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颤栗的产痛 --第二章 文革的种子 -- 史文恭

1956年，中南海，毛泽东的卫士组。

一位年轻的卫士在听到调工资的消息时，怀着一个金灿灿的梦。

他是东北人，16岁就给毛主席和江青当卫士，家里七个孩子，他是老大，因为经济困难，很盼望能够借此机会，调工资两级。---“一组讨论调级时，卫士长李银桥和全组卫士都同意给我长两级，并且上报到警卫局。“

谁知道，上级领导不同意给我长两级。“李银桥给我做工作，说领导经过调查，其他首长身边的工作人员与我情况相同的还有不少。上级掌握平衡，只同意给我长一级”。

　　”我听完第一句就开始掉泪，喘粗气。后来越想越气，越想越伤心，便嚎啕起来，大吵大闹。领导说得很凶，闹到最后也没能多长一级，反而留下了大麻烦。“

　　“1957年开展反右斗争，中南海机关贴大字报，其中有我一张。大标题：一登龙门身价十倍。小标题：XXX哭哭啼啼要两级。”

　　-----让这位卫士想不到的是, 毛泽东来看大字报了！

　　”毛泽东站到了批我的那张大字报前。幸亏他表情毫无变化，也不曾扭头看我，就那么一声不响读大字报，读过一遍又读第二遍。大概是过了“临界点”．我反而不像最初那么紧张狼狈了。可能发生的事情已经发生，那就厚起脸皮面对现实吧！

　　“嗯，”毛泽东双肩一沉，哼出一声。头缓缓转过来，并无恼怒，甚至还挺和蔼。望着我拖长声音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提级时啊！

　　“不久，在一次值班时，毛泽东吸着香烟打量我，若有所思。忽然说道：“小X，我跟你商量一件事情，你看好不好？

　　我望住他，茫然点头。

　　“我准备从我的工资里拿出钱来给你发工资。你的工资不要国家来负担，我来负担。你看多少钱合适？”

　　我开始有些愣，随即脸烧起来，心也怦怦跳。什么话也讲不出，脑子里只是转悠那张大字报，感觉极度难堪。

　　“你现在拿多少工资？”

　　我喉咙抽搐着干咽一下，嗫糯：“四十三元。”

　　“你兄弟姐妹七个？”

　　“嗯。”

　　“你是老大。

　　“嗯。

　　“生活要困难些了？

　　我默默点头。

　　毛泽东把头伸近我，放低声音：“我给你六十元钱可以不可以？”

　　一颗小火苗突地燃起在心房，迅速弥漫全身。六十元！这比调两级还高啊！我身上开始燥热，喘息变粗，嘴唇动了动，那个“行”字差点蹦出来。可是，火焰转瞬又熄灭。怎么能让主席拿钱呢？

　　“你是不是还觉得少？”

　　“不，不不！”我突然醒过来，嘴巴不曾受头脑支配，完全是遵循着一种本能的驱使，急促道：“这不行，我是国家干部，怎么能拿您的工资呢？那样一来，我不成了您私人的人了？”

　　毛泽东一怔，显出始料不及的表情。沉吟一下，点点头：“嗯一一你讲的也有道理。就这样吧。”

　　这时，我又怅然若失，深深懊悔起来——机会失去了！二十年后，懊悔更大。当初若拿了毛泽东的工资，我调离他身边时。必然不会降薪。这是共产党的政策。那么，我的工资就不会像现在这么低了……”

以上摘自权延赤的《红墙内外》

之所以要全文引述这段生动的访谈，是最后这位直率的卫士那不带掩饰的“懊悔”打动了我，----“机会失去了！二十年后，懊悔更大。当初若拿了毛泽东的工资，我调离他身边时。必然不会降薪。这是共产党的政策。那么，我的工资就不会像现在这么低了”

这位在毛领袖身边工作了近十年，也经常受到毛主席教育的卫士，给出的这个真诚的感叹如响雷震破乌云，清楚地说明了一个透彻的事实，----对于一般群众而言，高薪（或者是物质刺激），确实是高于一切的驱动力，-----纵然是毛泽东本人亲自教育的贴身卫士，也未免如此。-------所以，这个事例就让我们想到另一个大得多也深远的多的推论，如果连在毛主席身边工作近十年的卫士都没能“狠斗私字一闪念”的话，那全国几亿没能获得领袖本人教诲的广大群众可以达到怎样的觉悟呢？

而如果上面这个设问的答案是负面的话，那么，号召全国人民投入文革的决策，是基于对人性真实的把握，抑或是对“理想人性”的一种虚幻的向往呢？-----张春桥的成名作《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洋洋洒洒数千字，却抵不过上面这一个看似轻巧的小故事。

第二个故事发生在1960年9月底，毛主席多年的警卫班子领导汪东兴，被紧急从江西调回中南海。除了其他两个任务外，毛泽东给了他一个很有意思的任务，对其身边工作人员进行“小整风”。-----按照领袖的原话，就是他的身边出了几个“小老鼠”，工作上有些“作风不正”，需要进行批评教育。

而什么是“作风不正”呢？就是“个别人有严重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作风，并且有贪污、渎职行为。还有人在随毛泽东去外地视察工作时，曾向一些地方无偿索取物品”，----而整风后的结果是，毛主席从自己的稿费里出钱，把卫士和工作人员在各省、市要的东西，照价付款。----总额是一万多元。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万元”的价值相当不菲，无论在之前的三反五反，还是后来的四清运动，这个数额都是“大老虎”级别了，相当于此时一般工人20多年的工资总额，而且，如果按照后来四清运动的做法，这个“赃款”是需要退赔的，---很多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偷吃公粮的基层农村干部都曾经因为退赔之前贪污的粮食而倾家荡产。------因此，毛主席的这个做法可以说非常的慷慨，------但这不能让后来的观察者对这个巨额的数字不感到刺目。

显然，从这个例子后面，可以看见，即使在最高领袖的身边，即使此时建国也才区区12年，腐化和不正之风也已经悄悄蔓延了。-----而这，还不是故事的结束，根据一些回忆，从地方“拿东西”的工作人员中，有一位是秘书，他在武汉开口向地方要肥皂，据说是“买的”，但以上述的巨额赔款看，应该是“拿的”？---而根据这位秘书自己的回忆，他在这次“小整风”中多次检讨，还不过关，----情急之下，对整风的领导（应该就是汪少将）发了脾气，：“一条肥皂，我提高到政治高度，你还叫我提高。你从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回来，你怎么就扛回半扇子猪？还有菜籽油，你为什么送人？还给了我一斤菜籽油，你这是啥意思？”

汪少将此时是江西省常委和副省长，同时也领导著名的江西共产主义大学（一所半工半读的新式学校，有农业和养殖业），他从江西回来，地方的同事给他“半扇子猪”，也算是人情之常。（况且，他带来菜籽油，还分给同事了，足见这是人情，而非腐化）-----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此时，是1960年，正是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最艰难的时候，因此，在这个时候的“半扇子猪”的分量，就不比寻常了。----同时，就在汪东兴少将对这次小整风的回忆文章里，他特地提到了不久之后，过了1961年元旦，毛主席宣布“不吃猪肉和鸡了，因为猪肉和鸡要出口换机器，我们欠人家的债是要还的。”---对比这条回忆和“半扇子猪”，自然令我们有一点别样的感慨。

那么，纠缠这些小事的意义何在呢？-----因为管中窥豹，毛主席身边人员的变化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缩影，告诉我们环境和人性的相互作用是如何将革命者变成执政后的特权者的。---这种变化，绝非个例，------上面两个故事里的想涨工资的卫士和买肥皂的秘书，后来都离开了中南海去地方工作，也都碰到了比中南海要恶劣地多的不正之风。-----

卫士去了劳改工厂当管教干部，发现“正值国家困难时期，毛泽东教育我们的话与他本人的榜样是那么感动着我们，这里却完全是另一种样子。领导干部每天大鱼大肉吃喝挥霍惊人。大铜家具明晃晃的，没有一天不是吃肉喝酒，连办公室里都是酒气熏人。管教干部用犯人当勤务员当保姆，铺床、做饭、洗衣等一应服务都是使用犯人，而且总是虎起一张吓人的脸孔．一张嘴就是吼骂，从来不会好好说话。”，

秘书1962年去了延安，发现地方上大吃大喝，提意见，------”我说：“延安地区本来就穷困，人民吃饱饭都难，你们这样大吃大喝造成什么影响？对得起人民吗？”可是人家更有理：“请解放军吃饭你也有意见，你对子弟兵是什么感情？你就是反军！”

所以说，后来引发全国性灾难的“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的巨大困境绝不是偶然的，其实质，就是一个辩证法的典型体现，----中共依托“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实现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但这个巨大胜利的背后带来了一个必然的历史结果，那就是一大批从农村来的，充满小农思想的干部占据此时国家行政机关执行层面的一大部分。---在建国后那段花团锦簇的日子里，随着高薪制度和之前难以梦想的物质条件，这些干部们迅速地告别了之前艰苦奋斗的革命作风，走向了作为革命者的反面，这个转变，以宏观的角度看，必然将带来惰政和乱政----而这下面的故事了，这些惰政和乱政解脱了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