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动荡中的中国》残稿 -- 万年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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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州的毁灭

通州市位于北京12英里以东北运河的起点。北京的人口如此稠密，以致其周围的地区无法提供足够的供给物资。每年都有大量贡米从中部各省通过这条河上的港口进入首都。

这座城市的名字就表明这里是进京的要道。通州到北京之间有一条几世纪以前修建的宽阔石板路，但早已年久失修，这条路同时体现了帝国统治者的能力与无能。平行于这条为无数的外国游客留下心碎（背痛）体验的了不起的石板路，是一条通向北京东便门的运河。东便门位于北城或鞑子城与南城或汉人城的交界处，货物在此要进行大量转运，但耐心的中国人并不特别看重这个问题。

和西方流行的错误印象相反，中国城市大多因为风水的因素而修建成不规则形状，但是即使在中国城市当中通州造型的古怪也是少见的。这是因为它包含两个城市，老城与新城，后者于几百年前修建于前者的西边。目的显然是将一个帝国粮仓通过极尽蜿蜒之能事的城墙包括进来。这个粮仓早已变成了废墟。

由于城市的复合结构，通州不同寻常地（恐怕也是绝无仅有地）拥有有两个南大门，但主要郊区位于东门和西门外，虽然北边高大醒目的宝塔附近也有相当面积的郊区。

没有人可以肯定地说清楚通州人口数量，但很可以说自从外国人知道这座城市以来，城市人口大约是五至七万。来自天津的运粮船只，以及直接来自山东的贡品押运船只，它们的到来是通州一年一度的重大盛事，因为本地很大一部分人要直接从这条富含营养的稻米之河里面讨生活。以前这些稻米从南方出发用帆船进行海运，并在近年升级成了轮船。粮食在天津转运上特别的运粮船，最后扔到铺满席子的运河两岸，通向下方不远的北河。称量装包后存入粮仓，一系列中国先人创造的复杂而曲折的水道最终将粮食送到了终点。规模庞大的苦力大军肩负着沉重的麻袋，每个都至少200英磅重。上千名劳工就这样找到了工作。

紧跟在粮船带来的兴奋之后的是，是北京举行的各类科举考试，尤其是举人考试。好几个星期里，河面上活跃着各种船只和船工，旅店主，马车夫，独轮车夫，商人和苦力，以及其他许多通州人，他们全都趁机大赚了一笔。这种时候的船费和车费都高得离谱，远道而来的旅客只有挨宰的份，人人都想从他们身上放点血。除了这些促使繁荣的特殊原因之外，此地还常年面对源源不断的官方或非官方旅行者与商人，并经手各地与北京的贸易，尤其是外国货船运来的大宗重要商品，当地人很容易就能对此类商品施加最高昂的收费，这使得运载货物和乘客前往首都成为了一个利润丰厚的特殊行业。

三十几年来，或自1866年起，通州一直是美国美国公理会差会的所在地，开始只是市中心的小门脸，后来向西扩展。过去十年，他们已经分布到了城市西南角的广泛区域。在城墙里面有公理会的药店与医院，无论男女一律接收，有神学院，男女生分开的学堂，以及用来安置职员的4座住宅和许多其他建筑。相邻地区还有正在动工建设的工厂。

值得在一开始就注意到的是，通州人与外国人的关系十分友好。不但从未发生骚乱，而且双方的和谐统一从未遭到过任何形式的破坏。医院与药店的常年影响已经广泛的传播开来。学堂被当地人民和学者视为城市的荣誉。外国人与地方官员一直保持着友好的交往，有时还十分密切。这里的外国人很得当地人的信赖，下面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

当联军在1860年10月进攻北京时，通州主动提出有条件投降，并愿意为外国军队提供物资来换取城市不受伤害，这一做法见到了实效。

在中日战争期间，有人担心北京将会遭到入侵。于是有人与学堂校长谢菲尔德博士进行了接触，以确定万一日本人真的打过来，他愿不愿意出面与其斡旋以保证城市的安全。他表示愿意承担这一任务之后，在一个事先约定的日子里500名士兵来到他们的住所，护送谢菲尔德博士和古德里奇博士前往当地的军事总部。在那里他们受到了鸣炮致意的款待，这种规格的礼遇一般只有总兵一级的军官才能享受。几位高级官员接见了他们并对他们表示了最高的敬意。在这个极其困难的时刻得到外方干预的保证令他们松了一口气。尽管日军后来的动向免除了进一步措施的必要性，中方提出此类要求且外方欣然接受这一点本身，加上为了两名外国人的排场而动用火炮与大队人马，这一切带来的影响都不是昙花一现的。

京津铁路动工十余年以前，就有人提出类似的项目并得到上谕的批准。有一次在项目即将实现时，一位通州的地方绅士前来拜访谢菲尔德博士，一见面他就行叩头礼。随后他站起身来解释说，他希望能保护祖先的墓地不受铁路与火车的侵袭，希望祖先能不受打搅地继续安眠下去，否则厄运将会彻底毁灭他的家族。无疑他很难理解，更难相信谢菲尔德博士的说法，即这一项目是美国政府的行为，和一位客居通州的个人没有任何关系。

许多次虚惊和无数次挫折后，京津铁路终于在中日战争结束后开始成形。在铁路修建已成定局的时候，中国投机者们煞费苦心地购买了城市附近的大片土地，因为未来的火车站可能就修建在这里。通州市民十分痛苦不安，一方面是因为灾难将会覆盖城市的风水，贸易活动也将被这一崭新而可怕的创新所毁灭，长久以来的威胁即将成为现实。他们做出了力所能及的一切努力来制止这场灾难，但是徒劳无功。

在最危急的时刻有人又想出一个办法，这是他们最后的希望。对于已经进行的无数抗议来说，问题在于总会出现更有影响力的反面奏折，使得通州的抗议势头一次又一次遭到拆台，也使得情况每况愈下。通过在北京花钱疏通门路，又有一份反对预订线路的请愿书面世了，奏折指出这条线路对通州的危险性，以及激化通州民意的危害。当时很流行的说法是京城的一位亲王也表达了他对这一问题的兴趣。由于他施加影响，线路最终扭头向西，绕过南海子，穿越一片缺乏任何重要城镇的区域。虽然那片地区没什么交通，但是至少也没人反对施工。到头来，虽然祸事没能完全避免，但至少已经被远远地驱赶到一边，应该不会再来打扰通衢之城市民的安宁了。

在一段短暂的时期里，这一希望似乎真的完全成为了现实。生活恢复正常，恐惧烟消云散。但1897年春季人们开始发觉通过此地前往北京的客流人数大不如常年，船运交通前所未有地一头跌落下来。这一年恰好还是三年一次科举开考的年份，通州人原本打算像往年一样大捞一笔，但只有一小部分学生选择走水路，因为火车已经开通了，公共交通激发了旅客的好奇心以及“高速出行”的轰动效应吸引了无数的乘客，以至于铁路的运力完全被压榨一空。车厢里自然挤满了人，货车车厢也挤满了人，甚至连用于运送碎石的施工车也不得不投入运营。

铁路从一开始就取得了胜利，但可怜的通州却为了客货流量的损失而暗自（以及公开）哭泣。商业活动大不如往昔，旅馆无人居住，商店买卖清淡，修建房屋的工作立即停止，在城市活动中占据重要地位的车夫与驴童终日无所事事。街头食品商贩发现市场越来越小。 剃头师傅会在闲谈中告诉他们的主顾，从最大的字号到走街串巷的货郎，通州城里没有一个人能躲过火车带来的冲击，各行各业均不能幸免。总之，这个地方已经开始死亡，这里的居民恐怕也难逃厄运。

情况已然十分糟糕，但更糟糕的还在后面。经营贡粮的当地大族有充分的理由担心他们通过运输、存储以及处理稻米获得的种种好处也将遭到断绝。人们发现，铁皮车厢可以为以前从天津运往俄国的大宗茶叶起到很好的保护效果，因为之前走水路的时候大量货物都会遭到盗窃。很早以前就有奏折提出用目前火车的线路来运送贡品，尽可能减少偷盗。此外，铁路的开通也会彻底断绝一大部分通州市民的生计，正如他们已经预料到的那样。

但是他们殷切的祈祷已经得到了应验，祖坟是安全的，而且这条新路是为皇帝本人修建的，因此这件事似乎已经没有再说下去的必要了，除非有人想在尘埃中翻滚拗哭。很显然整座城市都想这么做。从门庭冷落的大商铺掌柜到拾粪的贫民与乞丐，所有人都会告诉你百业凋敝的事实，谋生已经不再可能。几家大字号已经整体搬迁到了北京东郊去追寻弃他们于不顾的商业机会。通州城里有几条街道已经开始长草了。

中国北方是沙尘暴的地盘，有的日子里阳光的强度似乎会比平时弱。太阳看起来很模糊。天上没有云，但沉闷的深褐色阴霾不断扩散，直到尘埃悄悄地从天上飘下来，或者如果地面起风的话，尘柱会在风中翻飞并迅速裹挟一切，所以，在最糟糕的情况下中午也可能有必要点灯。没有人知道何时会有沙尘暴，沙尘暴为何而来，或者为什么有时候来有时候不来。这只不过是一个不争的重要事实。

与安静型的沙尘暴十分类似，义和团运动也如同飓风一般地降临在了通州。

本书作者乘船从山东出发，于5月17日达到该市，三名士兵随行护卫，所有外国人的惊喜和大多数中国人都将士兵护卫视为不同寻常的多余奢侈品。水路很安静，陆路也是一样，通州城也很安静，虽然有传言说麻烦正在东郊酝酿。后来得知义和团份子已经自天津坐船来到这里，他们也有可能来自独流，18英里以南大运河附近的一个义和团据点，后来几乎被外国军队摧毁。训练的内容是如何自卫，如何保护自己的家庭与村庄。训练内容毫无与外国人作对的意思，而且十分简单，连小孩子都能掌握，正如下文所表现的那样。

有时一些像往常一样坐轿子或以其他方式出门的女士们会注意到示威活动。有一次一个人跳到轿子面前假装要砍掉自己的头，旁观者都笑了起来。在大约10天时间里谣言变得更加吓人，但是却含糊不清，指东说西，无法核实。

使得义和团运动最终取得进展的原因是一名乞丐的被捕，他去外国医院去治皮癣，医院给了他一份含硫的药膏。人们认为这是往水井里施放的致命毒药。当地的周县令进行了一次细致的调查并郑重声明指控不成立。但这件事的煽动效果并未因此得到缓解，各种关于其他地区如何排挤外国人的谣言早已降临到了这里

正如前述，6月8日美国人从通州逃往北京的行为成为了激化运动的转折点。当地官员接到通知，教会的地产转交给他们管理，第二天学堂就惨遭烧毁，被军队掠夺一空。住宅和其他相邻建筑也未能幸免。当天的毁灭还同样降临在了教会的其他城内产业头上，包括一座已接近完工的教堂。破坏发生得如此完全，以至于完全可以骑马通过原来两层楼高的建筑工地，实际上光是要指明工地的所在就已经十分困难了

电报室和皇家邮局分别遭受了同样的破坏。邮局局长（基督徒）历经千惊万险才逃到北京，在那里他变卖了身上所有值钱之物，然后勉强逃到南方，安全到达上海。沈道台被监禁在自己的衙门里，听凭义和团摆布，个人财产被人洗劫一空之后才得以逃脱。他的衙门首当其冲地遭到劫掠。这就是义和团运动带来的恐怖，可以说整个城市的人口都心甘情愿地投身其中，无论有意与否。这种态度的影响力极大。如果有任何人提出抗议，他的声音也会被公众的疯狂所淹没。他们唯一说得出口的苦痛就是铁路摧毁了他们的交通，为了纠正这一点，这座城市选择了自杀！

周县令尤其可恨而虚伪，一直想要从那个携带药膏的乞丐嘴里逼出对外国人不利的证词来。最后他也没能得逞，于是就把逮捕乞丐的几名衙役痛打了八百大板。当医院被推倒后，他在英格拉姆博士的实验室发现一副骨架，于是就大张旗鼓地挂在衙门前的大厅，作为外国人所遭受指控的罪证。当学堂遭到掠夺的时候，当地道台下令周县令将学堂里所有贵重物品收集入库，但他故意无所作为，听任学堂遭到破坏。

粮食衙门的管理者名叫蒋崔（音），是真正的通州义和团头目，最有力的罪证文件都是日后美国士兵占领他的住所后在他家里发现的。几个月后英国人在这里又发现了成捆的类似文件，例如当地义和团头目名单，营地地址，配给与信众名单等等，并送给特克斯波利先生加以检查和注释。

一位中国“难民”绘声绘色地描述可能有助于人们了解这个城市在外国人逃走后的情况。他抵达的时间是6月21日，看到一群喧闹的人群正往城门里挤，还有人朝天鸣放三枪，意味着他们杀死了基督徒。被害人的尸体随后被人扔到运河边上以免传播瘟疫。

这些齐射声每天都会响起很多次，象征着进行中的可怕屠杀，这一地区大约有150名新教徒在腥风血雨中失去了生命。

当义和团取得了了足够进展之后，他们要求面见道台，存心要杀死他。然而他坚决拒绝见他们。义和团暴徒开始威胁要打破衙门的大门，这时其他下属官员出于对他的同情救了他一命。一番劝说后义和团同意接受“十双鞋”（白银500两） 作为道台大人的买命钱。此外双方还同意道台不能以任何借口出现在他的衙门外面的，否则他将性命不保。他们还强迫他签署一份书面授权书，授权义和团维持通州及周边地区秩序，惩罚他们抓到的所有叛徒，征收钱粮以及必要时将任何威胁到这座城市的人斩首。

6月22日朝廷下发圣旨，准许破坏公使馆。义和团打出了“扶清灭洋”的条幅，后面还附加了“奉圣旨”几个字。这使得义和团的亡命之徒获得了绝对至高无上的地位， 从6月26日之后他们成了城市的唯一控制者。

值得注意的是在李鸿章到来后，周县令随即官复原职，尽管所有这一切都是他的授意。其他大臣们没有提出抗议。通州的传教士被迫就如何赔偿曾遭掠夺的本土基督徒的事宜与他谈判，这个曾经纵容义和团为祸的人此刻又一次成为了笑容可掬、殷勤客气的朋友。

恢复调整之后的旧日关系很令人感到尴尬，有一位官员受命与教会商谈对基督徒赔偿问题以及如何公正惩罚如此之多残忍而无端的谋杀事件，他对这一点进行了恰如其分地表达。“如果要真正追究责任的话，你必须首先拿太后开刀，然后一路向下，我们这些人一个都不剩。”这番话说得既准确又简明扼要。

在日本人占领城市几天后，他们将几吨的炸药储存在北边城墙上的一间小屋里，结果炸药爆炸了，有人相信是印度军队干的。引爆炸药的人固然灰飞烟灭，炸点四周?英里内也都有反应，这一地区比中国北方任何其他地区都遭受了更加彻底的破坏。 冲击波力量之大，使得整个区域好像覆盖了一层毯子一样。通州著名的地标关帝庙只留下了一地废墟，骨架还在，但其余的木料都横七竖八、或卧或倚地倒在地上。屋顶也不见了，但三尊神像依然屹立在废墟当中，一副对自己命运漠不关心的神情。城市的不同区域分配到了各国军队手中，如果一直只有日本人控制城市的话情况也许还好，但是现在没过多长时间抢劫和纵火就开始了。从市中心到东门的主要干道上几乎没有一家店铺还开门，连接北门的大街上没有一家商店或住宅依然完好。几乎所有的大型商业场所都遭到破坏。东郊遭遇的破坏虽然为时更长且参与人数更多，却没有城里如此彻底。西郊与大部分北郊逃脱了火焚的命运，但后者后来被法国和俄国军队占领，当地人民因此遭受了无法形容苦难。

一个进入城市的记者试图找到一间尚未被洗劫一空的房子好在其中过夜。他确实在同一座建筑物里陆续找到三个房间，但每个房间里都有一位死亡的中国女人，显然她们全都首先遭到强奸，然后被人开膛破腹，最后尸体上还覆盖了她自己的被单！通州人民在随后一个月里由于外国士兵的暴行所遭受的苦难将永远不为人所知。

城市沦陷一个月后，城市里的人口除了外国军队的随从以外只剩下了几百人。向城西步行数英里，虽然建筑物尚未大面积烧毁，但是除了驻扎着日本人的院落之外完全没有生命迹象，只有成群的饿狗。池塘里倒栽着马车和黄包车，覆盖着绿色软泥。一些最大的字号虽然被洗劫一空，但没有被烧毁，屋内仍有大量的家具没有人使用。只有撒在街头的账本暗示着这家买卖已经关门。对面影壁墙上还写着字体明快的“开门见喜”。

在曾居住着外国人的北后街上，外国人的一些邻居曾经欢天喜地抢夺他们的物品，现在这里可能贴着日语，法语和英语的公告：“此人完全属于日本第五军团”，“不得入内”十分常见，在有些地区每扇门上都写着“日本”两个字，门框上还遗留着上一个中国新年时贴上去的条幅：“国泰民安”。

外国人住房被毁的同时，所有相邻的房屋也一道被摧毁了。没有一家店铺开门，街头看不到一个商贩，买不到一杯热水或者一个鸡蛋。19至20号城市的荒凉程度达到顶峰，日本国旗挥舞在粮仓上空，表示他们已经控制了剩下的贡米，掐住了通州和北京的生命线。虽然今年秋季的贸易活动恐怕不会太活跃??，但河流两岸依然一片繁忙景象，不是因为从天津来的粮食船队，也不是因为往俄罗斯运送茶叶的货船，而是日本，英国，法国，俄罗斯和美国的运输堵塞了本应波澜不惊的通往北河的运河水面。任何抵达或离开的船只都是奉军令行事，每个船工都对严格而稍微有些专制的军管法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通州附近道路上有一个不可逾越的泥坑（估计从元代就有了），在这一期间可能有人会看到奇怪的景象，一群锡克教徒从附近一座中国房子的屋顶抽出木材来在泥坑上架了一座桥，上面覆盖着门扇，窗棂和其他木制品，桥基是大捆的高粱，穗子还没有割下来。这座桥是一条军事道路上的一小段，这条道路直接通过被义和团摧毁的学堂外墙原址，那里现在有一条深深的壕沟。学校遭到破坏后附近居民很乐意地在空地上种下了玉米，等到秋天军队到来时玉米已经成熟，正好用来给视察学校受损情况的传教会成员当做牲畜的草料。

在通州到北京12英里的路程里一个行人也没有，也无法从原本不可胜数的茶馆客栈里面买到一口食物，甚至连给牲畜饮水的地方都没有。不同寻常的是，道路两旁长势茂密的庄稼居然没有人碰，就算后来有人出来收庄稼，也是鬼鬼祟祟的，还叫人在道路两边放风以防有外国军队过来。许多外国士兵都热衷于拿“中国异教徒”来练习射击，结果就是造成了大面积的无人区，其中任何一座空房子都是洗劫的对象，而且基本不用担心受罚，唯一值得害怕的就是操着多国语言的军队，每支军队背后都是一个强横而充满怨气的国家。他们的马匹比豹子更快，比晚上的豺狼更凶恶，他们的骑兵全都远道而来。

这一沉重的负担还要背负好几个月，许多无名的恐怖我们不敢进一步提及。这一切——还有更多——就是通州遭遇的惩罚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