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整理】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一） -- 道可道

杨振宁

（五）在普林斯顿的日子

1949年春，27岁的杨振宁请费米和特勒向奥本海默推荐他前往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1947年4月，奥本海默就任所长）进行博士后研究。获得研究所的邀请后，费米建议杨振宁在那里不要呆得太长，因为费米觉得那里所研究的物理过于抽象了。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杨振宁当时很为几个月前搬到上海的家人担心，但在他打电报询问后的第二天就收到家里人的回复，说一切安好，这也给了身在美国的杨振宁继续和留在大陆的家人联系的信心。

1949年秋，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的吴大猷找到杨振宁并告诉他，胡适来了纽约，要找他谈谈。胡适也是安徽人，跟杨武之私交甚厚。当时，杨振宁并不知道这位前辈是什么缘故要见他，便跑去纽约拜见胡适。见了面，胡适十分客气，说了些称赞杨振宁学业的话，然后说他出国前曾看见过杨振宁父亲杨武之，杨武之托他关照杨振宁找女朋友的事。 接下来胡适还极风趣地幽默了一句：“你们这一辈比我们能干多了，哪里用得着我来帮忙！” 当然，想到杨武之27岁都有了杨振宁这个儿子时，我们也可以理解杨老先生的顾虑了。

冥冥之中如胡适所言，几个月后，1949年圣诞节的一天，杨振宁和同事路廷格(Joaquin M. Luttinger)在距高等研究所3公里左右的“茶园”（Tea Garden Restaurant, on Witherspoon Street）中餐厅吃饭，在那里，巧遇了4年前在昆明教书时班上的那个小姑娘。

杜致礼当时在纽约市布朗克斯(Bronx)区的圣文森特山女子学院(College of Mount St. Vincent，1974年改为男女共收) 读英国文学。本来两年前，当18岁的杜致礼想去美国留学时，宋美龄为她安排到了自己在美国的母校，位于马萨诸塞州的韦斯利女子学院（Wellesley College）求学，但是，1949年1月，她的父亲，国民党陆军中将杜聿明在淮海战役中被俘，被送进了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改造，失去了家庭主要的经济来源，杜致礼也只好转入不需学费的圣文森特山女子学院继续求学。

他乡遇故人，父命挂心中。杨振宁对杜致礼展开了热烈的追求。他每个周末都要从普林斯顿赶到纽约去和杜致礼约会；在这样强大的攻势下，杜致礼的芳心终被俘获。8个月后，两人于1950年8月26日在普林斯顿结婚。之前不久，胡适接任高等研究所属下的葛斯德东方图书馆馆长（Curator of the Gest Oriental Library at Princeton）。杨振宁结婚后，胡适曾多次到杨振宁家作客。第一次来时，他对杨振宁打趣道：“果然不出我所料，你找到了这样漂亮能干的太太。”

1950年1月5日，在一封杨振宁写给费米的信里，他写道：“又及，我最近收到我父亲的来信，他强烈建议我不要回中国。因此，我想明年秋天回芝加哥，你认为我是否应该立即给艾利逊博士写信呢？” （P. S. I recently got some letters from my father. He strongly discourages me to go back to China. So I think I would want to be back at Chicago next fall. Do you think I should write immediately to Dr. Allison? ）费米于1月12日回信给杨，写道：“得知你打算明年回到芝加哥，我十分高兴。尽管我知道，也许这对你来说有点让人失望。一段时间以前，我们就已经开始为你在这里找一个适当的职位而开始运作起来。虽然现在还没有一个准信，但艾利逊告诉我他对此很有信心。你并不需要给他写信了，因为我已经告诉他你的来信。”（I was glad to hear that you now plan to come back to Chicago next year although I realize that this may be for you a disappointment. Already some time ago we have set in motion a machinery to get a proper appointment for you and although no final word has yet been obtained from the administration, Allison tells me that he is very optimistic as to the outcome. There is no need for you to write to Allison because I have already informed him of what you wrote to me.）

到达高等研究所半年后的1950年春，杨振宁被推选为“五年研究员”（Five-year membership，在怀斯（Abraham Pais, 1945年获得的同样的职位）为奥本海默写的传记中（J. Robert Oppenheimer: A Life），"推选"的原文是“Voted”）。两年后，在1952年的评审中，数学学院（杨振宁所属的学院）记录到，杨振宁可能会被提升为正教授。与他1950年同时被推选为五年研究员的布拉切克（Georg Placzek) 却被评审为“不会被提升，除非有新情况发生”。 同年，李政道获得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前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担任一年的讲师（Lecturer, 与杨振宁在芝大的Instructor职位类似。）1951年秋，李政道来到高等研究所，开始了为期两年的博士后研究。从那时起，杨振宁和李政道的合作正式展开。

婚后一年，1951年6月，杨振宁的大儿子杨光诺（名字由杨武之所起）出世，次子杨光宇生于1958年，女儿杨又礼生于1961年。1955年，杨振宁结束了五年研究员的时期，成为高等研究所的终身研究员（Permanent Member）。 而布拉切克没有获得提升，他离开了高等研究所前往瑞士，随后去世，怀斯猜想是自杀。一年后，34岁的杨振宁成为高等研究所数学学院的五名正教授之一。1960年，已经是哥大正教授的李政道回到高等研究所任正教授。他们两个和戴森（Freeman J. Dyson）、怀斯并称为高等研究所里的“四个火枪手”（four musketeers）。

1952年，杨振宁和李政道合作发表了两篇文章：

Statistical Theory of Equations of State and Phase Transitions. I. Theory of Condensation. The Physical Review 87, 404. C.N.Yang and T.D.Lee

Statistical Theory of Equations of State and Phase Transitions. II. Lattice Gas and Ising Model. The Physical Review 87, 410. T.D.Lee and C.N.Yang。

（请注意两篇文章的作者署名顺序，与一般作者以姓的字母顺序来排列的方式不同。）文章发表后的1952年下半年，73岁的爱因斯坦让他的助手考夫曼女士（Bruria Kaufman）把杨振宁和李政道请到他的办公室去讨论。近距离接触自己的偶像之一，让杨振宁感到紧张和拘束（当然，小杨也曾经说过自己的这位偶像是“老糊涂”哈，见前文“西南联大的岁月”）。

1952年冬，杨振宁收到位于纽约长岛（Long Island)的布鲁克黑文国家实验室（Brookhaven National Laboratory）为期一年(1953-1954)的学术邀请。1953年夏，他携妻儿搬往长岛，当年冬天的一个周日，他和妻儿开车沿着长岛北岸来到了一个小镇，他们很喜欢那里购物中心附近的氛围，回家后，他们在地图上查到了小镇的名字——石溪（Stony Brook）。

1954年在布鲁克黑文时，和杨振宁同一个办公室的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研究生米尔斯(Robert L. Mills)，杨振宁和他合作发表了两篇文章，提出了著名的杨-米尔斯理论--Yang-Mills theory（尽管当时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它的重要性），

Isotopic Spin Conservation and a Generalized Gauge Invariance. The Physical Review 95,631 C.N.Yang and R.L.Mills

Conservation of Isotopic Spin and Isotopic Gauge Invariance. The Physical Review 96, 191 C.N.Yang and R.L.Mills

（请注意署名的时候也是杨振宁在前。）

1954年2月，奥本海默邀请杨振宁回普林斯顿做个学术报告，杨振宁就讨论了这两篇文章的内容（当时还未发表）。报告刚开始不久，泡利就对一个粒子的质量大小发问，杨振宁以还不知道作答，不久泡利再次问了同样的问题，这次杨振宁解释了一下这是个复杂的问题，他们还没有确定的结论。泡利尖锐的回复到：“这不是一个可以接受的借口（That is not sufficient excuse.）。” 杨振宁被窘得缓缓地坐了下来，在尴尬的沉默中，终于奥本海默发话了：“我们应该让振宁继续下去（We should let Frank proceed.）。当然，第二天，泡利写给了杨振宁一个便条：“我很遗憾，你的反应让我无法在你的报告结束后与你交谈了（I regret that you made it almost impossible for me to talk with you after the seminar. 诸位，牛人即使想和你交流，也不会直说，往往是会以令你下不来台的方式表达的。）。” 当杨振宁收到条子后去找泡利时，泡利告诉他应该去查看一篇薛定谔（Erwin Schr?dinger）的文章。两个月后，就奥本海默原有的可以接触涉及国家安全研究的权利是否应该被取消而举行了听证会，杨振宁的博士论文导师特勒，作出了赞同取消的证词，从而被整个美国物理学界所不容。）。

1954年下半年，杨振宁夫妇准备在普林斯顿附近一处新开发的地段买房子并付了几百美金的定金。但是几个星期后，房产开发商告知他们，他不得不退还他们的定金，因为杨振宁的中国背景有可能影响到那一地段房子的销售（某按：白人不愿意和中国人做邻居，即使你是普林斯顿大学的终身教授）。尽管愤怒的杨振宁夫妇想到了起诉开发商，但是，他们找到一个律师以后，律师却建议他们算了，因为他觉得胜算不大，这是中国人在美国受到歧视的表现之一。此时距离林肯（Abraham Lincoln）发表《解放奴隶宣言（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 ）》已有91年；距离美国国会推翻1882年通过的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已有11年；距小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 ）《我有一个梦想（I have a dream)》的演讲还有9年；距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还有10年。

杨振宁和米尔斯的两篇文章发表以后，引起了已经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李政道（1956年，30岁的李政道成为哥大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的注意；在中断了一年半以后，杨和李又开始合作起来。1956年10月，两人合作发表了那篇质疑宇称守恒的著名文章：

Question of Parity Conservation in Weak Interactions. The Physical Review 104, 254 (1956). T.D.Lee and C.N.Yang。怀斯在为奥本海默写的传记中对于这篇文章是这样评价的：“这篇文章的重大成就并不在于杨和李具有勇气去质疑一个毋庸置疑的概念——一旦发现有这种概念以后，对于理论物理学家们来说质疑它往往是理所当然且让人跃跃欲试的——而在于他们首先认识到，这个概念是能够被质疑的（The great achievement of this paper was not that Yang and Lee had the courage to question a sacred cow-sacred cows are obvious and tempting targets for theoretical physicists-but rather that they recognized that it could be questioned in the first place.）。

1953年，杜致礼的弟弟，杜聿明的大儿子杜致仁前往哈佛大学求学，所用为台湾银行贷款。1956年夏，眼看还有一年就要毕业，不知为何贷款却中断了，杜致仁急忙写信给母亲曹秀清，请求母亲筹措3000美元完成学业。曹秀清打报告给蒋介石求援，蒋介石批了1000美元，分两年支付。杜致仁接到500美元支票，大失所望，忍不住跑到普林斯顿姐姐家，抱着杜致礼的肩头大哭一场。姐夫杨振宁好言劝慰一番，答应尽快替他找点活干，自筹学费，天无绝人之路。当晚，杜致仁住在姐姐家附近的公寓，翌日全天却不曾露面。杜致礼忙于家务，无暇出门，杨振宁晚上回家，不见杜致仁，便慌忙赶去公寓。房门紧扣，唯有半扇窗户敞开，杨振宁翻窗进屋，只见杜致仁已经服用安眠药死在床上…… （这段轶事不知真假，且放在这里，某觉得为什么不问姐夫借钱呢？怀斯1945年当上五年研究员的年薪是6000美元，费米1945年在芝加哥大学的年薪是15,000美元， 1951年是20,000美元，以此类推，杨振宁的年薪在1956年成为正教授时也大约有10000美元吧？）。

1956年早春，30岁的李政道邀请当时同在哥大任教的44岁的吴健雄来做实验验证杨和李文章中提出的假设。吴健雄在此之前对贝塔衰减的实验验证已一举奠定了她在物理学界里心灵手巧的名声（杨振宁用了“传奇的，legendary”这个词来形容这个贝塔衰减实验。）。当时吴健雄虽然早在年初就已定好了和丈夫袁家骝（袁世凯的孙子，当时在布鲁克黑文实验室工作）去日内瓦参加会议的行程，但是她敏感地察觉到这个实验的可行性与理论上的重要性，当即就放弃参加那个会议而开始干起来。由于实验需要超低温的环境，她前往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国家标准局（National Bureau of Standards）进行合作实验。大半年后，在1956年圣诞节左右，她的实验结果验证了弱相互作用中宇称是不守恒的。随后，不同的实验室纷纷证实这一以前没有人花力气去验证而想当然的现象；物理界30年的观念被推翻，引起了学界强烈的震动。1957年1月15日，哥伦比亚大学为这项新的发现举行了一场记者招待会，第二天，《纽约时报》以头版报道了吴健雄的实验——“物理学上的根本概念被实验所推翻（Basic Concept in Physics Reported Upset in Tests）”。

1957年10月，距他们的文章、吴健雄等的验证文章发表不到一年后，诺贝尔物理学奖被授予了31岁的李政道和35岁的杨振宁。当时他们仍持有中华民国护照，从而成为首两个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蜚声海内外。继1953年7月27日板门店《朝鲜停战协定》签署之后，世界看待中国的眼光继续改变着。

杨振宁的岳母曹秀清在此之前就想来美国，但蒋介石先前下令不许杜聿明的妻子离台。直到这时，蒋介石这才批准曹秀清赴美。临行前，蒋介石、宋美龄约见曹秀清，让她规劝女婿来台工作（李政道家人已在台湾）。1958年曹秀清离台赴美，从此长居于美国的女儿女婿家。同年，由胡适敦促，吴大猷提名，杨振宁、李政道和吴健雄（袁家骝一年以后当选）被选为位于台湾的中央研究院第二届院士。

1962年年中，杨振宁和李政道合作了这篇文章：

Theory of Charged Vector Mesons Interacting with the Electromagnetic Field. The Physical Review 128, 885 (1962) T.D.Lee and C.N.Yang

这是他们合作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两个人从1951年起富有成果的合作完全终止。 杨振宁自己提到了获得诺贝尔奖后，随之而来的巨大荣誉与名声也引入了之前两人合作中所没有的因素，两人的关系越来越紧张起来（Our fame, unfortunately, introduced new elements into our relationship that were not there in earlier years…. but amidst slowly increasing strains）。1962年4月18日，杨振宁和李政道在李的办公室促膝长谈，两人都希望弥合他们之间的裂痕，但是于事无补。几个月后，40岁的杨振宁和36岁的李政道正式决裂。

1963年5月20日，杨振宁和杜致礼把曹秀清女士送上了纽约飞往日内瓦的飞机。一路辗转，曹秀清于6月3日，在北京见到了分别14年的丈夫杜聿明。曹秀清回国后，杨振宁为让岳父岳母安度晚年，特意买了一批美国最新的家电如电冰箱、空调、电动缝纫机和照相机等托运到北京，经周恩来指示，均得到特别关照，免税进口。

1964年春，42岁的杨振宁最终没有去台湾，也没有回到大陆，而是于来到美国19年之后，加入了美国国籍。当年年底，杨武之带着家人，手拉手沿深圳罗湖路轨桥，向香港走去，第4次去见自己的大儿子杨振宁。

1964年4月，奥本海默六十而耳顺，戴森，怀斯，斯特姆格兰（Bengt Str?mgren）和杨振宁决定偷偷为他特别出一期现代物理学综述。4月24日，奥本海默60岁生日后的第二天，在斯特姆格兰家为他举办了一个聚会，在聚会上，那本特别期刊当天从印刷厂直接送到了奥本海默的手上。戴森写到：“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激动得语不成句。他不能自持地说出了‘谢谢大家’后便坐下了（It was the first time I have ever seen him at a loss for a suitable speech. He just said ‘Thank you’ rather incoherently and sat down.）。”此时距奥本海默被诊断患有喉癌还有一年的时间。

1965年，尽管此时的奥本海默离研究所规定的65岁退休年龄还有一段时间，早就开始想要让年轻人来领导高等研究所的他就来询问杨振宁，征求由杨振宁来接替他当研究所所长的可能性。管理这个研究所并不是一个轻松的工作，由于高等研究所内的数学教授们对奥本海默的管理方式不是很感冒，经常与他争吵；到1960年的时候，教员会议上的气氛已经十分剑拔弩张了。杨振宁曾经对怀斯说：“教员会议上的气氛是如此的差，以至于我不是非去不可就尽量不去（The faculty meetings became so acrimonious, I was afraid to go unless I had to.）。” 之所以奥本海默在这个时候提出退休而不是更早些时候，是因为他不愿意他的退休被看作是因为所里数学教授们的压力而造成的。尽管杨振宁很支持奥本海默退休的决定，但是却婉拒了接任所长的建议，在给奥本海默的信中，他写道：“尽管我不知道是否能胜任所长的职位，但是我知道我不喜欢所长的生活（It is quite uncertain that I shall make a good director, while it is quite certain that I shall not enjoy the life of a director.）。”

1964年，纽约州在州内的大学里设立了十个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讲座教席（Albert Einstein Chair，涵盖自然与人文学科，每年的经费可以高达当时的十万美元。），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Stony Brook，1957年创立）的校长托尔（John S. Toll， 1952年普林斯顿物理学博士毕业）和物理系的系主任庞得（T. Alexander Pond, 1953年普林斯顿物理学博士毕业）邀请杨振宁就任石溪的爱因斯坦教授（年薪为$45,000，大约相当于现在的25万美元左右）。并且，请他就任即将成立的理论物理所（1999年更名为C. N. Yang Institute for Theoretical Physics）所长。1966年，44岁的杨振宁经过慎重考虑后，离开了他生活工作了17年的高等研究所，举家迁往石溪开始他的所长的生活。他写道：“……为建立一个新大学的挑战是让人激动的（…and the challenge to help build a new university is exciting.）。” 杨振宁在高等研究所时没有带一个博士研究生，在石溪大学期间，他带了少于10个的博士研究生。杨振宁所推崇的观点是：“我不是一个帝国的创始人（I am not an empire builder）。”，“我并没有太多好的课题能让学生来开展研究（did not have many good topics for students to work on.）。”他的博士研究生里，可能最有名的是赵午（Alexander Wu Chao），在加速器理论领域颇有建树，他从粒子物理转向加速器理论是在杨振宁的促使下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