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随口扯几句 -- 种植园土

民主与集权南辕北辙，甚至武断一点说，集权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唯一方向。

民主体制的社会结构是自下而上的，权力和国家主权归于各地方豪强，权力来源于豪强的授权，授权多少，联邦政府就有多少权力。这些豪强在中国的类似叫法为豪强、藩镇、士族门阀、诸侯等，在欧美的叫法为财团、种植园主、庄园主、奴隶主等。

集权体制的社会结构是自上而下的，权力和国家主权归于从各豪强中经过你死我活的竞争脱颖而出一家独大的豪强，权力来源于掌握在豪强手中的军权，一旦军权旁落，就意味着改朝换代，新秩序重组，权力因此集中于中央一级，中央授权多少，下级各政府机构就有多少权力。

用现代公司比喻，民主体制就是一个众多股东（以财团和军权为资本）组成的一家股份制公司，而集权体制就是一个只有唯一股东（以军权为资本）的私企。

中国是人类社会的特例，或者叫人类社会发展演进历史的活化石。因为有独大的黄淮海农业区造就了独大的经济力量，使得中原政权可以轻易的统一东亚，又由于游牧与农耕交界处有燕山沙漠阻隔，有效的保护了农业文明不被游牧的军事优势所消灭。这两点，中国都是特例，中东与欧洲就不那么幸运了，要么地形破碎，各农业区相差无几，要么被游牧和蛮族不断灭国，来回耕地，社会无法正常进化。不过，对中国的统治者而言，随着中原政权的不断扩张，如何有效控制领兵在外的将领和各地的地方势力，一直困扰着中央政府，经过秦汉至宋1000多年自主状态下的自然进化和不断的制度探索与完善，拥兵在外的将领和地方势力被有效控制，中央集权体制确立。

中国的特殊就在于，外部压力值结合地理因素，加上内部人口众多，资源有限，使得竞争加剧，为了提高效率，增加竞争力，不得不将权力集中起来，三者叠加（外部压力，内部压力，地理四塞及农业区独大），使得其压力值处于中国可以抗衡的区间。

压力值过大，中国的农业文明就被灭亡了，这是中东和欧洲的悲剧，不断被游牧和蛮族灭亡，导致社会无法正常进化。

压力值过小，无法产生集权的需求，各诸侯豪强就各回各家各找各妈，搞分裂去了。

压力值介于集权与分裂之间，就会产生民主体制的需求，这就是美国13州成立大陆会议的来源，他们面临着英国这个共同的外部威胁，不得不团结起来。华盛顿率领的军队，其实是13州的私兵，各州出份子钱凑起来的。由于北美两洋相隔，资源极大丰富，导内部竞争烈度相比较低，内部不会产生集权的需求，而工业时代反而强调统一市场，强化了13州团结一起的意愿。即使这样，美国仍然爆发了南北战争，说到底就是，在英国这个共同的外部威胁解除之后，内部竞争加剧，南方种植园经济无法抗衡北方工业经济，想退出联邦，回家单干。结局是无悬念的，北方取胜。

而人类社会经过大航海、工业革命、全球化之后，人口大幅增长，世界主要资源被充分利用，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竞争烈度已经超过民主体制的压力值区间，正处于集权的压力值区间，集权的需要应运而生。

这里涉及到如何理解如今的美欧仍然是民主体制。原因很简单，欧洲的民主体制是美国强加的（法国除外），一是民主体制天然适合霸主控制别国，众建诸侯分其力，二是欧洲在文艺复兴之后，中央集权体制并不成熟，也不稳固，地方豪强势力仍然强大（与中国对照），也给美国移植民主体制提供了便利。而美国的民主体制，首先得益于早期的两洋阻隔，可以闷头发展自己，等到一战、二战之后，美国以极低的代价取得了世界霸权，他可以通过在全世界范围内掠夺资源和开发市场降低自己国内的竞争烈度，使得民主体制的压力值一直处于正常区间。一旦美国的霸权衰落，随后的美国如何演变就不清楚了，而欧洲大概率会走上向中国中央集权学习的路，因为欧洲目前的国防是由美国完全承担，保障的欧洲和平，一旦美国这个外部因素消失，欧洲各国为了利益极大化就会重启战争，政权为了生存，集权就是必须的。

因此，由“外部压力值、内部压力值、实力的制衡状态”三者，（结合此帖，民主体制的构成要件（实力与意愿））我总结为三大原则：实力均衡原则，竞争威胁原则，文化传统原则。

工业时代，地理因素的比重已经极大降低，甚至忽略不计。因此，均衡的实力原则主要看工业实力和经济力量。

在今天全球村的时代，正常情况下，外部压力值和内部压力值处于集权的需求区间，主要是人口和资源决定的。

剩下的就是文化传统。英美具有与生俱来的民主文化传统，而中国几千年都是集权传统。中国的体量又能恰好地抵挡外来力量的干预，导致自身传统不被打断，而能自由进化，因此，以三个原则衡量，中国只会越来越集权，而不是民主。

顺道说一说港澳台的民主现象。

港澳台是西方列强干预下的结果。尤其是港台（澳门没什么民主因素了），这是现代民主体制的两个鼻祖治下的殖民地，他们的民主是外来移植和强行干预的结果，加上两岸三地力量严重不对称，不具备任何现实的参考性。

香港的民主理念是经过港英100多年统治潜移默化的结果，台湾则是美国为了更好地控制台湾，极力扶植民进党，打压国民党，开启民主化的结果，参考西汉对诸侯的“众建诸侯分其力”和“推恩散势”的政策。

一旦这些外部力量消失，他们本身的实力无法抵抗大陆集权体制对他们的压迫与侵蚀，最后只能走入历史。而民主的最基本要件是彼此要有制衡的实力，否则，从哪里谈民主呢？现在香港的反弹很好的说明了这一点。两地对《基本法》的理解不同，大陆认为此法是授权法，有明确的上下级关系，是中央集权体制，香港人认为此法是分权法，大家平起平坐，是联邦体制。等到大陆开始要郡县香港时，香港才明白过来。台湾的统派，主流跟香港是一个路子，只有极少数的极端统派人物跟大陆一致，主要集中在两蒋时的左翼共党分子。