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从二七惨案到土改迫害地主——正在被修改的记忆 -- 林风清逸

在湖北省作协主席方方女士的长篇小说《软埋》(参见《郭松民 | 地主阶级的仇恨与痛苦——评颠覆土改历史的小说《软埋》》)中，土改变成了一场阴森恐怖的灭门运动，似乎土改就是为了把地主不分青红皂白全部杀光。

　　小说里提到的四家地主，全被灭门。除了陆子樵家全家服毒自杀之外，方方还精心设计了另外三起灭门惨剧。其中，川东有两起，即大地主李盖五整个家族全部灭绝，丁子桃娘家胡如匀一家五口都被杀光;山西一起，即丁子桃后来的丈夫吴家名的爹娘姐姐爷爷奶奶全被杀害。这样，新解放区和老解放区就都被方方囊括在内，土改中地主被全家杀光的惨剧就似乎就这样被方方写成了普遍现象了。

　　在方方的笔下，土改中的屠杀毫无理性，不仅杀地主，而且杀自己的革命同志、土改干部，不仅有直截了当的处决，还有点天灯之类的酷刑——

　　胡黛云(即丁子桃，笔者上篇文章误为吴黛云，特此致歉)的哥哥胡凌云是在城里参加革命的大学生，他得知全家被斗争，便回家探望父母，于是就有了这样——方方创作的——全家被害的经过：

　　老魏回来了，说胡凌云吃过晚饭便叫了一个同学跟他一起往胡水荡赶。在离家二十多里路的山脚下，挨了冷枪。两个人都死了，对方没留活口。

　　最后离开的绣工过来报的信，说是黛云爹妈一听到儿子凌云在回家的路上被打死，就根本不想再活，……结果还是被拉出去开斗争会。谁也没想到，开着开着，就把他们拖出去枪毙了。

　　全家人都死了，但死法不一样：

　　前几天闻说她的二娘和她的嫂嫂都被点了“天灯”，惨叫了三天三夜，之后就不知去向。有人说她们被扔到乱岗上了，也有人说她们投了河。

　　大地主李盖五全家的被害经过不仅更为惨烈，而且匪夷所思：

　　我们老东家李盖五脑袋很灵光，清匪反霸的时候他是积极分子，听讲他后来还在万县当土改队长。他以为能躲过这一劫，结果硬是被农会叫回来参加斗争。县里保他，规定不准吊打不准枪毙。农会听县里的，但是恨他的人也多，就把他一家子关在庄园不准出来。不打你也不毙你，可是不给你吃的。这一条，县里没有规定。他们没得粮食吃，硬是活活饿死了，连两个娃娃都一起饿死了。

　　山西地主吴家被灭门的记叙比较简略，只有唯一幸存者吴家名的日记：

　　晴天霹雳!不想活了!前几天山脚下遇见小起，说是专门堵我的。他哭着告诉我爹娘姐姐还有爷爷奶奶俱已亡故。我不可以回家。回家必定是个死。爹断气前，最后一字是堵。　　

　　方方女士的过人之处在于，她不仅善于明写，更长于暗示，工于留白。在这几家被灭门的地主中，陆子樵是开明绅士，在抗日和解放战争等各个时期都帮助过共产党;胡凌云和李盖五都是革命干部，甚至本人都在参与、领导土改运动。读者自然会想：如果连他们都不能幸免于被灭门的命运，那么连这些政治资源也没有的一般地主还能逃的了吗？

　　为了坐实土改中胡乱屠杀是普遍现象，方方女士还在《软埋》中借当年土改干部之口说：

　　马老头说：“基层农民激情万丈，一下子失控了。工作组也都发了昏，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处理，结果跟着农民走，都失控了……大家开会，说这个人该杀，就杀了。或者是，土改组长听到反映，说某人很坏，该杀，也就决定杀了。”

　　这段话妙就妙在表面上似乎是在为屠杀辩解，但客观效果却是坐实了屠杀的“事实”，并且指出了屠杀之所以会出现的原因——农民“激情万丈”，工作组“都发了昏”，结果“都失控了”——既然如此还可能不出现屠杀么?

　　但“农民”和“工作组”都情有可原，那土改大屠杀的真正罪魁祸首是谁呢？方方女士故作神秘，做“不可说”状，但方方女士不说，并不等于读者不会联想——除了发起并领导土改的共产党，还能有谁？

　　方方女士把重用她担任省作协主席的共产党黑得足够惨。她的良苦用心和春秋笔法，令人不由得拍案叫绝，叹为观止！不拿诺贝尔文学奖，简直天理不容！

　　但是，土改真的是像方方女士暗示的那样，是一场毫无理性的屠杀运动、灭门运动吗？

　　当然不是!

　　土地改革所希望达到目标是多方面的，但从肉体上消灭地主阶级，却从来都不是土改的目标。

　　土改在经济方面的目标，是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创造前提，这一点我在上一篇文章里已经有详细论述，这里不赘。

　　土改在政治方面的目标，则是要让农民翻身得解放，建立自己的阶级意识和主体意识，以一种充满自豪感的心态投入到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建设中来，简单的屠杀地主，并不有利于实现这样的目标。

　　关于这一点，武汉学者老田在他评论《软埋》的文章有这样一段有趣的分析：

　　据老田访问湖北第一批土改试点——武汉市郊花山的老土改干部，据他们说：要是把地主打得鼻青脸肿，老百姓很快就觉得出气了，甚至还会有人转过来同情地主，这个就坏了事了;所以，当时开斗争会的第一个安排，就是让民兵严防老百姓冲上台来打人，目的就是让受冤屈的农民胸中憋着的那一口气始终不泄，在这个过程中间持续不断地引导农民去算剥削账和诉压迫之苦，让目不识丁的农民学会甄别阶级利益并觉醒政治意识，借以提高农民的觉悟和政治能动性。在此过程中间，要把坏地主作为教育道具来进行最大化地利用，准确地说，革命的设计之“坏”远远超过了方方的最高想象力。

　　在东北土改时担任过区委副书记、亲身参加过土改工作队的周立波，在他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和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中对此也有过精彩的再现。记得中学时代看电影时，有两点特别困惑：武装的土改工作队到了元茂屯，明明可以直接把恶霸地主韩老六抓起来毙掉，但却迟迟不动他，任由他暗中活动，只是到群众当中访贫问苦。中间有一次葛存壮(葛优的老爹)扮演的工作队员刘胜一时冲动把韩老六抓了起来，没有想到于洋扮演的工作队长萧祥却把刘胜批评了一通，又把韩老六给放了，“一根汗毛也没有动他”。为什么呢？萧队长说的很清楚：“群众还没有觉悟，还没有发动起来”。

　　这段周立波根据自己在土改中的亲身经历创作的情节，说明了一个问题：从肉体上消灭地主，甚至简单的平分土地，都不是最重要的目标，最重要的是农民主体意识、政治意识的觉醒，对地主的处置，必须建立在农村的文化领导权已经被夺过来、政治的大是大非被澄清的基础之上。而除了少数有血债的恶霸地主，大部分地主不仅活过了土改，甚至活到了改革开放。

　　曾任中南局秘书长的杜润生(当年领导了中南地区土地改革)回忆说：

　　“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改革，不讲政府恩赐，而是要推翻封建统治，树立农民群众在农村中的政治优势，提高农民阶级自觉性，发动阶级斗争，使群众自求解放，实现‘土地还家’。这就要求不同于旧时代的‘改朝换代’，不同于某几个皇帝君王用恩赐办法，‘均土地，抑豪强’，实行‘让步政策’。而是要粉碎旧的反动统治权，代之以人民政权，彻底推翻乡村的旧秩序，使上层和下层、中央和地方整合在一起，使中央政府获得巨大的组织动员能力，以及政令统一通行等诸多好处。”

　　1950年11月，西北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主任习仲勋，在一次题为《大力发动群众是做好土地改革工作的基本关键》的总结报告中则指出：

　　“通过土改，农民的阶级觉悟与政治觉悟大大提高，从各种封建思想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农民通过诉苦算帐、对比挖根、想过去、比现在、看将来、查敌人、追根源等自我教育的方式，认识了地主阶级的各种经济剥削与政治压迫，挖出了自己穷苦的根源，从而打破了封建的迷信命运观点，懂得了土地还家合理合法的道理，认识到国民党、蒋介石、美帝国主义的凶恶与无耻，增强了爱国主义思想。对共产党、毛主席、人民政府、人民解放军，表现了无限拥护与热爱，‘毛主席是我们的大救星！’‘永远跟着毛主席走！’等呼声到处都可听到，家家户户都挂上毛主席像。”

　　简单归纳一下，通过土地改革，农民在政治觉悟、阶级意识方面必须达到这样几点要求：

　　第一、搞清楚究竟是“谁养活谁？”要明白地主老财发家致富，靠的是剥削压迫，不劳而获。是贫雇农、佃户、长工养活了地主，而不是地主养活了农民；

　　第二、分浮财是物归原主，分土地是土地还家，是完全正义的；

　　第三、地主不仅应该被打倒，而且可以被打倒，农民要对自己组织起来的力量充满信心；

　　第四、对毛主席、共产党、解放军高度认同。认识到自己命运是和解放战争、新中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解放战争是自己的战争，新中国是自己的国家。

　　应该说，土地改革在启发农民觉悟方面，充分达到了这一的目标。几千年来始终是一盘散沙的农民，第一次作为一个阶级被良好的组织起来了。在解放战争中，参军、支前成为解放区农民的自觉行动。仅战争爆发之初1946年的头三个月，全解放区就有30万名翻身农民参加了人民解放军。为了支援前线，翻身农民踊跃交纳公粮，参加战勤，以各种方式投身于人民解放战争，他们用非常原始的运输工具——牛车、毛驴、扁担和背架，以至两手和双肩，保证了规模巨大的战争供给。单是战争最初的8个月中，冀鲁豫解放区就出动120万民工，用了3320万个工来支援前线。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山东解放区共动员58万人入伍。一般研究战史的人往往困惑于淮海战役中解放军何以能够用60万战胜蒋军80万，殊不知解放军的背后还有500万支前民工，这是一种泰山压顶般的绝对优势!

　　在发表《软埋》的2016年第2期《人民文学》卷首语中，编辑写了这样一段堪称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致辞：

　　“如果偏偏有人要从算旧账的角度来解读，那么应该提醒的是，长篇小说《软埋》的省思、追忆和寻访，无不基于现世安稳、父慈子孝的生活情境之上。”

　　老实说，这并不高明的欲盖弥彰反而证实了我关于《人民文学》发表《软埋》并非出于“纯文学”理由的判断。我想反问一句《人民文学》和方方女士：如果不是为了“算旧账”，为什么要把千百万农民获得解放的土改，描绘成一场毫无积极意义的大屠杀呢？

　　原发作者微信公众号“独立评论员郭松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