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动荡中的中国》残稿 -- 万年看客
XXVIII
北京的惩罚
距离1860年欧洲军队首次攻占中国首都已经过去了40年。当时为了照顾中方的感情我们采取了一切可能的措施：城市没有遭到破坏，进城一个月之后军队就撤到了城外。人们曾热切期待这次短暂的占领对中国国家骄傲的冲击能产生积极的影响，长期以来视外国人为化外蛮夷的陈旧而顽固的傲慢会因此遭遇致命一击，北京也会从一个封闭的城市转而对外界开放。
然而在整整一代人与欧洲交流之后，北京依然是一座排外的城市。
尽管衙门的官员有时会去公使馆参加宴会，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从来不会在自家私宅设宴回请。几年来我们获取邀请的试图全部遭到了失败。这座城市的私宅依然对传教士之外的外人紧闭。
多家医院，尤其是起带头作用的伦敦教会医院，这些年来收治了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病人，借此打开了许多十分重要的房门。但是就北京城总体来说，依然毫不通融地充斥着针对外国人的蔑视与仇恨。
本地教授外国人说汉语的老师如果在街头遇到自己的学生从来都会装不认识。不管他私下里怎么看待外国人，在街头与外国人打招呼都是丢脸的行为。情况类似的还有商人，他们很乐意接受外国货币但却十分鄙视货币的所有者。劳工阶层——甚至包括苦力——的情况也大体如此。他们觉得拉车的自己比坐车的洋人更加优越——这与当年巴比伦的犹太人对征服者的态度很有几分相近之处。
南城一直以自己比“鞑子城”更加公开排外而引以为傲。长期以来这里一直抵抗着传教士购买土地的任何企图。偶尔的成功虽说不是没有，但毕竟只是个例而已。
这就是都城对第一次外国占领的反应，那一次占领方还严格遵守了宽大仁慈的原则。第二次占领北京的情况与第一次截然不同，造成了中国人永远不会忘记的后果。如果说导致这一切的元凶只是单一的暴行，那么对这一切施加的惩罚也只是顺水推舟而已。
当无数义和团成员蜂拥而入北京时，他们就像城市各处的军队一样（尽管并非总是如此）搜刮老百姓过活。这给人带来了极大的负担，但是情况还在恶化。为了“保卫公使馆”，荣禄的军队与董福祥将军的军队开拔了过来。这些军队全都和义和团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这些人很快就将城市推向了自外国人到京以来从未目睹过的苦境。许多家庭惨遭灭门之祸，其他家庭的幸存人口也不过十之一二。上百栋房屋的屋门都被人用砖头砌死了，通常这意味着这里已经没人住了。跟着董将军从甘肃来的野蛮人说着奇怪的方言，用鲜血写下了自己的大名。如果将北京市民比作古代的犹太人，那么这些人就相当于迦勒底人，一群“残忍暴躁之民”（哈巴谷书1：6——注）。
针对基督徒财产的毁坏只是一系列暴行的开始。在放火的一周里，为数相对有限的外国房屋远远无法满足掳掠与破坏的欲望。有时每天会发生6到8场火灾，破坏力最大的几场都在前门外面，南城最富庶的商铺贸易集中区域。
等到局势稳定了一些，外国人可以上街之后，满目疮痍的惨状令人震惊。士兵的死尸或孤零零倒在地上或堆放成一垛，有时上面还会盖上破席子，这些死尸终究会成为野狗的美食，它们现在可谓三餐无忧。死狗与死马散发的恶臭无处不在，巨大的死水坑里泡满了腐烂的人畜尸首。瘦骨嶙峋的野猫恶狠狠地盯着从商铺门脸的缺口钻进钻出的同类，商铺门前还贴着“年年有余”，“新春吉祥”，“万事大吉”之类的字样，还有《论语》中经常引用的名言，“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一家店铺被人抢了三次，现在已经成了一片废墟，可是门上的“一帆风顺”字样还没有脱落。南城与北城最繁华的街道此刻没有一户开门的店铺，街上也看不到行人。
但是八国联军刚刚占领北京并且划分了各自军队的巡防区域，中国人就开始适应这种新的关系，就像水根据容器改变形状一样轻松。日本人由于和中国人使用同一套书写系统，因此率先进入了这一新领域。三天之后整个城市都插满了印着红色圆盘的小旗，无数房门上都出现了“大日本帝国顺民”的字样。有一段时间经常可以看到手拿小旗的中国人，旗子的上半部分是空白的，下半部分写着“顺民”，根据个人情况把具体国家的名称填进去——这可谓是对“爱国主义”令人惊讶的补充。街头碰见10个人，8个手里都会拿着各国国旗（只是做工粗劣的模仿品，一下雨图案就会淋得不成样子）。中国人经常建议彼此不要“学外国人”，现在却是这么个结果，这在人类历史上恐怕也是少见的。
并不止有旗帜成为了向陌生异国表达忠心的手段，英语本身也惨遭蹂躏。哈德门街头用破布拉出了“归日本”的英语横幅，另一块木牌上写着“好大老爷，不要开枪，我等顺民”。“素来苦待你的，他的子孙都必屈身来就你”（以赛亚书60:14——注），这条预言还从未在比今天更为怪异的条件下成为现实。一座不久前还是义和团总部的庙宇门前现在已经刻上了“上帝基督民”的字样。街巷的剩余部分也插满了请愿的标语：“官老爷留情，我等顺民”。
占领初期北京城没有任何商业活动，就连商业繁荣的根源都被人连根拔起了。北城有四家八大恒票号，“恒”字有永久的含义，这个金融辛迪加（据说幕后老板是宫里的一位太监）对于本地人来说就像英格兰银行一样可靠。在六月的第三周，中国士兵扫荡了八大恒的铺面，这家字号就此停业——一段时间里其他所有银行票号也都是如此。满街飘洒得都是银票，随风飞舞，在尘埃中打卷，又被野狗拱到路边的水沟里。
不过精明的中国人没过几个月就搞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票号系统，并根据此刻大量涌入城市并成为法定通货的外币进行了调整。由于冬天的政局十分不稳定，白银的价格有时会突然上升，有一次三周之内就上升了25%。原因在于白银便于掩埋而铜币过于笨重，在当时的情况下托付财富的最可靠所在还是大地，只要埋藏的时候不被人发现，这几乎是当时帝国唯一安全的银行。
在所有中国人眼中，北京的城门与城市安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些城门在围城期间遭受的严重破坏前文已有所提及。义和团在6月13日的放火行为中间接造成了前门外塔的破坏。内塔则因为一队英国士兵占领该地发信号时不小心而遭到焚毁。
哈德门的外塔同样在这些动荡的日子里付之一炬。而西华门则被入城的日本军队破坏。外国军队入城之后城门就一直没有关闭过。城市安全不再由城墙保护，而是由各国哨兵负责。
西方人控制了一座城市之后的第一反应就是设置出入口。中国的城门全都开在城墙的正中，对于交通极度不便，时间上的浪费也令西方人无法忍受。联军占领北京城不到三天就在皇城的外墙炸开了之前提到的窟窿，从那以后这里就成了重要的交通枢纽。之后同一堵墙的东侧又开了个口子，足够让马车穿行，为横穿城市节省了好几个小时的时间。但是最重大的创新发生在鞑子城的西南角。英国人在城墙里开掘了一条隧道，两侧安置拱门，上面用汉语写着“英国门”。这里很快就成为了外国人出门办事的必经之路，尽管毫无疑问一旦中国人重新掌权就会把这条隧道封死。城墙的材质是坚固的混凝土，据说炸药对其都没有太明显的作用，这也使得隧道的开凿极其费力，不过我们也因此得以一窥这堵14又?英里长并最终并没起作用的防御墙的内部结构。
到了春天皇家工兵大费周章地拆除了北城西南角的宝塔，因为塔里的木材可以用来维护通往天津的铁路。见过这些宝塔的人一定都还记得这些塔上面有48个小窗户，每扇窗户上面都画着炮口——用来象征北京的城防倒也合适。
天坛的门前建起了一座京津铁路的新终点站，位于马家埠，距离南城大约1到2英里。南城城墙上开了一个大口子好走火车。这让乘客不由想到了英格兰的约克——对于约克来说这是创新行为，对于义和团来说恐怕还得等很久他们才能接受。在火车站前方装了一溜电灯，发电机是英国人从颐和园抢出来的，这还是这台发电机第一次投入使用。
火车进站时总会有大量马车挤在车站附近，一长串石牌把它们挡在的车站外面，石牌上大都刻着“西南王家”，“东北常家”之类的字样。这些都是从墓地里搬来的石碑，务实的西方士兵们发现这种做法最省事。
卢汉铁路是中国政府第一批自行建设的此类工程项目之一，其终点站位于卢沟桥附近，与首都保持着安全的距离。占领期间为铁路向北京市区的延伸创造了条件，没人对此提出质疑。于是事情就这么成了，南城的西墙又开了一个大口子，火车站修到了前门外。
英国军队高层则想开通一条通向通州的线路。这样做一点也不难。铁路的路堤穿过了哈德门附近的城墙，通向英国援军进入城市的水门。铁路从哈德门往东直线推进，穿过了南城的城墙。曾经因为拒绝铁路而丧失希望的通州很可能因此而起死回生。
联军在这方面的计划以及其他多项改进措施似乎是想为目前的现状带来切实的改变。各国的压力可以将这些改变维持上几年，再以后就要指望接受这些中国人不至于再改回去了。
当然这绝不是说西方运输模式的扩张回事的亚洲一夜之间放弃自己的过去与传统。这一过去与传统的最恰当象征或许就是耐心、缓慢但是稳健的骆驼，这种动物在北京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冬天的君王，夏天的乞丐”，几乎裸露的皮肤上稀稀拉拉地挂着几绺驼毛。当年向俄国运送茶叶的漫长驼队如今已经见不到了。但它们依然是从西山往城里运煤所必须的驼兽。中国人说用骆驼运货慢是慢，可是放心。仔细研究一下骆驼那副看似毫无表情的尊容，很容易让人想到一个外表忠厚但却另有算盘的人，就好像这一长队从容的牲畜的领队正在镇静地沉思：“哈！我看出来了，你们以为你们用不着我们。哈！你们错了，走着瞧。我强壮有力，我很有耐心，我属于这里，你们这帮人走了以后很久我还会在这里。”
为数众多的黄包车刚刚开始成为北京的一景就被围城事件扼杀了，现在它又一次遍及了街头巷尾，为这个汽车尚未普及的地方提供了充足的交通工具。马车又可以雇佣了，车费多少比以前高了一点。还有街道，包括碎石铺成的几条，在承受了大批军队通行以及其他交通之后，终于得到了军队高层的修缮，尽管只是表面文章。
平时人们经常往街道上泼脏水，从而部分抑制了尘土飞扬。但是现在这一惯例中断了，这些疏松的尘土立刻漫天飞扬起来，此前这一点就已经令人十分难忍了，可依然不能与眼下相比。整个冬天就是一场时断时续的沙尘暴，把所有人畜玄都吹得灰头土脸，尽管天气本身并不算恶劣。
在军管之下，北京前所未有地实施了夜间照明。在许多区域每家每户夜里都要点灯，甚至连皇城的城墙上以及其他一些惯于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方也点起了煤油灯，使得行人可以看清道路。甚至连最小的巷子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照明，而在主要街道例如前门外大街，照明程度已经和西方街道不相上下了。联军军队也致力于教导中国人保持街道清洁，这一点之前从未有人要求过。如果联军占领时间再长一些，这座城市的卫生条件一定会得到极大改观。但是恐怕不能指望中国人会自行采取并执行这些卫生规章。正如中国老话所说，“辘轳一停地就旱”。
围城期间人们积累了大量石灰来补路，这些石灰很快就被军队或个人拿去用了，数量如此之大的石灰供应以后是再也不会有了。西山地区大量石灰窑与砖窑将会在重建工作开始后派上用场。
围攻时修筑的工事已经完全拆除了，英国公使馆又一次恢复了整洁的外观。只有最北端马棚的外墙还保留着救援军队到来时的原样。弹痕疮痍，惨不忍睹，残破的沙包盖过墙头，墙体上还用粗体字母写着“以免忘记”。
对于骑兵马棚里垃圾的处理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这些粪便全都被堆积到了皇城以南的空地上，形成了一片难以涉足的恶土。冬天里骨瘦如柴的野狗都会来到这里找寻温暖而恶臭的粪堆来御寒。军队有个怪习惯，就是喜欢起新地名。所以如果有位美国士兵告诉你他的营房位于“A大道与第五街的交叉口”，你最好找一份新地图来看看。
如此之多的外国人聚集北京为语文学的研究提供了极好的机会。有些新来的人很想知道中国人是不是总是说“快了”以及他们这么说究竟是什么意思。事实上他们只是在搪塞缺乏耐心一口一个“快走”的外国人。另一位有心人发现中国人似乎很熟悉法国最有争议的小说作家之一——“左拉，左拉”（走啦）。
正宗地道北京话里有一个短语的出现频率特别高，“不够本儿”，意思是打算出价的钱数低于某件物品的花费。有人说“不够”是菲律宾语“一点点”的谐音。引入北京方言后这个短语有了全新的含义。一张报废的邮票可以说是“不够本儿”，这个短语同样也可以形容不如同伴们跑得快的小伙子，或者不通气的烟囱。
不久之前外国人在这座城市里还饱受枪炮横扫之苦，现在在这里随处可见汉语告示牌，上面写着学习英、法、俄、日等外语的地点。紫禁城入口外墙上挂着巨大的手写条幅，上面写着“Y.M.C.A读写咖啡室”。西使馆路上也有醒目的标语：“工坊包办所有铁器”。法语和德语的广告满街都是，南城充满了各种主要欧洲语言以及日语的广告，从剃头铺前面的三色柱到天坛门前火车站里口气强硬的告示：“非公勿入”。
冬宫是军队所称的“圣城”的最核心所在。在冬天上千名军人与平民访问了这里，之后又有大量客流涌入。尽管并非所有的建筑都有人进入，其中的绝大部分对我们来说已经像凡尔赛宫一样熟悉了，我们在里面拍摄了无数张照片。自从这些建筑向少数人开放的第一天起，里面的各种古玩就开始不翼而飞，几个礼拜之后凡是能随身带走的东西就一件也看不到了，而且这些东西中真正值钱的恐怕没几件。人们认为在贵族的仓库里还存放着大量的同类器物，皇室的日常供应还很充足。但是对于傲慢排外的满洲贵族来说，恐怕他们一定会认为自己的寓所遭到了化外蛮人好几个月的玷污。
西洋乐器倒是没人动。其中有风琴一台，手风琴一台，钢琴一台，全都走调走得厉害。此外还有御用图书馆里的一堆藏书，丝绸面料内衬棉花的床垫，以及其他不值钱的东西。真正值钱的东西都已经被人顺走了。一段时间以前这里有一头铜质（青铜？）大象，大象身边还有火车模型。不过就像这座城市里的其他动物一样，这头大象也已经消失了。也许某位访客的衣服口袋此刻正鼓起一个大包也未尝可知。
随着准入限制变得越来越严格，贴着一长串规章条例的门也越来越多。一些原本向所有人开放的房间也封闭了。管理人员礼貌地要求参观者不要因为留守的中国人拒绝开门就对他们拳打脚踢。明确作出这项要求很有必要，因为许多军人的作风很粗鲁，他们习惯了为所欲为，要他们听“异教中国佬”的话简直就是忍无可忍。
总体来说，对宫殿的仔细考察令人失望。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这里一定和其他高雅中国住宅一样，但内心里却还希望情况能有所不同。首先，冬宫的庭院面积小得惊人，一想到太后和皇帝的喘息空间还赶不上他们的某些臣仆实在令人无语。这座宫殿的布局之逼仄实在令人难以理解，就好像在许多村庄里房屋都挤在一起，原本不值一文的土地在那里成了寸土寸金的宝贝。考虑到瓦德西和其他德国军官充当总部的房间远比这里宽敞，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他们要逐渐搬到“紫禁城”的更深处，好给别人腾地方。
西苑一直是皇太后与皇帝的御宅所在。此地位于紫禁城以西，可以看做是对紫禁城的补充。皇帝在紫禁城内的住所叫瀛台，是北京最美丽的建筑。入口装饰有精美的乌木木雕（积了很厚的尘土）。附近的庭院里有戏台和莲花池，还有数不清的凉亭，西南方向则有一长溜可能是全中国品质最上乘的假山石。这些假山石通过精妙的摆放将内部空间遮掩起来，形成了类似迷宫的效果，尽管假山时间的过道只有几尺宽。
皇帝寝宫再往南是南海子，他在这里的一座岛上忍受了漫长的软禁，每天在露台上遥望着湖对岸，空守着时来运转的渺茫期待。当他的命运最终发生转折时，也未能改善他的处境。
4月17日夜间，皇太后在瀛台的寝宫遭遇火灾，火势蔓延极快，以致联军统帅不得不跳窗逃生，而他的总参谋长在冲回房间抢救文件时被当场烧死。这一事件以及类似的灾难主要归咎于西方人在原本只能用炭盆或者地砖下面的煤火取暖的脆弱木质建筑里使用大号火炉的举动。西方人首先在房间里用砖头砌出隔断，并且在门廊里砌墙，然后将用最不合适的材料制作的通风管从纤弱的镂空木格窗棂中或高或低、歪七扭八地捅出去。中国仆人为了保证炉火旺盛将炉子里面塞满了燃料，然后敞开炉口以免燃烧过快。有了这些情况，后来的结果几乎就不可避免。
皇帝有一条娱乐用的玩具铁路，从南海子通到到瀛台，向北延伸过莲花池。车厢是由苦力推动的，以免发生铁路事故。与做工考究的车厢配套的还有精美的车棚。但是这些车厢在露天环境置放的时间过久，雨雪不仅将清漆损耗殆尽，还导致了绒布与天鹅绒饰品的脱落。德国骑兵征用了一列敞篷车厢来每天清理马粪。
在此之前不允许接近的煤山成为了广受中国人欢迎的公园，每天游人众多。山脚东边有一棵歪扭斜生的松树，明朝的最后一名皇帝于1644年在这棵树上自缢而死，当时满洲军队已经攻入了北京。
在北京西北几英里处美丽的颐和园内，有一座万寿山，皇太后大多数时间就呆在这里。这里也是她召见宠幸官员并了解外部情况的地点。1860年万寿山遭到了占领军的破坏，作为朝廷逮捕并折磨巴夏礼及其随员的报复。最近几年这里又一次得到了修缮，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旧日的美景以及与东方式奢侈风格密不可分的优美装饰。
这片园林的命运可谓十分曲折。它刚刚从40年前的毁灭中喘过一口气就又一次落入了野蛮人的手中。这一回它虽然没有再次彻底化为废墟，但无情掠夺是免不了的。甚至连寺庙里的金佛也被人粗暴地掀翻在地以便掏取里面的宝物。掠夺者们的战利品往往价值连城，可以追溯到14世纪中期。
山顶的五百罗汉寺是1860年逃过一劫的极少数建筑之一，这次它就没这么幸运了。寺庙遭受了一场原因不明的火灾。尽管寺庙的庞大建筑结构不是一把火就能烧塌的，寺庙内壁依然被火焰熏得乌黑并出现了龟裂。
从寺庙坐落的山丘底部的湖畔一直到山顶是连片的精美建筑，后来民间检查发现这些建筑无不残破不堪，屋内堆满隔断墙的碎片以及打碎的窗户玻璃。吊灯的残枝与破碎的灯泡洒满了地板。不过英国负责的宫殿受到了仔细的看管，所有残留的物品都集中到了安全地点。
落入入侵者之手的紫禁城的命运也和其他王公贵族的宅邸一样，出于“军事需要”的考虑成为了指挥部的所在。醇亲王（载沣）位于城市西南角的宅邸是现任皇帝的出生地（因此现在已经不再作为住宅使用而是改建成了家庙），斯图尔特将军征用了这里。这座宅邸的众多特色之一是水池中央的砖台上摆放着一艘极其逼真的中式舢板模型，人们可以站在上面想象自己正在出海。英国人把这里当成了一家天花医院。
不过更为奇异的景观还要算另一个池塘里的假山上摆放的蒸汽轮船模型。模型的细节十分逼真，上下甲板，舵轮，卧铺船舱，上锁的头等舱等等无不完备。对于为了适应外国人的使用要求而翻修宅邸的木匠来说，这个模型好比施工指南一般。很快舱室地板、锁具、舷梯等等都低调地出现在了将军及其手下的房间里。
据说相邻不远的一处宅邸里面有埋藏的宝物，许多军官都在那里徒劳地挖掘过。最后房主托人走了李鸿章的关系，搞到了路条，连夜派人用马车把自己埋在这里的东西挖出来拉走了。开挖的时候，他们还礼貌地请求住在这里的英国军官（暂时性地）移动一下床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