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同样是系统集成设计，为什么喷运十不喷C919？ -- 脊梁硬

伟人成功，不可能没有建树。

毛泽东在建国后，将很大一部分精力用于人事斗争，注重于解决人的问题。人的问题本身也是一个客观问题，但是人的问题易于偏向于过分主观。毛泽东在最后十几年做的事情，无论是整风还是文革，简单梳理脉络，都是将事情带入了主观领域。

邓小平在拨乱反正时，就准确地把握住了这个关键，将事情从主观领域重新带出来，重新归于一般的客观领域。让形而上的问题远离社会，让大部分人重新去接触形而下的问题。

简单说，就是从抓革命、促生产，转变成了抓生产、看革命。

从神变成人，这是邓取得重大优势、成为时代领袖、成为总设计师的根本大势。

具体在行动上，他做的所有事情，其实都以这个从主观到客观的变化为根本出发点。

具体做法上，邓小平的事情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对此网友讨论颇多，我也经常吐槽。问题就是问题，这都是不可回避、也无须美化的事情。可以说，邓小平时代做了很多事情，其中有很多事情，都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而收获不令人满意。我们要认识到，在当时的时代，不容易做得更好。

特别是我们要明白一点，像毛泽东那样强悍的人物，不是世代都能出现的——准确地说，不是每个时代走到领袖位置的人都像毛泽东那样强悍。

所以，我们可以说，当时有些事情，邓小平可以做得更好，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当时他确实没有做得更好。这也许是因为能力问题（那就毫无办法了），也许是因为态度问题（也许他能管但是他不当回事），也许是因为形势问题（他有能力管但是迫于形势不能去管因此作为代价主动放弃）。但是不论怎么讨论，总之就是，当时就是那样了。

总是将过去的历史当成错误，这并不是一个好的倾向。

过去的历史事件一定有错误、有不足，但是不要一直将历史当成错误，里面还是有合理性和正确性的。

在大的形势上，作为一个老人，邓小平在年事已高、精力明显已经不足的情况下做出了最正确的事情，就是只要能走上大方向，小事不管。

事实上，政治家永远不可能设想自己一个人取代整个官僚机关，永远要承认自己精力不足。政治家只有在制造形象的时候才要制造精力充沛的形象，但是实际做事的时候必须承认自己是精力不足的。

邓小平时代，确实在很多事情上做的不令人满意，反对声音很大，学潮是一个典型事件。但是邓小平在大的方向上做对了一件事，这是不能否定的。

现在谈毛泽东，有一个很严重的倾向就是过度强调主观能动性。或者说，忽略了客观发展规律。人和器都很重要，而且双方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单纯的片面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这也是一个错误，而且是严重的错误，是带有根本性质的重大错误。

很多讨论纠缠于细节。细节讨论很有必要，这样可以保证细节真实，避免对主要结论造成重大影响，避免出现硬伤被人抓小辫子。但是必须明白一点，就是不能脱离大的形势。

我认为上一次转型基本达到了目的。从主观为主的时代转型为客观为主的时代，这个转型是成功了的。

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进一步转型。

现代很多人在讨论毛泽东，这就告诉我们，时代希望实现社会理想。纯粹讲物质的社会不能满足人的需求，离开理想人和咸鱼是没有分别的。

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咸鱼，要追求更多的东西了。

毛泽东说邓小平内部有个钢铁公司，其实就是说他能下重手，其实就是说他能记取”慈不掌兵“的教训。五六十年代的大跃进也好，八十年代的一刀切也好，都证明了邓小平的决断之坚决。

邓小平为了将社会从神转变成人，让社会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自己其实也是有代价的。这是他做对了的事情。

他是不是有私心，是不是有别的什么想法，现在已经没有必要讨论了。因为他主动影响时代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他已经去世很久了，二十年了，现在的事情，是我们能够干预和影响的事情，不能继续沉浸在这过去的历史里面了。

具体的事情，有对有错，比如运十下马，现在来看是很可惜的事情，有错，甚至是严重的错。但是也有对，就是始终坚持了转型，彻底坚持了从意识形态对抗转型到经济建设的转型，运十下马这样的举措，其实也是符合了这一转型要求的。只是现在我们来看，这个代价是否有一点不必要，是否可以不支付这样的代价。我们的讨论，也应该围绕这个中心来讨论。有的人从飞机行业等狭小的视角来评述说运十下马不可惜，这种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租不如租不着的思想是毫无正确性可言的，没有讨论价值，对此必须要批判，要坚决踩死。但是不是所有支持运十下马的想法都有问题。

我原本也是反对运十下马的，现在我的看法是，下马很可惜，能不下就不下，还是想保，但是保不住也可以。那么我考虑到的是什么因素呢？就是中国当时整体决策，当时中国的整体决策就是不去争霸。而战略运输机，就是一个有能力对这一决策造成不利影响的细节性项目。所以我认为当时做出下马的决定，并非完全不能接受。

特别是，当我们对历史上王翦要买田宅、萧何强占民居等事件有所了解的话，我们就会注意到，80年代的有些坏事，未必真的是坏事。

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几十年之内，即便国家当年真的是这样想的，我想也很难公开承认这样设想过，因为这会为以后做出新的决策制造巨大的障碍。

当然，也许我想多了，当时的决策者，未必有这样深远的打算。

也许，之所以这些坏事能变成好事，关键就在于后来我们又纠正了邓小平以来的一些错误，将国家建设强大了，所以这些坏事都变成了好事。

所以关键是抓住机会，将重要的事情解决好。

就当前来说，我认为中心任务，就是解决文化自信的问题，解决国人对西方世界的盲目推崇。比如说我现在就接触到很多基督教传教事件，这些事情和以伊斯兰教为代表的宗教事件糅合在一起，让我感觉当今社会面临着极其艰巨的宗教问题。

宗教问题在人类文明史上已经存在几千年了，我们的时代所面临的问题，是不是要解决宗教问题呢？

马克思主义说，共产主义社会要实现物质的极大丰富。人工智能发展到一定阶段，需要直接投入到生产中的人力极大降低，人口需求也会极大降低，那么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就是：

当人们不在因为参与生产而接受客观社会的锻炼之后，如何解决人的思想问题，如何避免人的思想脱离实际。

随着智能化时代的到来，物质的极大丰富是可以预期的事情。但是精神的丰富和健康如何保证，就是一个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的问题。而在这个问题中间，宗教就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大问题。

我觉得有必要买几本书，看看宗教方面的历史和历史对策了。

至于说运十项目的问题以及80年代决策的问题，我认为这个话题适可而止就可以了。两句话说这两个事：运十下马，十分可惜，如有可能，保留最佳；80年代，有对有错，抓大放小，重在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