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颤栗的产痛 --第二章 文革的种子 -- 史文恭

毛主席在1963年“四清”时制定的前十条，刘少奇和陈伯达都反对。刘少奇搞了个后十条，繁琐哲学，根本不搞走资派。他要区分“四清”、“四不清”，党内党外矛盾交叉，“四不清”全打击，面太大了。

农村干部私字现象是有的，拿点东西都算上，都打倒。东西丢在地上，他拿走了，算不算贪污？如果这都算贪污，那就不得了了，后果不堪设想。

这些只能算是小偷小摸，城市工厂里的干部也有这种现象。比如说拿公家的纸写私信。社会还没到达共产主义，很多人公私不太分明。就是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有先进与落后的斗争，所以不是“四清”与“四不清”的问题，而是走哪一条道路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公私问题。公私是对立面，没有公就没有私，没有高就没有低，没有大就没有小。像王杰，雷锋，欧阳海都是些很好的同志了，在关键时候想的是公，但没有私他怎么会想到公。大公无私是很难讲的。

资产阶级笑我们只讲集体，不讲个人。这是不对的，没有个人哪有集体？集体个体，才有集体，集体为先嘛。今晚我们几个人不是个体吗？大家在一起，意见不一致，最后达成几点，但行动时，各有各的见解，一致是暂时的，差别的长期的，或一致是大方向，差别是小方面的。

在社会主义社会我们是要把公私安排好，而不是“大公无私”。社会主义不可能改造得只有集体利益，没有个人利益。我们要的是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要是集体和个人利益的和谐。

李文忠和雷锋那样的人很好，但只能是少数。不能学李文忠，人人找死还行？那是没必要的。英雄只能是少数的，哪有那么多“重于泰山”的机会？如果你到处找死，那只能是“轻于鸿毛”。那就成了法西斯式的，军国主义的行为，那不行。那不是为人民服务。所以还是“先公后私”，这样大家可以学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