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我转载一个关于毛对“放卫星”态度以及大饥荒责任的帖子 -- 看僵尸集会

【按：权责相符。权力越大，责任越大。强调整个官僚集团的责任，并不代表就要把毛本人的责任撇干抹净。】

关于58，59之前冒进，反冒进，反“反冒进”

关于八大的准备工作，毛主席提出，“中心思想是要讲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提早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十五年、同时争取十五年以前超额完成。有无可能呢？有可能。”“因此必须加大速度，在我们的一切工作中都要反对保守主义，要求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更大的成绩。”“我们完全有可能迅速建成社会主义。”“这不是急躁冒进，而是实际与可能的要求，是稳步前进。”要以此为中心，“迎接八大，使八大开好。”

1956年1月，毛泽东在《农业十七条》的基础上，主持起草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简称《农业四十条》。《纲要》规定，粮食和棉花的产量在1967年分别由1955年的预算计数：3652亿斤、3007万担增加到1万亿斤、1亿担，每年分别以％、％的速度递增。这实际上是不可能达到的。到1996年，时隔近40年，我国粮食、棉花的产量才分别达到9800亿斤、8400万担。

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有人提出，1956年1月30日周恩来在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为什么没有提“提早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问题。2月7日，周恩来在闭幕会上讲话时解答说：讲提早完成工业化应慎重。这就是说，工业化比三大改造困难得多。要实事求是，不要没有根据地提，要区别提，不要混同提。因此，《政治报告》中说加快速度，但不是提前完成工业化。大家要认识工业化是需要时间和知识的。

2月6日，在全国政协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上，周恩来又讲了这个问题。他说：对于社会主义工业化，可以有两种设想：一种是工业化可以提早完成；一种是在规模和速度上能够扩大和加快，但不等于提前完成工业化。我们不要随便提出提前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可能还需要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谨慎一点好，因为我们现在没有把握。为了慎重起见，我们过渡时期还是照原来设想的那样长一点没有坏处。周恩来之所以反复强调不要提提早实现工业化，首先是因为这个提法脱离实际，是不可能的；其次是如果这样提，整个国民经济计划的高指标也就不可能避免。

1956年2月8日，周恩来在国务院第24次全体会议上大声疾呼，“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各部门订计划，“都要实事求是”。

1956年四月下旬，毛主席在颐年堂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追加一九五六年的基建预算，受到与会同志的反对。”“会上尤以恩来同志发言最多，认为追加预算将造成物资供应紧张，增加城市人口，更会带来一系列困难等等。毛泽东最后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就宣布散会。会后，恩来同志又亲自去找毛主席，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这句话使毛主席非常生气。不久，毛主席就离开了北京。

1956年5月11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明确指出：“反保守、反右倾从去年八月开始，已经反了八九个月了，不能一直反下去了!”在他指导起草的《一九五五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六国家预算的报告》稿中提出：“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倾向。”

6月4日，周恩来在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中央会议上，提出继续削减财政支出、压缩基本建设投资和调整计划指标的意见。会议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6月5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委会议，研究压缩1956年财政预算和基建投资。周恩来说：“既然认识到不可靠，就应该削减。昨天党中央开会决定了这个精神。今天在会上讨论，把数字减下来。”会议决定，国家财政预算一律按5％削减，预算支出由原来的317亿元削减为307亿元，削减l0亿元，其中基本建设投资削减亿元，减为140亿元。6月10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确认6月4日中央会议作出的决定，并且通过了1956年国家预算报告(草案)。12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讨论通过了这个报告(草案)。

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刘少奇安排中宣部起草的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社论特别指出：“在反对保守主义和急躁冒进的问题上，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应当根据事实下判断，有什么倾向反对什么倾向，有多大错误就纠正多大错误，万不可一股风，扩大化，把什么都反成保守主义，或者都反成急躁冒进。”刘少奇在审阅修改这篇社论后批示：“主席阅后交乔木办。”毛泽东认为社论的内容是针对他的，只批了三个字：“不看了。”

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作总结讲话，第一次公正批评反冒进。他说：

　　“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多快好省扫掉了，不要多了，也不要快了，至于好省就附带扫掉了。好省我看没有哪个反对的，就是一个多、一个快人家不喜欢。有些同志叫冒了，我看，加一点限制，加一点形容词，就没有弊病了。本来这个好省是限制多快的。省者，就要少用钱；多者，就是多办事；快一点也是多办事，而且要有一个好，要质量好。”“去年下半年一股风，把这个口号扫掉了，我还企图恢复，有没有可能？请大家研究。”

12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主持起草的社论，这篇题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第一次公开向全党全国批评反冒进。这是第三次不点名批评反冒进。

1958年1月2日至4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华东地区四省一市中共党委书记会议，周恩来出席会议。会上，毛泽东发了脾气，严厉批评反冒进。

毛泽东在5月29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又说：杭州会议，我在那里放火。“我是放恩来的火，有柯老(指柯庆施。——引者注)为证，就在杭州，实在憋不住了。几年之气，就向薄一波发泄。我说：我不听你这一套，你讲什么呀？我几年都不看预算了，横直你是强迫签字。”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公开地点名批评周恩来等反冒进。在毛泽东看来，杭州会议还远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反冒进问题。

1958年1月11日，毛泽东接受周恩来的建议，主持召开南宁会议。会议的主题本来是总结“一五”计划的执行情况和讨论“二五”计划和长远规划等问题。但是，在南宁会议第一天，毛泽东却批评反冒进的问题。他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首先没有把指头认清楚，十个指头只有一个指头长了疮，多用了一些人(工人、学生)，多花了一些钱，这些东西要反。当时不要提‘反冒进’，就不会搞成一股风，吹掉了三条：一为好快多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这是属于政治，不属于业务。一个指头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

1月17日，毛泽东在听取各省、市、自治区汇报时又一次批评反冒进。他拿着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又要反对急躁情绪》念一段，批一段。他说：“这篇社论针对谁？是针对我的《高潮》序言提出批评。社论提出的方针是对社会主义建设不利，没有想到造成这样反冒进的空气，挫伤了积极性，这是没有料到的。”他还说：“把我撇开，又要利用我。一不麻烦我，二可利用我打别人。”

后面无好几次被迫作检讨，就不细说了

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的工作报告，对批评反冒进作了结论。1958年5月20日，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时指出：“经过整风和批评反冒进，中央也好，地方也好，都很团结。反冒进的问题，现在也搞清楚了，我们在新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八大二次结束后的第三天，毛泽东看到彭真送来的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后，于5月26日给中央和地方的领导同志写了一封信，表扬这篇社论提出“跃进”一词，“其功不在禹下”。信中写道：“以‘跃进’一词代替‘冒进’一词从此篇起。两词是对立的。自从‘跃进’这个口号提出来以后，反冒进论者闭口无言了。‘冒进’可反(冒进即‘左’倾机会主义的代名词)，当然可以振振有词。跃进呢？那就不同，不好反了。要反，那就立刻把自己抛到一个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与发明这个伟大口号(即：‘跃进’)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1959年7月23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尖锐地批判彭德怀写给他的那封信时，连带着又批了反冒进。他说：“这些同志，据我看不是右派。我所谓方向，是因为一些人碰了钉子，头破血流，忧心如焚，站不住脚，动摇了，站到中间去了。究竟中间偏左、偏右，还要分析。重复了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一九五七年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他们不是右派，可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的边缘去了，距右派还有三十公里。”由此可见，对反冒进的问题，中共中央虽已作结论，但毛泽东对反冒进的批评并没有就此结束。

视察徐水也是毛先去，亩产2000斤是那时候提出来的，毛视察徐水后，徐水浮夸风愈演愈烈，全国跟进，刘邓乘风而去，难道去泼冷水？

问题暴露出来了，各种转向，各种批示，各种私信，各种撇清，，，还有意思吗？

还有所谓退居二线的问题，看看当时的行事，翻翻当时的舆论报纸，像一个退居二线的人么？话不是说说就算的，要真做出来才算。当时党主席比国家主席，高到不知道哪儿去了，背黑锅的角色按常理想想就知道是哪位。

毛周刘邓，作为主政者，都有责任，但是，责任由大小，无论从权力大小角度，还是从决策过程角度，毛该承担主要责任，周刘邓同样承担政治责任，包含当时大大小小的官僚。饿死几千万，不是一个人能把责任承担了的，饿死几千万，不是过后几句话几封信就能把责任撇清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