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说几句杨振宁 -- 删ID走人

謝謝您寄下的《在台工作回憶》，是吾師三十年在台工作的總結，讀後感慨甚多。

一九六七年以來吾師在台不愉快的事，自書中多處可以看到。今日公諸于世也好。大公無私，直言不諱的精神是會受到有識者的敬仰的。

關于馬仕俊師的剪報我是第一次看到。

多年來知道吾師極關懷政道與我一九六二年決裂的事，因為我嚴格遵守「君子交惡，不出惡聲」的原則，始終沒有向吾師與吳太太談及詳情。今日簡要地談一下︰

I． 一九六二年以前與以後我一直不同任何人談李與我的關系，除了和我父母弟妹和兩位家庭朋友以外。這是我的原則。政道則四處亂講，說我與他在粒子方面的工作主要是他 帶領的，等等。我雖多次听到關于他這種胡說的謠言，並沒有改變自己的原則，直到一九七 九年。那年夏天我偶然看到李一九七0年的文章（翻印在李《Selected Papers》中），才了解到謠言並非全無根據，才了解到他背後怎樣在歪曲我和 他的關系。震驚之余我才決定寫出真象，這是一九八三年我的《Selected Papers》第30頁足注的背景。

II． 一九八三年以後我仍然避免談李和我的關系，可是政道卻繼續亂講。近年來他發

表了幾篇文章，包括︰ 在T. D. Lee《Selected Papers》（1987）中；在 《Thirty Years Since Parity Nonconservation》 中(Birkhauser 1988)。在這些文章中他主要講的是︰

（a）他和我的關系自一九四六年始即是平等合作的。

（b）關于Parity的文章(一九五六)主要是他起頭的。

關于（a）點︰一九四六至一九四九年我把他當弟弟待。我指點他學場論，學群論，學統計力學，還直接影響了他處世作人的方法與態度。以後我盡力幫他的career．他一九四九至一九五O年在Williams Bay與Chandrasekhar吵翻了，我介紹他去Berkley；次年他在Berkley 不快活，我介紹他來Institute，才開始了他在基本粒子方面的career; 一九六O年我力主請他做了Institute的教授。至于他的研究工作︰一九四八年底Rosenbluth和我在合作關于Meson Interaction的文章，那時李還沒有寫過任何一篇文章，只因為他時常來我的辦公室，所以我把他的名字加了上去。那是他生平第一篇文章，也是他一九五三年以前惟一的一篇粒子物理的文章。他今天竟說這篇文章是我們三人平等合作的。一九四八年以來我們長期合作的許多文章，不論是粒子方面或統計力學方面的，九O％是我起的頭，我作的主要突破，我執筆寫的文章，包括Parity文章在內。

關于（b）點︰Parity一文(一九五六年)的起源我已于我的《Selected Papers》第24至37頁有詳細的描述︰Parity文中的reference 7是Yang and Tiomno (1950年)的文章，是引入C與C' 十個Couplings之idea的來源。該一九五O年的文章，與我一九四八年Ph．D. 論文，與一九五四年Snow, Stermheimer and Yang的文章是一九五六年Parity文章的起源觀念的背景。即時大家都在討論； heta — ao 謎，可是只有我集此諸背景于一身，所以有了Parity Nonconservation in Weak Interactions的觀念。 （見我的《Selected Papers》 第24至37頁。）政道今日說Budde et al. 1956年（Schwartz 是主要合作者）的一文才是Parity idea始，是他（李）介紹給Schwartz的。（這是他六十生日會上他所打出的一張王牌。）如果此說 能成立，為什麼一九五六年我們的Parity文一字未提Schwartz? 為什麼一九五七年我的與李的Nobel Speeches都一字未提Schwartz?為什麼李的一九七O年 仍一字末提Schwartz?Ⅲ。政道和我的關系在我的《Selected Papers》第53至54頁有濃縮了的，感情豐富的描述，請吾師參考。大體講來我們的關系可分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一九四六至一九五一年）︰我是他的長兄，是他的老師。

第二階段（一九五一至一九五七年）︰我引導他進入統計力學與對稱原理的研究。在這段 時問內我們親如兄弟，合作無間。我知道他不願被別人認為是我的副手，所以「Keenly aware that he had to get out of my shadow. I bent over backward to attempt to help him in his career while maintaining strict public silence about the nature of the partnership.」(我的選集，第54頁。)

第二階段(一九五七至一九六二年)︰我們成了名以後，政道內心起了恐懼。他自知對

Parity工作貢獻很小，極怕世人會說他其實不應得諾貝爾獎。這種恐懼與他的強烈的競爭心 交織在一起，腐蝕了他的人品。下面一個例子是我永遠不會忘記的，顯示了我們的復雜心理︰

一九五七年去瑞典領獎前我們每人寫了一份短短的自傳（附上復本），這是獎金委員會循例要我們寫的。我們交換看了稿子。使我十分驚訝的是政道的稿子中完全沒有提到您和Fermi。我的直覺反應是我要告訴他這樣十分不妥、可是繼而一想，我了解到他沒有寫的原因︰ 他受到我的影響遠比他受到您或Fermi的影響為多，而他不能（is

incapable of）公開講出來我對他的影響。我知道這是他最敏感、最痛苦的地方，所以就沒有向他提了。

第四階段（一九六二年至今天）︰這階段里，為了保護他自己（?），為了蒙混世人（?）， 政道到處散布謠言，前面已經提到過了。Ⅳ。政道是一個極聰明的物理學家，吸收能力強，工作十分努力。可是洞察力(Insight) 與數學能力（Mathematical Power）略遜一籌，所以一九六二年以後文章雖寫得很多，沒有什麼特別重要的，沒有大影響。越是這樣，他的恐懼心病就越厲害，這是一個大

悲劇。

V。政道和我的合作，和我們的決裂，都是我一生的大事。我對政道有沒有做過不道德的事呢? 有沒有做過錯誤的事呢?關于前者︰沒有。絕對沒有。我們決裂以前，我雖然同我父親母親在歐洲見過三次，可是我從來沒有向他們提起政道和我的關系。決裂以後，于一九六二年秋我寫信給我父親向他交待政道和我決裂的情形時，只說政道和我的關系的發展很復雜，不是一時能講清楚的，可 是我可以向父親報告的是一九四六至一九六二年十六年間我從來沒有做過任何對不起政道的事。今天我可以向吾師報告的是一九六二年以來二十七年間我仍然保持了這個紀錄。

關于後者︰我做過大錯事︰如果一九五六年Parity文章我寫了以後，把作者簽為Yang and Lee，就不會發生後來的悲劇。

這封信會給您帶來不快甚至痛苦，請原諒。即問夏安

生振寧上

八九年七月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