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人文主义谈话录 -- 万年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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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与大家反思一下博物馆究竟是什么以及博物馆为什么会存在。我的理论是这样的：博物馆在欧洲的兴起是欧洲社会世俗化的结果。在十九世纪中期，信仰上帝及其配套机构的英国人数量显著下降。当然此前的英国就有博物馆，但是此后博物馆的数量才呈现了爆发式增长。如果用图表来表示，将参与教堂活动的人数画一条线，将参观博物馆的人数与博物馆数量画一条线，两条线大概相交于十九世纪中期。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人们开始认为参观博物馆能在一定程度上取代教会活动。今天有人说“大教堂是全新的博物馆。”我认为这种想法很美丽。传统上人们在宗教当中寻求的很多东西都能在艺术当中找到，例如集体归属感，指引感，道德感，对于生活艰辛的抚慰，对于人生黑暗侧面的体面描述。在这些问题上艺术的领域与经文的领域确有互通之处。在十九世纪中期，约翰.罗斯金与马修.阿诺德等人开始主张艺术在世俗社会当中的作用，认为文化应当取代经文，从前去教堂的人如今应当投身于艺术。

这是个美丽的理念，也是个有趣的理论。但是如今我们却把这套理论彻底遗忘了。如今如果我走进教堂并且下跪哭泣，为自己人生当中的诸多错误而懊悔，为自己的脆弱与愚蠢而伤心，人们会自然而然地为我让出空间，因为这里正是此类行为的恰当地点。可是假如我要在美术馆里做出类似举动，假如我看到伦勃朗的美丽画作《先知耶利米哀悼耶路撒冷的毁灭》——此时耶利米正位于毁灭的顶点，他生活中的一切都坏到了极致，他的人生落入了最低谷，一切希望都消失了——假如我在画作面前痛哭流涕，“耶利米啊，我理解你，请你引领我的人生吧。”那么保安肯定会立刻把我轰出去。我认为艺术界的当权派们将一套体制化的冷漠态度强加在了我们头上。在博物馆里，我们看待艺术的方式被局限在了学术层面上。讲解文字都说了些什么？讲解文字告诉你一幅画的创作时间，作者是谁。伦勃朗本人会关心自己的某幅画创作于1661年还是1662年吗？肯定不会。但是守护伦勃朗的人们却非常关心这些问题，并且鼓励我们关心这些问题。正是这些人塑造了我们在博物馆里的体验。

我今天演讲的目的是向大家介绍一场展览，展览的灵感来自我的新书《作为疗法的艺术》。Rijks博物馆举办的这场展览的名字则是“艺术就是疗法”。Rijks博物馆的这一举动可谓非常大胆。我与这次展览的总设计师谈了一谈，她说：“这场展览很现代化，所以我们一定要营造现代氛围，最好有点朋克。我想用便利贴来介绍展品。”我认为还是古典风格更合适，但是我势单力孤，于是展览就采用了便利贴。必须指出的是。我是个老古董，Rijks博物馆的员工则是新人类，因为Rijks博物馆立足于一条十分现代的理念。在人类历史上绝大多数文明的艺术观念都与我一致，也就是以教化为纲，以实用主义为本，将艺术当做宣传工具。各大宗教都抱有这种理念，从亚里士多德到柏拉图，从奥古斯汀到阿奎那，从黑格尔到东方哲学，全都具备一套相同的理念：艺术品是用感官形式来表达思想的场所，旨在引诱受众接受某些社会或者金主认为至关重要的信念。无论是贝利尼的祭坛装饰画还是佛陀造像都是将艺术作为宣传体系组成部分的体现。这种做法令现代世界感到忧心忡忡。我实在不认为现代社会应当如此担忧——这一点我们回头再说——但是现代社会的艺术观念确实有一条非常奇怪的前提：艺术没有明确的意义，没有压倒性的目的。所以在现代社会才不可能回答“搞艺术究竟为了什么”的问题。艺术的本质是神秘且私密的，与政治无关，尽管政治家本人摆脱不了政治立场。鉴赏艺术应当是私人体验。艺术无意改造世界，艺术本身就是一个自成一体的世界。换句话说，现代社会的艺术抛弃了许多曾经的抱负，不再作为指导人生的教化力量而存在了。

这场展览虽然把解说词写在了便利贴上，其实却回溯了这一古老传统。这座建筑里的艺术品以及创作这些艺术品的艺术家们绝对相信艺术的教化作用。宗教题材的作品自不必赘言，其他作品也不例外。例如维米尔的《小街》就是一部政治性作品，是荷兰的建国文献，向观者展现了作家心目中的美好生活。楼上的阁楼里专门有一个展区展览的是十七十八世纪的道德印刷雕版。我们可能觉得印刷雕版也要讲道德的想法很奇怪，但是印刷纸币的雕版上确实有“贪婪者不得进天堂”的铭文。我们今天可能会认为“这也算是好艺术吗？”但是道德教化的确曾经是艺术观念的核心。这次展览的目的就是告诉人们，用艺术来宣扬道德无可厚非，并不会滑向意识形态宣传的深渊，我们应当学会习惯这样的艺术。

如果某人认为“艺术应当具有治疗效果”，这话究竟什么意思呢？“治疗”二字本身就很吓人，好像是美国的舶来词，所以请容许我打消各位的恐惧。治疗过程的目的并不是让人整天高兴，而是让人实现情感成熟。这一点意味着接受治疗的人要理解并且熟悉悲剧，因为悲剧、损失与伤痛是生活的固有元素，熟练应对悲剧的能力也就是成熟的本质。治疗过程的终极目标是塑造一个成熟的人而不是培养一个只知道傻笑的白痴。“治疗”这个词的确会引发许多争端，我们的确可以将这次展览称作“艺术是通向成熟人性的道路”，但是那样观众人数恐怕会少很多。所以我们确实有故意引战的意图。

当代文化十分看重艺术，赋予其极高的地位，似乎一切都很美好。艺术展览的门前总会排起长队，索斯比拍卖行与克里斯蒂拍卖行的拍品价位屡屡再创新高，所以如果你说我们对待艺术的态度正在遭遇危机，恐怕并不会立刻得到认可。但是我相信我们确实面临危机，危机的本质就是颓废。我们不能明确指出我们究竟想从艺术当中得到什么。我认为这一症状反映了一个略显混乱且不能理解自身深层需求的社会。

我在身患中二病的少年时期发现了马克.罗斯科的作品，并且立刻就被他牢牢抓住了。我感到这些被巨大色块占据的画布散发着强大的力量，但是却不知道心里究竟应当怎么想。画布边上的解说词仅仅写道这些画作采用了丙烯颜料，曾经被某某收藏家持有过，曾经在某某博物馆展出过。对我来说这些言语一点意义都没有。就像很多罗斯科的仰慕者一样，我也有着强烈但却未经指引的感受，而且无法用言语表达。每当有人让我用言语表达我对罗斯科的感受时我都会气不打一处来，因为我的感受太珍贵了，一旦说出来就会消逝。多年之后我看到了一篇马克.罗斯科专访，这次访问多少有些火药味，因为《时代》杂志的采访者的脑子稍微有些不太灵活——或者说得好听一点就是喜欢刨根问底。他反复发问道：“罗斯科先生，你在画布上涂满颜色究竟是为什么呢？你究竟想表达什么呢？”最后罗斯科终于生气了：“我之所以作画，为的是让我心中的悲哀与你心中的悲哀在画布上相遇，这样我们就都不会像原先那样孤独了。”我心想：“说的太好了！我就是这么想的呀！我从来不知道我居然当真可以这样想。他们为什么不把这段话写在解说词上呢？”

每当我表示艺术应当具有工具性的时候，听众们都会陷入恐慌：“你是哪个政府部门的？你是不是觉得艺术的用处就是推高GDP？”艺术具有工具性的意思就是艺术可以用来实现某种目的，比方说略微缓解你心中的悲哀。并不是说艺术的目的必然在于激励底层人民推翻暴政或者实现其他宏大愿景。当贝利尼创作祭坛装饰画的时候，所有人都想当然地认为艺术的目的就是宣扬福音书当中的真理并且吸引更多信众，提醒人们应当努力向基督耶稣的生活方式再靠拢一点点。这是一件说教意味很浓的作品，也是一件伟大的艺术品。有人认为如果一部作品的意义在一张明信片上就能写下，那么作品本身一定非常浅薄。这话是完全错误的。一件艺术品可以展现难以置信的高超技艺，但是艺术品的核心思想却能用寥寥数语表达清楚。如今最令人摸不着头脑的出版物就是博物馆藏品目录，读起来就好像是从德文翻译过来的一样——我觉得德国的博物馆藏品目录读上去应该像是从荷兰语翻译过来的——总之就是不说人话。艺术品的意义理应能用大白话说清楚。

接下来我想谈论几个我认为艺术有潜力发挥治疗功效的方面。最显然且最值得提及的方面就是艺术能帮我们记住各种事物，因为人很喜欢忘事。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英国画家约翰.康斯太勃尔对变幻不定的流云很感兴趣，用他的话来说他希望“将云朵装进瓶子里”。假如你能够将某种东西装进瓶子，那么在需要的时候就能随时拿出来。康斯太勃尔的天才就在于捕捉稍纵即逝的时刻，将流云固定在画面上，任何人想要观看的时候随时都能看到。某种程度上所有艺术家都在这样做，将某些美丽却往往被人忽视的事物装进瓶子里。他们的技艺越是高超，他们所表现的体验就越是与他们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当我们来到美国并且驱车在凤凰城郊区观光的时候往往会说：“这里的风景真有爱德华.霍普的风格！”霍普技法高超地将某种特定的氛围装进了瓶子里，于是他的名字就成了这种氛围的同义词。他的作品能让面对相同氛围的我们对于自己的感受不再那么陌生，并且能与其他人交流自己的感受。身为作家，我坚定相信用文字描述视觉体验的重要性。我坚决不同意有些艺术流派认为“写出来感觉就不对了”的主张。

艺术家的伟大之处不仅仅在于装瓶的技艺，还在于他们能选择正确的装瓶内容。霍普并没有挑选美国社会的随便哪个侧面，而是选择了对他来说最有价值的氛围。维米尔并非随便绘制了某一位女性，而是选择了特定的光影构图与场景气氛。我们说这是一幅伟大的画作，但实际上这是一套伟大的选择：究竟应当捕捉什么，纪念什么。艺术的用处就是将最有意义的人类体验装进瓶子里供人们随时取用。

顺便说一句，博物馆的问题之一在于我们前往博物馆参观的时候往往并不是我们最需要艺术的时候。参观博物馆的时候我们往往在度假，我们的心情往往轻松愉悦，然而艺术品传达的信息却往往涉及最为极端的情感状态。我们最需要艺术的时候往往是在浴室里发呆的时候，在厨房里劳碌的时候，在面对日常琐事的时候，在孩子们满屋乱跑的时候，在我们独自一人坐在车里不愿下车的时候。这些时刻才是我们最需要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的风景画、维米尔的静谧街景绘画或者瓶装云朵的时候。然而此时艺术品却往往并不在我们眼前，而是摆放在遥远的博物馆里。因此我认为任何一家博物馆里最重要的场所就是礼品店，因为礼品店能让我们将博物馆教给我们的课程带回外部世界。我还认为大规模复制生产的明信片具有极大的价值。因为明信片虽然不够正宗，但却能让我们在最急需的时候接触到艺术。

这张明信片上的画作是莫奈的《睡莲》，这也是全世界最流行的一张明信片，每年都能卖出几十万张。很多有识之士对于这幅画的看法都很消极，因为这幅画太漂亮了。严肃的思想家们质问道：“你们忘记了叙利亚的儿童正在死亡吗？你们忘了巴基斯坦与乌克兰的环境多么恶劣吗？”这些人抱有以下的艺术观念：人生而天真，艺术的功用就是擦亮人们的双眼，让他们看清世界的残酷现实与生活的黑暗本质。问题在于，只有整天躲在洞里不出来的人才会认为世间一切都很美好。对于绝大多数当代人来说，真正的危险并不是天真与多愁善感，而是抑郁症，因为生活太艰难了，世间的问题太多了，而且随时都有人提醒我们这一点。这些看上去很美的艺术品不仅很美，而且美丽背后传达的情绪是希望。我们需要希望来撑过每一天。生命之所以珍贵，正是因为生命中存在着莫奈的《睡莲》与马蒂斯的《舞蹈》。我们需要艺术来提醒我们记住美丽，因为我们太清楚这个世界充满了丑恶，以至于很容易就会遗忘美好的存在。全世界博物馆里销量最好的名画明信片上面的内容都是春天的花朵，从草地上跑过的儿童以及湛蓝的天空。人们之所以喜欢这一类画作并并不是因为他们愚蠢，并不是因为他们忘记了叙利亚儿童正在受苦，而是因为他们很清楚叙利亚儿童正在受苦，所以才需要这些绘画来振奋精神。我认为二十世纪的艺术评论完全误解了这一基本事实。

这幅画的内容是一束玫瑰。这束玫瑰很美丽，所以绘画这束玫瑰的画家肯定是个以为生活中充满了玫瑰的白痴。情况并非如此。这幅画出自亨利.方丹.拉图尔之手，他的人生充满了黑暗与折磨。十九世纪的法国涌现了一大批饱受折磨的疯狂天才，而拉图尔可算是其中翘楚。他患有梅毒，与父母不睦，与情人牵扯不清，债台高筑，而且政治立场不见容于社会，总之他的人生基本就是一场噩梦。但是他在艺术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描绘花朵。他并非多愁善感之辈，而是充分认识到了花朵对于人生的重要性，因为他很熟悉痛苦。小孩子从来不会怜惜花朵，因为他们还没受过苦。只有历尽苦难的人们才会第一眼就被花朵的美丽所折服。当你们像我一样抵达人生后半程的时候，春天肯定会让你们产生全然不同的感受。因为年轻的时候你想当然地认为人生将会一帆风顺，逐渐才意识到你的人生以及更普遍意义上的人生本身都充满了无法解决的问题。然后你就会发现空地上的蒲公英多么可爱。诚然，它们一周之后就会枯萎，但是此时此刻我只想静静地看着它们。在痛苦与纷繁复杂的大背景下，单纯的美丽尤其重要。美丽是希望的纹章，我们全都需要美，再严肃的人也不例外。

艺术还有一项功能。当你孤身受苦的时候，孤独会加重你的痛苦。传统上人们希望艺术能够以较为体面且公开的方式回应他们自己的苦难。好比说理查德.塞拉的极简主义雕塑《费尔南多.佩索阿》，雕塑题目所指的葡萄牙诗人是描写痛苦的名家。这是一座很有分量的作品，世间存在这样一尊作品是好事，因为它认可了我们的痛苦。我们很多人都经历过低潮时刻，如果我们的低落情绪能在公共场合得到承认，那就再好不过了。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也画过类似的主题。当然，表现悲苦的作品未必会令人感到抑郁。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们会听巴赫的康塔塔或者莱昂纳德.科恩的歌，因为这些作品应和了我们的感受，从而救赎了我们并且缓解了我们的孤独感。爱德华.霍普的《女引座员》也属于这一类作品。画面左半边的内容是电影院放映厅里的观众们正在观看最新的好莱坞电影并且开怀大笑，但是画家真正想要描述的角色——也是最能抓住我们眼球的角色——却是画面右侧的这位女士。她是这幅画的女主角，光线打在她身上，因为她是悲哀的见证人。我们不知道她为什么悲哀，但是在这个充满欢笑与肤浅的场所，她似乎是私密愁苦的护卫者。某种程度上我们都是这位女引座员，不得不面对一个并不承认我们的悲哀的世界。因此艺术可以作为探索个体痛苦与私密情绪的媒介。

研究艺术与美的人们经常会遇到一个显著现象，也就是人们的艺术品味差异极大，致人们无法一致认为哪些作品算是吸引人的艺术品。这一现象似乎彻底否定了艺术可以具有教化功能的理念。如果我喜欢这个而你喜欢那个，那么我们怎么能同意应当将哪些艺术品摆放在我们身边呢？我认为导致人们欣赏某一类艺术品的心理机制其实是很容易解释的，我认为我们喜欢的艺术品浓缩体现了我们深切认同的品格、道德观念与情感。这些特质深切吸引着我们，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却十分少见，我们自身的性格也无法可靠地呈现此类特质。当我们看到这些特质被艺术品外化的时候，我们实际上看到的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当我们说“我被这部作品感动了”或者“这部作品打动了我”的时候，我们真正想说的是“我看到了一小片天堂，但是我却抓不住它。”美丽之所以时常与痛苦相伴，原因在于我们知道这样的美丽在生活中的地位并不够巩固。很多美丽的艺术品会同时让我们感到幸福与悲伤，幸福是因为这件艺术品确实存在，悲伤是因为类似这样的艺术品存在得还不够多。

现在屏幕上呈现的是伦敦极简主义建筑师约翰.帕森设计的室内装潢概念图。我很喜欢这种满目素净墙面空白的感觉。因为我的生活太混乱了，看到这张概念图之后我想：“这个房间才是我应当栖身的地方。”当然这里并不是我的家，但是我希望我的家能像这里一样。我们的艺术品位是由我们内心最深处的愿望决定的。或者反过来说，一个人的恐惧决定了他的艺术品味。我害怕混乱，因此我喜欢极简主义。相比之下凡尔赛宫的艺术品味则与极简主义背道而驰。今天有人很无礼地将其称作“俄式品味”，当年则有人将其称作“阿拉伯品味”。这种艺术风格会吸引什么人呢？他们究竟在害怕什么呢？他们害怕贫困，害怕像农民一样土里刨食。只有哪些对于简单朴素恐惧至极的人们才会喜欢凡尔赛宫。无论是在前苏联还是在阿拉伯半岛，类似这样的恐惧在很长时间里都很好理解。人们的的艺术品味源于内心的缺失，欣赏艺术就是一种代偿行为。

与此同时，随着社会的改变，我们缺失的事物也会改变。比方说你可能会觉得画面上这座房屋是一座可爱的农舍，玛丽.安东内特王后也是这样认为的。这座房舍就坐落在凡尔赛宫外缘。对于玛丽王后来说金碧辉煌的品味已经足够了，她想要换换口味，稍微来一点单纯的美好。另一方面，英国的绝大部分民居都是这种造型，因为英国人非常非常害怕现代世界，害怕科技进步与城市化。如果真的让农民看到这座房子肯定会说“快把我弄出去！”我们必须远离此类房屋最初兴建时的社会环境才能看出它们的魅力。几天前我看到了一本厨房装修杂志。杂志上的厨房分成两大类，第一类是约翰.帕森的极简主义厨房，另一类则是大量使用木材与手工装饰的天然风格厨房。极简主义厨房表明我们缺乏内心平静，天然风格厨房则表明我们缺乏接触大自然的机会。当我们徜徉在博物馆里的时候都会被各种不同的展品所吸引。只要问一下“你最喜欢哪件展品？哪件展品最吸引你？”就能踏上通向人们内心的康庄大道。

艺术还有一项我们今天往往讳莫如深的传统功能。在传统当中艺术一直具有警示作用。例如弗拉.安杰利科的《最后审判》就告诉我们，假如我们盗窃钱财、虐待儿童或者玩弄政治，那么我们就会掉进地狱，在油锅里遭受烹煮，我们的四肢会被扯掉，我们的脑袋会被砍下，我们的尸体会被各种怪物嚼碎。当然这张画作是基督教哲学的宣传品。如今的人们非常害怕宣传这个词，一听到宣传就会想起希特勒。我认为我们很有必要为宣传一词正名。所谓宣传就是为了说服人们接受某一理念而做出的协同努力。比方说一尊佛陀造像也是宣传品，但宣传的理念却非常正面，例如克己持戒，坦然承受苦难，照见五蕴皆空，等等。这件作品的用意就是鼓励人们模仿佛陀，稍微向佛陀靠近一点。这件艺术品也是毫无掩饰的宣传品。就算很多并非显然源自宗教的作品也会宣传特定思想。例如安格尔的《杜瓦塞夫人》也宣传了特定的人生态度，画面上女主人公的面容就像佛陀造像一样传达了作者的宣传意图。你会觉得这位女性律人律己都很严格，但同时又充满同情心且心态开放。无论你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怎样糟糕的问题都可以向她倾诉，她肯定不会惊慌失措，因为她很见过一番世面。画家的用意就在于让我们能略微更严肃地对待画中人物彰显的品质。

当然，抽象作品也能起到宣传作用。例如这只收藏在大英博物馆的朝鲜瓷瓶不仅是一件美丽的中世纪器皿，同时也主张了一条人生观念：不全不粹未必不美，因为生活本身就是不全不粹的。就算造型略显不周正的器皿同样可以十分体面，釉面的划痕同样无伤大雅，因为我们不打算珍藏一个完美无缺的瓷瓶。像这样区区一个瓷瓶就宣传了诸多佛教思想。将这个瓷瓶摆在你家角落或者商店橱窗里，它就会对外宣扬一套很有深度的政治理哲学，教化观众接受特定的生活方式。我们将思想领域与视觉领域分离得太远了，以至于将视觉物体赋予任何意义都仍我们觉得很不舒服，哪怕艺术品的创作者希望它们具备这样的意义。

艺术还能帮我们应对名人文化。名人都是光彩照人的角色，他们占据了大篇幅的媒体报道，这个名人开了一家餐厅，那个名人举办了一场派对，还有一对名人刚刚结婚，等等。问题在于我并没有受邀走进他们的生活，你也没有。我们被排斥了充满魅力的名人圈子之外。心情好的时候我们不会太在意这一点，但心情不好的时候这一点就很烦人了。我的生活太普通太无聊了，为什么我就不能遇到好事情呢？我也想上电视啊。我们现在正好处于全世界最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博物馆里，因为Rijks博物馆收藏了很多十七世纪荷兰画家的艺术品，这些艺术品坚定不移地站在平常生活一边。荷兰艺术家对于幸福观念的贡献在于主张日常生活也很有尊严。荷兰共和国成立的时候关于理想生活的主张有很多，主流的理念有三种，首先是贵族生活，也就是成为坐拥万顷庄园的大贵族；其次是宗教生活，也就是成为圣徒与殉道者；第三是军旅生活，也就是统帅千军建功立业。这时荷兰艺术家们提出了另一种非常奇特、非常有趣也非常动人的理想生活，他们认为呆在家里洗衣服同样很有趣。我们在楼上展出了当年荷兰妇女用过的洗衣橱，上面雕刻着妇女洗衣服与小孩子玩耍的场景。这个衣橱也是政治哲学的体现：这个新兴国家将会是一个基于家庭价值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我们今天的社会就像十七世纪的荷兰社会一样也是一个基于家庭生活的商业社会，但是这一点总会令我们感到尴尬，导致了可观的紧张情绪。Rijks博物馆在这方面很有经验。

荷兰静物画家经常花费大量时间来描绘柠檬，例如现在大家看到的这幅彼得.克莱兹的作品。我们如今花费几个欧元就能买到一包柠檬，谁也不会对它们多看一眼。这些作品问世的时候，人们刚刚开始意识到工业社会意味着什么。如今我们很熟悉工业、劳工制度与商业的黑暗面，十七世纪的荷兰商业社会自然也意识到了它们的危险——画面上总会有飞蛾与啃食水果的蛀虫——但是他们依然很喜欢描绘物质财富带来的欢乐情绪并且接受了消费主义的正面因素。此外静物画正是日常生活的最高体现，所谓的静物只不过是一张桌子外加一堆摆设而已，并不是国王、王后或者圣徒等等。丹麦画家克利斯丁.考克的整个艺术生涯都在哥本哈根的大街小巷绘制路边的灌木丛，河上的桥梁以及夜空。他的画面极其令人愉悦，他的绘画题材极为平淡无奇。艺术家的职责就是从平凡当中提取出不平凡，提取出在华丽气派的遮蔽之下被我们忽视的日常美好。媒体将一幅幅华丽的画面堵在我们面前，这对我们过好自己的生活很没有好处。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伦敦国家美术馆的布局平面图，这是你能想到的最愚蠢的美术馆布局图，尽管全世界所有的博物馆都这样布置。这里的所有画作都是按照创作年份组织并排列的，这间展厅是十八世纪绘画，那间展厅是十九世纪绘画。之所以这样安排是因为美术馆馆长认为关于一幅绘画最重要的信息就在于它的创作年代。假如一幅画创作于1799年12月前后，那么几天的差距就会让这幅画从一间展厅转移到另一间展厅。我们绝不会用这样的方法来安排我们自己的唱片或者藏书。年代排序确实是一种排序方式，但却也是最没用的排序方式。你在整理唱片或者藏书的时候最自然的方式就是根据主题进行排列，历史书放在一起，言情小说放在一起，等等。但是我们却将博物馆收拾成了一个巨大的文件橱。也有人采用了不一样的方法，例如威尼斯的弗拉里荣耀圣母教堂里面的艺术品就完全不按编年顺序排列，贝里尼的祭坛装饰画边上就是唐纳泰罗的施洗约翰雕塑。但是这套安排在主题上却是统一的，主题就是如何在基督耶稣的帮助下救赎你自己的灵魂。教堂里所有的艺术品都旨在推进这一过程。

我们的目的当然不是让基督耶稣救赎你的灵魂，但是我们可以提出与之类似的目标。比方说艺术的诸多目标之一就是推动某一个文明呈现自己的最佳风貌，让这个文明的成员变得更加成熟。假如这是你的目标，你要怎样以此为依据来安排艺术作品呢？首先要按照主题来安排展厅。“这里是十八世纪展厅”这句话没有任何意义，更好的说法是“这里是表达焦虑主题的展厅”，因为焦虑是我们生活中的常量。那么艺术对焦虑有什么见解吗？涉及焦虑的艺术佳作简直数不胜数。假如让我设计一座理想的美术馆，进门的第一个展厅就是焦虑展厅，展厅里的第一件展品就是雅克.路易.大卫的《贝利撒留行乞》。我们大家全都害怕失去工作，失去社会地位，沦为社会里的多余人，遭到别人的羞辱。贝里萨留曾经是查士丁尼皇帝麾下一员大将，但是在政治斗争中一落千丈，不得不向路人乞讨。就算我们没有失去工作，我们也肯定会从独立成年生活逐渐走向依赖于他人的老年生活，这幅画作精炼的总结了这一旅程的主旨。每个人都会经历由盛到衰的过程，早晚都将不得不仰赖他人的好意才能生存下去。

另一个令我们焦虑的事实在于我们全都会死。在这种时候就不妨看一下安塞尔.亚当斯的摄影作品《白杨树》。当我们感到痛苦折磨以至于生命不久长的时候，总会感觉这一切都是针对你个人的。这张照片雄辩地告诉我们死亡是自然的本质。地球要经历生死循环，树木也要经历生死循环，早晚有一天我们都会像秋叶一样飘落在地。这张照片并没有传递多么强烈的教化信息，但是我们都能体会到其中的深意。

还有一个令我们经常感到焦虑的原因在于我们的眼界会受到周遭环境的局限。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杉本博司的《海景》，因为这套系列摄影作品能让我们从日常琐事中超脱出来。我们的心理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眼前景物的影响，如果风景开阔了，我们的心胸也会开阔起来。杉本博司将我们的视野投向海天之间，因此很能令人放松下来。不过要说起疏导缓解焦虑，二十一世纪最伟大的艺术作品还要算是哈勃望远镜拍摄的深空宇宙照片。我认为每家每户的厨房里都应当悬挂一幅深空宇宙照片，这样一张照片在我们生活中的很多场合都会具有重大意义。

此外，假如我要设计一家理想的美术馆，肯定还要布置一个以爱情为主题的展厅。爱情的问题在于，假如我们与爱人在一起呆得时间太久，就会忽视他们的存在。我们与爱人同床共枕的第一夜如此令人激动，我们不敢相信自己居然如此洪福齐天，以至于兴奋得彻夜难眠。这样新鲜的感受消失到哪里去了呢？尼古拉.皮萨诺的名画《达佛涅斯和克洛伊》就将这种感觉装瓶保存了起来。这幅画能提醒爱情曾经让我们觉得自己多么特殊。当然恋爱一定会出问题。良好的伴侣关系并不是没有问题的关系，而是能够缓和问题的关系，就好像一堆怪石尽管每一块的造型各不相同却能拼在一起形成艺术品一样。理查德.朗的大地艺术作品正是体现了不规则石块如何组成了顺滑规整的造型。当然，在我的爱情展厅里我还要展出达芬奇的人类胎儿素描画。达芬奇是个好奇心旺盛的人。我们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已经知道了需要知道的一切。尤其是在伴侣关系当中，所以我们的伴侣关系才会如此脆弱。达芬奇不怕麻烦，亲自探明了婴儿出生的过程。人类已经生育了千万年，但是在他之前谁也不愿花费精力研究整个过程。因此达芬奇才成为了代表好奇心的英雄。

为了让人们更好地欣赏身边人，我要展出爱德华.马奈的《一捆芦笋》。我们都承认芦笋是好东西，可是谁也没心情仔细研究他们。而马奈却花费了大量时间来绘制芦笋，这样当我们看到这幅画时才会发自内心地说：“芦笋真是好东西啊。”这幅画体现了一条非常简单的道理：生活中充满了你视而不见的美好事物，你的配偶或许就是其中之一。今天的展览为大家准备了艾德里安.库特的草莓静物绘画，立意也是一样的。假如在座各位当中有人陷入了感情危机，丧失了对于伴侣的新鲜感，我建议你们待会儿去好好欣赏一下那些草莓。

我的理想美术馆还要开设一个政治展厅。政治的问题在于如今我们往往因为爱国自豪感而感到尴尬，唯一能让我们尽情为国骄傲的领域就是体育。我认为艺术绝对可以在这方面发挥作用，因为艺术家能够将国家特质当中最好的部分提炼出来并且摆在人们眼前，尤其是在艺术家与建筑师要为某国设计大使馆的时候。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瑞士大使馆就是个好例子。作为我的祖国，瑞士藏匿着众多非洲独裁者的不义之财以及纳粹分子四处掠夺来的赃物，而且瑞士人还普遍具有排外的毛病。但是这个国家也拥有优秀的民主社会，人民充分享有平等与尊严并且尊重自然。斯蒂文.霍尔受邀设计瑞士驻美大使馆的时候，他决定将瑞士最美好的一面都展现出来。他并没有天真地认为瑞士只有美好的一面，而是决心要让美好的一面呈现在尽可能多人们的面前。奥斯卡.尼迈耶设计巴西三权广场的时候，巴西社会的环境远没有他的作品那样漂亮。有人问他为什么要在一片混乱当中修建如此美丽的建筑，他说一百年之后的巴西就会变成这样了。这些建筑体现了理想与前进的方向，表明了艺术家希望社会能够达到怎样的层次。

许多艺术家都在努力定义理想。我们一听见理想这个词就会心生怀疑，好像心怀理想就必然意味着忘记现实一样。奇怪的是我们却很愿意接受反方向的艺术品，例如讽刺漫画。讽刺漫画把某一事物描绘得比现实更糟，从而彰显出这些事物为什么这么糟。理想化的艺术作品遵循相同的原理，此类艺术同样是对现实的简化，但是目的确实凸显美好的事物。楼上展厅里陈列了大量理想化描绘荷兰日常生活的作品。这并不是问题，因为我们并没有将这些作品的内容误当做现实，而是知道它们其实是路标，指向了这个国家完全有可能实现的最佳状态。这也是艺术的传统功能之一。今天我们对于这一点多少觉得有些不舒服，我认为这项功能同样需要我们来捍卫。

我认为我们之所以喜欢博物馆与艺术，是因为这个世界并不完美。假如这个世界全然完美，假如所有的城市都像版画一样美丽，假如所有人都热爱观察草莓，假如每一段恋爱关系都充满了温柔、善意与原谅，那么艺术的感染力肯定会大打折扣。我认为艺术之所以重要，正是因为艺术包含了在现实世界当中供应不足的价值。那么博物馆的终极使命是什么呢？狭义来说当然是保存国宝。但是从广义上来说，馆内的艺术品理应在外部世界发挥更大作用。所以我才如此重视博物馆里的礼品店，因为恰恰正是礼品店履行了后面这项使命：让荷兰看上去更像是楼上的展品，为人们实现这一政治进程提供更多更趁手的工具。人们常说：“我很喜欢某某城市的博物馆，可惜城市的其他部分太难看了。”我认为这种观点简直是灾难。我们希望看到博物馆与市容之间的连续性。在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博物馆里根本用不着开设礼品店。艺术源自失望。正因为世界整体而言并不完美，我们才会如此关注这些稍纵即逝的完美时刻。我们的行动方向应当是改善世界。在尽可能实现自我完善与社会进步的过程中，艺术理应占据虽不显著但却依然重要的一席之地。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