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Marr：当代英国的诞生 -- 万年看客

1916年的复活节起义是一个充斥着悲哀、勇气与眼高手低的故事。要想讲好这个故事，可供选择的开头有很多——例如芬尼亚兄弟会如何在美国筹款，例如爱尔兰共和兄弟会如何成立，甚至德国人如何出手干预。但是既然这场叛乱反对的是帝国理念本身，那么我们不妨将目光投向一个远离欧洲的地方。在湿热贪婪的比属刚果中心有一个名叫马塔迪的肮脏小镇。在镇上的一座瓦楞铁皮棚子里，两名白人正在密会。两人都身材瘦长，留着胡子，情绪高涨。他们身边环绕着探险家、醉鬼、施虐狂、妓女以及指望通过屠杀大象获取象牙来一夜暴富的亡命徒。就在这样的环境里，伟大的约瑟夫.康拉德遇到了一位英国领事罗杰.凯斯门特爵士，后者的亲身经历足以与任何一本康拉德的小说相媲美。康拉德的《黑暗之心》日后将会成为英语文学当中谴责殖民罪恶的最有力作品，不过此时小说家本人却将心思放在了同伴身上。在他看来此人不仅聪慧机智，而且充满同情心。两人整整畅谈了十天。后来两人都回到伦敦以后又聚了一次。这一次康拉德留下了关于这位新朋友的文字描述。这位帝国官员“真会爆料！他告诉我好多我想要遗忘的事情，好多我从来都不知道的事情。”爱德华时代初期的康拉德与凯斯门特依然站在同一边，两人都热切地寻求着正义。

凯斯门特曾经与一位收集土著人头的比利时官员一起出游。他亲眼见证了受命采集橡胶的当地人遭到殴打、杀害或者截肢。他曾经牵着斗牛犬徒步走进丛林深处收集关于殖民者暴行的第一手证词。他曾经租用蒸汽船沿河驶入非洲大陆腹地，看到了康拉德所谓的黑暗之心究竟是怎样一番光景。他学会了好几种土著语言。他用连绵不绝的抗议信件轰炸了外交部，愤怒控诉了贪婪掠夺的白人如何欺压毫无还手之力的黑人。在国内，另一位作家福特.马多克斯.福特详细描写了凯斯门特的办事作风。“我亲眼见过罗杰.凯斯门特爵士从那个国家偷运出来的人手，更确切地说就是被自由邦官员砍下来的刚果儿童的手脚。这些孩子的父母未能完成采集橡胶或者象牙的定额，所以他们的子女就遭受了这等劫难。”（就连康拉德都不禁怀疑这种事过于夸张，不幸的是康拉德错了。）凯斯门特也给比利时官员写过信，预言他们的统治将会把当地民族推向灭绝，而且整个殖民地区都会陷入毁灭——他的预言似乎在二十一世纪得到了悲惨的印证，此时的刚果确实已经变成了万户萧疏、无法无天且与外界隔绝的修罗场。简而言之凯斯门特并不是一般的殖民官员。不过他的确享有官方支持，尽管他的激进态度总是惹得官方非常紧张。他在1904年完成的《凯斯门特报告》本来就是奉英国政府之命完成的。这份报告详细揭露了比利时刚果殖民政府的各种暴行，一经问世就令全世界舆论为之骇然。

凯斯门特的事业促使他资助以及秘密支持了爱德华时代英格兰最具活力的激进组织之一，也就是刚果改革协会。这个组织的领头人是一位具有一半法国血统的年轻激进分子，曾经的造船工人E.D.莫雷尔（1），他与凯斯门特一起鼓动英国主流民意反对利奥波德二世国王在非洲的个人封地，并且将许多要人笼络进了反对比利时的事业，包括一大批贵族，柯南.道尔与高尔斯华绥这样的名作家，坎特伯雷大主教，好几名议员，热衷慈善的商人以及多名前任殖民地总督。他们掀起了极大的声势，以至于比利时国王成了《笨拙》杂志上最招人恨的角色。他们的影响力甚至播撒到了美国。最重要的是，就连比利时议会最终也接受了《凯斯门特报告》，开始采取措施将刚果的管理权从国王手中转移到国家这边。1913年刚果改革协会宣告解散，此时刚果已经实现了宪政变革并且采取了其他多项改革措施，因此协会至少可以宣称自己取得了暂时性的胜利。刚果的斗争告一段落之后，凯斯门特开始为自己寻找新的目标。1906年他被派往巴西，然后又转到了秘鲁，发现当地人同样被橡胶种植园主逼迫到了生死线上，于是他再一次代表当地人大声疾呼起来。这一回他同样在英国本土成立了反奴隶协会，而且同样也取得了一定的切实成效。等到他在1912年离开领事岗位的时候，他已经成了一个美名远播且广受尊敬的人，与众多政客以及作家都搭上了线——虽说他是个激进分子，却是个上层阶级的激进分子。但是还有几件事将会改变凯斯门特在后世人们记忆里的形象——而且将会变得面目全非。

因为凯斯门特就像康拉德一样算不上英国人。他是爱尔兰人。他的父亲曾经是帝国大军当中的普通一兵，曾身为龙骑兵在第一次阿富汗战争期间服役。他的母亲是都柏林的一名天主教徒，他则出生在都柏林城郊。他小时候父母就去世了，阿尔斯特的亲戚养大了他。因此他从骨子里一直认为自己是个爱尔兰人。前文中我们已经看到了1912-1914年的一系列事件如何撕裂了爱尔兰，迫使成千上万人重新思考自己应当向谁效忠。凯斯门特加入了支持本土自治的爱尔兰志愿军，与卡森率领的阿尔斯特志愿军对抗。非洲与南美的经历使他养成了坚定批判帝国主义的立场。仅仅是这一点就已经很不一般了。更不一般的是，他开始有意识地将英国对于爱尔兰的不义统治与英国在非洲、埃及以及印度的统治联系了起来。他认为爱尔兰人就是“欧洲的白人奴隶种族”。1914年凯斯门特来到美国，打算为了在爱尔兰发动叛乱向芬尼亚兄弟会集资，但是战争开始之后他转而认为爱尔兰只有在德国的帮助下才能获得自由。正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于是他赶紧返回欧洲直奔柏林。1914年11月他说服了德皇的手下宣布：“在任何情况下德国都不会以征服土地或者颠覆当地任何机构为目的入侵爱尔兰。假如有朝一日这场并非由德国掀起的伟大战争的运势使得德国军队踏上了爱尔兰的海岸，那么他们肯定不是一支意在劫掠的侵略军，而是由一个心怀善意的政府派遣的援军。”

这番表态对于凯斯门特来说非常重要，因为他相信德国人必然会取胜，因此爱尔兰的未来将要由德国人来决定。在都柏林，爱尔兰共和兄弟会的领袖们在战争刚刚开始没几天的时候就认定，最有胜算的作法就是在德国帮助下看准时机发动起义。他们已经渗透了爱尔兰志愿军以及其他多个团体，并且正在计划一场血腥的叛乱。这样做最起码也能迫使英军从法国前线分兵后撤，从而加速他们的失败。他们很快就通过瑞士联系上了柏林。与此同时，凯斯门特试图在德国招兵买马。他希望被俘的爱尔兰军团的成员——所有这些人都自愿为英国作战——加入所谓的爱尔兰旅。十几年前的布尔战争期间，曾经有三百多名爱尔兰武装人员顶着这个名号与布尔人并肩对抗英军。不过很多爱尔兰战俘都对他的提议嗤之以鼻。例如在林贝格战俘营括弧他就遭到了战俘们的殴打与推搡，还有人质问他收了德国人多少钱。在几千名爱尔兰战俘当中只有几百人愿意穿上铁灰色外套，佩戴上竖琴与三叶草组成的徽章，从而象征性地支持他一下。就连德国人也不太喜欢他那强烈的反殖民立场。毫不气馁的凯斯门特坚持要与德国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面谈，后者允诺支援他十万支步枪，派出一批德国军官与士兵作为援军，并且提供弹药。问题在于起义究竟要在什么时候发动。身在柏林的凯斯门特丝毫不知道爱尔兰共和兄弟会正在酝酿怎样的阴谋：他们已经决定要在1916年复活节宣布共和国成立。

不久前刚刚与社会主义领袖詹姆斯.康纳利（2）联手的爱尔兰共和兄弟会早已裹挟了一大批中间派爱尔兰志愿军参加起义。凯斯门特发现这一点时已经为时已晚了。尽管德国人一直在热切地观望着战前爱尔兰的局势，但是德军高层却并不相信起义的胜算有多么高。当时住在柏林萨索尼亚酒店的凯斯门特向自己的德方联络人格奥尔.冯.威德尔伯爵寄出了一封又一封言辞越发焦灼的信件，在信中坚称如果没有正规部队支援以及足够火力，任何起义都必然失败。他很快就意识到自己落入了陷阱。德国人只肯提供两万支步枪以及仅够支撑一两天激烈交火的弹药。如果凯斯门特同意接受，他将会回到爱尔兰参与一场灾难；如果他抽身而退，就会被人视为懦夫。他这样写道：“我不认为任何人曾经陷入比我现在更加难堪的局面，无论我做什么都必然是错的……身为一名爱尔兰民族主义者，我的本能是与我的同胞们同生共死，无论他们的计划如何鲁莽无谋。”于是他搭乘一艘德国潜艇，带上几个同伴回到了爱尔兰。与此同时一艘伪装成挪威船只的德国货轮装载着两万支步枪以及几挺机关枪也驶向了爱尔兰，但是英国海军部的译电员破译了相关电报，于是这艘货轮就在半途中被击沉了。通过德国经由梵蒂冈发布的信息以及一位曾经庇护过凯斯门特的神父的证词，很显然他返回爱尔兰的目的是阻止起义而不是领导起义。他乘坐一艘橡皮艇在特拉利湾登陆，还没来得及尽情欣赏“报春花与野紫罗兰的馨香以及回荡在空气中的云雀歌声”就被捕了，口袋里还装着从德国火车站前往潜艇基地的车票票根。他立刻就遭到叛国与蓄意破坏指控并被押赴伦敦。

曾经暂时收留过凯斯门特的莱恩神父很有责任心地警告各位起义领袖德国不会派兵相助，但他们还是决定照常举事。他们当中至少有些人看问题的角度与凯斯门特不一样，这些人都很勇敢，但同时也很狂热。其中数量众多的人们都与英格兰或者苏格兰有联系。比方说詹姆斯.康纳利就是由一对爱尔兰夫妇在爱丁堡生下来的，曾经在爱丁堡某晚报社工作过，后来加入了英军。二十八九岁的时候他返回了苏格兰，后来又来到都柏林定居。爱尔兰共和兄弟会的主导人物之一汤姆.克拉克（3）是一位英军中士的儿子，曾经因为试图炸毁伦敦桥而被捕入狱，后来在都柏林售卖烟草为生。日后的爱尔兰总统埃蒙.德.瓦莱拉生在美国，母亲是爱尔兰人，父亲是古巴人。两岁时他来到爱尔兰并在此上学，后来成为一名教师以及凯尔特文化复兴的积极拥护者。曾经前往德国筹措军火并且设计了起义计划的约瑟夫.普朗克特（4）生长在爱尔兰，也在爱尔兰接受了教育，不过后来又在兰开夏郡斯托尼赫斯特学院的军官训练团里接受了军事训练。宣读起义宣言的帕特里克.皮尔斯（5）的父亲是一位英格兰人，具体来说是一位伯明翰的石匠。他同样通过爱尔兰文化与语言养成了民族主义立场，还成立了一所双语教学学校。他的民族主义观念颇为病态地聚焦在了舍生取义这一点上。战争开始之后他大声呼吁为了爱国而流血。“做下这桩事情对全世界都有益处。大地的古老心脏正需要从战场上榨取的红酒来温润一下，上帝还从未接受过如此丰盛的供奉。”

这番话完全是在歌颂血祭。有些驻扎法国的年轻英国士兵留下过更凶狠的诗作，相比起来与这番话也没什么太大区别。IRB的人们早就清楚，就算招募上一堆挡枪的靶子打头阵，他们也照样没多大胜算。起义要想成功，必须要有大炮、足量机枪以及德军支援——凯斯门特估计至少需要两万五千名援军。更糟糕的是，由于起义需要大量人手，因此爱尔兰志愿军的官方领袖们不批准这次起义，全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组织已经被IRB渗透到了何等地步。结果预定的起义人员接到了一系列相互矛盾的命令，以至于只有1600余人真正参与起事，而且绝大部分作战都发生在都柏林市中心。起义军的成员包括IRB的知识分子，训练有素但是装备不足的爱尔兰志愿军成员，还有几百名来自康纳利手下的公民军的都柏林工人。只要英军大部队开过来，这帮人基本上就失去了占据预定目标建筑的指望，包括邮局、法院以及饼干工厂等等。一场原本打算直捣帝国核心的严肃起义在开始后不久就遭到了手忙脚乱的重新定义，起义目的也从谋取实效变成了摆足姿态。或许通过宣布共和国成立以及在战场上捐躯，起义者们能够改变爱尔兰的政治局势，使其在战争结束后不可避免地从英国独立出来。

如果英国方面应对得当，那么就连这一点愿景也要落空。遭到破译的德军密电码已经预先警告了英国政府复活节将要发生事变。因此人们很有理由认为英国当局肯定会率先出手将起义扼杀在发动之前。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令后人瞠目结舌的是，尽管英国政府掌握了爱尔兰志愿军秘密操练的证据，尽管英国军方截获了德军密电，尽管凯斯门特遭到了逮捕，但是起义军还是顺利占领了目标建筑，因为这些建筑根本无人把守。都柏林仅仅驻扎了1200名英军而且全都不在市中心。后人或许会认为早已在法国前线吃过苦头的英军肯定能发动有效反击，但是他们就连这一点都没做到。英军士兵依然会不管不顾地冲向沙包堆砌而成的工事并且迅速被击倒。在一场交火当中十二个爱尔兰士兵足足杀伤了几十名英军士兵。英军的炮火支援根本就是乱打一气，以至于前线英军还以为这些是爱尔兰人的火炮并且向炮位开枪射击。皮尔斯宣布共和国成立之后，负伤卧床的康纳利就命人用担架抬着自己在前线各地巡回露面鼓舞士气。但是等到英军增援赶到，英军炮火开始轰击位于邮政总局的起义指挥部之后，起义的结局也就近在眼前了。1916年4月29日，起义发动仅仅五天之后皮尔斯就命令全体义军缴械投降。英国方面死了132名士兵与警察，爱尔兰方面死了64名作战人员与250名平民。

甚至直到这一阶段起义规模依然很小，影响范围也得到了遏制，看上去根本不可能像起义领袖预想的那样点燃爱尔兰独立的导火索。与1600人的起义军相比，1916年志愿在弗兰德斯为大英帝国作战的爱尔兰人足有十五万。此外爱尔兰的主流民意肯定也并不倾向于共和派。报纸基本上不说他们的好话，他们的公众演讲总会引来一片倒彩。前文中我们大略介绍了几位共和派领袖，接下来我们也应该看看反对他们的政敌。比方说英国最有才华的画家之一威廉.奥宾。此人长着一条特别长的下嘴唇，平时总爱摆造型。1914年他已经成为了一名深受欢迎的肖像画家，他日后的模特包括丘吉尔，黑格元帅，法军统帅福煦，以及一大批富有的贵族。但他也是个爱尔兰人，十二岁那年就进入了都柏林艺术学院进修。他曾经为爱尔兰本土自治运动的多名领袖画过画像并为其提供支持，1913年民族主义者们向霍斯偷运枪支的时候他曾在现场观望，他支持过詹姆斯.拉金领导的都柏林公交罢工。奥宾的一位模特名叫格蕾丝.基福德（6），她本人也是一位美丽的爱尔兰画家。在奥宾看来她就代表了“青春爱尔兰”的形象。日后她会在复活节起义领袖之一遭受处决的前一天晚上嫁给他，她本人也会坐牢。一战开始之后，奥宾就像很多其他人一样也陷入了矛盾。日后将会在共和国声名显赫的另一位爱尔兰画家肖恩.基廷恳求奥宾离开伦敦回到爱尔兰，并且对他说：“把这一切都抛下吧，你反正也不信。”奥宾回答道：“求你了，我的一切都是英格兰给我的……英格兰人赏识了我，让我有了钱。现在他们要打仗，我必须参与进来。我不会上阵打仗的，但我会提供其他一切力所能及的帮助。”于是接下来的一切也就顺理成章了，基廷悲哀地写道：“可怕的堑壕战，榆木脑袋的将军们，政坛恶棍，有钱的美国人，以及最终的结局（对于奥宾来说）：一天两瓶威士忌，失忆症，以及五十二岁就一命归天。”

这番话有意忽略了以下事实：奥宾是同盟国方面最优秀的战争艺术家。他用极为高超的技法表现了堑壕战的可怖场景。与现代主义以及立体主义同行们创作的更加出名的战场画作相比，这些画风传统守旧的作品远远更加令观者坐立不安。在奥宾的画作当中，观众们能看到德军士兵发黄的尸体，遭受强奸之后陷入疯狂的女性，因为军装被炮弹冲击波炸掉而赤身露体站在黑暗当中的士兵，以及阳光下的一切伤害与恐怖。战争结束时奥宾对于政客们已经丝毫不抱幻想了，将他们一概贬斥为“礼服老爷们”。但是同时他又受命为凡尔赛条约签订现场留下了一份官方记录，将战胜国领袖全都画了下来。他的作品气势惊人，庄严肃穆，但是在恢宏宽敞的镜厅里各国领导人的身形却小的可怜。这绝不是因为画家搞错了透视比例，而是有意为之的艺术效果。按照奥宾自己的说法，签约现场丝毫谈不上尊严二字，“人们相互说笑打趣……‘礼服老爷们’打赢了战争！‘礼服老爷们’带来了和平！军队被遗忘了。有些士兵在死后被遗忘，有些士兵在肢体残缺之后被遗忘，还有些士兵虽然还活着并且身体健全——但是已经被遗忘了。”讲述战争真相的伟大艺术家当然不仅只有奥宾一个人（他的朋友威廉.尼克尔森（7）也为加拿大总参谋部成员创作了一幅几乎同样凶残的集体肖像画，将战场废墟的大幅照片当成了画面背景。约翰.辛格尓.萨金特的《毒气战》令人胆寒地描绘了一列被毒气致盲的伤兵蹒跚走过满目疮痍的战场。斯坦利.斯宾塞对于战地医院的描绘更是栩栩如生，体现了他本人的最高水平。）但是假如奥宾当初并不认为自己有责任呆在英国记录战争，那么我们今天对于一战的理解肯定会额外隔着一层。从这一点上来说我们都欠了他一份厚重的人情。此外他也绝不是唯一一个在战争期间选择留在英国的爱尔兰人。在叶芝的诗作当中永垂不朽的“爱尔兰飞行员”罗伯特.格里高利上校也是奥宾的校友。至于在两军交兵的战场上，阿尔斯特志愿军、天主教民族主义者以及库拉富营地的“叛军”们也都是同生共死的战友。

但是所有这一切都被英国当局的愚蠢糟蹋了。他们忽视了一开始的情报，接下来又没能迅速阻止起义，不过他们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还是打击扩大化。新芬党并没有参与起义，但是所有“危险的新芬党”都被军警围捕了起来——总计超过3500名男女遭到了逮捕——至于众多确实参与了起义的人们更是受到了军事法庭的叛国罪审判。共有九十人被判处死刑，其中十五人确实遭到了枪决，除一人以外全都死在了阴森的凯勒梅堡监狱。身负重伤的康纳利在刑场上站都站不住，刽子手只能将他绑在椅子上。普朗克特则在临刑前一天晚上娶了奥宾心中的女神。他们都在监狱的采石场上遭受了秘密处决，这一行刑地点为惨剧本身平添了一层恐惧与可怖的氛围。英格兰的主教与议员们，美国的芬尼亚兄弟会会员们以及梵蒂冈方面都感受到了这份恐怖。用一名主教的话来说，起义者的鲜血从监狱的牢门门缝里渗了出来。另外还有1500人遭到关押，扣留这些人的营地后来成为了爱尔兰革命的温床。这些毫无意义的杀戮彻底扭转了爱尔兰的民心所向。原本很可能会被视为跳梁小丑的失败者如今成了舍生取义的烈士。并未参与起义的新芬党将会自我改造成为争取爱尔兰全面独立的核心党派，并且在战争结束后收获大量选票。

至于凯斯门特呢？他的审判远不像当局所期望那样的顺利。身为一名英国公民他显然是当了叛徒，而且他也承认了自己的所作所为。此时他已经丧失了对于德国的信心，认为德国人都是“一帮蠢货”，早晚必然战败。一般来说《叛国法案》并不能用来审判在德国犯下的罪行，但是当局特意重新诠释了法条用来围堵凯斯门特——后来有人说他“吊死在了一个逗号上面”。社会上掀起了为凯斯门特求情的运动，运动发起人包括柯南.道尔、阿诺德.本涅特，G.K.切斯特顿以及高尔斯华绥。萧伯纳给主审法官写了亲笔求情信，叶芝的求情信寄到了阿斯奎斯手里。还记得当年的刚果反暴政运动的坎特伯雷大主教专程拜访了内务大臣。至于康拉德呢？他对凯斯门特的所作所为表现了一个爱国者理应流露出来的厌恶情绪。他告诉一名美国律师，自己最后一次见到凯斯门特的时候“他看上去比平时更加消瘦，他的眼睛似乎陷进了脑袋内部……他是个很好的旅伴，但是还在非洲我就觉得他这个人——怎么说呢——根本没长脑子。我并不是说他很蠢，我是说他只知道感情用事。”将这番话与他当初写给凯斯门特的信件对照一下，康拉德此时的态度未免有些不厚道，话说得不好听一点就是被通匪的罪名吓怂了。与此同时凯斯门特逃脱绞刑架的希望也遭到了扼杀。一批他本人手迹的照片使得伦敦各地的俱乐部、议会以及各大报社都陷入了极度震惊与窃窃私语当中。警方搜查了凯斯门特在战前租下的位于伊伯里街的住宅，并且发现了他的日记。

凯斯门特是一名男同。其他秘密遭到泄露的男同的下场——要么声名扫地，要么干脆自杀——一直令他惴惴不安。除了给别人看的日记之外，他似乎还保留了一本“黑皮日记”，其中列举并描述了自己的若干位性伙伴。这本日记落入了英国特勤部门的手里。内务部随即开始深挖黑材料，阿斯奎斯看到了日记原件，大主教也得知了日记的存在，美国大使也知道了，报社主编更是得到了通报。凯斯门特的支持者们相互使了使眼色，纷纷安静下来。从那以后一直有人在争论这些日记是不是用来抹黑凯斯门特的赝品，但最近的研究认为这些日记的确出自凯斯门特本人之手。凯斯门特大概并不知道牢门外面发生了什么，但他的结局的确非常讽刺。这个人毕生当中一直在为其他人的苦难境遇奔走呼号，但他自己的手迹却出卖了他。他向上院提出上诉，上诉必须得到检察总长的批准——时任检察总长的F.E.史密斯（8）此前全力支持过橙衣会叛乱。但是上诉没能拯救他的性命，他最终还是走上了绞架。绞刑师后来评论道，“在所有经由我手打发上路的可怜鬼当中，他算得上是最勇敢的一个。”

但是在临死之前，凯斯门特在被告席上进行了一场慷慨激昂的演讲。他否认英格兰法庭有权审判自己，并且希望阿尔斯特与爱尔兰剩余地区能够取得和解。然后他又斩钉截铁地主张每一个人都有自治的权利。这段发言至今听起来依然令人心有戚戚。

“我们的罪行只有一条，那就是我们热爱爱尔兰胜过珍视自己的性命。假如我们因此就要被当成罪犯与凶手，遭到枪决与监禁，那么任何自治政府的倡议都毫无可取之处，无非是扔给我们这些勇敢者的施舍。自治是我们的天赋权利，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本能，就像生存权一样——就像触摸阳光、轻嗅花香、热爱人类的权利一样——既非来自他人的施舍也不能遭到他人的剥夺……就算是野蛮人的部落如果遭遇了我们现在的处境也肯定会奋起反抗。如果我连反抗的权利都没有，那我宁肯奋战而死也不愿苟且偷生。”

这番话虽然有些过于亢奋，但是确实在未来的岁月里得到了一次又一次应和，无数英国帝国主义的敌人们都受到了这番话的激励。威尔弗里德.斯科恩.布伦特认为这段陈词“超越了普鲁塔克的水平”。年轻而又敏感的伦敦见习律师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则认为这段话“极其雄辩且打动人心”。多年之后他将会领导另一块远远更大的帝国疆土实现独立。凯斯门特的遗体埋葬在了本顿维尔监狱，墓穴里填满了生石灰。1965年，他的遗体被运回了爱尔兰。爱尔兰方面为他举行了盛大的葬礼，年迈的德.瓦莱拉也出席了葬礼。英国政府夺去了凯斯门特的性命，却极大地助长了他的事业，使其越烧越旺，日渐沸腾，最终逼近了内战的边缘。

（1）https://en.wikipedia.org/wiki/E._D._Morel

（2）https://en.wikipedia.org/wiki/James_Connolly

（3）https://en.wikipedia.org/wiki/Tom_Clarke_(Irish_republican)

（4）https://en.wikipedia.org/wiki/Joseph_Plunkett

（5）https://en.wikipedia.org/wiki/Patrick_Pearse

（6）https://en.wikipedia.org/wiki/Grace_Gifford

（7）https://en.wikipedia.org/wiki/William_Nicholson_(artist)

（8）https://en.wikipedia.org/wiki/F._E._Smith,_1st_Earl_of_Birkenhe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