹”。他的解释是：“孔子曰：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我今亦曰：微曾文正，我其剪发短衣矣！”（13）——太平天国对“辫子”的恨，成就了辜鸿铭对“辫子”的爱；太平天国“丑陋的长毛”，让辜鸿铭不惜美化脑后的“辫子”。当然，天平天国其实只是诱因，起主导作用的，仍是文化心理的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